传播与全球话语权力转移

姬德强 张毓强

讨论人：

赵月枝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卓越访问教授

张毓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维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黄典林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张志华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姬德强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当前，伴随着政治经济和国际传播格局转型的是全球话语权力的转移和世界对于新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探索。后西方、后美国、多边主义和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等成为新形势下国际传播的替代性话语方案。在所有方案中，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更是赋予国际传播大变革新的想象空间和发展动能。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联合组织专家就“传播与全球话语权力转移”这一议题展开讨论。

话语权力转移的可能与趋向

姬德强：纵观冷战结束至今的国际传播历史，诸多话语曾占据学术讨论和政策论争的中心，从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观和全球主义，到逐渐超越单极格局走向多边主义的后西方、后真相、新世界主义，以及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话语权力发生了比较明显的，也是复杂多维的转移。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趋势，话语权力转移在哪些层面正在或即将发生？

赵月枝：“传播与全球话语权力转移”这一历史命题的主要意涵是：第一，21世纪初以来，全球权力从西方向世界其他地方转移的进程加快，这是源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体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体系产生碰撞、在20世纪形成强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在这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过程中，传播扮演着核心角色。第二，权力转移是一个动态辨证的历史过程，正在重构的国际传播秩序既有民主化的潜力，也有强化既存秩序的可能。第三，主流的权力转移的话语本身也需要被超越。权力转移的话语必然是多维立体的，而不是单一单线的。在话语转移或新话语体系的创造中，有太多需要打破的话语迷思，不破不立。

张毓强：于权力视野中观察传播与话语的关系，实际上更多要在历史维度上观察话语生产主体与传播主体主导性权力生成的过程，在不同文明的进化中寻找逻辑线索，并由此来判断其发展的趋势与方向。全球性话语权力与资本、语言、文化的全球化普及过程密切相关，与知识分类与知识生产的现代性话语密切相关，与各种文明形态下制度对于知识创新的支撑能力也密切相关。

王维佳：关于话语权力转移的论断，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分析。首先，不可急于为字面上的能指变化而欢呼，例如从文明等级到人权话语，脱离开历史看，有其政治内涵上的进步意义，但一旦嵌入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和具体外交场景，便可看出二者一脉相承的本质；其次，也不能简单从地缘和种族角度来看，例如，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殖民总以东亚文明为其正当性口号，但实质上与西方的殖民方式如出一辙。在这个意义上，东西方的区分本身也只是遮人耳目而已。当前我们面对的全球结构，并没有超出冷战晚期的大体框架，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所谓的“全球南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轨道，东亚的腾飞和非洲拉美的衰落都是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的结果，而不是其自身特性和偶然选择所决定的。因此，如果不对这种配置结构本身提出挑战，也就不可能超越原有的话语霸权，不可能让“全球南方”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声有实质政治意义。在这方面，我们要走的路还太长。

黄典林：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国际话语形态的变化是特定历史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在国际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关于国际秩序的各种学术和政策话语从来都是多元的，关键的差别在于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多元性的程度有所差异。一方面，国际话语格局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即便是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及其相应的二元话语体系争夺全球舆论空间的状态下，也出现了不结盟运动和西方左翼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冷战结束后，这种多元性更在多边主义的旗帜下出现了众声喧哗的态势，涌现出诸多新概念、新理论、新论述和新话语体系。在这种形势下，即便是传统西方主流国际话语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内部调适和变化，以应对发生变化了的内外部意识形态格局。另一方面，这些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价值系统、国家立场和特定地缘政治经济需求的话语体系之间的竞争关系对全球话语权力秩序产生了深刻的重构作用，新兴大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不断加大的资源投入正在一定程度上重写国际传播的版图。尽管国际传播和话语权力秩序的总体平衡正在向南方国家和传统主流西方政治经济版图之外的区域转移，但西方主流话语占据优势地位的总体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短期内也不太可能彻底改变这种格局。话语秩序的形成、建立和巩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与长期的国际制度建构、全球文化霸权的确立以及国际道德秩序的建立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也与特定的历史情势和重大节点性事件所推动的政治机遇有很大的关系。

张志华：我基本认可全球话语权力转移这个论断。一方面，随着2008年体系性的危机的爆发，以及至今仍没有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找到走出危机的路径，因此，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世界需要另类的可替代的发展路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普遍萧条的情境下，依旧坚挺，以及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做了一些战略层面的调整；另一方面，随着这一在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体系性危机的出现，支撑这一体系的软实力的合法性也遭到了削弱。而面对危机，世界需要可替代性的价值观，以助于走出危机，以及更公正，人与人、人与自然更和谐健康的新的世界体系的出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创新与传播

姬德强：从历史经验和当前的国际传播格局来看，中國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对全球话语权力转移或者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创新有哪些理论贡献？

赵月枝：正如我之前所分析的，如果话语权力转移是一个多维立体的过程，那么，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恰恰回应了国际传播中权力转移话语的多维性、立体性和动态性，用一种更具包容力的话语实践尝试构建一个新的、超越单极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际传播话语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在于超越了从西到东、由南到北、由旧中心到新中心的单向转移话语，强调了共享、共治、可持续和相互依存的全球观。更重要的是，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全球话语权力转移的其他可能打开了阐释空间，比如“南南”传播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播与文化流动，再如数字劳工权力、草根传播实践与文化赋权等等；另一方面，这一理念为我们超越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危机所裹挟的身份政治和本土主义的各种本质化表达提供了想象空间，以“新地球村”理念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伸张。因此，在充满话语论争的国际传播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可能成为孵化基于多种传播主体的多样化传播话语的元叙事。

张毓强：在中国进一步融入和改变现存国际秩序过程中，从中华民族的知识发展传统中，寻求一种能够普适于全球的理念，以支撑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的努力，是当前党和国家必须要做的。至于这种话语与世界其他文明线索之间的关联关系，与中国“天下”“和合”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话语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需要我们不断研究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的。

张志华：西方所主导的“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是个不公正的体系，基于资本主义几百年的殖民史，“剥夺性积累”是其重要特征。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层面，这基本上是个只有体系核心国家能成为赢家的零和游戏。而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它不是零和的逻辑，而是双赢、共赢，这对于危机之后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世界体系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但如何在实践层面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不同层面的中国行为主体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王维佳：在我看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的重要性不在于其概念内涵的新颖性，而在于其提出主体的特殊性。中国几乎是二战之后主权体系保持最完整的发展中国家，它成功地摆脱了基于债务、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外部牵制，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依归，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现代国家体系。唯有在此基础上，中国才能充分利用20世纪70年代全球资本结构调整的契机，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道路，取得非凡成就。如今，当中国面对世界，她不仅有能力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机遇，而且明显保持着与传统霸权体系应有的距离，唯一缺少的就是一套完备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不仅要用来说明自身，也要用来规范自身。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应运而生，它意味着一种创造新型国际秩序的意识已经具备，我们要做的是用更明确的主张来充实它，用更丰富的实践来证明它。

黄典林：“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对传统主流国际关系模式和全球发展理念中的零和博弈和单边主义立场的一种中国式回应。作为一种话语体系，这一倡议着力强调“发展共同体”和“构建持久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两个方面的解决方案，并以此来指导当前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合作。以这种理念来指导国际传播实践，必然要求在话语层面的整体转型，从单纯的民族国家立场向全球社会视角转移，除了阐述本国政策和观念体系，还应把焦点放在与国际社会利益公约数相关的议题上，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发展难题予以关注。除了在安全、经济和生态等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之外，如何通过各国内部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不断自我优化，在历史传统、文化观念和制度结构上找到更大的公约数，从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体系在全球观念共识层面和国际制度层面的进一步落地提供更强大的动力，是未来要着力探索的问题。

媒体在话语权力转移中的角色

姬德强：以媒体为例，从半岛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在全球新闻业地缘关系中的崛起，到中国媒体走出去所带来的国际传播话语转型的新动能，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在全球话语权力转移中的角色？

赵月枝：我关注到，近期中国媒体和美国媒体有了一些直接的对话，甚至主播们坐在一个直播间里，共同讨论中美之间的贸易等问题。这无疑是打破传统国际媒体话语格局的一种有益尝试。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这种在场等同于某种权力转移，或者某种不平等、不均衡关系的改变。正如上述问题所提到的，我们看到了来自非西方国家媒体的崛起，以及相应的影响力的提升，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这一基础设施扩张意义上的崛起并不一定导致话语权力发生本质上的转移。新崛起的媒体力量也许会带来更多样化的声音，更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表达和叙事，但也存在产生新的话语霸权力量的可能。

张毓强：全球性媒体当然是话语交流与传播的基础性载体和渠道，更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传播的权力。媒介全球化既是话语权力扩张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其主要推动力。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媒介本身的话语生产，构成了主导性话语权力一部分，但更大程度上是话语权力的映照。根子上的问题还是文明与文化的问题，或者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生产世界共通性问题。

黄典林：媒体始终是国际话语和传播秩序建构过程的主要参与者。媒体不仅是特定政治经济和文化共同体的观念在国际社会的传达者，其本身也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进入到国际话语的塑造过程之中。无论是影响力巨大的传统西方主流媒体，还是新兴的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以及我国新组建的国家级旗舰国际媒体平台，都与不同地缘政治和政治经济文化系统具有匹配性。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这些新兴的媒体平台开辟了新的话语空间，对西方传统话语霸权构成了挑战，并在不同程度上重构了区域性乃至全球性舆论版图。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全球传播价值理念、伦理体系，还是具体实践中所涉及到的技术制式、传播策略和操作流程，这些新兴传播主体都依然是在西方媒体传统所设定的诸多边界内进行边缘性或技术性突围和有限创新。国际传播秩序是以与特定文化传统和制度实践相互建构的道德化的意识形态体系和具有文化霸权效能的共识系统为基础的。只有改变这些深层逻辑和结构性要素，表層的技术性实践才能转化为巨大的传播伦理优势和话语权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张志华：西方媒体的全球传播服务于其全球殖民体系，或者殖民体系形式上不具备合法性了之后的西方的“国家利益”。从原来主要是西方的媒体做全球传播，到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非西方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的媒体，发出了程度不一的不同的声音，这种国际传播主体的结构性变化，本身也是国际传播体系转变的一种表征。当然，现实地看，建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仍旧是未竟的事业。中国国际电视台、今日俄罗斯以及拉美南方电视台（TeleSUR）的出现，尽管已经发出了难能可贵的国际层面的“非主流”声音，但是，这些声音所能覆盖范围、认知度和历史都不可与西方国际主流媒体同日而语，要在西方主流媒体深耕多年的“老地盘”上出现，其阻力是巨大的，而且，这些媒体与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国家”（state）的关系，往往成为西方主流舆论在自由主义逻辑下用以削弱其合法性的重要口实。

王維佳：缺少深入群众的传播动员手段，这是当下所有进步政治力量遇到的难题。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无论在全球南方还是全球北方，这方面的困境都是相似的。它不会因为还有几家精英气质的另类全球新闻网而有所改变，更不可能因为某些传播工程而有所改变。与其期待现有主流媒体的作用，不如期待新的政治力量和新的政治文化。

社交媒体：国际传播话语权力转移的驱动力？

姬德强：随着社交媒体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平台，其所呈现的技术的智能性、声音的多元性、参与的广泛性和地缘关系的复杂性正在丰富着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那么，社交媒体是否实质性地驱动了国际传播的话语转型和权力转移？

赵月枝：在社交媒体研究中，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赋权话语影响广泛，也突出表现在国际传播的研究和实践中。然而，由于脸书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爆发，算法推荐驱动的信息茧房现象的蔓延，虚假信息的人工与智能合成生产，以拓展连接和关系为名、而行获取和分析用户数据为实的商业动因的外显，以及从斯诺登事件至今，社交媒体平台被发现协助国家权力进行自我审查，社交媒体的技术中立性和平台中立性迷思正在被打破。因此，思考基于社交媒体的国际传播话语权力转移，我们需要聚焦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体主义的赋权话语的有限性；第二，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席。这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这也是人人都是话语斗争的主体和客体的时代。中国传播领域更需要让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未来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的自觉实践者和传播者。

王维佳：当前的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在基本的特性上是反国际主义的。社交媒体当前遇到的问题恐怕不是怎么调动进步力量和促进话语权力转移，这个问题实在太遥远了。它现在仍然深陷各种麻烦和争议之中：社会的圈层化、群体意见的极端化、信息的无限过滤和封闭茧房，虚假信息和情绪操纵、种族主义和宗教歧视……所有商业媒体的劣根特性都在这个看上去富有生机的舆论生态圈中繁衍。这也给我们传播研究者一个启示，重要的不仅是媒体技术手段能带来什么，而是对媒体属性和社会功能的判断认知；重要的也不仅是大众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和渠道，还有他们获取和传播多样化信息的能力。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的不是信息更加丰富，而是共同的问题关切，是不同的边缘社群之间的勾连交流，以及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求知欲和使命感。

黄典林：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全球性普及极大地增加了国际传播格局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一方面，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信息传播技术的崛起，推动了以空间偏向性为核心特征从而倾向于打破传统地理边界限制和实现瞬间传播的信息世界主义。另一方面，处于不同制度、传统和价值体系中的民族国家主权结构，强调以时间偏向性为核心特征从而倾向于维护政治边界和制度延续性的信息主权主义。两者之间在新的国际传播技术条件下形成了既合作又竞争的复杂关系。以平台资本主义逻辑为驱动的全球社交媒体与特定民族国家主权逻辑的刚性制度要求之间的对冲压力，导致了统一模式在局部的选择性复制和社交媒体的全球性市场分化。显然，这与全球性的话语壁垒、制度差异和竞争格局具有对应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交媒体时代的全球传播格局和话语论争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信息传播秩序”之争的逻辑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延续和升级。未来这种态势如何演变，将取决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整体性调整和特定民族国家内部制度框架的自我调适。

张志华：随着社交媒体的普遍应用，确实可以看到国际传播主体的多样化和下沉，但是，我们更需要看到，结构性的问题一直存在，并且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显现出来。可以说，网络、社交媒体是新的媒介和新的媒介应用，但是问题仍是老问题。从意识形态层面说，西方的“反共”意识依旧存在，不仅存在于它们的新闻媒体中，还内嵌于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中，以及以电影、电视剧等为表现形态的娱乐中，因此，那些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人，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作下成长和发声的。由此，在理论和技术上人人可以联结、人人可发声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毋宁说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毛细血管化。比如，我们活生生地看到，推特等社交媒体要封来自中国大陆的账号。因此，我认为我们不能将社交媒体等新应用在软实力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浪漫化。而且，互联网上造谣的成本低，扩散范围广、扩散时间短，曾经就出现过已故前驻法大使吴建民采访的中文视频，被加上子虚乌有的英文字幕，在优兔上广为传播的情况。重要的是改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一定要避免陷入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实践问题与本土化理论创新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AXW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