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早期翻译模式探析

摘  要：翻译研究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二十年前的翻译研究旨在培养翻译人员，而今的翻译研究重在对语言文化可译性的探究;因此，仔细研读杰罗姆和施莱尔马赫这两位在翻译研究发展早期最具影响力的著名翻译学者的翻译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这二位学者的翻译理论被称为杰罗姆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本文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了探讨和比较，更加细致地展现这两种早期的翻译模式以及它们对随后的翻译变革的影响。

关键词：杰罗姆模式;施莱尔马赫模式

作者简介：卢云川（1979.9-），女，汉族，云南姚安县人，硕士，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9--01

翻译研究是我们深入研究各种文化历史、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等的桥梁。说到翻译研究，各种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尤为重要。在西方早期的翻译理论发展中，杰罗姆、霍勒斯和施莱尔马赫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本文将主要集中探讨和比较杰罗姆和施莱尔马赫的翻译模式。

杰罗姆（公元331年-420年）以研究圣经和注释经文闻名，是一位圣经学者和教父，其“拉丁文圣经译本为两百年前的西方翻译界设立了诸多认可和不被认可的翻译标准”（笔者译）（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2001： 2）。今天，杰罗姆的翻译模式被称为“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其核心是对等（equivalence），特点是“有中心、神圣文本，即圣经的存在”（笔者译）（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2001： 2）。从这一点上讲，译本对源文本的高度忠实是必需的。杰罗姆模式非常强调翻译的忠实性以至于其他因素不得不退居其下，这让此模式下的翻译停留在了语言层面。杰罗姆的翻译理念与他那个时代普遍盛行的理念不尽相同;杰罗姆之前的许多圣经译者认为源语言的重要性胜过新语言，因而译者应该尽量直译。然而杰罗姆倡导，好的译者应该赋予新语言或者目的语和源语言同等样的分量，并且尽量让译本不仅意义上而且形式上也要与源语言相当。基于此，杰罗姆模式非常适用于计算机手册、汽车手册、医用文本、法律文本以及制药业文本等的翻译。然而，此模式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和低效性，因为在实际翻译属于某个社会的文化资本的特定文本的过程中，要找到两种语言之间完全对等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诸如“This is a desk”可以直接逐字翻译成中文的例子毕竟凤毛麟角。历史奔腾向前，圣经在西方社会曾经缔造的那么巨大的影响力如今也有所减弱，“对等”的概念也不断被挑战和重新定义，“忠实”（faithfulness）的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发生了变化，杰罗姆模式因此也备受质疑和诟病。

与杰罗姆模式相异，另一种翻译模式—施莱尔马赫模式—“强调的是翻译的异化，语言或者文化的特权地位被否定，且源文本的他異性（alterity）需要保留”（笔者译）（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2001： 8）。在著名的演讲《论不同的翻译方法》（On the Different Ways of Translation）里，施莱尔马赫指出，当把不同的语言翻译成德文的时候，译本读起来和听起来都应该是不一样的，让读者看到译本时能够猜测到源语言或源文本;虽然文本以另一种语言、另一种版本的形式存在，但是原有的因素应该被保留下来，例如从中文翻译过来的译本，要让读者能够判断出源语言是中文。施莱尔马赫模式主张翻译其实是一种重写。“文化资本被重写，这种重写方式契合了在个体发展过程中的特定阶段预设的个体认知能力水平”（笔者译）（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2001： 9）。在这一点上，施莱尔马赫模式实际上就翻译的“忠实性”与杰罗姆模式是不谋而合的，但是前者并没有像后者那么极端;事实上，施莱尔马赫模式发展并延伸了杰罗姆模式，使其就文化资本而言更能被接受。关于重写，施莱尔马赫模式认为，不仅言语文本（verbal texts）可以重写，非言语文本（non-verbal texts）同样具备可重写性;小说的视觉重写（visual rewriting）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比如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其实就是一种视觉重写。

结语：这里讨论的两种翻译模式在不断发展的翻译研究中均有其不可替代性，并且二者并不相互排斥。杰罗姆模式聚焦于“忠实”（faithfulness），或者说“对等”（equivalence），雄霸翻译界数百年，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力;然而，除去宗教文本的翻译，此模式下“对等”的概念在诸多实际的文本翻译中是不大现实的。较之，在施莱尔马赫模式下，既没有神圣文本，也没有特权语言;施莱尔马赫模式大胆主张的是翻译是一种重写，并且源文本的他异性应当保留。这两种翻译模式自成一派，各有侧重，但是它们绝非独立于对方而存在，相反地，它们互为补充，为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的功能积极助力，因为“在历史长河里，翻译从未消逝”（Susan Bassnett & Andre Lefevere， 2001： 6）。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usan and Lefevere， Andre （eds） （2001）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