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

周艳

摘 要：亚文化是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出现的一种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进行颠覆和反抗的文化形态，是一群不满主流意识形态压迫，希望通过不同于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来表达不满与反抗的特殊人群。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网络为亚文化提供了更好的展示空间和传播平台，成为当代亚文化传播的主要阵营之一，并涌现了大量虚拟的亚文化群体。新的网络群体，展现出了不同于以往亚文化群体的消极政治斗争，更多体现为一种自嘲、消极和无可奈何的颓废状态。本文将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论述网络亚文化政治势能弱化的原因。

关键词：网络亚文化;娱乐性;消费文化

一、引言

随着网络的兴起，媒介重塑了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方式。虚拟的网络空间为网民提供了自由的言论空间，亚文化不再是默默无闻被打压的小众文化，它以自嘲、反叛、彰显个性的特点，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娱乐消遣和情绪宣泄方式，成为当前最炙手可热的网络文化。与之前的亚文化不同，这种网络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不再对主流文化在阶级和地位上表示抵抗，而逐渐沦为消费社会中商家谋取利益的工具。正如伯明翰学派的迪克·赫伯迪格認为，亚文化的最终归宿除了主流仪式性要收编外，最大的异己力量就是被无孔不入的商业征用和收编，削弱抵抗的力量，最终走向死亡[1]。虽然，现实使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在交流、协商中共同发展，但其斗争性削弱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群体性精神迷茫也正迅速蔓延。

二、亚文化到网络亚文化

根据孟登迎在《“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一文中对20世纪30年代到现在，亚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梳理来看，亚文化的研究可以分为3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芝加哥学派时期，着力于研究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引起的新社会问题，对新出现的社会群体（如非法团伙、流浪汉、职业舞女等）在性别、年龄、宗教、职业、阶层等方面所体现的异质性描述。这一时期的亚文化群体被描述为主流文化的对立者，是流浪的、不劳作的不齿之徒;是混乱的、有组织的反社会群体;是与主流意识和精英阶层相对立的社会群体，具有很强的破坏和反社会性质。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末的伯明翰学派时期。此时的亚文化依旧被看作是一群与主流文化标准有偏离的群体，但由于将“文化”概念引入亚文化研究中，亚文化就被当作一种生活方式而非敌对力量被研究。正如1970年代中期，伯明翰学派的一些学者综合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修补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主体建构理论以及巴特的神话符号分析方法，将“亚文化”看作是某个小众群体展现日常生活的“有意味的形式”，看作构成小众群体特定生活方式的符号系统—“风格”[2]。即亚文化群体对主流文化表现出的“抵抗仪式”。虽然这一时期精英文化在语言描绘中对亚文化的抵抗情绪出现好转，但亚文化群体本身对主流价值仍然保有很强的抵抗能力，如光头仔、朋克和嬉皮士等。直到20世纪末，“亚文化”进入了“后亚文化”时代。在新媒体环境中，其政治色彩逐渐削弱，陷入了被政治收编和商业重塑的危机。

三、网络社群替代传统社群，社群关系从“牢固”到“短暂”

传统社群具有完整的文化特征和物理上的接近性，全体成员共享同一价值体系，并遵循社群规则，强调成员之间的组织认同和归属感。即使其价值观不被广泛接受，也不允许“圈外人”破坏，具有牢固的社群关系和强大的抵御能力。比如，伯明翰学派研究的嬉皮士、光头仔、朋克等亚文化族群，在街角、公园、迪厅等实体场所聚会，通过一系列仪式与主流对抗。相比之下，网络空间的跨时空和虚拟性，为网民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没有了传统社群规则和道德秩序的约束，网络社群体现出碎片化、混杂性、短暂性和“无关政治”的“流动身份”等特点，削减了人们对群体的依赖，也削弱了群体对外界的抵御能力。除此之外，网络的普及和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同样削弱了真实社群的凝聚力。从“提出抗议”到“网络吐槽”这种对资产阶级剥削的反抗仪式中就可以看出。当下的人们一边抱怨工作，一边按部就班，一边抨击，一边接受。通过网络吐槽的方式来宣泄工作中的不平等，这种看似大规模的反对人群，却是虚拟的、短暂性的和稍瞬即逝的抵抗形式，缺少中心力量和持久战斗能力。网络群体对传统群体的颠覆，正如史蒂芬·雷德黑德在研究后亚文化理论对于亚文化概念的阐释一样，认为“亚文化是由亚文化理论家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其他方式生产出来的”，并认为新的亚文化研究需要关注网民在建构他们身份时的碎片化和个人主义[3]。

四、从“抵抗”到“娱乐”的仪式重建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在创造和使用符号过程中实现了“主体性”、形成了文化[4]。前互联网时代，亚文化作为被学界贴上标签、通过二元对立的描述方式，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一群反抗人群，认为亚文化源于社会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中，并且这些结构性矛盾往往呈现出处于从属（或弱势）地位的群体对占主导地位的阶层或仪式形态的反叛和抵抗。被划分出的亚文化群体，通过一系列固有的“反抗风格”标新自我个性，一旦得到群体认可，就会体现出顽固的抵抗力。然而，到了互联网时代，二元对立关系开变得复杂起来，伯明翰时期的文化理念已经不能用于解释网络环境下的亚文化。如“葛优瘫”“佛系青年”这一类网络新兴语言被广泛认知和传播，传播者不仅有学生、青年、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也有医生、老师、政府官员等精英人群。这时候的亚文化，已经演变为自我宣泄、自我表演、自我娱乐的游戏，在完全自我和虚拟的空间中，这种文化形式已经不是公然“抵抗”现存的主流文化形态，更不愿与父辈和权威文化发生直接“冲突”，他们只是将这个消解了中心和权威的虚拟空间看作暂时逃避主流文化压抑的“庇护所”。 亚文化的这种娱乐性，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手段完成。

（一）对传统文化符号意义的重构

互联网时代，亚文化群体在传统社会所受到的规则和道德压力被网络的虚拟性消除，每个人都希望凸显得与众不同，通过拼接、恶搞、挪用等手段来标榜自己个性。比如，以热播影视剧、综艺、动漫人物形象为素材创造表情包，搭配幽默滑稽的语言，在网络中被广泛接受。诸如“我差不多是个废人”“葛优瘫”“Pepe蛙”这样的表情包，也迅速窜红。

（二）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戏谑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發展，我国出现日益明显的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增大等问题，年轻人遭受越来越多的社会不公，面临高房价、就业难、看病贵、养老负担重等生存问题，多数人生活在紧张和压力中，网络的出现，为他们宣泄压力创造了条件。正如当下时兴的“丧”文化，通过有趣的语言、幽默的表达，对传统价值观和道德权威进行讽刺，人们从中得到快乐，暂时摆脱了社会压力。但是，这种快乐和摆脱只是暂时的精神满足，社会矛盾的根本问题并未得以解决。

五、从主流到商业的文化收编

前互联网时代，芝加哥学派将亚文化视为与主流文化相对的一群特殊群体。到了伯明翰时期，研究者从阶级、代际、种族、性别等维度引入了弱势群体的身份政治问题，亚文化被看作是对各种大众文化形式和主流社会“收编”行为的“拒绝”或“仪式”反抗[5]。这一时期的亚文化与主流文化有着明显的划分，其对文化的“收编”有着明确的态度。到了互联网时代，随着全球化和消费主义的兴起，亚文化开始和商业交织在一起，原有的对主流文化的“抵抗”渐渐被商业“收编”，并重塑为一种有趣的、具有娱乐特点的新的亚文化商业形态。布尔迪厄提出的“亚文化资本”概念，有助于解释后亚文化在商业娱乐时代的经济逻辑。他认为当“颓废”和“玩酷”成为一种时下青年所崇尚的“亚文化资本”时，会催生一系列与“颓废”和“玩酷”相关联的文化产业链和“场景”（俱乐部、广场、马路、有其互联网）。这意味着，亚文化被视为一种产品，消费者在消费商品的同时，既可以消解颓废情绪，同时又能带来玩酷的消费快感，形成一种消费依赖。例如，当下的盛行的“丧茶”“负能量咖啡”，就是通过“丧”的这种文化理念来寻求青年的认同，产生群体共鸣，引燃了一整个“丧”系列产品的热卖。此时的亚文化已经不再作为群体对抗的工具，更多地展示出其作为产品的商业价值，依附于商业资本，其独立性和反抗能力都将被商业桎梏，而变得微乎其微。

六、结语

亚文化作为一群与主流文化具有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成员，其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矛盾背景。通过与主流文化之间的对抗、协调可以达到在不同阶层和不同人群之间的制衡作用，是维持社会稳定的文化因素。然而，在网络社会的今天，由于其群体结构的变化和商业资本的加入，亚文化逐渐失去了其独有的个性，沦为文化市场的消费品，被大量生产和消遣。最终，网络亚文化将被周而复始地生产，不再具备抵抗能力。消费者成为最终的接盘侠，对精神归属再一次迷茫。

参考文献：

[1]朱思良.网络青年的“颓废”与亚文化的风格转向——基于网络“丧文化”的研究[J].东南传播，2018（2）.

[2]孟登迎.“亚文化”概念形成史浅析[J].外国文学，2008（11）.

[3]马中红.西方后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走向[J].国外社会科学，2010（1）.

[4]恩斯特·卡希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胡疆锋，陆道夫.抵抗·风格·收编——英国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理论关键词解读[J].南京社会科学，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