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内容与文学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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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乐府”一词始于汉武帝时期，本来是官署名称，以采集诗歌被以管弦入乐为职责，后世逐渐以乐官府署采集的诗歌为乐府，其作品多“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具备批判精神。后人写作乐府诗，常以古题袭古义，内容多在古乐府的题材范围。唐代元结创作《系乐府十二首》，写当时的民生疾苦，认为诗歌具有“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的功能，是元、白新乐府诗创作的先声。至杜甫诗歌“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创作的《哀江头》《丽人行》最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元稹、李公垂、王建、张籍写作新题乐府的影响，白居易创作了大量的新乐府诗，发展出完整的诗歌理论，对乐府的诗歌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都作了很大的补充丰富。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代著名文学家。既擅长诗文创作，又长于应试的策、赋判等文体。贞元十六年，白居易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中书判拔萃科，元和元年又应制举及第，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在士子中声名显赫，创作的赋判策成为应试典范。白居易又创造大量讽谕诗，以诗为政，指陈时弊，令权贵豪近闻之色变。白居易曾创作过大量新乐府诗，后来整理了五十篇编入文集，在序文中自称“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都是当时典型突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概括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颂美祖德明君贤臣，规劝君主王臣修政的篇章。《新乐府》第一篇《七德舞》，歌颂太宗功业，遍举收遗骸、赎人子女、放宫女、释死囚等善政，太宗与魏征、张公谨、李绩、李思摩等贤臣明君的故事，夸耀圣文神武。《法曲》赞永徽时的《一戎大定》和开元时的《霓裳羽衣曲》，同时也哀叹玄宗天宝末年杂以胡乐，以致胡尘犯阙。《太行路》感叹君臣相处之艰难。《捕蝗》由官吏捕蝗的方法联想到太宗吞蝗事和古代良吏以政驱蝗事。《昆明春水满》愿君主推恩施惠天下王民，莫要有远近之别。《道州民》歌颂道州刺史阳城，上疏废除进贡侏儒为奴的旧制。《骊宫高》写君王出游伤财伤力，不来骊宫是为万民着想。《百链镜》言君王当以人为镜鉴古鉴今，将四海安危放在心中。《青石》代石言志，愿做颜氏段氏碑，刻写忠烈事迹。

第二，讥刺华声不隆、雅乐不兴、佛寺浸多、边疆不固等时事弊病。《立部伎》描写当时太常寺选择乐人时，最优秀的乐人入坐部伎，其次为立部伎，最差的入雅乐部，可见雅声的式微。《华原磬》写天宝时废泗滨磬，用华原石代替，清浊不分，由是导致时政紊乱。《胡旋女》写当时流行的胡旋舞出于康居，自其来到中原便丧乱不断。《两朱阁》讥刺唐代佛寺吞并大量土地的现象。《西凉伎》讽刺凉州陷没，本来千古断肠事，令天子痛惜将军羞惭，如今却取以为戏取笑资欢。《蛮子朝》写南蛮六诏慕华风来朝觐，受到皇上的特殊规格招待。《骠国乐》讽刺朝廷以夷人献乐为国家太平的标志，称来自大海西南角的骠国乐无关紧要，民生疾苦才是治国理政的关键。

第三，戒谕求仙、边功、奇物、艳色、佚游、嬖惑等荒唐行径。《海漫漫》写道教长生不死药之荒诞，秦皇汉武相信服之可以羽化升仙，年年派方士于茫茫烟水中寻蓬莱仙山采药，岂不知道家鼻祖老子道德经并无服药升仙的记载。《驯犀》写来自万里之外的犀牛，因气候不适应死于中原。《李夫人》以李夫人虽逝仍令君王感念不已，写人不如不遇美色。《古冢狐》劝人戒美色，为狐媚害深，能丧人家覆人国。《草茫茫》劝人莫要厚葬。《杏为梁》告诫人们莫以穷奢极丽为荣，世事无常，当忠俭度日。《黑潭龙》写人祭龙神之荒唐。

第四，鞭挞奸佞贪吏、诈人贪虏、宫规宫市、始乱终弃，怜悯寒俊、女工、农夫、宫女、弃妇等下层百姓。《卖炭翁》描写宫市制度的霸道，同情卖炭的老翁。《杜陵叟》揭露横征暴敛给农民带来的苦难。《红线毯》揭露宫廷使用红线毯的糜费。《涧底松》《上阳白发人》同情唐代的离宫制度造成的不得见君王的离宫宫人。《新丰折臂翁》指斥边防默武，同情因躲避兵役而自折臂骨的老翁。《缚戎人》同情一位没入蕃中四十的凉原子民，在虏邦受尽苦楚，常怀思乡之念，终于冒死奔逃，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中原，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劫为蕃虏驱逐至吴越。《母别子》同情喜新弃旧导致的与子生别离的母亲。《陵园妾》同情守陵宫人。《井底引银瓶》同情年少与人私奔的痴小女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歌取材于社会现实，篇章形式灵活，既不拘泥于诗词格律，又不被古题乐府的诗题内容约束，以新题写时事，不被音声，完全以内容决定形式。白居易乐府诗语言平易，力求市井百姓能解，描绘人物生动形象，并且具有深切的同情，批判讽刺含蓄切当，文学艺术特点鲜明。分析其文学特征，恰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结合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一一分述其文学特征。

其一，“其辞质而径”。质，指语言朴实质素，不华丽，不修饰。径，指直接了当，不拐弯抹脚。其辞质而径，指诗歌语言质朴，浅显易懂，表达得直接了当，让人一看就懂，容易理解。比如白居易戒谕人们求仙的《海漫漫》，“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直接了当地说道家鼻祖的老子《道德经》没有服药升仙的记载。再如《上阳白发人》揭露这种离宫制度造成的女子的悲惨命运，“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没有任何修饰，径直述其悲苦。再如《骊宫高》：“吾君修己人不知，不自逸兮不自嬉。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骊宫高兮高入云，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直述君主修己爱民，不入骊宫是不伤财力。正因这种表达方式，白居易的新乐府才明白如话，得到广泛传播。据其《与元九书》，白诗“往往在人口中”，“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和他追求诗歌语言“辞质而径”的特点，以便于达到“老妪能解”的程度有关。但白居易的语辞质径，也并非不加思索的随地取用，而是选取典型语言，加以择取提炼而成，既追求其通俗易懂，又有其艺术之美。所以袁枚《随园诗话》卷六称引周元公语云：“白香山诗似平易，间观所存遗稿，涂改甚多，竟有终篇不留一字者。”

其二，“其言直而切”。直而切，指语言应当直接而贴切，直抒胸臆，坦荡质朴，不能欲言又止，为君、为尊、为贵而有所讳饰。这与传统的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不同，反对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主文谲谏的含蓄诗风，认为他不能深刻地批评现实。为了达到劝谕君主、王臣的目的，令闻之者警戒，所以要“意激而言质”，不避直露地激切表达其不满、愤懑、憎恶和同情。如《八骏图》，作者反对君主爱奇物佚游无度，直接说：“八骏图，君莫爱。”因为“由来尤物不在大，能荡君心则为害[”，迷惑圣心，无心于政事则有害于国家，历史上穆王如此就得到了严重后果：“穆王得之不为戒，八骏驹来周室坏。”再如《涧底松》，同情寒门俊士，出身贫寒的人虽有才未必得用，所以他说：“高者未必贤，下者未必愚。”又如《杜陵叟》，揭露横征暴敛的可习可恨，“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更是激切地说这些剥削人的长吏，“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将他们比作豺狼，对农夫进行无底限的盘剥。白居易这种以笔为剑的做法，遭来了执政的扼腕和权贵的切齿，他在《与元九书》中说：“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白居易这种诗歌观，以质直之语，表达激切，爱憎分明，以达到“闻之者深诫”的目的。

其三，“其事核而实”。指白居易新乐府诗所涉及的人、事、现象、问题力求翔实正确，择取现实中切实存在的事实，不编造，不作伪，以此增加诗歌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让人们更易于采信。有些属于当时的做法，如《立部伎》，当时太常寺选择乐人的时候，将专业技能最差的人选入雅乐部，白居易由感而发，感叹雅乐衰落是自然而然的事。再如《上阳白发人》，唐代有离宫名上阳，被置于上阳宫的女子一入宫门深似海，不仅不得见父母亲人，也不得见君王，一生光阴就如此虚度，将当年如花似玉的姑娘熬成如今宫中最老的人。再如《胡旋女》，康居国在天宝末进贡。《新丰折臂翁》为了躲避兵役，自折右臂，如此具体的小人物虽无法考证是否真实存在，但云南有万人冢，是鲜于仲通当年全军覆灭的地方却是事实。由此有人征兵云南而畏惧，以至于深夜用大石锤折胳臂以求避役身存也是可信的。白居易为了达到诗歌察时补阙、泄导人情的作用，发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功能，最终达到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的政治目的，特别强调美刺与规劝，为了令人相信，增强诗歌的说服力，他非常重视作品内容和题材的真实。唯其真实客观，才能令执政者通过诗歌了解下情，才能作出相应政治调整，从而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他在《策林》中也说：“若行于时，则诬善恶而感当代；若传于后，则混真伪而疑将来。”指出“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因此他在新乐府诗中采用的题材都尽量真实。不过也需要知道的是，这种真实是指历史的真实，即诗歌所述事件、问题、矛盾、现象是真实存在的，而其中的细节却不乏艺术的虚构，这样才能更具有典型性和感染力。

其四，其体顺而肆，就是力求诗歌流畅通达，文从字顺，希望能配乐歌唱，以求易入人耳，增强感染力量。白居易的诗歌，不追求平仄与格律，“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新乐府序》)也不限定字数句数，而是根据内容和主题的需要自由发挥。一句有三个字的，如“歌七德，舞七德”(《七德歌》)，“二王后，彼何人？”(《二王后》)“立部伎，鼓笛諠。舞双剑，跳七丸。袅巨索，掉长竿。”(《立部伎》)也有五个字的，如“借问何人家？贞元双帝子。”(《两朱阁》)“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杜陵叟》)，也有同一句内不一样字数的，“君之来兮为一身，君之不来兮为万人”(《骊宫高》)“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卖炭翁》)。行文自由，只要能够顺畅地表达文意，不拘于形式的统一。

综上所述，白居易提出诗歌应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具有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因此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文学创作的源泉，采取真实可信的事实为题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了当地表达意见与观点，以达到劝谕规讽的目的。白居易创作大量的新乐府诗，并形成系统的诗歌理论，掀起一波以新题写时事的诗歌创作高潮，拓宽乐府诗的内容形式，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