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标准的限度及限度超越
——以钟嵘《诗品》的“误判”为中心的探讨*

田淑晶

内容提要：不依循某种标准无以展开文学阐释和文学批评。限度之于任何一种批评标准都是必然、实然的存在。从批评标准角度看，钟嵘《诗品》对曹操、陶渊明的“误判”可谓触及文学批评标准限度的批评典例，由其“误判”能够管窥文学批评标准限度的存在形式、现象表现及其批评效应等等，并由此展开关于文学批评标准限度、限度超越以及触及限度的文学批评的思考。《诗品》对曹操的“误判”展露出普适批评标准和体系批评中批评标准的限度问题，《诗品》对陶渊明的“误判”展露出批评标准的内涵局限。文学批评标准的限度以及限度超越在不同的问题域、不同的历史时期探讨，会形成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价值论判。对于文学批评标准以及文学批评应该保持限度意识，对于限度和触及限度批评的判定和处理，不宜不加区辨或秉持一种理想主义思维。

乔治·斯坦纳曾言：“有永恒流传的诗歌，但很少有永恒流传的批评。”钟嵘《诗品》为较少永恒流传的批评之一。在《诗品》中，钟嵘仿效班固《汉书·古今人表》的九品论人以三品评诗。《诗品》论诗、评诗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后世一些论家也不认同它对于一些诗人的品级评定。其中，对曹操、陶渊明的品级评定被认为是最大的“误判”。关于误判的原因有多方面的论说，梅维恒（Victor H.Mair）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论及此，指出误判不是因为钟嵘的评价标准不够清晰。此言不谬。钟嵘之所以作《诗品》，是因为他认为当时诗坛淆乱。《诗品序》指出，当时士人好诗，然而作诗者、学诗者不能分辨诗人和作品的优劣——作诗者不能正确评价己作，所谓“独观谓为警策，众见终沦平钝”；学诗者“自弃于高听，无涉于文流”。关于诗人和作品的优劣，论诗者最应该给出公允评定，但当时的名士论诗“随其嗜欲，商榷不同”，以致在诗的评论上“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嚣竟起，准的无依”。钟嵘“疾其淆乱”而作《诗品》，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何谓好诗，而且对汉以讫齐梁一百二十多位诗人一一做评。这种著述缘由和著述体例表明，钟嵘意欲通过《诗品》提供评诗的准的和相应范例。钟嵘在《诗品》中也明确提出了评诗标准，并将其贯彻到对诗人的具体品评当中。《诗品》对曹操、陶渊明的误判不是因为批评标准不清晰，那么是因为什么才有此误判？这值得思索。《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对此没有进一步的探讨，但是，书中提到的批评标准不失为值得关注的角度之一。所谓“误判”是后世基于其品评对《诗品》品评的评判和定性。如果不依循某种标准，便无以对作家作品展开阐释和评价。观照《诗品》品评曹操、陶渊明的标准和后世不认同者其品评的标准依据，文学批评标准的限度问题浮现出来。

一 《诗品》对曹操的“误判”：普适标准与体系批评标准的限度

文学批评中有所谓普适的批评角度和批评标准，普适的批评标准不应言限度。然而，细剖曹操诗评价中《诗品》和后世不认同者的批评角度和批评标准，能够窥见普适批评标准和体系批评中批评标准的限度。

关于《诗品》的评诗标准，研究者多有归纳。钱钟书《陶渊明诗显晦》一文提及钟嵘《诗品》评诗，谓其“贵气盛辞丽”。“气盛词丽”捕捉到了《诗品》评诗的核心角度及其标准。在钟嵘的观念中，最理想的诗是“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风力”很难用现代语言给它一个明确的解释。在范畴表述上，它与“风骨”“骨气”等很接近。干之以风力，其气盛。丹彩，属于文本语言方面的衡量。用古代文论术语表述，为诗语“文不文”“工不工”的问题。润之以丹彩，其辞丽。总观《诗品》评诗，风力与诗语之文这两个方面的衡量贯彻始终，品评曹操和陶渊明的依据亦主要来自这两个方面。

《诗品》将曹操列入下品，评语为：“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根据评语可推判《诗品》将曹操列入下品的原因和依据。《诗品》品评诗人虽分为上、中、下三品，但优劣高下只存于三品内部，入品者都为杰出诗人。从钟嵘的诗学观念和《诗品》对诗人的品评看，“悲凉”并非曹诗的瑕疵，而应是其入品的原因。《诗品》接受“诗可以怨”的儒家诗学观并对该种诗学观念做出新的诠释，推崇抒写悲情怨绪之作，如：《诗品》追溯五言诗源，以《国风》《楚辞》为两大源头，这两大源头都有怨、悲之词，《诗品》对其皆持高度肯定的态度。在上品诗人的品评中，《诗品》品评古诗称其“意悲而远”，品评李陵谓其“文多凄怆，怨者之流”，品评班婕妤谓其“怨深文绮”。钟嵘欣赏悲情抒写，“悲凉”是曹操入品的原因，不是将其列入下品的原因。

《诗品》评价曹诗仅“悲凉”与“古直”两个关键语，将曹操置于下品不是因为“悲凉”，就是因为“古直”。《诗品》往往压缩儒家典籍成句，曹旭《诗品集注》注“古直”溯源出《论语》中的“古之愚也直”。《论语·阳货》谓“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其中之一为“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此句中的“古”义不难解，“直”义可参考史上对该句的注解和讲评。张居正《论语别裁》释解该句：“古之人，有资识鲁钝，暗昧不明的，这是愚之疾。然其愚也，不过任性率真，径行自遂，直焉耳矣。若今之所谓愚者，则反用机关，挟私妄作，而流于诈矣。”杨伯峻《论语译注》的释解与张居正差别不大，其释解为：“古代的愚人还直率，现在的愚人却只是欺诈耍手段罢了。”根据这些释解以及日常经验，《论语·阳货》中的“直”为做人的特点，具体为任性径行、率直。如果《诗品》曹操诗评语中的“古直”与此有源出关系，那么钟嵘所谓“古直”的含义，“古”表示时间，其中没有价值评判的意味；“直”从形容做人转而形容作诗，其同处当为手段、方式上俱为“直出”。钟嵘推崇的诗语之至为“润之以丹彩”，在创作中有一个“润”的过程，曹操诗语直出，没有雕润的过程。需要赘言的是，钟嵘论诗倡“直寻”，出于“直寻”的诗语与直出无雕润的诗语在钟嵘那里为两事。曹旭释“直寻”为“直书即目所见”，诗人在创作时“将瞬间直觉之审美意象直接表达”，这种解释符合《诗品》文本。在钟嵘的阐述中，直寻在诗语方面的要求为反对堆排事典，这种诗语并非不雕润而精美，它强调和追求的是雕润精美之自然。

《诗品》将曹操置于下品是因为从诗语之文方面衡量，曹操诗语直出无丹彩之润，与其推崇的理想诗语距离甚远。《诗品》对曹操的这种品级评定在后世被指为不公、倒错。王世贞《艺苑卮言》谓《诗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允矣，词亦奕奕发之”，但是在品级评定上多不允，言将曹操列为下品“尤为不公”。王士祯言其少时深喜《诗品》，后发现其舛谬，他发现的舛谬就包括品级评定的问题。王士祯认为曹操“宜在上品”。钟嵘之后欣赏曹操诗者并非寥寥王世贞、王士祯两人。在曹诗的欣赏者那里，曹操诗若以品级论，即便不是上品，也绝不应屈居下品。

考察后世曹诗欣赏者对曹诗的推崇，能发现导致《诗品》曹操品评不被认同的批评标准方面的原因。许学夷《诗源辨体》比较钟嵘与后人对曹诗的品评，指出“钟嵘兼文质，而后人专气格”，王叔岷认为许学夷此说“颇有见地”。以笔者所见，曹诗欣赏者确实少有从诗语之文方面衡量其辞是否精美富丽者，如敖陶孙谓曹操诗：“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胡应麟《诗薮》评曹操诗言道，“魏武雄才崛起”，“其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沈德潜《古诗源》谓曹操诗“沉雄俊爽，时露霸气”。一般认为，曹操的四言诗豪迈俊爽，但是《古诗源》选录的曹操诗包括《薤露》《蒿里行》《苦寒行》等五言诗。后世曹诗欣赏者不论曹操诗语是否直出少文，更确切地讲，他们将《诗品》中决定曹操品级的诗语之文这一衡量角度及其标准旁置，单观曹诗的气韵风力，并由此给予极高评价。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为普适的文学批评角度，润色以使其富于语言美为普适的文学批评标准。从理论上讲，普适批评标准在批评活动中的贯彻，即使不能激发出创见，也不过是导出空洞无用的见解，然而，后世对《诗品》曹操品级评定的不认同昭示出不同的情形，即：一些从普适批评角度切入、以普适批评标准为依据的文学批评，仅仅因为从该角度切入、依据该标准衡量，便导向不够公允恰当的评价。在这种情形中，普适批评标准显露出运用的限度，而这种限度往往出现在体系批评之中。《诗品》评诗严肃且有其体系。润色以使其富于语言美，既是普适的批评标准，也是《诗品》批评体系中的批评标准。体系批评要求批评标准的“一贯性”和“同一性”，符合这种要求才有所谓“体系”，但触及批评标准运用限度强以批评的现象也因此出现。

二 《诗品》对陶渊明的“误判”：批评标准的内涵局限及其现象表现

如果说《诗品》对曹操的品级评定与后世对这种品级评定的不认同，使普适文学批评标准和体系批评中批评标准的运用限度得以显露，那么《诗品》对陶渊明的品级评定与后世对这种品级评定的不认同，则展示出文学批评标准的内涵局限。

《诗品》将陶渊明列为中品，评语为：“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愜。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暮天无云日’，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从评语看，钟嵘不认为陶诗欠缺风力，在诗语之文方面，他认为陶渊明存在风华清靡的诗作。如前文指出的，诗语之文是《诗品》核心的批评角度之一；钟嵘欣赏的诗语之文若用具体范畴表述乃为“丽”。在钟嵘那里，“丽辞”有等级。《诗品》于五言诗人首标曹植，其评价曹植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至丽之辞“华茂”。陶诗简净、清丽，这种诗语并非无文不丽，但在程度上未及于“文之至”，故而，陶渊明被列入中品。

尽管陶渊明在《诗品》中位列中品，然而，后世一些论家还是认为钟嵘降低了陶诗的品级，如：王士祯直言陶渊明“宜在上品”；沈德潜言陶渊明为“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诗“自能旷世独立”，钟嵘将其目为中品“不智”。后世不认同钟嵘对陶渊明品级评定的缘由不能一概而论。苏轼对陶渊明的喜爱非常著名，有陶渊明因苏轼而名显之说。以苏轼对陶渊明的喜爱程度衡量，陶渊明在苏轼那里当高居上品。从评价标准看，苏轼与钟嵘对陶渊明品级评价不同，关键原因在于他们对陶诗“质直”的不同评价和理解。

陶渊明之质直，钟嵘不以其为丽辞，苏轼以其为至丽之辞。钟嵘指出时人对陶诗的看法，谓“世叹其质直”。由一“叹”字可见出时人对陶诗“质直”的惋惜与不取。对于陶渊明的总体评价，钟嵘与时人不同，他对陶渊明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对于陶诗之质直，钟嵘与时人的看法却相同。钟嵘二分陶诗为质直之诗与风华清靡之诗且独欣赏后一类，苏轼对于陶诗无此分别。如钟嵘以摘句的形式举出的陶渊明风华清靡之诗，其中“欢言酌春酒”出自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日暮天无云”出自陶渊明《拟古》诗之七。苏轼《和陶拟古》没有剔除陶渊明《拟古》诗第七首以外的任何一首，这表明，苏轼并不认为陶渊明《拟古》诗第七首与陶渊明的其他诗不同。关于陶渊明《拟古》诗第七首以外的诗，在质直认定上，苏轼与钟嵘没有不同，他与钟嵘不同的是对陶诗质直的评价。在钟嵘那里，陶渊明因为诗语质直无法跻身上品，苏轼却高度肯定陶诗之质直。导致这种不同评价的原因，是苏轼与钟嵘对陶诗之质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从钟嵘反驳时见指出陶诗存在清丽之作中，能够了解到钟嵘对陶诗质直的理解。钟嵘从陶诗中摘出“欢言酌春酒”“暮天无云日”两句，谓其“风华清靡”，并非“直为田家语”。“田家语”在当时为“不文”“少文”之语。曹叡《诏陈王植》言：“吾既薄才，至于赋诔特不闲。从儿陵上还，哀怀未散，作儿诔，为田家公语耳。”《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由此看，陶诗之质直在钟嵘的理解中形同田家语，其直出和不文、少文，属于文之末乃至文之外。

苏轼与钟嵘的理解差异很大。在《与苏辙书》中，苏轼言：“渊明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在《评韩柳诗》中，苏轼言道：“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苏轼对陶诗质直的阐释带有透过表面观其实质的意味。所谓“质而实绮”“似淡而实美”，所谓“外枯而中膏”，是貌似朴质不文实则绮丽，貌似枯淡实则充实。苏轼视陶诗之质直为文之至，很多崇陶者亦如是理解陶诗。如元好问《论诗绝句》言道：“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豪华落尽的诗语为平淡之语，这种“平淡”在诗语之文饰方面天然无文饰，用《诗品》品评陶诗语即为“质直”，用苏轼评陶诗语则为“质而实绮”之“质”。与苏轼一样，元好问对陶诗没有区分；关于陶诗之质直，他认为其一语万古、真醇毕现。

苏轼、元好问等与钟嵘《诗品》对陶渊明品评的差异，不是因为他们另外发现了秀杰之陶诗，而是因为他们对于“质直”的诗学理解与钟嵘完全不同。在钟嵘那里，陶诗之质直野而鄙，属于“文之末”“文之外”；在苏轼、元好问那里，陶诗之质直极为思辨，它质而实绮，是历尽繁华之后的选择，充实而意蕴真淳。就逻辑位序而言，钟嵘所谓的陶诗之质直处于文之未起，苏轼、元好问所谓的陶诗之质直处于文之终端。仿似在圆环上运动，圆转一周之后虽复归同一点，但内涵已然大不同。

比较苏轼、元好问和钟嵘《诗品》品评陶诗的角度以及依据的标准，他们都有诗语之文方面的衡量；关于诗语之文，他们都崇尚丽辞。然而，钟嵘《诗品》推崇的丽辞不包含苏轼、元好问所欣赏的那种质直，因此，苏轼、元好问倍加推崇陶诗，而钟嵘仅将其列入中品。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文学批评标准的内涵谬误容易被指认，内涵局限往往不易被察觉，往往需要历史的视野。如钟嵘《诗品》陶诗评价中展示出的批评标准之内涵局限，若不将其置于历史时空当中与苏轼、元好问等对陶诗质直的阐释比照，很难被发现。

三 批评标准的限度与限度超越之价值评判

一谈及局限，不管是怎样的局限，往往会得出否定性评价进而引发超越的欲求。从思想史看，突破局限、超越限度也是思想走向丰富、深刻的途径和表征之一。限度超越在现实和理论层面似乎都“应当”和“正当”，然而，引入历史的视角，联系文学批评实践，观照钟嵘《诗品》对触及批评标准限度的曹操、陶渊明的品评，能够发现，关于批评标准的限度和限度超越不应简单进行价值论定。

文学批评标准的内涵局限在不同问题域探讨可能会形成不同的价值论判。如前文指出的，在对陶渊明的评价上，《诗品》、苏轼、元好问都认为陶诗质直并以其为评价的重要根据，但苏轼、元好问对质直的评价和理解与《诗品》完全不同。在他们的理解中，质直之陶诗质而实绮，为文之至；在钟嵘及其时人那里，质直之陶诗不文、少文，与作为诗之至语的绮丽之文有距离。比较而言，《诗品》所理解的诗语之文不免流于语表，失于浅狭，《诗品》据此对陶渊明做出的品级评定也不被后世崇陶者认同。从这个角度论，钟嵘评价陶诗所依据的标准存在内涵局限让人遗憾。但是，如果把眼光从对陶渊明的评价移开，聚焦《诗品》之于诗歌创作的导引功能和诗歌发展史，那么钟嵘《诗品》陶诗评价标准的内涵局限就当另做别论。

文学批评本有匡正诗坛弊风、引导创作的功能，钟嵘对于批评亦有此功能期待，如《诗品序》介绍著述之因，历数诗坛的淆乱，谓刘士章“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故而“感而作焉”。钟嵘树立的理想诗语是绮丽华茂、文采斐然，树立这种诗语包含着革除平典寡淡诗风的意图。《诗品》以论评的方式梳理了诗歌发展史，在梳理中钟嵘表达出对玄言诗的不满。钟嵘论诗尚“味”，他指出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读来“平典似《道德论》”。在钟嵘的评价中，玄言诗乏味寡淡，而玄言诗的这种语言风格对陶渊明不无影响。朱自清在为萧望卿《陶渊明批评》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玄言诗对陶渊明的影响。萧望卿谓陶渊明作诗“用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朱自清认为这是玄言诗的语言风格，他言道：“玄言诗虽然抄袭老庄，落了套头，但用的似乎正是‘用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因为只有‘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才能比较的尽而入玄；骈俪的词句是不能如此直截了当的。”朱自清指出，陶渊明因于玄言诗的影响也表现出同样的语言风格。王运熙认为朱自清的意见比较中肯，并论证了陶渊明诗歌的语言特色与玄言诗的承袭关系。按照钟嵘的诗史梳理，郭璞、刘琨等虽变创新体但未能动玄言诗之诗俗，至元嘉时谢灵运出诗坛才有了真正的、大的改观。陶渊明活动的时期在谢灵运之前，那个时期崇尚辞藻的风尚尚未确立，陶诗处于玄言诗和崇尚辞藻的诗风之间，其质直与玄言诗一脉相承。鉴于陶诗与玄言诗之间的渊源关系，钟嵘不以陶诗之质直为至绮至丽之文，这有助于引导创作注重诗语润色而走向精致华美。

立足于钟嵘的时代看，钟嵘若似苏轼、元好问那样高度推崇陶诗之质直，也不符合诗歌的总体发展。诗歌语言从玄言诗的“比较接近说话的语言”走向重辞藻，属有益之发展。尽管诗学史上对六朝尚辞藻的风尚多有批评，然而，那种批评出现在对辞藻的崇尚发展到不合理的极致之后，批评也非尚辞藻本身，而是只尚辞藻或过度崇尚辞藻。就诗歌的总体发展论，六朝尚辞藻的风尚是后来诗歌发展高峰的必要准备和重要基础。因而，从诗学批评对于诗歌创作的导引作用和诗歌发展史看，钟嵘《诗品》陶诗评价标准的内涵局限在他那个时代并非弊端和憾处。

体系批评之体系性要求导致的文学批评标准的运用限度也难以简单地进行优劣评判。在体系批评中，一方面，不管批评体系如何严密，批评态度如何严肃端正，所秉持的批评标准都未必适用于所有分析对象，而触及批评标准运用限度的作家作品必然会被降低甚至是被鄙弃；另一方面，如果为触及限度的作家作品另立标准，批评的体系便出现了裂隙，其所做的评定会因之弱化或者失去了应有的意义。如《诗品》评诗体系性突出，风力与诗语之文是其一贯的批评标准。作为批评标准，风力与诗语之文本可分立。但钟嵘认为理想的诗兼具文质，品评诗作、评定诗人品级往往兼顾这两个方面，故此，在对曹操的评价中，《诗品》没有也不会如后世推重曹诗者旁置诗语之文这一衡量标准。从体系批评的角度论，《诗品》的这种批评方式是其严谨、统一、周密完备之处；从所做的批评的后世评价看，正是这种批评方式产生出招致质疑的批评，质疑又成为《诗品》体系性的否定，所谓体系之周密完备沦为形式。因为体系批评统一性要求产生的触及批评标准运用限度的批评，一方面成就了体系，另一方面又是体系的否定，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批评标准的运用限度无法形成单一的价值论定。

跳出体系批评单看普适批评标准的运用限度，应洞见其积极意义。古今中外都有对普适批评标准的追寻与坚守。从批评标准的限度看普适批评标准，似乎是：离开具体的批评语境，可以言普适；一旦进入具体的批评语境，普适就显出它的运用局限，这让人怀疑普适批评标准是否只是无用的概念。文学批评标准尤其是普适批评标准或来自和包含着对文学的本体认知，或缘于并承载着某种文学追求。其运用限度的显露，能够促成对它内蕴的文学本体认知或文学追求的检验和反思，继而引出理论观念层面的确证、修正和进步。理论观念的变化反馈到文学批评活动中，又会催生出新的有效批评，使批评葆有活力和生机。因而，批评标准之概念普适与运用限度，使理论与现实之间保持着某种必要的张力，这种张力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皆有积极意义。

总之，文学批评必然依循某种标准，是否拥有清晰明确、切合批评对象的批评标准关系到批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客观有效。而限度之于任何一种批评标准都是必然、实然的存在。对于文学批评标准和批评活动有必要保持限度意识。文学批评标准的限度有着复杂的现象表现和存在形式，不能不加区辨地一概否定批评标准的限度，进而以一种理想主义思维激烈迫切地吁请限度超越。应当正视、重视文学批评标准的限度，深入对其现象表现、存在形式、生成原因和影响作用等问题的探究，由此提升文学批评的理论品质、增强批评活动的客观有效性和深化文学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