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传染病防控成就举世瞩目

潘锋

【编者按】 传染病曾是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面对传染病丛生的现实，党和政府倡导“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此引领下，通过大力开展全民爱国卫生运动，我国多种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庆到来前夕，本刊约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教授全面、系统地介绍了1949年至2019年这70年间，我国传染病防控的辉煌发展历程和取得的卓越成就。

在梳理新中国传染病防控的历程时，高福院士将新中国传染病防控分为五个发展时期，分别是1949年到1977年的计划经济时代，1978年到2002年的改革开放时期，2003年到2013后的非典时期，2013年到2017年的新时期和2017年以后的新时代。

高福院士说，70年来，我国传染病防控始终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0年至2013年，全国传染病发病率下降14.8倍，死亡率下降16.3倍。我国成功消灭或消除了天花、脊髓灰质炎、淋巴丝虫病等传染病，麻风病、疟疾、血吸虫病等也已接近消除。城乡居民人均期望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5岁增长到2012年的75.2岁。

伟大创举，

坚持不懈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高福院士首先回顾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鼠疫、霍乱、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性病等不断暴发、流行。传染病对人均期望寿命的影响高达70%。1949年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仅35岁，而当时世界人均期望寿命平均水平为49岁。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来自各种传染病的严重威胁，为减少和消灭疾病，保障人民健康，党和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把“除害灭病”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1952年，毛泽东同志发出“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的号召，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

从1949年到1977年，通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全面建立了傳染病防治体系。1950年3月，卫生部成立中央防疫总队;1953年1月，政务院第167次会议批准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建立卫生防疫站;1954年颁布《卫生防疫站管理办法》，明确卫生防疫站的任务是预防性、经常性监督和传染病管理;1955年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纳入国家法定管理范畴。1952年3月，政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中央防疫委员会，1952年12月，中央防疫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1953年，中央明确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1957年明确了任务和目的;1969年规定一年开展两次爱国卫生运动。1986年建立中央健康教育研究所;1987年建立中国农村给排水技术服务中心;1988年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更名为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简称“全国爱卫会”）;1989年明确基本方针方法;1994年全国爱卫会办公室并入原卫生部;1998年合并全国爱卫会办公室组建疾病控制局并于2005年更名为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2007年复审国家卫生城市、镇、区（县），2013年启动农村改厕项目;2015年启动新一轮全国城乡卫生环境整洁行动;2016年启动全国健康城市试点。

高福院士继续说，爱国卫生运动的指导原则是“以防为主”，宗旨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核心是“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的任务与目的是：除“四害”，讲卫生，消灭疾病，保护人民健康，移风易俗，改造国家。1978年，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针进一步修改为“加强领导、动员群众、措施得力、持之以恒”，策略是“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1989年，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方针扩展为“政府组织、地方负责、部门协调、群众动手、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策略是“除‘四害、讲卫生、农村‘两管五改、消灭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我国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工作方针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政府主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预防为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学治理、全民共建共享”，策略是“以健康为核心、培育健康人群、建设健康环境、营造健康社会。”70年来，爱国卫生运动为改变城乡卫生面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7年9月20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农村爱国卫生工作暨纪念爱国卫生运动55周年现场会”发表讲话。陈竺说，农村爱国卫生运动始终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点，建国以来全国爱卫会就号召在农村广泛开展“管水”“管粪”，“改水、改厕、改炉灶、改畜圈、改环境”的“两管五改”工作，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我国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取得新变化，改善了生活环境和村容村貌，逐步顺应了农民不断提升的对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需求，二是农村改水改厕取得新突破;三是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取得新成果。实践充分证明，爱国卫生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将群众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工作的伟大创举和成功实践。爱国卫生运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各地开展的防范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治血吸虫病、应对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战斗中，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独特作用。

全民动员，传染病防控成就伟大

高福院士说，热带病在中国历史上曾严重流行，包括疟疾、登革热、狂犬病、沙眼、麻风病、血吸虫病、淋巴丝虫病等，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提高了我国传染病防控水平，使多种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霍乱、鼠疫、天花、斑疹伤寒、黑热病和性病等，在建国后不长时间内陆续被消灭或基本消灭，居民预期寿命显著提高，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确认中国消除淋巴丝虫病，传染病防控功不可没。

高福院士接着分别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防控主要传染病所取得的成就。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严重危害人民健康。“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血吸虫病流行的真实写照。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病，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48个县（市）流行血吸虫病，患者高达1100万人，全国有钉螺面积140多亿平方米，威胁超过1亿以上人口。

我国早在1950年至1955年间就已进入血吸虫病防治准备阶段，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后，我国血吸虫病流行区各级党委相继成立了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采取领导、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相结合，各有关部门协同作战的方法，经过长期不懈努力，我国血吸虫病防治取得巨大成绩。1958年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到2016年，5省消除血吸虫病，1省阻断，6省控制，血吸虫病降至5.45万人。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我国霍乱疫情控制成效卓越，近年来疫情整体处于低发态势，年发病仅10余例，无死亡，暴发疫情较少。我国霍乱防控采取的是政府、群众、技术部门联合行动的“防治并重，以防为主”，“标本兼治，治本为主，综合治理，不可偏废”的防治策略和以切断传播途径为主导的综合性措施，包括对水、粪便和食品卫生的管理，加强对霍乱患者和带菌者等传染源医学管理，严格疫点疫区防控，建立肠道门诊，及时发现和处置病例，加强日常监测和疫情发生后的积极应对。统计数据显示，1961年到1965年，我国霍乱早期流行阶段病死率由9.94%降至2.25%，1997年到1986年是霍乱流行严重阶段，1980年病例数高达40611例，1987年至1992年霍乱发病数降至百余例，2011年以后每年只有数十例，2017年仅报告14例。

我国麻风病防控经历了4个阶段，1951年到1980年是麻风病控制传染阶段，1981年到2000年是麻风病基本消灭阶段，2001年到2020年是麻风病消除危害阶段，2020年后将进入后麻风时代。通过多年社会防控和一体化防治，我国麻风发病率由1958年的5.8/10万下降到2016年的0.049/10万，下降了99.2%。麻风病流行范围明显缩小，流行程度明显降低，流行地区（县）从1958年的85%下降到2016年的12.8%，減少了84.9%。

旧中国鼠疫流行一直非常猖獗，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发动群众，大力捕鼠，和消灭居民居住环境中的跳蚤，鼠疫发病大幅度下降，1953年我国鼠疫发病率比1950年减少了92.9%，到1955年鼠疫基本得到控制。为彻底消灭鼠疫，全国设立了42个国家级鼠疫监测点，覆盖18个鼠疫疫源省（区）的12类疫源地，近年来我国仅存在个别散发鼠疫病例。

高福院士说，蚊虫是造成病媒生物传染病流行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蚊虫控制和以清除孳生地为主的改善环境卫生及广泛宣传教育，我国疟疾发病率显著下降。1950年至1959年间，我国疟疾最高时发病数高达3000多万人，病死率1%，通过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控制了疟疾周期性暴发，到1983年疟疾患者已减少到136.6万人。2016年全国报告疟疾病例3321例，其中中国籍病例3137例，外籍病例184例，15例死亡。通过组织群众灭蚊，2008年我国成功消灭丝虫病;通过预防性灭蚊和联合应急灭蚊，我国成功控制了1978年广东佛山和1980年的海南登革热暴发;通过大力整治环境卫生，灭蚤灭鼠，鼠疫得到有效控制，灭蝇成为卫生城创建的重要指标之一。

云南曾是我国疟疾高发区之一，通过在云南边境地区建立“三道边境防线”和68个疟疾咨询服务站，消除了疟疾保护屏障。通过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疟疾联防联控长效机制，疾控机构在缅甸、老挝、越南边境地区建立了12个疟疾联合工作站和21个疟疾监测哨点，提高了对境外疟疾输入的控制能力。2012年以来，云南省疟疾发病人数已连续多年下降，2016年，云南省疟疾发病数降至 331例，仅有 2例本地病例报告，发病率从1953年的249.38/万降至0.07/万。2016年，全国消除疟疾工作进展顺利，疟疾病例诊断后24小时报告率达100%;实验室检测率、实验室确诊率和3日内流行病学个案流调率均达到98%以上;7日内所有疫点均得到调查处置;全国78%的流行县通过消除疟疾县级考评，建立了49个国家级疟疾监测点，24个疟疾流行省（市、区）均建立了疟疾诊断参比实验室。高福院士说，我国计划于2020年全面消除疟疾。

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即除“四害”工作一直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从1987年起全国爱卫会在开展季节性除“四害”活动的基础上，组织开展了除“四害”达标活动，并于1997年修订印发了《灭鼠、蚊、蝇、蟑螂标准》等文件，进一步规范了除“四害”工作，通过创建全国卫生城镇促进除“四害”活动深入开展。通过对病媒生物的标本兼治有效降低了“四害”密度，预防减少了病媒生物性疾病的发生和传播。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我国重要病媒生物控制技术标准研究》的制定，对于规范我国病媒生物控制工作，提高防控技术水平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高福院士接着介绍说，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较多的国家，地震和洪涝等灾害时有发生，病媒生物控制在抗击自然灾害，应对灾后传染病，实现“大灾之后无大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使用飞机喷洒灭蚊蝇药;1998年大洪灾后对居民安置区进行了环境消毒和病媒生物杀灭;在应对2008年汶川地震、2010年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中，都开展了传染病监测和病媒生物调查，通过环境治理，病媒生物防治，加强防病宣传等措施，形成了“群防群控群治”的工作格局，对切断传播途径和防止疾病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8月3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后，中国疾控中心迅速派出卫生防疫前方协调组和专家组赶赴灾区，开展风险评估、现场指导并协助当地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同时组织制定卫生防疫工作方案，指导灾区科学开展防病工作，切实落实传染病疫情监测报告、疫苗预防接种、饮用水卫生监测、环境卫生综合治理、灾后健康教育等各项措施，灾区卫生防疫工作有序开展，未报告传染病暴发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确保了地震灾后无大疫。

在重大工程和活动保障方面，为防止三峡水库蓄水期间鼠传疾病的发生和流行，国家将三峡水库库底灭鼠列为重点工作之一，通过灭鼠将鼠传疾病发生风险降到最低，有力保障了三峡库区居民身体健康。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奥运核心区蚊蝇密度经过控制下降500倍，鼠密度为零，病媒生物危害实现零投诉。

清洁的水源是健康的重要保障。高福院士说，1950年到1980年，我国开始简易改水阶段，1981年到2000年，我国进入集中式供水起步阶段，农村改水任务目标列入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到2006年，全国已有5.8亿农村人口饮用上自来水，占农村总人口的61%。特别是1992年以来开展的全国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为掌握饮用水水质情况，制定农村饮用水安全规划奠定了科学决策基础。从2003年起，我国又将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纳入健康危害因素监测体系，基本查清了我国高氟、高砷、高碘水源地分布，进一步掌握了农村防病改水工程供水水质状况，有效评价了卫生防病效果，为今后开展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建设提供了依据。水利部门在“十·五”期间实施高氟、高砷改水和农村饮水安全应急工程建设，解决了1025万高氟、高砷、高碘和血吸虫疫区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近年来，我国集中式供水工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通过“农村安全饮水工程‘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项目等的实施，我国农村集中式供水饮用人口比例达到72.1%;经过两个五年规划，共解决了5.62亿农村居民和4700万农村学校师生饮水安全问题。

未经无害化处理的粪便是传播疾病、严重影响城乡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国农村的改厕工作成为一场破千年陋俗的行为革命。

高福院士随后介绍说，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改造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三格化粪式、三联沼气池式等多种改造方式，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大幅提升。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对农村改厕进行补助，使我国农村改厕工作步入规范化快速发展轨道。

2001年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46%。2001年至2015年的15年间，共有1.1974亿农户受益，完成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累计完成农村卫生厕所改造21 669.9万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81.8%。农村改水改厕从根本上控制了腸道传染病的发生，促进了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形成，对减少贫困，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环境改善和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

高福院士说，疫苗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建国70年来，我国预防接种工作得到迅速普及和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通过接种牛痘疫苗消灭了天花，较世界卫生组织1980年宣布全球根除天花早了10多年。1978年，我国全面启动免疫规划工作，对结核病、白喉、脊髓灰质炎、麻疹等6种传染病实施免费疫苗接种政策。2007年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增加至可预防15种疾病;针对疾病的疫苗接种率，以乡镇为单位总体保持在90%以上。2000年，我国成功消除脊髓灰质炎，并一直维持无脊灰状态至今。2012年，我国消除了新生儿破伤风，免疫规划疫苗针对传染病的总体发病和死亡降低至历史最低水平，历史上肆虐的麻疹、白喉等多种严重的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如今在我国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发病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2002年，国务院决定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此后我国新生儿乙肝疫苗接种率始终保持在95%以上，通过大规模实施全国免疫规划，大幅度降低了我国乙肝病毒流行。调查显示，1992年以来，全国乙肝感染人数减少2亿人，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减少了2000万人。2014年全国5岁以下人群乙肝表面抗原流行率降至0.32%。中国乙肝疫苗免疫规划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21世纪公共卫生领域的伟大成就”。

在采访中，高福院士还回顾了我国传染病疫情信息报告系统的发展历程。

1950年到1985年是以县为基础的月报，通过邮局邮寄报表的方式进行;1986年到2003年也是以县为基础的月报，改用电子文档方式。2003年SARS暴发后，我国加强了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建设，利用现代通讯手段在全国建立了统一、高效、快速、准确的疫情报告系统，形成了纵横贯通的传染病信息报告网络，实现了传染病疫情从信息采集、数据管理、数据利用到信息发布的全过程管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2004年1月1日在全国范围开始启用，我国传染病疫情由2003年之前的逐级上报汇总数据，转变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络直报个案信息，共覆盖39种传染病。截至2016年年底，系统覆盖全国100%的疾控机构，98%的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和94%的乡级卫生院，直报医疗卫生机构69000多家，报告时间由5天缩短至2小时。2008年建立起的国家传染病自动预警系统实现了对多种法定报告传染病异常情况的自动探测和预警响应，三级指挥决策系统初步形成。

高福院士说，2003年非典过后到2013年，我国传染病防控进入“后非典时期”，这一时期通过传染病网络直报体系的建立，有力地加强了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与响应，卫生应急核心能力明显改善，极大地提升了我国传染病疫情监测和有效处置能力，成功应对多起突发新发传染病。包括2005年人感染H5N1禽流感，2009年全球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2013年全球新发H7N9禽流感病毒和2015年中东呼吸系统综合征（MERS）等。后非典时期，我国疾控机构实验室能力建设成效显著，全国流感监测网络迅速发展，2000年只有6个网络实验室，31个哨点医院，2009年发展到411个网络实验室，556个哨点医院。世界卫生组织多个参比实验室，如流感实验室、乙脑实验室、麻疹实验室和脊灰实验室也都建在中国。

高福院士说，2013年，WHO提出人类正面临新老传染病的双重威胁，人类与传染病的较量不仅没有结束，反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传染病防控仍面临巨大挑战。2013年到2017年，我国传染病防控进入新时期，全球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加速，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等不断变化以及某些人畜共患病的持续发生，使新时期中国同样面临来自新老传染病的双重威胁。

举国协同，

应对新发传染病成效显著

高福院士介绍，旧中国性病发病率较高，部分地区感染率达4.5%至10.1%。新中国成立后的1964年，我国宣布基本消灭性病。改革开放后，我国性病“死灰复燃”。1981年世界上发现首例艾滋病，此后艾滋病在全球快速传播，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20世纪80年代后期，艾滋病逐渐开始在全国流行，至2017年，全国现患HIV/AIDS共计75.8万人，近年来全国平均每年新发HIV/AIDS人数10万人以上，艾滋病流行给我国疾控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近年来我国几乎每年都出现新发传染病，应对形势严峻。如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西尼罗病毒病;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其他亚型动物源性流感、H5N1、H5N6等;2014年埃博拉出血热;2015年广东输入性MERS和云南H5N6;2016年寨卡病毒病、黄热病输入疫情等。同时，随着跨境旅行人口数量激增，庞大的人口流动更快更频繁，各类境外输入性传染病风险增加，已输入我国的疾病包括MERS、寨卡病毒病、黄热病、脊髓灰质炎、登革热、疟疾、非洲锥虫病，存在输入风险疾病有埃博拉出血热、鼠疫等。

100年前的1918年发生的西班牙大流感是由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发的、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流行性疾病，该病毒导致超过5亿人感染，5000万至1亿人死亡。100年后的2017年至2018年，流感这一古老的传染病在全世界多地造成感染，全球流感形势极为严峻。2018年3月8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细胞》杂志发表高福院士撰写的，题为“From‘AIV to‘ZIKV：Attacks from Emerging and Re-emerging Pathogens”的评述文章，文章用生动的语言和详实的数据系统评述了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形势和应对策略。高福院士使用从A（禽流感）到Z（寨卡）这一题目寓意深长，一是说明新发突发病毒的不断涌现及暴发存在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二是预示了人类从对病原监测到最终能战胜病毒的期望。文章分别介绍了SARS、MERS、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等的历史与现状，重点介绍这些正在流行并不断新发或再发的传染病的起因、危害和防控措施，强调了关闭活禽市场，应用高通量基因组测序新技术，开展国内外合作，早期检测与持续监测，尤其是加强基础研究等在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方面的重要性。

高福院士指出，在对抗新发突发病原的研究和防控过程中，我国科学家近年来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取得了骄人成绩，彰显我国基础研究及防控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和担当。病毒传播是没有国界的，必须开展国际合作。高福呼吁全球的科学家、临床医生及公共卫生专家等一起攻克新发突发传染病。

回顾近年来我国在传染病防控领域取得的进展，高福院士介绍，随着“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的实施，我国已初步建立了72小时内鉴定300种已知病原和未知病原的筛查技术体系，并在应对MERS等重大突发疫情上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牵头，多家单位共同完成的“我国首次对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有效防控及集成创新性研究”荣获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采用“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新思路，以机制创新促进科技创新，成功建立了“我国应对突发传染病防控技术网络体系”，取得了8项世界第一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和全球的疫情控制做出了特殊贡献。

高福院士介紹，近年来面对来自新老传染病的双重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积极应对，取得了显著成效。2015年5月29日，我国出现首例MERS输入性病例后，中国疾控中心派专家到广东协助当地开展现场调查和各项疫情防控工作，追踪国际疫情及防控信息，动态开展风险评估。中国疾控中心组织专家协助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修订了《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防控方案（第二版）》和《中东呼吸综合征—CoA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对中国居民赴韩国旅行建议，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有效成功防范MERS向我国输入。

2016年年初，寨卡病毒疫情在美洲多个国家流行并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我国于2016年2月1日及时启动了由18个部委组成的应对寨卡病毒疫情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关口前移，防范疫情输入和扩散。在发现寨卡病毒病等输入病例后，原国家卫计委迅速组织工作组赴现场指导疫情防控工作。中国疾控中心成立应对全球寨卡病毒疫情专家组，追踪解读国际研究进展，为原国家卫计委《寨卡病毒病防控方案》《寨卡病毒病诊疗方案》编写提供技术支持。组织专家撰写《寨卡病毒病公众防护问答》，并在中国疾控中心官方网站寨卡病毒病专栏发布，帮助公众提高寨卡病毒病防治知识。

中国疾控中心通过建立寨卡病毒病实验室检测技术指南，进一步规范了寨卡病毒实验室检测试剂。2016年2月9日完成江西省送检病例寨卡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为我国首例输入性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的确诊提供了实验室依据。2016年我国共发生寨卡病毒病输入病例24例，经各方努力疫情得到有效处置，未发生本地疫情传播。

2013年3月底，上海安徽等地相继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内地共报告144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48人。疫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原国家卫计委和各地各部门迅速多举措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充分发挥跨部门跨地区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优势，加强部门间地区间信息沟通和统筹协调，完善预案，健全机制，落实措施，形成合力。加强临床救治，强化早诊早治，加强疫情监测，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准确掌握疫情态势，坚决关闭活禽市场。2013年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措施科学适度，防控工作有力有序，有效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我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措施不断得到落实。2016年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1.69亿人次，较2015年增加17.7%;综合干预措施持续推进，全国设立了773家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在治15.97万人;治疗人员中，艾滋病新发感染率从2015年的0.11%下降到2016年的0.06%。抗病毒治疗覆盖面不断扩大，截至2016年年底，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数为49.47万人，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接受治疗比例达到74.4%。

中非合作，让世界受惠于中国经验

高福院士介绍，近年来我国深度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关注掌握全球传染病疫情信息，开展公共卫生援助项目，推动实施公共卫生“走出去”战略，将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2004年以来，我国共派出200多名疾控专家赴尼日利亚、纳米比亚多国开展公共卫生援助，传递中国友谊，分享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技术。

2019年4月3日，高福院士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在《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联合发表“中非合作、公卫先行”的评论文章。文章回顾了中非卫生合作发展历史，总结了中非公共卫生领域合作取得的进展，提出了未来合作方向的建设性意见。文章强调“预防为主、公卫优先”是中非合作论坛、“一帶一路”倡议及“南南合作”等框架下所有合作项目的指导原则。

习近平主席于2015年12月在南非举办的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宣布，中国支持建设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项目。2018年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19～2021年）》中明确提出了中非携手实施的“八大行动”，其中包括重点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中非友好医院等旗舰项目，开展公共卫生交流和信息合作，实施中非新发再发传染病、疟疾、血吸虫、艾滋病等中非公共卫生合作具体活动。

高福院士介绍，自1963年起，中非已开展了数十年的卫生合作计划，公共卫生安全一直是中非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中国疾控中心在支持非洲疾控能力建设方面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有力支持。高福院士在文章中对未来中非公共卫生合作的领域和模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提出5个战略性方向，包括加强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和向非洲疾控中心提供支持;加强数据收集、储存、使用及分享;加强监管程序，创造有利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研制和生产高质量、高成本效益的诊断试剂、疫苗和药物的环境;中国可以调整自身的技术战略或方案支持非洲国家的国家卫生计划或规划，并合作加强区域网络建设，以及非洲疾控中心处理各国际伙伴关系的具体思路。文章最后对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进行了展望，指出中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合作、竞争、沟通和协调的4C原则，通过共享信息、提供技术支持和扩大资源，共同面对建设强大非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高福院士归结说，70年来，新中国传染病防控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关键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都一贯坚持了“预防为主”的卫生方针。70年来，中国传染病防控历程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一是建立符合国情的防控策略，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基本原则;政府主导，部分协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法制建设与不断完善是传染病防控的有力保障。二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传染病防控措施与组织管理。三是建立健全了传染病防控网络体系，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直报体系。

高福院士最后说，进入新时代，做好传染病防控工作更强调包括卫生、环境、农业等在内的“大健康（或称同一健康）”概念。面对来自新老传染病的双重威胁和挑战，要通过改革创新建立适应新时代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发展的体制机制，确保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专家简介

高福，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非洲科学院院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存济医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病原微生物与免疫学重点实验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