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方式在大学生童年创伤与攻击行为关系中的作用机制

杨玲 郭瑾瑾 曹华 杜琴琴

摘 要 探讨大学生童年心理虐待与忽视、应对方式和攻击行为的关系。采用童年忽视与虐待量表、应对方式问卷、攻击问卷对431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心理虐待阳性率为43.61%，忽视阳性率为55.45%;和常模相比，大学生积极应对得分要显著高于常模，消极应对得分要显著低于常模;相关性分析表明童年心理虐待和忽视与攻击性行为各维度为显著的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为显著的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攻击性行为各维度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积极应对方式只与言语攻击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其他维度的相关均不显著;中介检验发现消极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预防和干预一方面可以从早期的心理虐待和忽视入手，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应对方式入手，特别是消极应对方式。

关键词 童年创伤;攻击行为;消极应对方式;Bootstrap法

分类号 B848.8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9.10.006

1 引言

攻击性行为主要是指个体使用言语、工具或者躯体对一定的对象进行有意侵害的行为，旨在发泄自己的某种不满情绪，使得攻击对象的身体、心灵受到伤害或者引发痛楚（谢振安，1997）。从中小学的校园欺凌到大学生的挥刀相向，由攻击性引发的冷、热暴力行为给当事人造成了严重的身心伤害。因此，攻击性行为一直受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张林，刘燊，徐强，吴晓燕，杨梦圆， 2017; KIlIarslan & AtIcI， 2017）。学校是攻击性行为发生的一个主要场所，学校背景下同伴欺负或攻击性行为具有普遍性。以往研究更多关注于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攻击性行为，忽视了在大学校园中躯体攻击行为也时有发生，而其他形式的攻击行为，例如言语攻击更是常见。大学生的攻击行为不仅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严重地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和人际关系，而且对他人和社会也会造成不良影响（于蕴淼等， 2013）。调查研究表明超过50%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攻击行为，大学生的攻击行为的应对策略偏离“友好策略-求助策略-忍受策略或其他策略”的最佳模式（赵科， 张海清， 2009）。

童年创伤是一个尚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的严重问题，它会对个体成年时期的许多行为产生潜在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持续的，有时候会伴随人们的一生，例如，童年创伤会引起成瘾行为、攻击性行为等（Milan，Zona，Acker， & Turcios-Cotto， 2013）。创伤既可以指由于某些外部力量造成躯体上的损伤，也可以指由于情感上的伤害造成的心理损伤（赵冬梅，申荷永，刘志雅， 2006）。童年时期经历的创伤主要包括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虐待、忽视和情感剥夺。大量的早期研究关注童年时期躯体和性虐待等创伤问题，而其他形式的童年创伤，特别是心理虐待和忽视在过去几年才得到重视（赵幸福，张亚林，李龙飞， 2004）。童年期虐待与忽视可导致近期或远期不同程度的儿童的认知、情感、身体机能、行为和生长发育的障碍（Schumacher，Slep， & Heyman， 2001）。心理虐待主要指父母、有抚养责任、关系密切的人采用某种重复、持续、不恰当的行为，严重损害到儿童的认知、情感和社会方面的健康发展。忽视主要指抚养者长期忽视儿童的基本需要而损害儿童的健康发展（邓云龙，潘辰，唐秋萍，袁秀洪，肖长根， 2007）。童年时期心理上的虐待和忽视往往具有隐蔽性，其对个体的影响往往比其他形式的创伤更加深刻和长远。已有的研究表明童年心理虐待和忽视与个体很多不良的情绪和行为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例如，童年期心理虐待与忽视能直接和间接地预测高中生的抑郁（王瑶，钱胜，王文霞， 2008），童年時期的身体忽视、情绪忽视、情绪虐待与网络成瘾相关（Dalbudak，Evren，Aldemir， & Evren， 2014）。

虽然，童年时期体验到心理上的虐待和忽视对个体后期会产生更长远的影响，例如，引发攻击性行为，但是，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经历过童年心理虐待和忽视的个体都会产生攻击行为，部分童年创伤经历者会不断地与创伤进行抗争，在这个抗争的过程会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反而会体验到心理方面的正性的成长，最终化解童年创伤带来的负面结果（涂阳军，郭永玉， 2010）。因此，我们需要深入了解童年创伤后出现行为差异的机制。而应对方式（coping style）是个体自身稳定因素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社会适应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主要指个体根据内部和外部环境要求以及有关的情绪问题而采用的手段、策略和方法（Poythress，Skeem， & Lilienfeld， 2006）。Popescu等人（2010）的研究显示，创伤个体更多使用消极应对方式，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经历与成年后的不良社会功能关系中起重要的联结作用。有调查研究也表明童年创伤与个体的应对方式存在密切关系（杨玲等， 2017）。

综上所述，大学生从年龄上看属于青年早期，但身心尚未完全成熟，同时又在为进入社会做着准备，该群体有其独有的心理和行为特点，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的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已有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创伤经历会对个体成年后的行为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可能是由于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使其形成较为稳定的应对方式，从而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模式。但是，对于大学生，攻击性行为的表现是否是受到童年创伤的长远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是通过其应对方式来起作用？基于此，我们将从童年创伤视角出发探讨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并揭示在大学生群体中童年创伤是如何影响攻击性行为，应对方式是否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本研究假设：童年期心理虐待和忽视不仅直接影响，也可以通过应对方式间接影响攻击性行为。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共获得431份有效数据。其中男生84人，女生347人，被试年龄在17～23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9.79（SD=1.27）;汉族330人，少数民族101人;农村为246人，城镇为185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

采用由邓云龙等人（2007）编制的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量表（Child Psychological Abuse and Neglect Scale，CPANS），该量表共包含31个条目（例如，家长对我大声喊叫），采用5点计分（0代表无这种情况，4代表总是）。分数越高表示儿童期心理虐待与忽视水平越高，在大学生中试用的信效度指标良好（谢智静，唐秋萍，常宪鲁，邓云龙， 2008）。量表共分为心理虐待和忽视两个分量表。统计指标为分量表均值，各分量表均分≥1分视为阳性。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2。

2.2.2 攻击性行为量表

采用Amold H. Buss和Mark Perry（1992）编制的攻击性量表。该量表共包含29个条目（例如，我比一般的人打架多），采用5点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分数越高表示攻击性水平越高，其中第9道题和第16道题为反向计分条目。量表共分为四个维度：愤怒、身体攻击、言语攻击、敌意。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2.2.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采用解亚宁（1998）编制的简易应对方式量表，该量表共包含20个条目（例如，我觉得我有许多优点），采用4点计分（0代表不采取，3代表经常采取）。量表共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其中积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12组成，消极应对维度由条目13～20组成。最终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维度平均分。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3.1.1 大学生童年创伤情况分析

对大学生童年创伤情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童年心理虐待分量表阳性率为43.61% （188人），忽视分量表阳性率为55.45% （239人）。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心理虐待阳性率和忽视阳性率均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p>0.05），但存在显著的民族差异，具体表现在少数民族学生忽视阳性率要显著的高于汉族学生（t=-2.43，p<0.05），另外忽视的阳性率存在显著城乡差异，具体表现在农村学生的阳性率显著高于城镇学生（t=3.95，p<0.001，见表1）。

3.1.2 大学生童年创伤、攻击性行为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表明童年心理虐待和忽视维度与攻击性行为各维度为显著的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为显著的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为显著的正相关。应对方式与攻击性的相关关系中，消极应对方式与攻击性各维度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积极应对只与言语攻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其他维度均相关不显著（p>0.05，见表2）。

3.2 消极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与攻击性行为之间的中介检验

相关分析表明积极应对方式与攻击性行为中的愤怒和身体攻击相关不显著，因此，在控制城乡和民族两个人口学变量后，以童年创伤为自变量，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攻击性行为为因变量，来检验大学生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对攻击性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中介效应。通过AMOS 22.0 進行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成立，如图1所示（图1中的路径系数均为标准化路径系数）。该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χ2/df=2.78，RMSEA=0.06，NFI=0.94，GFI=0.97，IFI=0.96，CFI=0.96，SRMR=0.04，各项拟合指数均表明该模型为可接受模型，并且拟合效果较好。然后，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程序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合结构方程模型，重复取样1000 次，计算95%的置信区间。结果表明，间接效应[0.06，0.07]和直接效应[0.07，0.09]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证明此中介效应为部分中介效应，即童年创伤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消极应对方式间接作用实现的。通过对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分解，本研究中介效应量为10.12%。因此，消极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与攻击性行为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成立。

4 讨论

4.1 童年创伤

童年被虐待和忽视会对个体的心理造成不可磨灭的，甚至不可治愈的创伤，严重影响其人格和行为的健康发展（凌辉，杨艳，张建人， 2008）。此次对大学生心理虐待和忽视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的童年心理虐待的阳性率占比接近一半，童年忽视的阳性比例超过一半。这和以往对大学生童年创伤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大学生童年心理虐待和忽视比较严重，且忽视要比心理虐待更为普遍（谢智静，唐秋萍，常宪鲁，邓云龙， 2008）。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会在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一些事情而责骂，干涉甚至非恶意地恐吓孩子，从而让个体体验到心理上遭受虐待，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忽视体验，社会压力下，父母没有时间与孩子进行更加密切的交流而导致忽视越来越多地发生（廖英，邓云龙，潘辰， 2007）。而这更直观地表现在，相比城镇的学生，农村的学生体验到忽视的比例要显著更高，这也突显了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4.2 童年创伤与应对方式、攻击性行为的关系

童年时期体验过心理虐待和忽视的大学生会存在更多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张璐，刘丽红，金童林，贾彦茹， 2017）。这种心理和行为问题具体可表现在攻击性行为上，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对青春期甚至成年期个体的攻击性行为都有较大的影响（Strom et al.， 2012）。而本次调查结果也表明童年创伤可以显著地正向预测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金桂春，王有智， 2017）。同时，我们也发现大学生的这种攻击性行为与其应对方式存在密切关系，特别是其消极的应对方式。这与景璐石等人（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有攻击行为的大学生遇到问题时缺乏现实适应性应对方式，易倾向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Popescu等人（2010）的研究显示，创伤个体更多使用消极应对方式，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经历与成年后的不良社会功能关系中起重要的联结作用。有研究结果表明童年创伤与个体的应对方式存在密切关系（杨玲等， 2017）。此次调查结果也表明童年创伤和消极应对方式呈正相关，而与积极应对方式呈负相关。攻击性行为和消极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童年创伤可以显著地预测消极应对方式和攻击性行为，消极应对方式也可以正向预测攻击行为，这表明童年的心理虐待和忽视会影响到个体的应对方式，童年心理虐待和忽视经历使个体可能会逐渐形成一种消极应对方式，而这种消极的应对方式又会影响到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陶芳标等， 2006）。这也与本次中介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大学生的攻击性行为会受到童年时期体验到的心理虐待和忽视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消极应对方式起作用。而这种作用机制，我们认为可能是由于童年时期体验更多的心理虐待和忽视的大学生容易对他人产生不信任感，因而，更多地采取消极的防御方式，例如，言语攻击和敌意（麻爱华，于相芬，刘西俊，董俊玲，王相立， 2013），另外，他们会对他人意图进行错误的归因，从而产生敌意归因偏差，对他人表现出攻击性行为（杨晨晨，李彩娜，王振宏，边玉芳， 2016）。因此，童年虐待和忽视体验更多的大学生更有可能采用消极的应对模式，较少利用外界资源来应对自己的压力和困难，产生更多攻击性行为（Baptist & Nelson Goff， 2012）。基于此，本研究提示对大学生攻击性行为的预防和干预，可以从早期的心理虐待和忽视入手，也可以从其面对事件时的应对方式入手，特别是消极应对方式。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量，采用纵向研究的方式考察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对大学生攻击性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机制。

5 结论

（1）大学生童年虐待和忽视与攻击性行为显著正相关;与积极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方式为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方式与攻击性行为显著正相关，积极应对方式只与言语攻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2）大学生消极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与攻击性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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