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闹剧”：梁作友“诈捐三千万”事件探秘

哲 之

中山大学访问学者

1932年10月，南京爆出一则颇具“黑色幽默”的新闻，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民国第一闹剧”的梁作友诈捐事件。有一个名叫梁作友的山东人声称要一次性给国家捐款三千万。他从山东乡下老家到县城、县城到省城，又从省城到南京，一层层、一级级的政府官员都和他“谈笑风生”，其中包括韩复渠、陈果夫、宋子文、张静江、陈公博等一干“有头有脸”的人物，最后他更是直接和蒋介石本人面对面。然而谁都没想到的是，这个一次就要捐出三千万的神秘富豪其实连三块钱都没有，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面对要求他立即兑现部分捐款的蒋介石，梁作友居然当面幽了他一默，令总裁哭笑不得。最牛的是，这个梁作友最后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还白得了二十块钱路费，安安全全地回家了。

“民国第一闹剧”基本事实清楚，但至今仍有重重谜团没有解开。梁作友，这个身体残疾的山东农民，是如何一路“过关斩将”，接连骗翻诸多见识、学识都远远在他之上的大人物，最终差点骗倒蒋介石的？换句话说，为什么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都会相信梁作友真的有三千万，进而好吃好住地招待他，并安排他去见蒋介石？反观梁作友本人，在此事件中并没有“诈骗”钱财，只能算是“诈捐”，他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这么干，图的又是什么呢？

笔者近日在民国报人陶菊隐的回忆录中读到此事后，颇感兴趣，并进行了一番探究，试图回答上述疑问。结果发现：其实梁作友只是个站在台前的“演员”，“诈捐”事件的始作俑者另有其人，一直躲在幕后，此人就是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渠。他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事件发生前更是已经和蒋彻底撕破脸皮，于是“导演”了这出闹剧来恶心蒋介石。

是“诈骗”还是“诈捐”？

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曹景行的父亲曹聚仁年轻时做过记者，他曾在《涛声》周刊发表一首诗，名为《题梁作友外传》：“带上纸糊冠，走上长安道。长安道上朱轮人，外府爱拥连城宝！闻道辽东献白豕，伛偻嗤看刘老老！武帝雄师正开边，卜式毁家都道好。可怜画饼不充饥，有钱反被无钱恼！”并进而评说道，“民国闹剧可谓多矣，若论第一闹剧，当属梁氏诈捐。”

民国时期著名记者陶菊隐在晚年写的回忆录《记者生活三十年》中，也写到了这个故事。此事发生时，陶菊隐正在当时全国发行量、影响力前两名的报纸之一《新闻报》当记者。梁作友从山东到南京时，陶菊隐也在当时蜂拥而至的众多媒体大军中，见过梁作友本人并采访、报道过此新闻。后来梁作友离开南京，到了汉口和蒋介石见面，他又跟踪前往采访、报道。

按照陶菊隐的说法，“梁作友在汉口的一切遭遇，上海各报均无所知，我却轻描淡写地向《新闻报》作了较详的报道。这是我自任该报驻汉记者以来取得的一次成绩。”从这段话不难看出，陶晚年在回顾自己三十年记者生涯的时候，对这次采访报道仍颇为得意。他在回忆录中，以《新财神献宝记》为题，用大约四页书的篇幅详细记述了他所知道的梁作友诈捐事件。

网上关于此事件的文章也很多，多数文章细节充分，甚至有绘声绘色的人物对话、以至内心想法的描述。关于梁作友事件，这些文章多称之为“诈骗”，并在文章的题目中点出。但是，在陶菊隐的回忆录中，梁作友除了接受政府安排的食宿以外，只是向宾馆前台借过几十元钱（有说几百元），根本没有提出过什么其他要求。

说梁作友是骗子不假，但他的行为是“诈捐”，而不是“诈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捐出三千万，“富豪”的身份也是假的；但说他是“诈骗”则是根本不成立。有意思的是，这些标题中有“诈骗”二字的“网文”，正文中却根本没有一个字提及梁作友是如何诈骗的。

笔者发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曾出版过一本叫《溃败的王朝：民国高层腐败实录》的书，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土财主舍财救国》，是记述此事件的。作者李伟，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当过记者；此外，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曾与人联合署名为某杂志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过此事件。

其貌不扬的农民为何能骗倒众多高官大员？

毋庸置疑，梁作友首先是个骗子。提到骗子这个词，我们一般都会首先联想到漂亮的脸蛋、光鲜的衣着。可是梁作友是个身高不到1.5米的“武大郎”，而且还是个“罗锅”（驼背），腿部也有残疾，走路都不利索。初到南京时，他“穿布短褂，青布裤，白布袜，青布鞋”——这形象怎么看也不像是千万富翁。他口才不错，虽然只读过小学，但讲话颇有技巧，讲起话来大义凛然、义正言辞。对自己的巨额财产来源，梁作友自然有一番说法。如说，祖上做过大官，传下“原始积累”，爷爷这辈闯关东，在俄罗斯做生意发了财，积蓄传到他手上时又因他个人善于经营，钱滚钱、利生利，就有了六七千万，所以打算捐一半给国家。

这种说法，已经具备了骗人的“准入水准”。但是梁作友骗的可不是小学生，他一路从县里、省里骗到南京，最后更是直接骗到蒋介石面前。这个过程中，他“过五关斩六将”，才见到了最后的大BOSS。这些人各个都是官场上摸爬滚打的人精。

如果说，省里和南京的大官因“山高皇帝远”，不了解梁作友而上当的话，那么，眼皮子底下有这样一个大富豪，家乡的“父母官”还能不知道？这些基层官员为何也相信梁真的有钱呢？

笔者以为：梁作友之所以能骗倒众人，不在于他“嘴里跑火车”的骗术，而是有个传说帮了他的忙。

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一个大同小异的背景资料。那就是，1929年，臭名昭著的军阀张宗昌第三次入鲁与军阀刘珍年混战一场，由龙口经海路败逃，沿途丢下不少宝贝，据说有一张存在日本银行的军费支票这时丢失。

梁作友就是龙口人。当他要捐款的风声传出来后，当时就有人猜测，一定是他捡到了这张支票。当然，梁作友本人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南京，都没有讲过自己捡到了张大帅的支票。不过，他越是不说、越是沉默，外人就更加相信这个猜测。

张宗昌，人称“狗肉将军”，自称有“三多”——兵多、钱多、女人多。单说这“钱多”，当时的军阀们普遍横征暴敛，不过多数人还不至于鱼肉自己家乡的老百姓，对家乡人还是不错的。而张宗昌则不然，他虽是山东人，占据山东期间，祸害山东百姓也最惨，敛财已经达到了六亲不认的程度。所以，他在败军之际丢失巨款的说法，有很多人都相信。这其中，也包括在南京的大员们。

换句话说，这个传说中的“张宗昌遗失巨款”也就是当时人们对梁作友捐款可以想象的唯一合理解释。一来，“三多将军”钱多，和“三千万”的捐款数额可以匹配上；二来，如果真是张宗昌丢了支票而且又被梁作友捡到的话，显然梁作友是不能以个人名义从日本银行里把钱取出来的——他只能捐给国家，让国家出面去取钱。让党国吃“肉”，自己才有“汤”喝。

有一种说法，似乎可以印证：张宗昌的“巨款”是梁作友行骗成功的重要原因。有网文说，近年有学者找到了梁作友的侄子、86岁的梁文盛老人。据梁文盛说，梁作友在龙口的客栈里做过账房先生，正赶上张宗昌兵败，从龙口坐船逃跑，而张宗昌的马弁不知道为什么掉队了，来到梁作友所在的客栈躲避追兵，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个包裹让梁作友保管，里面留下了一些纸币和外国银行的存折，总金额大约是三千万元。梁作友想捐献给国家的就是这钱，曾经当着面把这些钱拿给蒋介石看，蒋介石发现这些钱是张宗昌发行的货币，早已经不能使用。

不过在另一篇网文中，也有类似表述——梁作友理直气壮，从皮箱里摸出一叠纸币，往陈希曾（时任汉口公安局长，陈立夫、陈果夫的侄子）面前一推，说：“我身边还带着80万呐。”陈希曾陪着笑脸打招呼，边拆去纸币上的封纸，先是一呆，继而嘿然冷笑：“姓梁的，竟敢拿过期作废的钞票欺骗政府？”原来这是狗肉将军张宗昌盘踞山东时滥发的钞票早已成了废纸。梁作友一脸惊异：“钞票上明明印着‘中华民国’四个字，请问长官，现在是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钞票怎么会过时作废？”陈希曾一时语塞无对，喝令把梁作友铐起来。梁作友满脸委屈：“小民实在不晓得这钞票已不能用了，好心做了错事……”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在这场闹剧中，横征暴敛的张宗昌，让相貌有些猥琐的梁作友看起来确实是“有三千万可以捐”的人；另一边，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诸多高官之所以上当，也是因为政府真的急等着钱用。

众所周知，此事件发生的1932年10月前后，中国刚刚经历过“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日本人掀开了侵略中国的序幕。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一面要应对日本人，一面又错误地继续武力围剿红军。梁作友见到蒋介石时，蒋正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身份在汉口主持军务。在当时，打仗就是“烧钱”。南京国民政府内外两面作战，开支庞大，财政入不敷出，上自蒋介石、下至国府众大员，都急等着“钱”下锅。这时候，恰巧来了个自己送上门的“梁财神”，能不相信吗？

陶菊隐似乎也认为风雨飘摇的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巴掌”，才是梁作友行骗几乎成功的主要原因。不过他认为，政府诸大员乐于接受捐款并非为公共政务着想。

他在书中写道：

一个来历不明的乡巴佬，赤手空拳而来，怎么能够骗得南京衮衮诸公向之顶礼膜拜，如奉神明？这也许可以用“利令智昏”四个字来回答，当时国民党当权派都是些“拜金狂者”，他们受了三千万元的诱惑而丧失了一切应有的理智，遂使一个疯子骗了许多疯子……

梁作友如何当面“忽悠”蒋介石？

梁作友为何能够骗倒众大员，最终成功面见蒋介石接着“忽悠”，是一个问题；而他为什么非要去忽悠蒋介石本人，则是另一个谜团——梁作友再“土”、再“疯”也不会不知道“忽悠”蒋介石会有生命危险吧！

梁作友最终确实是被蒋介石接见了，时间就在1932年的10月18日。这一事实，陶菊隐、李伟、经盛鸿等人都有提及。但他见了蒋介石之后，两人究竟谈了什么，因未见于报端，则显得扑朔迷离。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都有强烈的“黑色幽默”色彩。

一说，梁说这三千万元的捐款并不是他个人掏腰包的，而是他有一个办法可以筹到三千万捐款。这个办法就是，政府下一道命令，全国四亿人，每人准备一个储蓄罐，每人每年只往罐里存一角钱作为爱国捐款，这样只需要一年不到的时间，国家就有三千多万捐款到手。这难道不是简单易行的筹款妙计吗？

另一种说法是，梁面见蒋介石后慷慨陈词，首先发表自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抗日救国大论，接着又说全国有权有势的人应该带头捐款，他把一直带在身边的神秘箱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本本子递给蒋，只见本子上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各地富商、高官的名单和应捐款数，压轴的最后一个人就是蒋本人，其名下应捐款的数额就是三千万！梁作友的意思是，三千万的捐款是由蒋介石出钱，他来“顶名”，因为如果蒋以自己的身份捐钱，老百姓难免会猜测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他“毛遂自荐”为委座“顶”这个名，是为领袖分忧解难。

也有人认为，上面的话，梁作友并不是直接对蒋介石说的，而是在见过蒋介石之后对蒋安排来与他对接的汉口公安局局长陈希曾说的。无论如何，蒋介石最终肯定是知道了梁作友这“三千万捐款”的真实情况，心里肯定不是滋味。

众所周知，蒋介石极好“面子”，为此杀的人也不在少数，在此“诈捐”事件之后的一二年里他就接连“做掉”了杨杏佛和史量才两位社会知名人士。“做掉”梁作友这个“小角色”、“小把戏”，不夸张地说，简直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毕竟梁作友撒下弥天大谎在先，在法律上也说得过去。

虽然最终，蒋介石同样是出于“面子”的考虑，没有惩办梁作友，而是叫人给了他20块钱路费送他回家。对外由汉口公安局发布消息以“姑念乡愚，不予深究，着即驱逐出境”作结。但是虎口搏须的梁作友也可谓是“鬼门关里走了一回”，没死纯属侥幸。

是激蒋抗日的“义士”还是脑子不好使的“笨蛋”？

那么问题来了，梁作友为什么要“诈捐”呢？

有人说，梁作友是出于爱国热情，在国难当头之际，用这种办法面见蒋介石，要求他积极抗日、收复失地，是一位爱国的“义士”。这种说法，不是后来才有的。据说，事件发生后不久，一直有反蒋热情的陶行知听说此事就为梁击节叫好，还写了一篇传记，翔实记述了梁作友的生平，打算交商务印书馆刊印发行，不过文稿被查禁了，没有发表出来。

这种说法，笔者以为并不可信，也许这是出于某种宣传需要，有意“拔高”了梁作友。

一来，根据目前的资料，梁作友的身份已经“盖棺论定”，他和家人都是在山东乡下种地的农民，虽有一定口才，但文化、见识水平都不高，并不是有什么政治热情的人，也没有参加政治组织。终其一生，除了这件“诈捐”事件，并无其他类似举动；二来，当年梁作友进南京诈捐并非一个偶发的过程，“打枪的不要，悄悄的进村”，他是自县城而省城济南，由省政府派人护送进南京的。在山东时，就有《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各路记者蜂拥而至，争相采访报道此事。到南京后，更是每天都有记者到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对他围追堵截进行采访，从陶菊隐等人的报道和文章中，并没有看出梁作友身上的“义士”色彩，在东窗事发前，媒体对他的观察普遍是“财神”或“奇人”。

那么，梁作友会不会真的只是一个“乡愚”，得了张宗昌的支票或者不知已作废的巨款，“很傻很天真”地去南京捐款呢？笔者以为，也不是。他的言谈举止像是个笨蛋吗？至于张宗昌发行的钞票是否作废，更是个伪问题。因为“得钱”和“捐款”之间已经间隔了两三年，这钱能不能买东西，街上讨饭的傻子都知道；再说，他不明钞票作废要捐款也没必要非得到南京，连省城济南都不用去，在县里就能捐。

在当时，即有媒体分析说：如所说梁作友的捐款用于抗日，山东各地就有为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处；用于赈灾，他的老家县城就有赈灾机关；用于实业建设，交县里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舍近就远去省城又进南京？在事情败露之前，《申报》就借一篇评论文章怀疑梁作友是个骗子，文章说：“三千万元为数可谓巨大，今梁君更作可再捐同样数额之豪言壮语，听起来近似夸诞。又一味空言，并无行动，有识之士判断已不可信矣！”

梁作友只是个“演员”，闹剧的导演是韩复渠

笔者综合已掌握的资料分析：其实梁作友只是一个“演员”，“诈捐闹剧”的真正主角并不是他，而是时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渠。

据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一书记载，南京财政部长徐堪事后告诉其友人，这是韩复渠对蒋介石实施的一种报复手段。韩一面扣留地方应上缴中央的国税，一面又向中央催索军饷。财政部愤然回复韩说：我们这里没有点石成金的财神爷，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于是韩复渠就“扎了一个毛人”冒充财神爷，送到中央去，使南京政府大丢其脸。陶菊隐虽然在书中点出了这个说法，却并不认同。他说，这种说法是“遮羞之论”。

在《溃败的王朝：民国高层腐败实录》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述，不过作者似乎对这种说法是持认同态度的。

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一本于民国年间出版的旧书：《国民新闻丛书之六：蓝衣社内幕》，书中的第13章节，即“韩复渠游戏政府中的角色梁作友”。

蓝衣社，全名中华复兴社，1932年正式成立，1938年解散，它是国民党内部一个积极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组织，是“军统”的前身。1932年，梁作友“诈捐”事件发生时，蓝衣社刚刚成立不久。戏耍了最高领袖和诸多党国大员的梁作友虽然没有受到惩处，但想必蓝衣社应该在暗中对此事进行过详细的调查，并得出了“韩复渠借梁作友游戏政府”的结论。

笔者注意到：无论是正规出版物，还是网文中，都提到一个相同的细节——最先将“梁作友要捐三千万”一事上报中央的，正是韩复渠本人。而且，在梁作友“骗子”的身份被公之于众、回到山东老家之后，韩复渠还接见过他，并与之“谈笑风生”。

两本书中都说到，1933年4月3日，韩在济南省政府接见梁时，这位“义士”又炮制了一个“十年节约救国计划”，具体办法是全国每人每月储铜元一枚，隔两年交款汇总；另设一个“救国银行”，可利用此款发行救国公债20万元。韩对此赞赏，并设宴合影。

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来：韩复渠对梁作友的态度十分反常。官场上的人，面对这样的人物，往往是避之唯恐不及，韩为何要一再接见还为之“设宴”、与其“合影”呢？唯一的解释就是，韩这么做是故意的，为的就是继续恶心蒋介石。

历史资料显示，韩复渠本是冯玉祥手下“十三太保”之一。1929年，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以山东省主席和每月60万元军费为“诱饵”招他，韩遂脱冯，转而投蒋。其后，韩复渠对当时占领山东的阎锡山来了“闪电战”，将晋军赶出山东，自己则当了“山东王”。

据说，蒋介石也不地道，之前说好的每月60万元军费此后一直没有落实。面对赖账的蒋介石，韩复渠也有反制措施。他借口地方财政困难，拒绝执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银行纸币的通令，并两次截留中央税款。蒋介石拿他也没有办法。

按理说，事情至此，韩蒋两个人倒也扯平了。不过韩复渠还是不依不饶，几次跑到南京去找蒋介石要钱。蒋介石自己避而不见，只命财政部官员答复韩说：“中央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想必是这句暗含讥讽的话激怒了韩。他回到山东之后就和蒋介石彻底撕破了脸皮，把南京政府派驻山东的盐运使、烟酒印花税局长、税警局长及中央财政部特派员等统统换上自己的人，全省税收不交中央一分钱。从此，山东实际处于脱离中央的“半独立”状态。梁作友“诈捐”事件，就发生在此期间。纵观韩的一生，此事倒也十分符合他为人处世的风格。

“演员”梁作友据说在45岁时因生病自然死亡。而“导演”韩复渠则没这么走运了。1938年1月，蒋介石派人将其诱捕，乱枪打死，据说死状非常之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