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鹿洲公案》看清代前期潮州地区的女性地位

柯莹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一、蓝鼎元与《鹿洲公案》

蓝鼎元，字玉霖,别字任庵,号鹿洲,福建漳浦人,生于清康熙十九年,卒于雍正十一年,享年五十四岁，是清前期官吏。《清史稿》将他列入循吏传，称他“听断如神……断狱多所平反，论者以为严而不残”。《潮阳县志》记他“有包孝肃复生之称”。蓝鼎元十分重视对东南沿海尤其是广东、福建地区的实地考察。入台后全面考查了台湾的社会情况，提出了很多治理台湾的策略。雍正五年，他赴任广东省普宁县知县，后兼理潮阳县，在当地百姓心中颇有威望。但因得罪上级被弹劾罢职。而后试用为广州知府，到任不久便去世。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最早开始研究蓝鼎元。他以蓝鼎元为例，考查了清代官僚机构和政治特质。中国学者对蓝鼎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和政绩两方面，尤其是他的治台方略和在潮汕地区的治理。此外，厦门大学出版有《蓝鼎元研究》，收录了蓝鼎元的相关研究论文。

同时蓝鼎元也是清朝有名学者，撰有《平台纪略》、《鹿洲公案》等，合为《鹿洲全集》传世。其中《鹿洲公案》一书是蓝鼎元在被弹劾罢职后，追记他任普宁、潮阳县令时所办的部分案件。全书分为上下二卷，共二十四篇，每篇即一个案例，所收录的案件大多有具体的时间、相关人物姓名、地点、案件情况和审理经过。

对于《鹿洲公案》一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法制史的范畴。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蓝鼎元和《鹿洲公案》的研究，学界多从政治制度史的角度加以探讨，其治台思想、乡村社会治理、法制思想是研究的热点。而笔者在读过《鹿洲公案》之后，发现其中不少案件都与女性相关，对女性的形象和认知都带有一定的负面色彩，但研究者甚少。

故本文以《鹿洲公案》为文本，结合地方史料，通过解读书中几个与女性相关的典型案例，探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广东潮州地区女性的生活情况，进而揭示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其原因所在。

二、《鹿洲公案》中与女性相关的典型案例

（一）《三山王多口》与妇女买卖

陈阿功先把女儿勤娘嫁给了邻乡的林阿仲作妻子，三年后又偷偷地将女儿改嫁给一李姓人家，却反而诬告林阿仲的母亲虐待自己女儿并嫁卖他人。最终县令利用陈阿功对神灵的恐惧，并辅以严刑，破解了此案。

案件中勤娘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听从父亲的指示嫁人，后又因家境贫穷被父亲嫁卖。故事的结尾，县令勒令陈阿功赎回勤娘，李姓向陈阿功讨要加倍的财礼，勤娘的原丈夫林阿仲“闻有六金，怼勤娘失节，遂私与王氏议和，得金更娶，而勤娘仍归李矣”。整个过程中勤娘没有说过一句话，始终处于被动的状态，完全任由他人摆布，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不止勤娘，她的妹妹也难逃毒手。陈阿功因无钱赎回勤娘，只好卖掉一头牛和幼女，并说：“早知三山王多口，悔不将牛及幼女早卖，免受此苦楚也。”勤娘还有一个十岁的弟弟，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阿功先卖自己的两个女儿，从中可以窥测出当地存在重男轻女的情况。

《鹿洲公案》的其他故事，如《忍心长舌》也提到了“连年饥馑，卖女者多”。被卖的原因大多是家贫无以为继，不得已而卖女。

地方志中亦有卖女相关的故事。

陈良位，惠来人，家贫性狷介，晨出拾遗金，俟之至午，有踉跄涕泣至者，询其故，曰：“有女鬻为婢，今及笄得聘，貲赴赎，失诸途，行数十里始觉。”问何以为騐，曰：“系以朱丝。”发现果然，遂还之。

由此可见，当时潮汕地区因家境贫穷而贩卖妇女买卖是习以为常之事。

（二）《贼轻再醮人》与妇女贞节

明清潮汕地区“盗贼遍野，行人持梃结队，尚岌岌未必保全。”这个案件就记载当时山贼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的罪行。他们专抢再嫁的妇人，再嫁妇人迎亲的人少，易抢。除了抢劫财物，还强行剥光妇人衣裙，这对女性来说是奇耻大辱。但受审时贼人们说道：“至于剥辱，乃再醮之妇，何新婚之足云。彼自家不存羞耻，则其体亦尽人可观，未必衣服去留之，遂为关系也。”在山贼眼里，再嫁的妇人本身就是不知羞耻，有没有衣裙都无所谓。

再看县令的态度：“妇人之不可再醮也，如是夫！虽盗贼犹将轻之，况读书明理言节义者乎！”蓝鼎元继承了程朱理学，是清初儒家代表人物，对妇女的贞节品行极其重视。蓝鼎元把不论侮辱妇女之罪，判处的罪名是杀人抢劫。在他看来，“妇人再醮至为盗贼所轻，甚矣！失节之不可也。”虽然盗贼们不对，但是他也无法接受妇女再嫁之事，更不用说提这些受辱的再醮人伸冤。

另一个故事《邪教惑民》中，一些妇女为邪教所蒙骗失节，不堪侮辱在深夜中自缢身死，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妇女名节的重视。

当时的潮汕地区，从上层的官员，到下层的普通百姓都把妇女再嫁失节看作是耻辱。而节妇烈女则会受到表彰。各地地方志中大都设有《列女传》，其中对贞洁烈女的相关记载，也反映了清代社会已建立起一套符合传统儒家道德观念的价值取向，把守节作为女性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的唯一手段。这种风气造成了当时许多妇女的悲剧。

（三）《忍心长舌》与妇女教化

刘公喜外出做生意，嫁给他已经十一年的妻子贤娘，趁丈夫公婆不在家，听从娘家父母之命被嫁卖，自己的女儿已被卖。案发后，贤娘父亲林振龙凭靠亲戚关系拒不认罪。贤娘不但不悔过，“且诬夫为赌、为盗，为非翁姑所生，为无室，无食”。蓝鼎元不得不发出“天下残忍不仁之妇，至林贤娘极矣！”的感慨。另一方面，他认为林贤娘之所以“虎狼蛇蝎，盖由家教然也”。正是因为当地社会对女子的教化不够才导致了社会风俗的败坏。

蓝鼎元认为“天下之治在风俗，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始”。著有《女学》六卷，辑录经史或前代女教书而成若干则事例，强调女教。作为一代经世之才，蓝鼎元重视妇女在社会伦理中的地位，重视对妇女施加教化，这成为蓝鼎元伦理思想的一大特色。

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的潮汕地区虽重视妇女的道德品行，但缺乏与之相应的规范化的女教系统，对妇女的教育大多依靠当地乡绅、族规等力量进行说教。潮汕地区地处广东沿海，离统治中心较远，历来皇权力量较为薄弱。同时，该地区的居民多为外来移民及其后裔，往往出海谋生，导致该地区利益冲突较多，国家政策难以贯彻推行，妇女行为不当，性格彪悍，也就在所难免。故蓝鼎元认为，还应该采取法律手段来警戒品行不端的妇女，以正社会风气。

三、结语

随着康熙帝“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帝“摊丁入亩”政策的颁布和推行，人口迅猛增长，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尤其是在潮汕地区，外来移民的增多，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而《鹿洲公案》作为蓝鼎元在任普宁、潮阳县令时所办的部分案件的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的状况。

总之，在清代前期的潮州地区，女性的地位十分低下，社会给予女性高要求，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得失去贞节，但又缺乏对女性的系统教化。若出生在贫穷之家，往往面领着被卖的风险，即使嫁人了也有可能因为贫穷再度被贩卖。如果不幸遇到丈夫早亡，则要忍受一生孤寂，承担整个家庭的重担。这些现实问题对当时的广大女性来说是一种悲哀，也为我们今天加强社会治安，提高女性地位提供了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