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对权变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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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以美国为代表，受到中东石油战争的影响，发生难以解决的滞涨危机。同时期，西方的管理学界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管理危机。传统的管理理论,诸如科学式管理与行政管理理论,强调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同时受到西方传统哲学的影响，都在寻求一种普遍适用的、最佳的、科学的管理理论。但进入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危机，企业承受巨大压力，外部是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内部组织快速变革。传统的科学式管理、行政管理理论等理论已经无法适应企业的发展的需要，企业急需一种可以解决当时管理困境的管理理论，权变理论应运而生。

权变理论也称为情境理论、机变理论。权变理论的理论观点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准则，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根据企业运营过程中的实际情况——外部环境、组织结构、员工素质、员工对任务的接受度、领导者与员工关系等——而调整领导风格和领导策略。权变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三个主要的管理模型，分别是：美国学者费德勒提出的“领导权变理论”、加拿大学者豪斯提出的“目标-路径”理论、费落幕和耶顿提出的“领导参与”理论。以上三种理论代表了权变理论的发展历程和理论思想核心。但权变理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其自身自存在很大的缺陷。

二 权变理论的发展困境

权变理论虽然极大地促进了现代企业管理方式的变革，本研究认为其仍有缺陷，一是由上至下的单向管理、二是忽略人的成长发展、三是领导者的领导风格难以改变。时至今日，我国产业正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智力密集型产业过度，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总和所占比重已经过半，而传统的西方管理理论多形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历史时期。在此基础上，一种以人道主义-民主思想为基础的组织价值观逐渐取代非人性化的、机械的官僚价值体系。

权变理论中虽然有强调根据领导者与下属的关系、根据下属的个人情况改变领导风格等观点，但根本上来看，权变理论依然是领导者对下属的一种管理，是一种单项管理模式。这种单项的管理模式割裂了领导者和下属，将两者置于对立面上，造成了一种无法弥合的裂缝。在现代产业中，尤其是第三产业，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高效沟通被视为市场反应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部分企业实行扁平化管理其目的便是简化管理层级，便于上下层之间的双向沟通。

忽略人的成长发展。权变管理理论中，领导者在管理下属的过程中，领导者根据不同下属的不同情况或者同一下属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这极大地改善了领导的准确性。然而，权变理论在此却忽略的人的发展和人的成长。权变理论是基于“超Y人性理论”之上的，认同了人性的复杂性，但忽视了下属的成长，不利于下属的终身发展。在现代产业中，尤其是智力密集型产业，员工自身的价值已经远远超于固定资产的价值。因此，关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自身的可塑造性和成长性对知识密集型企业有重要意义。

领导风格转换困难。西方的权变管理要求管理者根据不同的企业外部与内部情况采用不同的管理风格，这是对传统管理理论的一种突破。但权变理论自身仍存在缺陷，由于管理风格依靠于管理者自身的管理素养与性格倾向，而管理者自身的素养和性格倾向无法在短时间内无法提高或改变。权变理论中要求领导者根据外部以及内部的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管理风格，但实际操作中一个领导者其本身的领导风格是稳定的，并且短时间难以转换。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领导者其自身的性格深刻的影响着其管理风格，所以领导者的管理风格较难做到权变理论要求的根据情况而灵活调整。

三 《道德经》的管理学角度解读

《道德经》作为我国先秦时代道家经典著作，两千五百年以来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源远流长，同时翻译到欧美以后也对欧美文化产生巨大影响。《道德经》中蕴含者深刻的哲学智慧。《道德经》中第一十七章和第二十三章集中论述了管理学的相关的智慧，其余各章中也有关于管理的语句。

细读《道德经》第一十七章可以发现，该章内容已经蕴含了权变理论的基本思想。第一十七章有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其翻译为现代汉语即为“最好的统治者，人民并不知道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并赞扬他；再次的统治者，热人民畏惧他；最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人民当然不信他。最好的统治者悠闲轻松，很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了，老百姓都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从文本中的“太上”、“其次”等我们可以看出，这和西方的权变理论中认为根据不同情况领导者采取不同的领导风格的思想有高度的相似。并且两者又有着一些差异，西方权变理论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考量领导者的领导效果，而《道德经》是从被领导者或者说下属的角度来衡量领导者的领导效果。在一十七章中，老子认为管理者或者领导者最好的领导就是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①，使被管理者或者下属依据天道自行发展。与此相似，西方权变管理理论中豪斯教授认为此时领导者者应采取“支持型”的领导风格，但“支持型”的领导风格仍属于有为的范畴。

第二十三章有云：“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故从事于道，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同于道者，道亦乐得之；同于德者，德亦乐得之；同于失者，失者乐得之。”①说话本是人的自然本能，依照老子贯穿《道德经》的顺应自然的主题人应该说话才对，所以这里的“希言自然”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管理者或领导者的一种告诫：少发布言论命令是合乎自然大道的。这段话翻译为现代汉语即为：“少发布言论命令是合乎自然大道的。狂风刮不了一个早晨，暴雨下不了一整天。谁使它这样的呢？天地。天地的狂暴尚且不能长久，更何况是人呢？所以，从事于道的就同于道，从事于德的就同于德，从事于失的人就同于失。同于道的人，道也乐于得到他；同于德的人，德也乐于得到他；同于失的人，失也乐于得到他。统治者的诚信不足，就会有人不信任”。这段震耳欲聋的文本对企业的领导者来说是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的。本段第一句直言“希言自然”，概括了本段的核心思想：管理者或者领导者应该顺应自然，保持自己的道，从而以无为之法来领导下属，实行无为之治。试想，连天地都不能长久，一个领导者领导行为又如何能保持长久。所以，老子崇尚“为不为，则无不治”，但也应看到无为式管理的局限性，较适用于智力密集型企业。

四 《道德经》对权变理论的补充与发展

在《道德经》中老子主张管理者或者领导者应该行“不言之教”，讲究“治大国如烹小鲜”。《道德经》的完成处于人类的轴心时代，其思想的中讲究的顺应“道”智慧不仅包含了现如今社会讲究的人本主义或者以人为本思想，更加超越了人本思想，对当下社会流行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也有极大地启发。

西方权变管理理论本身是一种以管理者的角度来介入的一种由上至下的管理模式。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人权运动的兴起，员工或者下属越来越要求在企业中的参与权以及存在感。对于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道德经》之中以大国与小国举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蓄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②这里的大国我们可以理解为领导者，小国可以理解为被领导者。文中分别交代了作为大国、小国的行为准则，以及大国、小国的行为目的。在两者的交往中则是一种双向动态的交往行为，大国以谦卑的态度对待小国，大国就可以聚拢小国；小国以谦卑的态度对待大国，小国就能得到大国的庇护。大国与小国在这种动态的双向的交往中，各得其所。相对于西方权变理论由上至下的单向管理，《道德经》中阐述的双向管理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双向管理之中，企业内部信息也随之出现双向流通，企业领导者可以及时得到反馈，了解企业内部的组织变动和下属的情况。此时，企业呈现高效的状态，企业成为一个有机的互动整体，企业的领导以无为之心处有为之事。

老子十分重视人得地位，《道德经》曰：“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②此处，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人在老子心中的地位，人的地位与道、与天、与地相提并论。而且，在《道德经》中人也是一个发展的人，而非西方传统管理中假设的可以被科学式管理的人。“反着道之动，弱者道之用”②，此处在老子眼中，道是循环往复运动的，道的作用是柔弱不争的。而《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则告诉我们人也是运动着的人，人是发展中的人，不是一成不变的人。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道德经》积极肯定人的潜力或者说人的主观能动性.西方传统管理理论受到科学的影响巨大，科学式管理的人性假设以经济人或理性人为基础，严重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权变理论虽然对管理理论有所突破，但对于人性的认识仍受到科学的影响，受到科学的影响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可成长性。《道德经》的人的观点，对管理学有重大影响，尤其是东方的管理学界。东西方文化相比，西方人较开放，人员流动频率较大，而东方人则倾向于稳定的工作环境，人员流动频率较低。西方管理学理论进入我国之后，由于遇到不同的人格特征，遇到极大地问题。我们应该重视《道德经》中对人的地位高度推崇和人不断成长发展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