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既定战略方向不会因贸易战而改变

2019年5月10日，特朗普政府在中美谈判进入第十轮“文本阶段”谈判时，突然宣布对2 0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从10%提升至25%，并表示对剩余3 25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关税的程序也已启动。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也随即决定对已实施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美国商品中的部分，提高加征关税税率，分别实施25%、20%或10%加征关税，以此作为反击。从未来前景看，贸易协议不会解决中美长期结构性问题，贸易战也不会改变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历史会再次证明，中国将坚持深化改革，继续以高质量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极限施压”是常态，三大核心议题中国不会让步

伴随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两国为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展开多轮经贸磋商。在谈判过程中，中方始终保持坦诚、理性、克制、积极解决问题的姿态，但美方展现出其贸易谈判的进攻、强势、反复策略，为两国贸易谈判平添波折。特别是极限施压的威慑、商务交易的谈判、有拉有打的允诺，也成为特朗普政府对外经贸博弈的鲜明特色。

中美贸易谈判成为牵动全球神经的焦点。到目前为止，贸易谈判并没有完全破裂，但双方向前走也困难重重，特别是在一些核心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中方重申的核心利益必须得到保障：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关税是双方贸易争端起点，如果要达成协议，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二是贸易采购数字应符合实际，双方在阿根廷已对贸易采购数字形成共识，不能随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任何国家都有尊严和底线，协议文本必须平衡。因此，为使协议达成必须积极创造环境，前提是双方谈判的基础是互利、互信，不能陷于意图改变对方或者“非我即错”的逻辑，不能摆出“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架势，采取制裁和极限施压的强硬方式，更不可能寄希望于改变一国发展路径，中国在核心原则和核心利益上绝不会让步。

二、美贸易逆差创十年新高，关税大棒适得其反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关键的目标变量。然而贸易战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不降反升，这意味着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特朗普希望通过开启全球贸易战和关税制裁的方式，来削减贸易逆差的做法适得其反。2018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赤字同比扩大12.5%，至6 210亿美元，为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贸易赤字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017年的2.8%上升到3%。其中，货物贸易赤字扩大10%，至8 913亿美元，创历史纪录。与此同时，服务贸易顺差继续扩大，创纪录地达到2 702亿美元。分国别和地区来看，2018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扩大至4 192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其中，出口下降96亿美元，至1 203亿美元，进口增加340亿美元，至5 395亿美元，此外，对墨西哥和欧盟贸易逆差也刷新纪录。虽然今年3月受中国扩大对美进口大豆等商品影响，美对华逆差出现较大幅度收缩，但美国3月整体贸易逆差增加1.5%，至500亿美元，对其他贸易伙伴的逆差继续上升。由此可见，特朗普“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并未阻止美国贸易赤字持续扩大。

特朗普任内贸易逆差激增的直接因素，是其推动国会减税所导致的财政扩张和由此带来的美元升值，部分原因是财政扩张帮助带来的经济走强。特别是在减税和政府增加支出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去年强劲增长，从而令消费品、工业品、资本品支出增加，这是美国进口增长的一大原因。然而，特朗普贸易政策是导致2018年贸易逆差大幅增长更为关键的因素。特朗普自上任来为缩减贸易赤字频频向主要贸易伙伴发起攻击，关税威胁和对中国及若干国家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导致美国进口商急于赶在新关税之前采购。此外，美国对中国、欧盟等贸易伙伴的攻击和关税威胁导致了这些经济体降低了对美国商品的需求。事實上，美国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自1973年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解体之后，美国就出现了持续的货物贸易逆差。主要反映国际产业链中的分工地位变化，美国低储蓄率与美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之间的差距，而这又部分因美元作为世界核心储备货币的地位，导致美元走强，进而降低进口实际成本、提高美国商品在海外市场价格，更加助长了贸易逆差增长。

三、贸易战是“多输游戏”，负面冲击将向更大范围传导

中美两国占全球GDP的40%和全球增长的50%，贸易战是“多输游戏”。2017年美国对价值2 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则对价值1 1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作为反击。而此次征税清单中资本品和中间品占比提升，中间品占比增加至52%，这将大大抬升美国生产者价格和消费者价格，损害经济增长、消费者福利，加大通胀风险。目前，被征收关税的中国进口商品中只有1/5左右是消费品。贸易战升级会把玩具和服装等物品纳入其中。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关税对核心通胀（不包括食品和能源）的影响将从0.1个百分点上升到0.4个百分点。

从对双方经贸影响看，美国商务咨询机构“全球贸易伙伴关系”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对价值2 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连同现有的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以及对进口钢和铝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每年减少93.4万个就业岗位，给美国家庭增加767美元的生活成本。另据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测算，美国对价值2 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同时中国对价值1 0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这将使中国的GDP增长在2019年减少0.6个百分点，在2020年进一步降低0.3个百分点。中美对双方的进出口贸易额也会出现下降。

特朗普的关税大棒继续指向其他贸易伙伴。近期，美国以欧盟补贴空客为由，威胁对欧盟11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关税，而欧盟也随即反击对美开出了一份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清单，威胁加征关税。美国挑起的贸易冲突正在严重破坏全球经贸秩序，其负面冲击正在向更大范围内传导。

从当前形势看，特朗普政府认为在谈判驾驶上居于上风更多是依赖于美国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但美国实际上会付出代价。伴随一季度美国GDP实际增速回升，美国GDP的名义增速反而出现回落。3月25日，3个月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与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之间的息差首现倒挂，息差扭转为负值，这是自2007年以来首次出现反向收益率曲线，反向收益曲线通常被视为经济衰退的预测指标，全球经济再次引发投资者担忧，也预示着美国未来存在经济回落甚至滑入衰退的风险。

四、贸易战加速价值链重构，对中国是“危”也是“机”

从更大范围看，贸易战的溢出效应还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及全球贸易流向。中美互征关税不仅短期内增加了双边贸易成本，还可能影响跨国企业未来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决策布局，从而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而这种重构趋势甚至不会因为贸易战的停止而停止。

从趋势看，价值链重构和贸易结构的变化已不可逆转，但这未必都是坏事。中国也需要主动接受和适应一些无法改变的变化。近年来，随着人工、资源、能源和环境成本的上涨，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受到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梯次向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转移。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对东盟制造业的投资呈现加速上升态势，2015、2016年，中国对东盟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73.4%和34.3%。在贸易战背景下，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及其他低成本国家的转移态势似乎还会进一步加速，关税并产生的影响让一部分组装产品的产能从中国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根据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贸易数据公司Panjiva研究报告，美国进口份额已经重新分配。美国从中国进口在2019年第一个季度已经下降了13.5%。而从越南进口增加了37.2%。

对跨国公司而言，重置产业链的成本较高，不仅是关税问题，还要考虑物流成本、基础设施、供应链、配套产业的完善度和成熟度等。在华跨国公司的生产投资、产业链条等都在中国，短期内大规模撤出并不现实。同时，中国相对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以及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的地位短期内也难以找到替代。

全球价值链重构是对中国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确切地讲，重构并非始于这场贸易战。全球价值链低迷已持续数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全球外部需求的持续萎缩，以及新科技革命带来的物流成本下降等因素，重构特征十分明显，不仅包括生产链的迁移，还包括全球价值链模式的调整，且伴有几大新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将生产与装配放在离母国市场较近的地点，以缩短供应链，减少外部冲击；第二个趋势是将生产与服务更贴近市场，可以快捷、及时地适应需求变化，以此强化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第三个趋势与第二个相关，即“最好的研发，最靠近市场”。为满足特定的市场需求，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本地化。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对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能力增长迅速，正逐渐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转变。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中国的消费能力，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消费市场。另一方面，中国高科技产品市场具有全球投资吸引力。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利用外资量稳质优，利用外资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利用外资占比升至30.6%，高技术制造业利用外资增长35.1%，特斯拉、宝马等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合同外资5 000万美元以上大项目近1 700个，增长23.3%。其中，来自发达经济体投资增长较快，英国、德国、韩国、日本、美国对华投资分别增长150.1%、79.3%、24.1%、13.6%、7.7%，外商直接投資在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依然保持持续的高增长态势。

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地改变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目前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研发增长最快的市场，但必须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企业研发投入的强度和利润率还有相当大差距，因此，加快某些产业进口替代，加强高端制造产业创新投入，大幅提升制造业R&D强度，提高附加价值比重，全面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水平，将这次“危机”转化为一次真正的“机遇”。

五、贸易谈判走向关乎未来，须重新定位中美关系框架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其中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维持了40年基本稳定的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中美贸易问题本质是二战之后国际秩序演变与全球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中美正进入一个更具“竞争性时刻”。这种竞争紧张关系已经蔓延至其他层面，不仅在经济领域，还出现在军事、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近一时期的事实表明，美国对华经贸投资、技术出口管制、人才交流等方式并举，打压范围不断扩大，并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寻求全面遏制中国崛起。

40年中美发展充分证明，中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负和博弈”。基于规则的良性竞争优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恶性冲突。中美是两个具有不同国家利益的国家，也是有共同全球利益的大国，共同利益远超乎想象，中美合作可以办成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在中美竞争与合作交织的情况下，维护中美双边关系与破坏双边关系都需要付出代价，从长远来看，破坏双边关系的代价将会远超维护双边关系的代价。

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有其深层次的战略和思想基础，中美结构性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近日，美国国会激辩“中国是敌是友”，美国会议员和专家有的认为中国是对手，是最大挑战和威胁，也有的认为中美相互关联依存；三是美国并未真正定义与中国的关系。而中国多次强调“永不称霸”“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关键在于美方如何做出明智判断。

贸易谈判的走向关乎中美关系的未来。就长远而言，中美需要对两国关系共同给予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明确定位，形成处理结构性矛盾与问题的标杆和基准，确保两国关系不出现根本性、方向性的逆转，谈判和协议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所有问题。中美需要对这一世界上最重要，但也是最复杂、最难驾驭的双边关系进行重新定位。

六、改革开放是根本，高质量发展是关键

面对中美经贸关系“边打边谈”的长期性、反复性和艰巨性，中国应将贸易战转变为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契机。

近两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正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促进市场统一和公平竞争，政府职能转变积极推进，扩大内需政策不断出台。在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开放领域，中国已对96%以上的外商投资实行属地备案，并且在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正在不断缩小，2019年年6月底前还将发布新版外资负面清单。为完善《外商投资法》，中国已启动配套法规、规章制定工作，形成可操作的具体规则。中国大幅降低汽车、医药、消费品关税，还通过举办进口博览会等措施让世界各国共享中国不断扩大市场的发展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正在由“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正在进一步完善。

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是同步的。中国因为改革开放而获益，历史也会再次证明，中国改革的方向不会逆转，只会不断深化，变外部压力为内部动力，以深化改革和高质量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选项。

张茉楠 经济学博士后，研究员/教授。现在中国知名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任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合作项目交流学者、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国际学者访问项目高级访问学者。现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外顾委委员，并担任《国际石油与经济》等杂志编委，以及美国全球经济学家网站Project-Syndicate、中国香港“中美聚焦”特邀专栏作家。

主要从事全球宏观经济、全球价值链与国际贸易规则、中美经贸问题、“一带一路”等领域研究。2014年入选新京报评选的“中国青年十大经济学人”。近年先后主持并承担了中央/国务院及各部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国际合作项目等国际组织和机构课题近四十项。在国际经济金融与贸易领域发表数百篇学术文章及著述，多次应邀参加国际会议发表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