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家族与历史
——读池莉的《大树小虫》

■

池莉的长篇新著《大树小虫》创造了“大树小虫”这一令人回味的意象，作者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来暗示作品的主旨，引发读者的阅读期待。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能够逐渐意识到小说所书写的个人、家族与历史类似于小虫与大树的关系。历史是大树，家族和个人都是小虫，相对于个人而言，家族又是大树。小说第二章的第三部分还有一个“大树小虫”的隐喻，惊蛰之夜的一声春雷惊醒了世间万物，“大树小虫齐齐被震撼”，俞思语与钟鑫涛的生命原力开始觉醒，第一次体验了性的极乐。这暗示了在历史、家族和个人背后，还有一种更为强大的原始力量在发挥作用。

《大树小虫》将人物置于历史情境和家族的亲缘关系中来叙述，每个人除了要承受所谓历史规律的播弄之外，还要承受家族的重负。俞思语、钟鑫涛、钟欣婷作为年青一代本应该追求人格的独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也希望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都落入了长辈设计的人生轨道，成为延续家族血脉和利益的工具。“设计”是作品叙事的一个关键词，俞思语和钟鑫涛作为俞钟两家的继承人，出生—上学—入党—工作—恋爱—结婚—生育的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作者以轻松幽默的笔调叙述了两人典型的生活片段，如格瑞斯代替俞亚洲和任菲菲夫妇对俞思语的形象设计，告诉她如何穿衣，如何戴胸罩，如何长发及腰，将她包装成光鲜靓丽、楚楚动人的淑女，告诉她如何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场合以适当的方式和男生分手，既不伤害男生的自尊心，又能体面地维护淑女形象。钟家两代人对钟鑫涛生活的设计可谓煞费苦心，钟父设计了将不同地方的小房置换成黄金地带的大房，设计了钟鑫涛上什么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高红为了证明儿子是否具有生育能力而为他提供玩女生的条件，并心甘情愿为他“玩”的后果买单。更有戏剧性的是钟俞两家的长辈本来已经达成两个年轻人的婚姻协议，却刻意营造出两人一见钟情、两情相悦的浪漫场景，避免因长辈的介入而导致他们的反感。当两人顺利进入设计好的婚姻殿堂后，高红急于抱孙子而逼迫俞思语尽快怀孕，并将不孕的责任归咎于俞思语身上。俞思语生下女孩后，高红又迫不及待地规划两个年轻人生第二胎，从民间高人那里找来生男孩的偏方，精心设计两个年轻人喝药和行房的时间，大有不生男孩誓不罢休的毅力和决心，其目的是让家族的巨额财产后继有人，避免财富旁落的风险。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每次不能顺利怀孕的原因都在钟鑫涛身上，他的生育机能不够健全，难以承担传宗接代的大任。看来钟家的确面临后继无人、财富旁落的家族风险。

小说还着力塑造了钟欣婷这一个性鲜明的形象。如果说钟鑫涛是以钟家继承人的角色被规划和设计的，那么钟欣婷的出生则是为了加大钟家继承人的保险系数，以便在钟鑫涛遭遇不测的情况下替代他的角色，这注定了她在钟家的边缘地位。钟鑫涛的一次划船落水事故使钟氏夫妇意识到只生一胎太不保险，苦心经营再生一胎。钟欣婷自小被送给一对农村夫妇抚养，孤独的生活环境与生理缺陷形成了她锋芒毕露、特立独行的性格，她秉持鲁迅“决不饶恕”的态度，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博得人的认同和关注。这种特殊的心理和性格使她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迅速热恋和闪婚，并育有一子。由于丈夫的人格缺陷与生活习惯的差距，她以决绝的姿态离婚，带着儿子回到钟家。钟家虽然以热情的态度接纳了她，但时刻戒备她觊觎钟家的财富，始终将她的儿子视为外姓人，她则悄无声息地为儿子上了钟家的户口，并隆重宣布儿子姓钟，使钟永胜夫妇感觉到潜在的危机，敦促钟鑫涛和俞思语加紧生二胎，且只有生男孩，才能化解钟欣婷和儿子对钟家形成的危机。钟鑫涛和俞思语受到钟家的看重与钟欣婷遭到钟家的暗中排斥都是为了钟家的家族利益，他们个人的生命价值在家族利益面前无足轻重，他们都被工具化了。作者在轻松幽默的叙事中对这种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进行了嘲讽，对钟鑫涛内心的渴望、俞思语的个人追求以及钟欣婷落拓不羁的生命活力都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书写，展示了他们生命价值的多样性和感情的丰富性。

在《大树小虫》中，格瑞斯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作者是将她作为底层社会家庭的代表来塑造的。她没有好的家世与出身，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不堪的生活境况，为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钟鑫涛等人早就被长辈们“设计”好了人生，格瑞斯则只能自己“设计”人生。她聪明灵巧，善解人意，懂得人情世故，凭借一副好嗓子结识了不少有权有势的人，通过俞亚洲的关系获得了到法国留学的机会，在法国学习期间她以保罗作为临时的依靠，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巧遇钟永胜，成为他的秘密情人。又利用钟永胜的财力和人脉在武汉的繁华地开设酒庄，出入武汉的上流社会。她巧妙地维持与俞亚洲和钟永胜两家的关系，精心设计俞思语的亮丽形象、恋爱台词以及和钟鑫涛一见钟情的场面，其目的是为了博得俞亚洲的好感。她与钟永胜保持着长期的情人关系，幻想有一天成为钟家的女主人。她从来不逼迫钟永胜离婚，总是小鸟依人般的乖巧伶俐，希望以真情感动钟永胜。这是一个外表柔弱而内心强大的人，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但感情始终无所依托，不可能真正进入钟永胜等人的生活世界。无论她怎样精心“设计”，都难以脱离悲苦的命运，最后只得黯然离去。这说明在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的环境下，底层社会的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何其艰难。

钟永胜和高红作为钟家承上启下的一代，肩负着延续钟家血脉与振兴家族大业的重任。钟永胜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钟家长子，和一般的平头百姓相比，他是天之骄子，从小顽皮好动，敢想敢干，有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光荣经历。在冲破阻力与高红结婚后，为钟家生下了继承人，虽然遭遇了生二胎被开除公职的危机，但幸好有钟父和高父的帮助，顺利接手搪瓷厂，利用工厂改制的历史机遇，完成了家庭财富的原始积累，进入武汉市的富豪行列。他对婚后平淡的夫妻生活并不满意，与格瑞斯的偷欢使他获得了极大的生理满足与心理自尊，不惜花巨资为她开酒庄，购买豪华住宅，以维持两人稳定的情人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身体感觉的迟钝，他希望有更新鲜的刺激重振男人的雄风，于是就有了诱惑格瑞斯妹妹的荒唐之举。钟永胜尽管有许多荒唐出格的行为，但他没有忘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永远将家族利益置于首位。面对格瑞斯的柔情蜜意，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维持着与高红表面的和谐，为钟家的繁荣苦心经营，精心设计钟鑫涛的前程和未来，希望家庭的巨额财富有合格的继承人。钟永胜是一个典型的双面人，既希望摆脱家庭关系的约束，有自由轻松的个人生活，获得生理欲望的放纵与男人自尊心的满足，又因袭了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要扮演一个合格丈夫与父亲的角色。他就这样徘徊于两端之间，导致身体的沉沦和灵魂的破碎。与钟永胜的“多面人”形象相比，高红个性鲜明，性格直率，敢于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但与钟永胜结婚后就失去了自我，始终以钟家的利益为本位，将夫妻生活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她除了为钟家积累和守护财富之外，其主要责任为钟家生育和培养继承人，为儿子和儿媳生男胎而费尽心机，最后却适得其反。小说第二部以一系列“没怀上”对高红的行为进行了反讽，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

钟永胜的生活道路与人生表情与其父亲密不可分，如作品所说，“钟父的人生表现与人生表情，其实间接就是钟永胜的人生表情了。钟永胜这代人，好多都是在父亲的基因和肩膀上走向成功”。钟父奠定了钟家的基业，塑造了钟永胜的性格特征，设计了钟永胜的人生道路，扫除了钟永胜婚姻与事业发展的障碍。他的人生信条是“先忍人，再慢慢做成人上人”，由于处事谨慎小心，在部队入党提干，利用手中的权力广结人缘，编织了自己的关系网，后来又作为军代表派驻到东方搪瓷厂，与高红父亲结成利益同盟，将钟永胜和高红招入搪瓷厂，为钟家的财富积累奠定了基础。钟父时刻以家庭利益为本位，表面豪爽大度，实则狭隘自私，精于算计，蔑视妻子的人格尊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钟永胜能振兴家业，光耀门楣。可见钟父是一个深受中国传统家族文化的影响、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的人。

俞亚洲与任菲菲是夫妻关系的另外一种形式，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和追求，也是在家庭的庇护下成长与发展的起来的。俞亚洲毕业于名牌大学并留校任教，父母以他为骄傲，他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以获得更好的发展平台，但因为与任菲菲偷食禁果，致使任菲菲怀孕。双方父母为家族的名誉和子女的前程考虑，及时出面化解了危机，将两人的婚礼办得体面而漂亮。女儿俞思语出生后，俞家父母肩负了抚养和教育的责任，夫妻二人得以全心发展自己的事业。俞亚洲博士毕业后，因工作业绩突出，顺利晋升为教授和博导，步入政坛后一度风生水起，被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谨言慎行，与家族成员保持距离，但关键时刻还是能够以家族利益为重，他深知没有家庭的帮助，他不可能有现在的地位。俞亚洲和钟永胜虽然生活道路和性格特征不同，一个从政，一个经商，一个张扬外向，一个沉稳内敛，都希望摆脱家族关系的束缚，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但他们都从属于家族，都肩负着维护家族利益的责任。任菲菲是有别于高红的另外一类女性，她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主持节目别开生面受到听众的追捧，步入事业的巅峰，被誉为武汉的“百灵鸟”，被领导委以重任，不断接受影视作品的配音业务，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以致积劳成疾。她和俞亚洲的夫妻感情淡漠，没有尽到抚养和教育俞思语的责任，但在俞思语人生的重要关口，夫妻二人齐心协力，将俞思语送进了重点大学，毕业后安排她到大型国企上班，让她顺利嫁入钟家，获得了稳定的婚姻与幸福的物质保障。在家族利益和子女前程面前，个人感情和事业永远处于次要地位。

在《大树小虫》中，俞爷爷和俞奶奶的命运最集中地体现了个人、家族与历史之间的背反。俞爷爷本名俞正德，出生于一个殷实之家，他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因为他的革命觉悟，而是来自他对家庭的反抗。他因天生兔唇而心理自卑，感觉在家里受到歧视和冷遇，即使在父母给他做了矫正手术后他也没有摆脱心理阴影。他逃离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群众的拥戴，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和自尊。但历史并没有朝着他预想的方向发展，而是反过来嘲弄了这个历史弄潮儿。因为他的台属身份，他被革命群众认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坏分子，成了革命和专政的对象，在反复挨打被整的过程中，他总结了一套经验，并屡试不爽，运动结束后，他都能争取获得平反，恢复工作，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他以干部身份退休之后，享受了各种待遇，将精力和金钱投入到对俞思语的抚养和教育，为她规划了美好的前程和婚姻。俞正德的妻子彭慧莲和丈夫的遭遇颇为相似，她出生于武汉的一个名门望族，父母双亡后被养母收养，因婚姻问题对养母一家产生误解，愤而离家出走，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和俞正德结为夫妻。由于出生于大家族，又是俞正德的妻子，她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了各种屈辱，但没有选择和俞正德离婚，她深知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俞正德和彭慧莲的人生经历表明，个人的命运是如何与家族命运和历史命运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的人生选择在强大的历史洪流面前渺不足道。彭厨子这一人物的命运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大树小虫》通过对钟俞两家三代人命运的书写，揭示了个人、家族和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家族文化的国家，中国文化在改朝换代中能够延续与家族文化具有密切关系，即使是在家庭关系越来越小型化的现代社会，家族文化仍然具有稳固的根基，依然在对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产生影响。作品揭示了传统家族文化的两面性，家族文化一方面会泯灭人的个性，无视家族成员的个人价值，将人视为延续家族血脉和维护家族利益的工具。但家族又是一个感情和利益共同体，具有凝聚人心、保护个人、稳定社会的作用，为人提供身体和感情的归宿，为人的生存和发展奠定根基，个人的命运常常与家族的命运密不可分。小说中所写的几对夫妻感情并不好，尤其是老一代的夫妻关系都感情隔膜，但为了家庭稳定与子孙前程，都能凑合在一起过。作品还对人与历史之间的背反有深刻的思考，就如俞正德与彭慧莲，他们脱离家庭走上革命道路，投身于滚滚的历史洪流，似乎掌握了自己命运，但他们出生的家族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他们，而历史的沉浮又不断改写他们的命运，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身份，一时是坚定的革命者，一时又是革命的对象。他们就像爬在弯曲大树上的小虫，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因为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的走向并非完全依靠人的主动设计，而是多种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大树小虫》的叙事结构、叙事语言和叙事风格颇具创新。作品采用线条加板块的结构讲述了个人的故事和家族的历史，叙事线索十分清晰，以两个主人公贯穿始终，每一板块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故事，不同板块串起来汇聚为两个家族的历史，完成了对个人、家族和历史关系的叙述。第二章的比重虽然与第一章不对称，仅仅讲述了两个主人公“造人”计划，但通过一系列的“没怀上”表现了个体生命和家族利益之间的背反，也暗示了钟鑫涛和俞思语之间的感情危机，构成强烈的反讽效果，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小说的语言叙述疏密有致，既有精细的细节描写，如对钟鑫涛对俞思语头发感觉的描写，对钟鑫涛出差途中心理出轨的描写，对于表现人物心理的微妙变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小说更多地运用了简练而跳跃的语言描述事件发展的过程，概述人物的心理和行为。这样写的好处是加快叙事节奏，以浓缩的语言表现更丰富的内容。叙述人善于驾驭故事全局，没有直接描写人物的语言，而是以自己的口吻和语气对人物的语言进行改写，使作品具有了轻松幽默、灵动流畅、一气呵成的叙事效果，形成了统一的叙事风格。

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新写实主义的写作特点，能够站在人物的角度来叙述，以同情和理解来书写人物世俗平庸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都是由多种复杂的关系所决定的，人就像爬在大树上的小虫一样，其弯曲的轨迹是由大树的形状所决定的。我们以为是自己在主动选择生活，其实是生活在选择我们，因此，作者在叙事时控制了对人物的道德评判，对人物有同情之理解。但《大树小虫》在延续这种写作特点的同时又有较大突破，叙事视野更为开阔，将人物置于家族命运和历史场景中叙述，表现了历史、家族和个人之间的悖谬，跳出人物的立场对中国传统的家族文化与历史的荒谬进行反思。如作者在作品分享会上所说：“当我的年龄和写作的视线能够达到看清楚父辈和祖辈的时候，我想我该动笔写这部长篇。”正是这种写作姿态使作品具有了洞明世事、俯瞰众生的智性色彩，具有更明确的文化自省意识和历史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