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根”里畅舒“情意”

盖 光

生活于山东淄博这片土地上的蒋新，有强烈的恋“根”性。所谓恋“根”性就是依恋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沃土。这对蒋新而言，可有两重蕴含，一是本有的黄土地，一是黄土深处作为宝藏的“黑金”。“黑金”之言，因于淄博是古有的煤城，黑色煤炭不只养育了几代人，更是百年中国历经磨难的见证。几年前，蒋新有散文集《黑黄恋》，这因于其中的一篇同名散文，更是通体灌注着他的这种恋“根”性。书中纵论古今，写山，写水；写古人，写今人；写树，写鸟；写国事，也写家事；还写剑，写酒。朱德发先生的序中就称其为“情之真、思之深、象之丰”。所谓“黑黄恋”之“黄”，不言而喻，就是我们对生长于斯的这块黄土地的无尽之恋，土地是我们的家，也是民族的象征。那么，“黑”呢？无疑就是这种“黑金”，它成就了淄博这座煤城。蒋新的“恋”，还在于他本就生长于这座煤城，其恋，更是血脉相承。对人而言，煤炭固然似金，但由谁来掌控，这块“金”也会异样。它会经历命与运的搏击，会成为血与泪的见证，成为沧桑岁月的见证，甚至还能成为奋争的呐喊。国人的百年经历，“煤”是极为重要的载体，是一束光芒，或者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缘起点，力量壮大的摇篮，或者根本就是一种百年记忆。对于煤，对于淄博这座煤城的百年经历，富含血与泪，仇与恨，所扬起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旗帜，都被蒋新纪录在他的新作，他的报告文学大作《黑与红——一座煤城的燃烧岁月》中。显然，这著作将蒋新的恋“根”性升华了，将他的情意升华，更重要的是将“黑金”重彩涂染，赋予更深的蕴含。

一部融史与情性而就的著述

被重彩的“黑金”并非杂色，而是“红色”。这红色并非单一之色，而是中国人民百年革命斗争之色，是波澜之色，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色。由煤而植生的这种红色，显然是记录了其缘生点，这一方面是因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掠夺，煤是重要资源，由此必然引发血与泪，生与死的斗争，另一方面，煤植养了产业工人群体，这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领导力量。淄博煤城历经了燃烧岁月，蒋新为其注入了无尽的情意，或者说，他是用情，用意，用秉性而述就了这部“史”。

用情意、情性和爱而述史，无疑需要博大的情怀，需要有恣肆且奔放的情感抒发，这些蒋新都做到了。无疑，这因于蒋新的那种恋“根”性，重要的是对家园，对煤城的爱，对红色乃至中华精神的坚守与颂扬。但已入“耳顺”之年，且显儒雅的蒋新，如何有如此奔放的激情，有带有强烈质感、大气的言语，乃至深沉且促人奋发的议论，这又似一个谜。如该书开篇所言：“饱经岁月沧桑的淄博煤炭，既在中华民族倔强发展的文明史上，燃烧着可圈可点的灿烂，呈现出让淄博人骄傲的耀眼与辉煌，同时，也遭受过许多困苦和磨难。”全书分殇、怒、焰三个乐章，共十九个章，以史的脉线串接，又交叉、叠合，其中的情与思、与论皆涌动着波澜。整部著作的史料之丰富，现场采集之具体，各种脉线穿插之清晰，没有蒋新那近乎淘尽身心的赋予是很难成就的。殇，无疑是血与泪，血与恨的记述，也更是“红”的源起，对此，蒋新给予了丰富铺垫。最撼动人心的想必就是1935年，发生在淄川煤矿“北大井”的透水事件，这是日本侵略者侵华历史的铁证，也是其灭绝人性的铁证。536人被煤井透水活活淹死，这是举世震惊的，也是空前绝后的大矿难。蒋新从“展览馆里的‘矿工墓’”讲起，不只复现了这场矿难的事实，更引带了被称为山东“煤都”的淄博城市的缘起。先于瞄向淄博煤源的是英德，19世纪末，他们介入，德国人显然是其中最为占先的。而后进入的日本人则更加残忍，更无人性，其对煤炭资源肆意掠夺更无节制。这不只是无以计数的契约及霸王条款所记载，一次次的矿难，无以计数的死难矿工的生命，一家家深陷悲苦命运的家庭更是其铁证。该书第七章名为“生命的价格”，分活人的价格，死人的价格，童工的价格而论，从中我们足可以看到日本人对矿工的盘剥如何惨无人道。蒋新还陈述了这样一种写照，“当地人都不愿意到日本人开采的煤矿下井，因为日本人太‘狠’”。蒋新还用了一个比喻性表述：“鲁迅先生在其小说《药》中，曾经刻画出一个鲜血淋漓的‘人血馒头’，而煤城矿区的工人，不正是侵华日军和日本商人餐桌上的‘人血馒头’吗？”

在血与泪、血与恨的书写中，蒋新的议论也颇值得回味及赞赏。尤其他不断地在告诫，我们记住曾经的黑暗，不是为了复仇和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每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坚定向往和勇敢坚守。面对无法更改、修改和掩饰的历史，我们应该心存敬畏，把历史的诉说作为警钟和座右铭，为永远的和平瞪起我们民族复兴与发展的眼睛。

一部呈现革命先驱领导的工人斗争史

对百年中国的历史，红色的旗帜不只是象征，而本就是实在，是纪录，是每一个国人精神心灵的铭记。一个世纪的初年，革命先驱者们，先期举起了这面旗帜。在淄博这方黄与黑的土地上，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火种，同样是由革命先驱点燃。他们指导产业工人及广大民众，扬起了红色旗帜。

王尽美、邓恩铭先后分别有四次来淄博矿区，领导工人革命斗争。尽管他们并非生于也非长于淄博，但肩负着党的嘱托，发动产业工人运动是必然抉择。蒋新以确证的资料、口述记述，并实地考察了两位先驱来淄博矿区的行进线路。他们几乎都是由淄川到博山，第一站都先去了沙子顶煤矿。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煤矿是先驱们投身事业基地，淄博矿区也是其中一块重要区域。1922年5月、6月，王尽美两次来到淄博矿区，尽管陌生，但他坐上了运煤的小火车，用蒋新的表述，“陌生的路硬是被陌生的他们蹚了出来”。他先期考察工人状况，建立联系点。他下过煤窑，到过机器房，也住过矿工们的棚窝铺。工人们从王尽美的交谈中明白一个道理，要想日子过得好，必须把手攥起来抱团——一块煤烧不出大火，许多煤一起燃烧、着火，才旺盛。山东第一个矿业工会成立了，这是“工人觉醒与觉悟的呐喊标志”。王尽美也留下了“激动铿锵的声音”：我们工友是很可贵的，是很有能力的。虽然没有知识，难道自己受着这样痛苦还不能结合起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吗？成立大会的长篇致辞中，王尽美说，“这次大会，更叫我们敬佩”。“又谁知底层在黑暗势力之下的矿工队伍里”，竟于不知不觉之中发生此空前盛会，真令人惊异！”在致辞的结尾，又有激动不已的声音，“只好表示120分的诚意欢呼”“山东矿业工会淄博部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呀！”

邓恩铭也是在1922年走进淄博，对淄博矿区他已耳熟能详了。因他二叔在淄川任县长，他名义上是投亲，实际是按照中央部署，到这个全国第三大矿区的煤城来发展党员，组织开展工人运动。1924年，邓恩铭第二次来淄博组织的重要工作是“抗捐”。蒋新根据邓恩铭伏在昏暗煤油灯下写就的文字，总结了这样几项工作重点：组织发展，数人加入；活动开展，抵抗劣绅；工运推进，拓展组织。邓恩铭勇敢、智慧，使抗捐工作有理有据有节，对这次事件的成功，蒋新在采录、书写中这样总结：“一个狭小地区的抗捐斗争，不但展现出邓恩铭非凡的智慧和能力，也让他看到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1923年10月，王尽美第三次来到熟悉的煤城淄博，来到熟悉的矿区和工人中间，他是为鲁大公司无故裁减工人事件而来。尽管拖着重病的身躯，王尽美坚强的意志，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决心，引导工人们紧握拳头，团结起来，同资本家斗争。在一次工运积极分子会议上，他给工友们朗诵工运领袖邓中夏的诗作《游工人之窟》，此后，他发展了一位矿工入党。“工人组织起来”，为山东工人运动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随后，1924年，邓恩铭又接力来到淄博，他是为组织罢工而来。当时，在山东多个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以不同方式组建了识字学艺团，工人们组织起来识字，开始觉悟了。淄川煤矿也在1924年4月成立“学艺研究社”，几周后就有1000多人参加。为配合、组织一次次的罢工，建立党组织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1924年7月，中共矿区支部委员会成立，这是淄博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直属中共中央领导。1925年2月，王尽美第四次到淄博，他携孙中山先生重托，来组建地方国民议会。1929年3月，邓恩铭第四次来淄博，显然，这次是冒着极大危险而来，他是来兼任淄（川）博山张店和矿区的负责人，领导并保护党组织和党员，将半公开的炭矿工会转入地下斗争。

在详实录述、激情论议中，蒋新也发自心底畅述：因为有了王尽美、邓恩铭等早期共产党人的积极奔走，用超常的力量撬动这方土地，淄博工运则在艰苦岁月中倔强发展和推进。

一部扎实地域之根的英雄谱

如果我们用这个标题延伸，那么，可见淄博也是一方英雄辈出的土地，煤炭也是培育英雄的“金子”。煤炭的燃烧，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熊熊烈火锻铸了无数坚不可摧的英雄。英雄不只穿梭在枪林弹雨中，首先是生成于苦难，继而为冲破苦难，为获得生存的权利，他们为民众而战，为祖国而战。英雄是多色彩的，在煤矿中与侵略者，与资本家的斗争；在领导工人、农民革命斗争中，都培育了无数的英雄。

蒋新就是汲取这地域之根的滋养而激情书写，记述着无数的英雄，也使自己培育了一颗英雄之心。他慨言道：“英雄或者英雄群体的涌现，是一个民族不甘当亡国奴，不甘让万千生灵遭受涂炭的生命呐喊。”蒋新恰恰是怀揣这种夙愿去激扬文字，去培育自己那颗英雄之心。以“黑”为根，为基石，为培育基地，育就了“红”，由此“红”就成为该书的主色调。殇引发了怒，怒点燃了焰，焰燃烧着熊熊大火，锻造着无数英雄。在蒋新的记述中，有着诸多实录的名字，从早期的工人组织，到之后各级党的组织及领导人，已经实名镌刻在百年英雄的史诗簿上。对于“焰”，蒋新用“煤炭改变颜色，裂变改变命运”为副标题，如果说这是一个关乎缘何“裂变”，“裂变”如何改变命运的实录，毋宁说，这本就是成就英雄的焰，或者说是，英雄燃烧的焰。在这部书的述录及激情挥洒中，闪亮着诸多英雄的名字，他们在淄博这方土地建功立业，更为中国革命奉献着身心及智慧。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参与了共和国的建设，有的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我们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奉献，没有他们的伟业，就没有今天的我们。王尽美、邓恩铭等先驱培养了一大批工人运动积极分子，这些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几乎都成为早期炭矿工人组织的领导者。如“淄川炭矿工人俱乐部”的卢福坦、蒲文泉、刘兆章、张德水等，蒲文泉成为后来的“淄川炭矿工会”组织的领导者，还有韩长甫、车锡贵等。蒲文泉身先士卒带领工人罢工，鼓舞工人的胆量和勇气，用身体拉起围墙。在1938年，张德水曾领着工人队伍炸毁日本人管辖的铁路电机房和锅炉房。如1937年第一次组织“弄枪”的红色青年高广宇、张天民，高广宇于1942年病逝，张天民一直在战斗，担任过矿区工委书记，担任过指导员等，解放后他一直从事工会工作，并任全总书记处书记。在“雕塑在大地上的灵魂”一章中，蒋新述录这样几个英雄。洪山大荒地矿井走出的“煤三代”，12岁下井挖煤，1940年参加了八路军，被称为“山东爆破大王”的马立训，还有被称为“扩兵谜”的徐化鲁，煤城的“华子良”韩子栋，奋勇阻击敌人，身中十余枪，倒在血泊中的道士刘奉山等。在“历史不能吹过”一章中书写了一个蒋姓的英雄家族，有15人为国捐躯。年龄最大的叫蒋正官，生于1903年，1941年牺牲于莱芜和庄，时任莱芜第六区参议长；最小的蒋衍丰，牺牲时年仅16岁，时任淄川青救会副会长。其中有一位女性，名叫蒋舒和，是一位“双枪女战士”，为了掩护村民及八路军撤退而壮烈牺牲，景象极为惨烈。显然，这不是全部，还有很多很多，在蒋新饱蘸情意的录述中，他追思着历史的记忆，记下许多许多。煤城陶养，火焰燃烧而锻铸的一具具铮铮铁骨，冲击着我们的灵魂。

这部激情昂扬之作，是一部全部身心共同参与的著述，虽然付出了许多，但蒋新是成功的。蒋新也有感而发：“我感觉，报告文学不单单是用手写，更要用脚写。”他行走在这“根”性土地上，他大胆且真实地告诉了世人还不太了解的淄博，一座煤城的近百年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