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佛普拉斯》中的底层视角

卓 雯 (西北工业大学明德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4)

虽是一部低成本文艺片，《大佛普拉斯》却在第54届金马奖上收获了诸多奖项，引发了广泛关注。这部具有浓郁台南味道的电影聚焦于社会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经验和观察视角，对人性的欲望进行挖掘，暴露出隐藏在阶级身份、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之后的黑暗面，但影片的社会批判意味并未借由激烈的矛盾冲突和饱满的情绪对撞来完成表达，而是采取了较为平淡的叙事基调和反抒情、反高潮的表现手法，导演的旁白不仅解释剧情、评论人物，也会回顾历史和预告未来，甚至与片中人物产生对话关系，消除了情节发展的悬念，并产生了间离效果，使得观众始终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知不觉间共享了他们的窥探视角。

影片中的底层人物对上层人物私生活的窥视原本只为满足一种低级的窥淫欲，却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更为黑暗的秘密，由此陷入危险之中，正是双方不对等的社会地位与权力关系造成了这一看似荒诞的结果，影片从人性中普遍的欲望为出发点，达到了对社会的批判与反思。

一、底层人物的窥视欲望

《大佛普拉斯》的主人公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肚财靠拾荒勉强度日，菜埔则是夜班警卫，肚财习惯晚上来守卫室找菜埔消磨时光，白天他遇到的每一个人都给他脸色看，只有晚上在菜埔面前他才有发号施令的机会。他们消磨时间的方式也很单一，翻看过期的黄色杂志、吃商店刚刚过期的食物、看电视，只有这些无须花费金钱的消遣方式才能被他们“享有”。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肚财唆使菜埔拿老板黄启文的行车记录仪来看，发现了他和许多女人调情的声音，激发了二人持续窥视老板私生活的欲望，成为乏味生活的乐趣来源。

作为社会底层的人物，肚财和菜埔从未离开家乡见识过外面的世界，日复一日重复着生活的琐碎，勉强维持生存。因此即便是行车记录仪上单调的画面对他们来说也是彩色的，那是专属于有钱人的世界，只能经由窥视抵达，被隔绝在小小的屏幕两端。最初，肚财或许只是出于好奇心，想要获知另一种生活的样貌，而在获知了启文招妓的秘密后，驱使二人持续进行窥探的动力就转变为了窥淫欲，原本只能靠过期黄色杂志满足欲望的他们找到了更好的方式，这也是他们之前无从想象的。

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每个人都在潜意识中有窥视的欲望，而电影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种窥探方式，摄影机作为一个中介，窥视了电影主人公的生活，又转而在银幕上提供给观众看，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满足了窥视的欲望。在《大佛普拉斯》中，观众与肚财和菜埔一起窥视了启文的生活，既获得了一种满足感也承担着恐惧，分享了底层视角矛盾而复杂的一面。

随着窥视的持续进行，肚财和菜埔无意间发现了老板更为黑暗的秘密，而作为小人物，在面对权贵的罪行时却无力揭发，他们深知社会的规则，正义与法制不会在权贵的身上发挥效力，只会让小人物付出代价，因此二人在目睹启文行凶之后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与失语，接下来的日子又在惶恐中惴惴不安地度过，底层人物的挣扎与无奈从秘密呈现在他们眼前的那一刻起开始暴露无余。

更为讽刺的是，法制在对待权贵的罪恶时未必会发挥应有的效力，但在处理底层民众的小错误时却绝不会有任何犹豫，肚财因为摩托车没有牌照被抓，他向警察求情后被打的画面经过剪辑变成了“盘查遭抵抗，勇警奋力制伏”的新闻，媒体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底层人物的刻板印象，随后影片给出了一个固定镜头下的全景展现事件的原貌，旁白讽刺地说道：“我们的影像不像警方那样晃来晃去，毕竟拍片我们比较专业，晃来晃去的摄影师，早就发一个便当叫他回去了。”表面的幽默背后又有诸多无奈，影片不对肚财的惨状做过多情绪渲染，而是用一种平静的叙述方式来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的事情早已上演过无数次。底层人的生活从来都无须窥探，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被漠视，被大众看到的则总是负面形象。

肚财因窥探而得知了启文的秘密后，蹊跷地死在了路边，警方给出的死因是酒醉后出车祸，可村里人都知道肚财不喝酒，他也没钱喝到醉，可他太过微不足道，人微言轻的朋友们也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肚财甚至没有留下遗像，只能从新闻视频中截取到一张表情挣扎的照片，他从未在社会上拥有过自己的位置，被抓的经历竟成了他在世界上留下的唯一痕迹。

肚财的命运揭示了底层视角的局限性，无论是底层人物看待外部世界的视角，还是他人看待底层人物的视角，都被严重阻隔了。肚财因窥探到上层的黑暗而招致杀身之祸，但他留给大众的唯一记录就是违法乱纪，罪恶在阶级与权力无法跨越的层级之间遁形，友人对肚财的哀悼只能化作一曲吹奏得七零八落的《友谊地久天长》。

二、对宗教的重新审视

《大佛普拉斯》中的一个核心主题是以一尊大佛牵出的对宗教信仰的探讨，影片揭示出宗教并不仅仅关乎信仰，艺术、商业、权力都假借宗教的外壳包裹自己，看似清白，实则藏污纳垢。启文自诩艺术创作者，开设葛洛伯工厂做文创产品，但他自己平日只顾勾结政客、玩弄女人，大佛非但未经他亲手制作，甚至还成了他杀人藏尸的地方，与他在隧道中车震的混血女孩Gucci让他喊她Puta，这是西班牙语中贱人的意思，和大佛的英文发音Buddha相近，导演借用这一谐音巧妙地讽刺了启文所谓的艺术创作是多么虚伪。

不仅启文在以宗教和艺术的名义伪装自己，片中有权势的上层人士都在借助宗教达到某种信仰之外的目的。寺庙的大师父和师姐来工厂看大佛的时候，表面上每个人说话带着“阿弥陀佛”结尾以示尊敬，实际上却在互相攻击，在场的政客、宗教人士和艺术创作者各怀心事，在宗教的名义下追求利益最大化。

这尊大佛有效地区分了内与外两个世界，从外面看，大佛法相庄严，受万千僧人顶礼膜拜，可是大佛肚内却藏着启文的罪恶。影片结尾处，一段平行蒙太奇将大佛运往法会的路途和肚财的丧葬之路剪辑在了一起，一个气势庄严，另一个散漫溃败，强烈的反差之下却蕴含着同样的罪恶。肚财默默地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但大佛却在会场发出了巨大的异响，令人惶惶不安。导演并没有交代大佛为何会发出声响，但封闭空间中紧张、不安与令人窒息的气氛，却能够让每个人都心有所感，构成无声的批判。

内与外的区隔同样体现在底层人物身上，在肚财死后，菜埔第一次来到肚财的家，看到他住的飞碟里放满了抓来的娃娃和剪下来的美女，意识到自己原来并不了解这个每日相处的朋友，旁白说道：“虽然现在是太空时代，人类早就可以坐太空船去月球，但永远无法探索别人内心的宇宙。”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竟至于此，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划分还是日常的交往，在任何一个层面上都难以实现真正的理解。

肚财的朋友释迦是一个身世不明的流浪汉，住在废弃的海防卫哨中，平时一句话也不说。释迦既是一种水果的名字，也可以理解成佛祖的名字，在这个以“大佛”为名的影片中，这个神秘的流浪汉似乎成为佛的化身，他脱离了社会既有的框架结构，也没有受到任何人际关系的牵绊，什么也不追求。这个人物巧妙地构成了那尊被制造的大佛的镜像，他什么也不承载，可是那尊大佛却承载了人们太多的欲望。影片借此对宗教的意涵进行了解构，以期引发现代社会背景下对宗教意义的再思考。

三、边缘群体的社会处境

黄信尧导演对底层人物的关注、对闽南语的运用和对社会现状的讽刺让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在地性；同时，影片也揭示了台湾在全球格局中的位置，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撞与聚合之间所产生的奇特效应。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肚财和菜埔的名字在闽南语中的意思分别是肚脐和萝卜干，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他们的朋友分别是在便利店打工的土豆和流浪汉释迦，名字也是蔬菜水果。他们很羡慕老板有英文名Kevin，因为名字象征了一种身份和地位。英语是国际化和优秀品质的象征，启文的文创艺术中心葛洛伯就是英语Globe的音译，土豆打工的便利店洗门也是日本连锁便利店Seven(Eleven)的音译。闽南语所标示出的低贱身份和英语所象征的尊贵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让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撕裂感更为突出地显现了出来。

在台湾人心中，美国无疑是全球结构、资本秩序与科技文化的顶端，因此许多人都渴望有机会前往美国，启文的留学经历自然而然地成为他在台湾本土获得身份与权力的重要砝码，即便是在和妓女Cindy的交谈中也不自觉地讲出自己曾留学纽约的经历，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和对方的崇拜感。而从底层视角出发去看待这些脱离了他们日常生活经验的事物之时则只能在一知半解中仰望，肚财和菜埔在听到Cindy和启文谈论纽约的时候，只能以一种看似可笑的方式粗略描绘出自由女神像的样子：“在港口站一个女的，戴一个浴帽。”另一个例子是老板启文让菜埔去Seven便利店帮他取快递，但在他的生活经验中只存在洗门，他从来也没去过整洁明亮、货物齐全的那家全球连锁便利店，于是自然找错了地方。

无论现代社会的发展还是台湾在全球结构中的卷入达到了什么程度，对社会底层的民众来说似乎都是与自己不相干的，甚至，他们会被更大程度地漠视与边缘化。导演黄信尧没有为观众营造一个底层情谊紧密联结的温情神话，他以冷静克制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松散的联结，四个小人物谈不上有多么深厚的感情：菜埔是肚财可以发号施令找回自信心的对象，肚财死后菜埔发现自己对他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肚财被警察打的时候释迦没有出手相助，送葬路上土豆和菜埔打了起来……诸多生动的细节勾勒出四人平日的相处模式，他们没有凝聚成一股反抗的力量，而是深知他们的世界里没有“公平正义”四个字，“毕竟光是要捧饭碗就没力气了”。当罪恶的现场恰巧被他们看到时，担忧自己的生命远远比为别人的生命找回公正更加重要，影片将这些略显残酷的事实摆在观众的面前，却拒绝做情绪化的处理，用淡淡的笔触描绘他们的处境，反而有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

四、结 语

《大佛普拉斯》的独特气质让它超越了单纯的社会批判意味，导演的旁白如同说书人的套词将观众引入了一桩蹊跷的民间传奇中，在嘲讽与喟叹混杂的语调之中同时带有轻巧与沉重，带给观众一种复杂的观影感受。黄信尧描绘底层的方式是反抒情与反高潮的，他拒绝一种从上至下的怜悯，尽量真实地呈现小人物的生活，以主人公的窥视作为切入点，牵涉出社会各个阶层的实际生活状况，而非立场先行，构想一种可能的改变方式。实际上，底层人物有着自己的处事方式，他们无力改变社会的既定格局和权力运行的机制，已然接受命运的安排，这种深深的无力感比大声疾呼更加直指人心。正如黄信尧在接受访谈时所谈到的：“真正的绝望，是无法翻转，社会底层的人无法有翻转的机会。”这一颇为悲观的想法也是导演拒绝为底层人物提供一种抗争性姿态的内在原因。

影片的语言选择也尽量贴合底层人物的日常表达，闽南语中一些通俗的表达方式完美地内嵌于影片的整体结构之中，用闽南语创作的台湾本土音乐人林生祥也为影片增色不少。《大佛普拉斯》细致地展现了底层人物对这个社会的认知，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评价完全是出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验，面对生活的艰险也没有采取控诉的姿态，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化解，也更加令人感到心酸。但《大佛普拉斯》中并不全然是负面的情绪，或许正是积极与消极的复杂交错，才是这个世界更为真实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