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米的阳光

李少威

那一天，在东莞。

签名会，几十米的长队在等着几米。他快速走向签名桌，我跟在他后面，很难追上他。

小个子脚步如风，“seize the day”，几米一直如此。他总是想，要抓紧时间，说不定哪天就死去了。

他的眼睛已經老花，但等着签名的人们都慨叹他的年轻。正如他的书，对生命的忧思和对童趣的捕捉，一直矛盾着。

他是内向而害羞的。这样的人往往有更纯粹的心灵，少一些杂念。所以，你要他解释他的书，它们的深刻含义，他似乎一时语塞，停顿了一下就说“我读给你听吧”，然后把它朗诵一遍，反正一本书也不过寥寥数百字。

那声音达不到播音员的要求，柔软而有一点哀愁，但你会发现，他自己读自己的书，最是合适。

一种不可形容的美，令人屏息。

2018年到2019年，“几米创作20周年原画展”首次于大陆、台湾、香港举办跨地联展，蓦然回首，人们发现，这个玻璃般脆弱的画家，原来曾与自己有过这样多的心灵交流。

自卑的小孩

许多没读过几米的书的人们知道几米，是因为10年前（2009年）的夏俊峰刺杀城管案。

夏俊峰13岁的儿子夏健强擅长画画，然而人们发现，不少画作的构图、立意，和几米的作品太像。风闻几米或要维权，夏健强的妈妈出来道歉。

“那就是一个小朋友喜欢一个画家的画，对着画出来而已，哪有那么严重，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几米说，“没事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几米或许想起了他自己的童年？

几米生于1958年，有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名字：廖福彬。他儿时也喜欢画画，但并未获得父母的支持。

有太多的故事告诉人们，画家落魄，上吊自杀；音乐家落魄，孤病而终。当时的台湾社会认为，对孩子可以培养艺术气质，但不能培养创作能力，按部就班地念书是最好的选择。

几米的童年一直在自卑中度过，才艺上他比有条件接受专业训练的同龄人相差太远，他画画，只是一种心情的表达。初中的时候他参加绘画比赛，初一拿了第一名，初二第二名，初三第三名，然而这些成绩并未告诉他，这是他的天赋。

高中念的是文学班，美育课程都被挪去上英语、数学了，离画画更远。直到高三下学期，一个同学从医学转到文学，因为想考美术系。

几米这才知道，噢，原来台湾也有美术系。

想上美术系，须考国画、书法、水彩和素描，任何一科，几米都不曾专门学习过，然而他决定：我也要考美术系。

作决定时，离考试仅剩三四个月。父亲帮他找到一位老师帮忙补习素描，每天放学后，几米就买个馒头，坐很久的车去老师家。

考试那天，几米惊奇地发现，考试用的石膏像，就是自己天天在老师家对着画的那一尊，顿时下笔如有神。其它三科全是凭感觉去画，谈不上任何技法，国画科甚至是临进考场才借了一支毛笔。

成绩出来却让人大跌眼镜：国画、书法和水彩都挺好，素描最差。

“看啊，考试是多么神奇的一件事情。”

于是，几米进了中国文化大学美术系，看上去，梦想破门了。然而他在大二时却决定放弃绘画，改读设计组。“我的程度太差了，和同学的落差非常非常大，他们都是从小立志搞创作，经过长期专业训练的，待在美术系，让我越来越自卑。”

而在设计组，他的成绩相当好。

广告人

几米毕业的时候，台湾的广告业正十分繁荣，他顺理成章进了广告行业，4年一跳槽，跳一次升一次职、涨一次薪，几米过上了普通的白领生活。

业余时间，他还是想画。

去日本出差，几米看到了许多用个性化的插画呈现的广告，他想学。目的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的画也能刊登出来让人看，即便是登在广告上。

“他抓了一把米，往桌子上一撒，拔拉几下，就跟我娓娓道来，说你不要再寄人篱下了，你1995年开始就会平步青云，独当一面，你会有一份喜欢的职业，而且可以做得很长久。”

没有人教，他就自己乱画，随时都拿着一支笔、一本本子，逮住任何看到的东西都画下来。

他用相当软绵的台湾腔说道：“想怎么画就怎么画，这反而变成了一件很棒的事情。”

画得多了，就希望被人看到、被人关注，于是就拿出来跟同事们分享。“这跟现在人们喜欢在微博上分享自己的东西差不多，等着别人点‘赞。”

某天，有个同事说要把本子借走一个下午。这位同事悄悄将本子送到了《皇冠》杂志的美术主任手中，说，“我这位朋友很希望能在你们这里发表作品，能不能给他个机会？”

对方居然说：“好。”

从那以后，几米获得了给杂志、图书画插画的机会，在内容需要的地方，配上一些黑白的小图。他说：“那时候，很多我很景仰的作家，像刘墉、司马中原、小野的书，都让我配插画，所以我画得很认真，很虔诚。”

然而拿到稿费他就泄气了，像一个气球被快捷地用针戳破，“啵”的一声。一张图只有一两百元新台币，太低了。对于收入丰厚的广告业者，这样的润笔标准，不是可怜，而是可笑。

做画家，没活路，几米打消了做专职画家的念头。回首当时，几米看到的是自己内心的功利，梦想在现实生活面前，并不一定会被坚持。

不过，传媒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会画画的年轻人，许多编辑找他配插图，机会越来越多，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回忆起来，几米说这是“被迫在画”，在现实与梦想之间挣扎着画。这是一种功底的训练，创作初期，每个人都必须花很多时间不断去练习，这是无法挣脱的必经之路。这种“被迫”，事实上正在帮助几米完成积累过程，只是当时并不知晓。

在广告业工作12年后，几米人到中年，退意顿生。“感觉越做越吃力，而且你的心漂得越来越远。我是如此地痛恨拿着一份策划案，去和客户介绍广告策略、市场营销设想，通常情况下，我其实都是在撒谎。”

然而，毕竟已经12年，有自己的办公室，有自己的下属，还有一份不错的薪水，几米难以抉择。

那时候流行算命，同事说，“要不你也去算算？”

1993年的一个晚上，雨一直下。几米情绪沮丧地下班回家，不知不觉走进了台北松江路的行天宮。那里有一个画着高挑眉毛的术师，入夜了，依然有许多人排队等着算命。几米鬼使神差地到来，又鬼使神差地排到了队伍后面。

“他抓了一把米，往桌子上一撒，拔拉几下，就跟我娓娓道来，说你不要再寄人篱下了，你1995年开始就会平步青云，独当一面，你会有一份喜欢的职业，而且可以做得很长久。”

几米心花怒放，“天意啊”。

他想到了朱德庸，想到了自己渴望的画家生活。“难道我也可以像他那样，画很多专栏，有很多工作机会？”

于是，这一年领了年终奖，他怯懦又坚决地对老板说：老子要辞职了。

当年的辞职，看上去是一种梦想激励之下的慷慨选择，但回忆起来，几米说，其实自己是被淘汰的。

在职场，他没有企图心，他是如此地不敬业，他痛恨客户、讨厌下属、不喜欢老板，事实上这些因素决定了他注定被一个社会所需要的形式所淘汰。

“只是我自己以为自己在辞职。”

濒死者

1994年，这一年，几米什么也不干，每天等着1995年的到来。“到那时，我就不一样了，平步青云，独当一面……”

焉知，等来的是一阵剧痛。

1995年农历春节刚过去2周，他被早晨袭来的疼痛叫醒。大腿内侧，无法忍受的痛。两天后痛感消失，却不能走路了。看医生，有的说是坐骨神经痛，有的说是骨刺，莫衷一是。中医、西医、密医，3个月里能看的都看过，但剧痛依然周期性发作，2周正常，2周剧痛。

疼痛让这个瘦弱的中年人不成人形，朋友们在街上见到他，脸上的表情都是“惊骇”。

5月份的第一周，妻子扶着他去看一个没有牌照的中医，在路上几乎痛昏过去。他被送进了台北荣总医院，挂了急诊，被安排住进了血液科病房。

第二天一早，接受脊椎穿刺。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两个医生站在面前，脸色很不好。其中一人说，廖先生，我们在你骨髓里发现了很不好的东西。”

“我是得了癌症吗？”看多了琼瑶小说的几米，用主人公的语气问道。

对方点头。

血癌，几米崩溃了。

于是，本该“独当一面”的1995年，几米却大部分时间在化疗中度过，掉头发、浮肿、发高烧，还要不断注射各种抗生素。

他说，到后来，自己曾一度濒死。看到各种妖魔鬼怪，还看到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偶像三毛—一个就在荣总医院自杀、有着让他一直回味的好听的声音的女作家。

他说，到后来，自己曾一度濒死。看到各种妖魔鬼怪，还看到了已经去世多年的偶像三毛—一个就在荣总医院自杀、有着让他一直回味的好听的声音的女作家。

他挣扎着，收拾东西，说，“我要离开这里。”他感觉再不离开，自己会死在医院。并没有强烈的求生意志，他只是不想死在这里。

他回家了。家里并不温暖，经历更为可怕。

“在医院有很多人照顾你，发烧了就有人来打针，痛了有人止痛，回到家里之后这一切都不可能。更可怕的是，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了。”在家里，他开始吃素，练气功，期盼最后一丝希望。

“我成为了一个在死亡阴影之下颤抖着的、苟活着的可怜人。”

重 生

几米的书，总把最简单的故事讲得很传奇，或许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本身也相信奇迹？

因为1996年，几米竟慢慢康复。

某天，来探望他的朋友问道：“要不你重新开始画画？”几米说：“好。”

再次拿起了纸笔。原来一天能画5张，现在一天只能画1张。效率低了，但至少他已重新开始去生活。

他不知道画得怎样，朋友看了说：“你现在画得好棒啊！”

几米想，怎么可能呢？一两年没有拿画笔了，都要生锈了。

或许这就叫蜕变。被死亡拥抱了1年多之后，几米的画变了。华丽的画面不见了，浓墨重彩的意象消失了。纸上，场景空旷，人物渺小，并都毫无表情，但其中蕴藏着一种哲学般的开阔度。

他从电脑里调出一张当时的画作。远处是灯火辉煌的城，近处是萧瑟枯黄的草，一条小路在草丛蜿蜒，一个没有勾勒面部的人提着一盏小灯，孤独地走在夜晚的小路上。那画里，有一种力量能够逼近生命本身。

几米重生了。

“你也出本书吧。”1997年，对这些画爱不释手的朋友建议说。

几米一直很钦佩那些能出书的作者，于是他说：“好。”

出书的创作者，大多会说，我是因为对理想的追寻，对创作的热爱，对表达的执着。而几米的理由却十分悲伤：“我快死了，出本书，将来我的女儿长大也能看到。”

半辈子都梦想出书，最后，竟是因为这种“天杀的理由”。

他回头去找以前的作品，以便结集。然而他发现，那些作品都已无法表达当下的心情。脆弱、敏感而无助，同时有太多话想说，对成年人说。他想，出一本给成年人看的图画书吧。这在当时的台湾，还没有人做过。

他重新画。1998年开始，每天非常安静地坐在窗前一笔一划地画。充满激情的投入，让对死亡的恐惧渐行渐远。

这一年书出来了，很多人看。这就是他的创作元年。

朋友问：“为什么你的书这么忧伤？”

几米说：“因为我确实很忧伤。”

天生的内向、害羞，加上后天的忧伤，几米很少远行。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但一直“固定上班”。家和工作室相距20分钟步行路程，他每天这样往复。他希望生活简单，不要有任何波动，也少点被打扰。他不习惯面对闪光灯，他会怯生生地从镜头下快步逃脱。

大陆有那么多喜欢他的读者，他却几乎不来。2013年他来过一次，还是因为作家杨照的动员。几米被说动，是因为杨照说，在大陆你能找到你喜欢的读者。

你喜欢，而不是喜欢你。于是他来了。

然而那忧伤，让几米看上去很脆弱。杨照说，“我是把他请动了，但对于怎么把他运过来一直很伤脑筋，担心‘一不小心他就碎了。”

微笑的鱼

几米的画面很美，文字也像诗一般。他力求让文字最直白、最简洁，写出来后反复诵读，寻找一种乐感。

然而忧伤一以贯之。

《森林里的秘密》，讲述一个从疾病中慢慢站起来的小女孩，跟着一只毛毛兔体验天马行空的美丽生活，然后戛然而止；《微笑的鱼》，说一个生活无趣的白领，每天经过一个水族箱，“看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寂寞”，其中有一条鱼总是对他微笑。

这些故事里，都浸染着几米的影子。

那个小女孩，抱着一只毛毛兔，像鸟儿一样站在瘦削的树枝顶端。那树枝明显承受不了她的重量，几米说，那就是生命的脆弱。

而那条微笑的鱼待在鱼缸里的感受，源自几米住在无菌病房时的经历。“每天躺在那里，有人来看你就拉开窗帘，隔着玻璃挥挥手，微笑一下。”他说，一个健康的世界和一个患病的空间，无法互相理解。

“几米”这个开合度很大的名字，后面可以跟着很多意象：寒潭？冰层？愁丝？白发？

然而这些都是潜意识的感受，并非主动的表达，几米说，“我画的时候也搞不清楚我想传达什么”。

“创作就是生活的反映，只是每个创作者用不同的方法去重新看待他的生活，然后呈现给读者。很多事情当下在做的时候并不明了怎么回事，不晓得读者是谁，有没有传播的对象，只是觉得自己有好多好多的故事要讲，所以就一张一张不停地画。”

这或许正是几米作品的动人之处。

那些画变成了书，全世界都在看，几米的忧伤就跟着飞到了每个人的心头。香港作家马家辉只比几米小5岁，他也说，自己是“看着几米的书长大”。

几米的書看似童真，却包含着一种长大的力量。

2008年，《微笑的鱼》被改编成一部没有对白只有音乐的9分钟动画片，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大奖。几米认为技术上没有可观之处，但全场2000多个小朋友，给了他最热烈的掌声。

《森林里的秘密》，毛毛兔给了许多人说不出的温暖，但故事结束得太快，读者总在问，后来毛毛兔怎么样了？小女孩怎么样了？几米想，是不是应该给毛毛兔一个续集，于是他在2003年画出了《谢谢你毛毛兔，这个下午真好玩》，那时非典蔓延，几米就以瘟疫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空城。城里只有一个老太婆，和一只老去的毛毛兔，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老太婆就是原来的小女孩。

看完，人们更难过了，又再问，毛毛兔还会回来吗？读者总希望看到毛毛兔有一个美丽的结局，但几米说，不会回来了。

尽管如此，几米给人更多的仍然是温暖。“几米”这个开合度很大的名字，本身就像作品一样总是戛然而止，后面可以跟着很多意象：寒潭？冰层？愁丝？白发？

而读者会说，是“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