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初心不忘根本，担使命勇做先锋勇做先锋

胡文熟

编者按：上海自行车厂（简称为永久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继“李惠塘小徂”被评为上海市和全国工业交通基本建设战线先进集体之后，还诞生了个闻名上海的青年班，并在永久厂的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重要一页。讲永久故事，青年班必定是永久人引以为傲的精彩记忆。作者胡文勳曾是这个光荣集体中的一员，她在这个熔炉里锻炼成长，对青年班抱有深厚的感情。近日，胡文勳召集了青年班的老人们回忆往事，回望青春，不胜感慨/下面让我们一起听听青年班首任班长徐顺昌对胡文勳讲的青年班故事。

上海自行车厂电镀车间的青年班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如今，青年班的首批员工除离世外都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但是青年班三个字，更像是那个火红年代里永久厂班组建设的一个标志，依然在永久人的口中流传。提起大名鼎鼎的青年班，已是耄耋老人的徐顺昌仍记忆清晰，他说：“每次上海自行车厂青年班的老同事聚会，我总会想起自己保存着的一个电影剧本，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上海电影制片厂曾经拍过的一个电影《友情》。但是由于‘文革的原因，电影没有能够公映。而这个电影的原型就是我们厂的青年班，”拿着那本保存了半个多世纪的电影剧本，徐顺昌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

特殊打造的电镀青年班

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翻身得解放后的上海自行车厂工人们意气风发，浑身是劲，立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多奉献自己的力量。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处于生产第一线的电镀车间，于1958年11月3日成立了青年班。

那一年，担任我们电镀车间党支部书记的李德山、副书记毛唐海、车间主任陈祖祥、团支部书记邵祖裕都是非常优秀和干实事的基层干部。为了提高车把质量和生产效率，适应市场对自行车的迫切需求，也为了使车把研磨小组真正发挥“龙頭”作用，他们决定在电镀车间成立青年班。即从原来车把研磨组的工人中精心挑选出12位青工专门成立一个班组，组员清一色是1956年进厂的20岁左右的小伙子。这些青工基本上出身于贫苦家庭，其中有五六个小伙子因父亲早逝，为了生计，小小年纪就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因此特别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也非常能吃苦。

组建青年班时，员工有我和吴延春、刘云祥、朱洪云、胡金根、徐惠忠、郑益云、陆荣法、叶志雄、于广记、刘启刚、田金才等12人。我是青年班第一任班长，也是当时唯一的党员，副班长是吴延春、刘云祥，胡金根是团小组长。

青年班的主要工作就是车把研磨。操作时，我们要先将车把毛坯用砂轮研磨光洁，这是车把质量好坏的关键工序，也是最脏、最累、最苦的重体力活，是非常艰苦的岗位。当时青年班的职工上班时都穿一种特殊的附加工作服，就是在工作服外面的腹部位置系有一块人造革围单，工作时的动作状态就是挺肚皮（加压抵住把手）、扭腰（变换位置来抛光把手的每个面），一天工作下来除了眼睛，浑身上下都是灰尘。

青年班刚成立时，我们的工作场所正好处于号称上海自行车厂的“南京路”交通要道上。全厂职工去食堂就餐，到厂部办公大楼联系工作或办事，几乎都要经过青年班门口，所以青年班的生产和精神面貌，对全厂影响很大。为了让青年班体现出我们上海自行车厂青年工人的朝气，体现出与—般班组不同的新气象，我们要与众不同。作为班长，我发现我们12个青年大多属牛属虎，在我们身上，既要具备不怕困难，敢想、敢闯、敢干的“小老虎”精神，也要具备踏踏实实、埋头苦干、不怕脏累的“老黄牛”精神。为了确保生产任务顺利超额完成，我带领全组青工，每天埋头苦干十几个小时以上，就连星期天也到厂里突击劳动，经常干得筋疲力尽，下班后倒头就睡着了。但第二天大家又精神饱满，生龙活虎地热火朝天干起来了。因为当年我们年轻精力充沛，不怕苦累，毫无怨言，从不计较时间和报酬，憋着一股劲为了多超产，为了出优质产品。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深深感到生产质量要上去，光靠蛮干不行，只有具备一流技术水平的工人，才能做出一流质量的“龙头”。当时，我们青年班的大多数人只有初中、高小文化水平，技术等级平均仅三级，要达到操作六级工的技术水平，确实有难度。学习紧迫感迫使我们积极地自觉参加了厂里的职工业余夜校学习和技术培训，大家刻苦钻研，互帮互学，努力掌握应知应会技术知识，提高技术等级操作水平。

由于生产过程中，我们12名青工每人都要独立完成整只毛坯车把的加工，技术和质量要求都很高，为此我们制订了严格的自查、互查、专职检查的三级检验制度，确保只只车把研磨合格，杜绝不合格的产品出小组。我们互帮、互学，互相切磋，交流先进操作法，搞小改小革来提高产品质量。如在工作中，我们对操作程序做了改动，先把横直管研磨一遍，再去成型，这样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车把的质量和产量。我们还使用“土方法”，改进生产工序和设备，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使车把的日产量翻倍增长。这真是“土法上马显威风，生产战线一片红”。那时青年班在全厂的产量、质量、思想政治学习、安全生产等八大指标考核中，一直名列前茅。车把研磨成为质量信得过的免检产品，为全厂树立了榜样，同时也多次被评为先进班组。

紧张活泼的青年班生活

当年青年班的工作虽然很辛苦，却非常充实，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生动有趣。我们12位同志，都是厂基干民兵，在工余时间还积极参加民兵训练，参加保卫值勤，人人有使不完的劲。同时我们也是快乐的单身汉，整天乐呵呵的。班里有5位青工住在厂单人宿舍，下班后，大家在宿舍的空地上种菜，养小鸡、小鸭，捉皮虫喂鸡。假日外出郊游，夏天的晚上，我们结伴去打虎山路跳伞塔捉蟋蟀、斗蟋蟀。我们还曾经组织了去南京雨花台瞻仰革命先烈。记得有一个厂休日，我们全班人员去虹口公园搞集体活动，游玩中突然发现一个小孩掉入湖里。我马上跳入湖中，将小男孩救起，并送到他家里交给家长。一周后厂团委收到了孩子父母写来的表扬信，才知道是青年班做的好人好事……

青年班12位大男孩亲如兄弟，遇到谁家生活有难处，尽管自己也手头拮据，但都会慷慨解囊;遇到谁家屋漏，大家会不约而同地前去做小工，帮助修缮。而我们中有谁要谈恋爱了，大家会一起当参谋;如有谁犯了错，大家更会严肃批评、耐心帮助他。直到今天，老同事们还念念不忘在青年班时难忘的青春岁月，念念不忘当年青年班里组员之间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

电镀车间青年班那时多次获得上海自行车厂、杨浦区、上海市轻工业局颁发的先进集体和上海市五好集体等光荣称号，在全国自行车行业和上海市都小有名气。我们班组的事迹还上了《解放日报》《劳动报》《青年报》《团的工作》等报刊杂志。1962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根据团市委推荐，由张伐、韩非、李明、史原等著名演员和编剧来我们青年班采访，深入小组和我们一起同学习、同劳动整整3个月，走访了我的老母亲和邻居，对我们小组的青工们作了全方位了解。并且以青年班为原型，创作了电影剧本《友情》，反映青年工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青年突击队作用和幸福成长的故事。为拍好这部电影，著名演员赵丹、白杨还带了30多位演职人员专门到青年班体验生活。虽然这些演员也经常下基层体验生活，但是看到青年班的生产环境，他们还是被青年班的事迹所深深感动。当然这些演员很难和我们一样研磨车把，他们体验生活也只能是当下手、做辅助工。一些平时演惯了喜剧的演员干起活来的动作略显笨拙，往往会逗人发笑，也给累得够呛的青年班成员带来了许多快乐！后来虽然因“文革”的原因，这部电影没有公开放映，可是仍然充分反映了当年整个社会对青年一代无微不至的关心、教育、培养的良好氛围。

难以忘却的人生精彩

1963年和1964年期间，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六，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陈丕显同志和市委的其他有关领导经常会来上海自行车厂参加劳动，开展调查研究活动。我参加过陈丕显书记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我厂的包健书记把我介绍给了陈书记。我向陈丕显书记详细汇报了青年班的工作、生活和学习情况。会后，陈书记还特意留下来和我谈心，鼓励我们要发扬青年突击队的作用，发扬“小老虎”的精神，当好全厂生产班组的排头兵，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正是那次会议，陈丕显书记对我们青年班有了深刻的了解。

当时我是青年班的班长，也是厂团委常委。1 964年我在共青团上海市第四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市委委员，光荣地被选为出席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与上海市其他71位团代表一起参加了1964年6月11日至6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开幕前，毛主席和党中央、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接见了全体代表。记得那时为了让代表们都能近距离地见到毛主席，团中央规定，以各个代表团名称的第一个字的笔画为序，开大会时，笔画多的代表团如解放军、新疆代表团坐在会场中央，笔画少的代表团如上海、山东代表团的座位在会场的两侧，而毛主席接见时，上海和山东代表团则站在了接见大厅的正中央，解放军和新疆代表团分别站在了两侧。

1964年6月11日是毛主席接见团代会代表的日子，那天，当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走进接见厅大门时，雷鸣般的掌声立即响起。我们都目不转睛地努力睁大眼睛望着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双手拍红了也不觉得疼……那天，我们上海代表团就站在接见大厅中央，毛主席快要走到大厅中央时，时任团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举起双手一挥，整个大厅顿时就安静下来，我们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在跳动。这时毛主席已经走到我们面前，走在毛主席身边的陈丕显同志认出了站在代表中的我，非常高兴，他指着我向毛主席介绍：“这就是我们上海自行车厂青年班的‘小老虎徐顺昌。”这时，我早已将前一天晚上团中央会议明确的接见纪律“不许离开自己的位置，不许与中央首长握手”的规定抛至九霄云外，情不自禁地马上向毛主席伸出了右手。毛主席也微笑地伸出了他那温暖的大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一瞬间，我激动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与我们全体代表一起合影留念结束后，我仍然沉浸在无比幸福之中，还是身边的代表拉着我才走进了会议厅。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无法入睡，因为整个接见大厅里，只有我一个人和毛主席握了手，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我也感到有些紧张，因为只有我一人违反了纪律，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一直左右着我参加团代会的整个过程。直到团代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到胡耀邦书记家做客后才放松下来。

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把全国工矿企业的六位代表邀请到团中央机关，参加座谈会，我有幸成为“六分之一”。座谈会结束后，胡耀邦同志和我们六位团代表共进午餐。可是在参加胡耀邦和夫人的招待午餐时，我叉出“差错”了。那天，胡耀邦书记和夫人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不断地为我们夹菜，和我们边吃边聊，拉家常。看到胡书记和夫人那么和蔼可亲，看到一桌子的菜，我不禁脱口而出：“怎么没有红烧肉？”话一出口，我就感到自己“失言”了，很不好意思。想不到胡夫人李昭同志当即微笑地站了起来，没说话便出去了。不一会儿，她拿来了两罐午餐肉，打开后分给了我们六位代表吃，可他俩一块也没吃……那天在胡书记家里，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那般特别温馨，感到无比幸福和快乐！

我深知，我能成为共青团九大代表，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青年班集体的荣誉，更是我们上海自行车厂的光荣。我下定决心，要为青年班、为永久争光。回厂后，我认真传达了共青团九大精神，配合厂里组织全厂团干部和青年班学习胡耀邦书记在全国九届团代会作的工作报告《为我国青年革命化而斗争》，以实际行动落实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充分发挥青年突击队作用。在“文革”中，我们青年班坚持生产，坚持质量第一的初衷，从来没有改变，排除干扰，坚持生产。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我几十年勤恳工作，坚持党性，经受了各种考验。

优秀传承的青年班成员

几十年来，我们青年班一直是全厂班组的排头兵，这是上海自行车厂各届党组织无微不至关怀、培养的结果。青年班成立之初，厂党委和行政领导包健、胡菲、曹阿龙、王树梅等同志就把青年班作为培训、教育、锻炼青年的基地，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而电镀车间领导和我们几任班长更注重将青年班的优良传统予以继承和发扬。每个新工人分配进到青年班的第一课就是对他们进行班史教育，强调作为青年班的一员，是幸福和自豪的，但同时也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辛劳，要以苦为荣、以苦为乐。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后，我们青年班一直以雷锋同志为学习的光辉榜样，使班组的面貌更加日新月异。 “名师出高徒”，要保持青年班的红旗不倒，培养新的接班人很重要。因此每次有新学徒分到青年班，我们总是指定班里最优秀的同志担任新学徒的带教师傅，手把手地进行传、帮、带。师傅们不仅把自己的高超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最重要的是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言传身教，教育新工人。由于青年班干的是重体力劳动，组建后的10年里，班里一直是清一色的小伙子。一直到1 968年的下半年，车把毛坯研磨工序分为马肚、马脚、马边、平面、拉第等8道工序完成，劳动强度有了明显改善，才分进了5个女学徒和2名女工，做前道工序的马肚、马脚、马边、平面工作。对于女同志，青年班的老同志更是关爱有加。看到她们个子矮小，机床较高，师傅们就用木板钉个踏脚板，增加高度，让她们能顺手操作，并抢着为她们拉车、搬车把。5位女青年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耳濡目染了师傅们的优秀品质，勤奋学习、不怕苦累、热爱本职，都成为了出色的抛车工人。经过青年班磨练的工人成长很快，如刘云祥、徐惠忠、吴延春、郑益云、叶志雄、刘启刚等同志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分别担任了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车间管理干部等。而经过青年班这一模范集体的熏陶，一代又一代的新徒弟在成长，他们入团入党，走上了管理岗位。如郑益云带的4个徒弟中，二徒弟参军复员后，担任了上海正广和汽水厂副厂长;小徒弟是“文革”后我厂第一批发展的党员，满师不久就担任了车间党支部副书记，是当时厂里最年轻的车间党务工作者。

回顾自己的一生，我深深感到青年班是我这一生中最美好最精彩的时光。我们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理想都奉献给了永久自行车事业。退休后，我们这些老党员、老永久，不忘初心，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社区当党员志愿者，参加街道党课报告团，为社区党建和两个文明建设尽心尽力。我担任四平街道167街坊第4业主委員会主任整整有14个年头，义务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青年班人的本色。

徐顺昌一口气讲了青年班的众多往事，他仍然意犹未尽……他最后对我说： “当年，是永久牌自行车发展的大环境给了我们电镀车间青年班一个脱颖而出的机会。而全厂还有成百上千个如青年班成员一样的“永久”的“小老虎” “老黄牛”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才使上海自行车厂总能不断发展，才创造了永久厂的辉煌历史。因此，今天人们之所以还能记住青年班，实际上是不愿忘记永久厂那段难忘的岁月，不愿忘记我们永久人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