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金融发展与金融助推供给侧改革路径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不断进步。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与成绩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技术、外部监管、对外开放等全方位于一体的升级。进入新时代，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诸多挑战，金融体系在推进供给侧改革中存在适应性问题。金融助推供给侧改革路径的“一二三”思路为：（1）一个核心理念：树立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2）两个重点：依托资本化与金融化两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3）三大举措：政策工具、风险管理与配套措施三大支柱。

关键词：中国金融体系;供给侧改革;金融改革

一、 引言

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GDP为3 678.7亿元，2018年首次突破90万亿元，约是1978年的244倍。显然，这一增幅是巨大的。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日臻完善。1990年M2/GDP仅为81%，可见经济货币化程度低，没有太多货币支撑的金融体系是薄弱的;而2018年M2/GDP为203%，货币化的经济已经较为成熟，表明金融体系已经从薄弱走向了厚重之路。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各方面经历了怎样的变化？目前的金融体系是否能够适应新时代的发展成功对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体系可以选择哪些路径进行优化？本文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二、 改革开放40年金融发展状况

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与成绩不是单方面的，而是集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技术、外部监管、对外开放等全方位于一体的升级。

第一，金融机构“百花齐放”。1978年之前，称为“大一统的金融体系”，因为只有一家中国人民银行。不言而喻，其扮演着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双重角色。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金融服务日臻完善，金融机构逐步增多。银行体系不仅仅包括中央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机构也逐步登上舞台。除此之外，非银行体系也逐渐推出了证券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功能多元的满园春色大景观。

第二，金融市场“雪中送炭”。何以用雪中送炭，因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实为关键，且经历了从0到1的建立过程。中国在1986年9月诞生了第一支股票，到20世纪90年代初分别成立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后继又推出主板、创业板等多方市场，以及场外交易市场等。资本市场的完善为融资提供了重要平台，其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第三，金融科技“锦上添花”。技术驱动下的金融业发展动力尤为强劲，利用诸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高新技术，促进了金融业务推陈出新，为金融更好地提供服务起到了助推作用，助力我国金融业“弯道超车”。同时也更有益于实现普惠金融，让金融发展更加惠及民生。

第四，金融监管“苦心孤诣”。金融体系的发展总是会伴随着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项重大挑战难题。重大风险的防范与化解需要苦心经营集内外部监管于一体，任何环节出了纰漏都可能酿造危机。从“大一统”到后来“一行三会”再到“一行两会”，金融体系上层建筑逐步完善。同时法制体系、征信体系、各类金融机构内部治理监督也在稳步跟进。

第五，金融合作“放眼世界”。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没有仅仅局限于国内，而是在世界舞台上以合作共赢绽放光彩。无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还是引进外资、对外投资等都付出了诸多努力。中国特色的金融元素在国际舞台上认可度稳步提升，共同创设维护开放共赢的世界金融圈。

三、 中国金融体系对接供给侧改革的适应性分析

我国金融体系能否更好地推进供给侧改革，重点与难点主要体现在金融效率上，这进一步可分为宏观效率和微觀效率。

1. 宏观效率。宏观金融效率未在最优区间。宏观金融效率通常采用M2/GDP来衡量。若M2/GDP比值较低，表明经济中使用的货币较少，金融发展不充分。但是并不是说这一比值越大就越好，因为M2/GDP比值过大表明存在资金流动性相对较差问题。从1990年～2018年M2/GDP比率图中可以发现，整体而言该比值呈现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15年之后该比值超过200%。这表明经济逐步货币化，货币参与经济发展的程度较高，但是超过200%的比值也反映出货币利用率较低，有待进一步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提高宏观金融效率。

2. 微观效率。微观金融效率，本文采用金融机构效率来描述。据统计，1978年金融业增加值为76.5亿元，2018年末6.9万亿元，约增加了901倍，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金融业自身取得了巨大发展，金融机构效率较高。将金融业与工业增加值对比来看，1978年工业增加值为1 621.5亿元，2018年末30.5万亿元，约增加了187倍。可见与工业相比，金融业增加值的增幅要大很多，当然这和金融业起步数值较低是分不开的，但是增幅巨大也是不可否认的。

从1952年～2018年金融业增加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走势图可以看出，两者比值在波动中逐步上升。这一方面表明了金融业微观效率较高，创造了较高的增加值，与规模庞大的工业相比不再逊色;另一方面，若从经济整体观之，金融业的比重变大，自然相应使得工业的比重压缩，原本是工业的利润会被吸取。应该利用好金融业的强劲发展势头，抓住机遇，带动经济整体发展;与此同时，注意稳步发展工业，防止过度挤占实体经济利润。

概言之，应进一步激发金融体系的活力，利用微观金融效率，促进宏观金融效率的提升，为推进供给侧改革创造条件。

四、 金融助推供给侧改革的路径选择

金融体系更好地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于推进供给侧改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大有裨益。本文认为该路径选择应遵循“一二三”思路：（1）一个核心理念：树立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2）两个重点：重点依托资本化与金融化两驾马车;（3）三大举措：政策工具、风险管理与配套措施三大支柱。

1. 树立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为对接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体系改革应树立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传统金融业是受到较多干预的部门，新常态经济下金融体系面临诸如风险管理、法制如何继续强化、部门利益如何协调等诸多挑战，从表面上应对各种挑战的举措背后，不难发现促进金融良性发展最关键的战略在于树立良好的金融发展理念，即市场化的金融服务理念。一方面，市场化要求政府进一步简政放权，实施审慎调控，对金融这样要求流动性强的行业推行供给侧改革切忌实行过度的管理，一定注意度的把握，过犹不及，谨防计划主义经济复辟。将市场的优势展现的淋漓尽致，充分提高金融要素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服务理念指倡导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理念，实体经济是经济的基石，切勿脱离实体经济片面谈金融效率。在发展中，应把握好如下几点：

第一，积极发展农村金融。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城乡二元制发展模式，经济的快速发展却酿成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社会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经济下行压力大，和有重大比例的农村未起到后方助推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推进金融体系供给侧改革，应从搞活要素供给端方面发力，农村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等具有较大的发展提升空间。为此金融机构应积极支持发展农村金融，投资倾向更多指向农村，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参与市场，让发展惠及农民群众，为市场培育多元主体参与者，提升市场活力。同时积极发展农村金融，补足农村短板，有利于农村追赶城市发展的步伐，也有助于打破金融城乡二元制，体制的改变又反过来促进城乡手拉手一起发展，从而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第二，服务重心下移。工业化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政策的关注点集中于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而金融机构放贷支持的重点也集中于该领域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大企业大项目。但是随着工业化进程推进，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对于此时的市场竞争企业而言，规模不再是决定性因素，进入规模成本“L”型曲线的水平阶段，重工业、大企业、大项目等原始大牌的发展动力不足。同时市场需求方面，消费者对多样化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此刻，具备灵活性特征的中小微企业和服务业往往可以成为市场经济新的活力因子。这就要求金融机构紧跟时代步伐，對接国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改革导向，提供多元化的服务中小创新创业企业的资金支持政策。

第三，注重国内外视野。金融体系对接供给侧改革应倡导构建国内外互联互通的发展模式，其眼界不应局限于国内发展，而应放眼国际，为国家战略规划做贡献。例如“一带一路”的推进需要全方位的金融支持，国内金融机构应该抓住机遇，适量投资，积极建立市场化、经营国际化的金融模式。利用良好的金融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助力全球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

2. 两大重点：资本化与金融化。传统需求侧管理三驾马车为消费、投资与出口，但是当下面临着刺激内需政策难以产生持续性效果、投资波动大以及国外市场需求萎缩等问题，旧式马车渐渐失灵。为此，金融体系应发挥好资本化与金融化两驾马车的拉动作用。

第一，资本化——解决经济发展增量问题。资本化，就是融资工具市场化，解决的问题是资本市场领域实体经济融资难问题。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高级形态，资本化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从美国长时间居经济霸主地位可见一斑。华尔街投行的发展，在风投与PE推送下成长的美国新一批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充分为其经济腾飞增添活力。资金链的断裂将导致实体经济举步维艰，需要通过资本化手段完成融资问题。融资难融资贵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信任下降。目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资金借贷流动各主体之间难以形成互相信任，于是主要依靠国家信用。市场信任的下降使得资金盈余者放贷心有余悸，就意味着流通中真实的货币量减少。因而要继续推动金融市场化，重拾市场信心，提升市场信用。

第二，金融化——解决存量保护问题。金融化就是金融工具衍生品和服务创新的过程。金融化要求金融机构未来业务发展模式升级为集融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等全方位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模式。其中融资也要求纳入直接融资模式。合理运用金融衍生品工具对于规避风险大有裨益。应不断推陈出新，创新金融商品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供给，为实体企业提供更多管理财富的选择策略，减少股市中的羊群效应，有效稳定金融市场。

资本市场一直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短板，依托资本化与金融化两驾马车是弥补这一短板的良策。这有助于在解决经济增量问题的同时，也实现解决经济存量保护的问题，使国民经济呈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

3. 三大举措：政策工具、风险管理与配套措施。资本化与金融化的推进也离不开一些具体措施：利用一些政策工具来具体促进资本化;加强风险管理推进金融化;相关配套环境措施打造良好发展环境。

第一，政策工具。首先，金融机构采取的信贷政策应有重点倾向地支持完成“去产能去库存”的重任。减少对技术落后、环保指标不达标等企业的贷款;完善消费信贷政策，提供优质个人信贷，以优质信贷推进刚需消费，使消费者“透支”未来消费能力帮助解决时下库存过剩问题。其次，货币政策方面，保持稳健偏宽松，降低融资成本，以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继续激发企业活力。这些都有助于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帮助企业实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支持前景发展良好的企业，从根源上减少僵尸企业。

第二，风险管理。各方面转型改革之中，常伴随各种风险，而随之映射到金融体系的风险更是有增不减。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刻不容缓的。在去产能去库存过程中，僵尸企业、破产企业的退出，都极易引发银行坏账。据统计，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从2009年之后逐步有下降趋势，整体态势控制良好。但是在2011年之后就开始缓慢爬升，在近期2016年～2018年数据中稳定在较小区间。这表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后确实在采取全面措施减少坏账，但是仍存在进一步控制的空间。在日常工作中，商业银行应做好应对坏账风险的充分准备，应在各个环节加强风险意识与风险管理。例如批复贷款方面严格审查贷款人偿贷能力，从源头降低坏账发生可能性;会计上对坏账引起足够重视，及时提取坏账准备。

第三，配套环境措施。金融体系改革能否发挥药到病除的功效，助推供给侧改革，也离不开多方面相关配套改革措施，如城乡二元制经济模式、财税政策、行政管理、监管机制等。应打破城乡经济二元制发展模式，着力推进乡村金融发展，使得在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的同时，不用过多顾忌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带来负效应等社会问题;财税政策方面，宏观领域继续稳定宏观税负，微观层面有选择减税降费，为经济发展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国家应进一步简政放权，提供优质政府公共服务;完善金融监管机制，集合外在约束与内在监督，掌握主动权防患未然。通过上述配套措施的实施，打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最终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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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翟丽芳（1993-），女，汉族，河北省邢台市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金融理论与政策。

收稿日期：2019-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