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在歌唱》中英国殖民者的集体焦虑所折射出的主体性危机

白雨卉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 130024

1.引言

自2018年开始，全球排外主义思潮泛滥，一些国家对本民族的命运及国家利益产生了集体焦虑。世界全球化所倡导的合作、多元思想正让步于各国趋于保守化的战略思想。焦虑的产生意味着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出现了问题，但像排外主义这样的政策不是化解矛盾、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它只会带来更多因排斥、歧视和偏见而产生的集体焦虑，历史的悲剧终将重新上演。

多丽丝•莱辛的《野草在歌唱》是一部展现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以及穷白人殖民者尤其白人女性艰难求生经历的悲剧小说。透过英国殖民者对黑人打破固化的种族身份，以及被压迫者突破“范畴身份”追求“实际身份”的焦虑小说折射出“在经济和政治上维持白人的优越性正变得日益困难”这一问题。（Whittaker, 1988: 19）同时,展现出英国殖民社会化解主体性危机的复杂性：危机不仅来自于南非土黑人，还存在于白人种族内部不同性别、阶级之间 帝国支配性话语被颠覆的危机以及殖民社会“理性”被破坏的危机。

2.对土黑人打破种族身份固化的焦虑：英国殖民者支配性话语权被颠覆的危机

在殖民语境中，西方白人社会所建构的种族等级结构实际隐含着一种具有奴性特质的集体无意识——殖民者剥削被殖民民族的奴性 被殖民者对殖民者跟随性的服从。无论是由上而下的盘剥，亦或是自下而上的顺从，都是对白人至上主义及南非本土黑人本性低劣、无知和野蛮等观念的内化。英国殖民者先入为主的种族偏见使土黑人成为一种被标签化、去人性化的存在。对被统治种族身份的解构和“他者化”，实则是对英国白人种族优越性的一种建构。《野草在歌唱》中，不乏对土人约定俗成化的描述，例如“狡猾透了的猪”、“下流、懒惰的黑色野蛮人”、“他们不懂得劳动的光荣,更不知道要通过艰辛的劳动来改善白己的生活。”（一蕾，2008: 83）

《野草在歌唱》中，“这个国家”强调大英帝国的绝对统治权威，“这个地区”则强调南非社会中“社团精神”的不容颠覆，殖民者通过设立界限和伦理禁忌来建构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性以及白人种族地位的优越性这一永恒真理幻象。由此看来，土黑人只能接受被剥削、被奴役的身份。然而，根据福柯的定义，身份特质具有流动性、可塑性，是在经济、历史和社会文化中不断被建构出来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殖民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加剧了白人殖民者和南非土黑人之间的种族矛盾，部分觉醒的土黑人决心通过反抗来为本民族获取与白人主流话语进行对话、雄辩的机会，从而改变原有固化的种族身份范式。在广袤的南非草原，白人殖民者雇佣土黑人作为出苦力的雇工和低贱的仆人，给予他们的却是低薪资、非人待遇和高负荷的工作，这就使得罢工事件时有发生。《野草在歌唱》中，因女主人玛丽诽谤自己偷窃而扣除其两个先令薪金后，农场主迪克家的老仆人萨姆森“便提出辞职，理由是自己的村子里需要自己去干活。”（63）土黑人将自己与白人殖民者的关系视为雇主与雇工的工作关系，而非种族身份优越者与低劣者的关系。因此，白人殖民者支配性话语权在这里受到了土黑人的挑战。

根据福柯知识即权力的观点来看，英国殖民者将黑人种族定义为愚昧无知的民族，这是殖民统治者对黑人固化的种族能力的歧视。语言是所有民族表情达意和交流对话的工具，语言在《野草在歌唱中》被叙述成了一种隐蔽但却有力的种族身份越界能力，它打破了之前白人殖民者对土黑人的知识与能力的固化思想，结果引起了统治者在文化权力方面支配性霸权地位的危机和焦虑。书中，当玛丽催促摩西去干活的时候，他“大模大样地看了玛丽一眼”并用土话表达自己要喝水的意愿，但是玛丽因为听不懂土语而对他破口大骂，就在这一刻，摩西露出一副“迟疑不决的可笑样子。”（123）迟疑，是因为他内心的自我斗争：是任凭玛丽因为他不会用英语表达也不愿理解他母语话语的含义而对他任意辱骂，还是突破白人禁止土黑人“厚颜无耻”地去说英语的禁忌，进行语言上的越界与交流。最终，他用不熟练的英文向玛丽表达了喝水的诉求，并微笑着用肢体动作向她进行解释。摩西友善的微笑，蹩脚的英文和形象的肢体语言都在传达一种渴望与白人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的愿望，正如巴赫金对话理论所传达的思想：殖民与被殖民的权力关系虽然对种族边界进行了建构，但是边界的历史性终将突破思想的阻碍。摩西作为土黑人想要从玛丽的身上得到的是平等和对话精神，是将他作为独立的“人”来对待，他要逾越殖民者划定的既有界限，借此释放属于“人”的本性。因此，土黑人语言的越界带给英国殖民者的是对英语和土语之间语言优劣性被模糊的忧虑。

为了对南非殖民地进行全面入侵，《野草在歌唱》中英国“银行金融家、商业巨头在屋旁拦起篱栅花园并在花园里栽满了英国花。”（42）“英国花”作为外来品种，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只能生长在人类精心照料的花园中，同时，被种植在花园里说明殖民者有意将英国花卉与南非本土花卉进行隔离。但是在小说中，“天竺葵”作为南非本土花卉，生命力极强，花朵会聚集在一起，可平抚焦虑，振奋情绪。这象征着黑人坚强、团结和生命的旺盛。在南非大草原上还遍布着具有同等生命力和适应能力的“灌木丛”，殖民者玛丽认为它们是土黑人的化身来“向她报仇”。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白人女性玛丽被土黑人摩西杀害，而她的丈夫迪克最终走向疯癫，他们作为房子的主人至此失去了对房子的支配权，而代表殖民主义权力机构的房子“等她一走，一定会毁在灌木丛手里”因为“这片灌木丛一直那样恨它”，它们像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土黑人“不吭一声的站在它周围，等待着有朝一日朝它猛扑过来，把它完全盖没。”（211）因此，英国殖民者对自身的统治地位感到恐慌和焦虑，于是他们派大农场主斯莱特接管迪克的农场，目的是维护自身的支配性话语权不被颠覆，同时继续固化土黑人低劣的种族身份，将他们控制在殖民霸权话语中。

以摩西为代表的南非土黑人通过大胆的越界行为，打破了英国殖民者对白人至上主义的内在优越性同土黑人种族劣根性的本质化界定，削弱了带有偏见与压制性的思维模式，结果必然引起西方白人主流文化对其支配性话语权减弱，甚至被消声的焦虑。

3.结语

《野草在歌唱》中，多丽丝•莱辛以穷白人女性玛丽被南非黑人摩西谋杀一案开篇，展现了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部非洲的社会现状，以及穷白人殖民者尤其白人女性的艰难求生经历。书中人物命运所展现的个体问题实际是国家问题的个人呈现：土黑人摩西打破种族身份固化的问题使得英国殖民者意识到白人种族的支配性话语权和社会理性规约受到了挑战，可以说殖民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被种族化。同时，对于上述社会问题的集体焦虑折射出殖民地统治者的主体性出现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