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家国情怀和文化承载
——以电影《黄大年》的文本分析为例

吴英文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

现实主义作品的发展在现代历史中就有很多代表性的作品问世，及至电影的产生和普及，依托于现实社会的故事文本逐渐进入电影的创作中，形成了反映真实社会的现实主义文本。在描绘现实的过程中，这些电影文本本身所独具的艺术特性和审美特性与这些文本反映出来的社会真实形成了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在分析这些文本的过程中，电影文本独特的审美特性与现实的关怀互相影响，从塑造人物开始，向文本内部的叙事模式、故事核心、镜头风格等方面延伸，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文本话语体系，这种话语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中具有与时代相协调的话语特点，在文本创作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时代风格的审美倾向，对电影文本创作起到了深刻的影响作用。

在观察一部现实主义的电影文本时，观察者需要时刻与电影文本所围绕的社会空间保持紧密的联系，由于现实主义作品对于社会的展现是非常具体而且真实的，因此这些文本对于观察者具有别样的意识形态意义，通过这些电影相关的艺术手法的描绘，社会当中的大部分实践都会被投射到文本内部供观察者观察。因此，在相对初期的电影文本发展时期，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往往都是集中体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也就是对社会的发展和现状进行描写。这种社会整体层面的追求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展示社会整体性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和一种对于宏阔历史的重新呼唤。

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艺术的表现对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逐渐从宏阔深沉的历史转向了组成社会发展历史和社会发展潮流的人物的个体性命运。对于人物的描写，时代的历史因素逐渐作用到人物的个人选择和个人发展历史过程中，描绘这种社会状况这逐渐成了现实主义作品在叙事层面的一种新的探索，宏阔的历史是无法离开个体人物参与的，与此同时意识形态的宣传也同样用这种渠道发挥对于接受者的影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的现实主义一类文学作品往往都需要在建构中国社会文化过程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在发挥这种独特作用的过程中，现实主义作品也同样应用了审美的特性完善由单一的方式展现出来的社会样态。通过人物塑造的方式，使人物本身承担一定的特定内涵，再将这种内涵投射到文本的文化含义之中，从而达到宣传鼓吹的效果，这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机制，也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和建构。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宣传中，现实主义的观照现实的特点取代了其他意识形态借助娱乐化手段，发挥出了更为深刻的文化作用，这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传播价值观的手段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在《黄大年》这一类型表现现实、弘扬社会当中相对主流的价值观念的电影文本作品，其中所包含的社会性因素相对复杂，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看，在创作者创作的层面上，市场或者接受者并不一定是这一类型电影文本创作的最重要形成因素，因此与其讨论这一类电影当中包含着多少作者本人的主观因素，不如去思考社会因素给文本创作者的影响有多深刻，或者说文本创作者的文本创作在文本生成的时候具有的不仅仅是作者自我对社会观念的理解，更多的是一种来源于社会整体的诉求。

电影文本的文化建构诉求或许会与社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是无法否认的是这种再度创作融入了现实主义创作中一种被冷落的方式，就是将对家国的忧思和对社会价值的宣扬。与此同时，这种主旋律的现实主义文本的生成，也承载了相当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这种社会文化的含义，从文本的内部角度来看，隐藏在人物的情感关系的交互表现和叙事的种种环节之中；另一方面，在文本的外部，一直被现实主义批评者忽略的社会文化和思想情感也同样适用于文化承载的分析，这些文本的多样因素共同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上构成了文本独特的对于当代文化的承载作用。

在电影《黄大年》中，借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一位当前集中反映中国社会当代一位卓越的科学家深厚的家国情怀，从个人命运和个人选择的角度着眼，横向勾勒出我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践行这种价值观的时代人物，在艺术上同时也拓宽了社会主义社会当中现实主义的创作空间，成为一种既能够在创作上丰富艺术的创造力和感染力，又能够在思想上传播正确价值选择的现实主义作品。

一、《黄大年》中的家国情怀表达

现实主义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艺术角色，在十九世纪的西方兴起时，现实主义就以其独特的写实特性和对社会的深入关注，受到大多数创作者和接受者的欢迎，但是如果深入来理解这种思潮的艺术创作，不难发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在广义上有意义有价值的意识形态，是必然要以人对于其所参与的社会心理和对这种社会心理的主观理解作为归依的。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某种主义的指认的时候，我们都会陷入一种矛盾的状态，总会有新的文本不断打破我们所承认的概念，所以我们认识主义的最好方式，就是把主义看作一种倾向，而不是把主义看作是作品的全部内容，忽视了作品的其他核心问题。

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现实主义作品不是一种纯粹回归现实生活的文学创作类型，其中同样也会具有相当丰富的主观艺术特征和创作者本人对于文本当中的对文本人物产生影响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状态下对于创作者产生影响的社会关系，这些具有主观因素的文本创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构成了现实主义的创作，从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看，这种难分彼此的创作一直存在于文本的创作中[1]。具体来说，当面对所谓的现实主义这个概念时，相关概念的界定似乎永远无法摆脱文艺作品创作过程当中所一直包含的艺术审美主观因素的阴影，这两者是包含关系。这种观点的视野下，看待一部可以被称之为现实主义作品的时候，或者说看待当代现实主义电影文本的创作，就不能简单地按照非此即彼的方法对文本进行区别，当然本文所论述的文本也就不一定是纯粹的、公认的所谓现实主义，而是把这些文本中的写实性强调出来。

解决了现实主义当中所包含的抒情性与浪漫性的特点之后，由于《黄大年》这部电影文本的特殊性，在论述时也必须强调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部着重将一部确实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与故事创作为文艺作品与现实之间的差异，同时也必须关注在现实主义的再度创作中所存在的创作者本人的真实意图。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讲，根植于当代社会的真实事件所改编出的电影文本，在文本创作时必须要注意作为一种艺术的加工，电影文本的内部是否需要和这一真实事件取得实证的联系，由于电影文本作为一种艺术产品来源于创作者的主观精神世界，因此在表达创作者的主观感受的同时，一定会或多或少地疏离于现实当中的真实故事，也就是说相较于人物传记或者是集中于真实故事表达的记录电影，这种题材类型的电影并没有完全拘泥于现实当中的故事发展和心理挖掘，而是或多或少地与真实故事在社会当中的呈现保持一定的距离，或者说完全还原真实的现实主义表达在这里由于审美特色和艺术要求，逐渐被削弱，这也是来源于社会整体和创作者心理的一种文本创作追求。

社会主义的文艺文本建构在早期的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逐渐成熟统一的“十七年”的文学，乃至作品丰富多彩的八九十年代，大部分具有深刻影响的都是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集中反映当时社会文化的作用，这在当时的社会思想和之后的文本研究上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实主义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当时社会创作的主流，在这个时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文本的意义主要集中在对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做出一种统一的反映，并且具体地勾勒出这种文化应当呈现出的样态。虽然这种追求最终形成了一种相对极端的意识形态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本当中的艺术特性，但是这种对于家国情怀的追求却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现实主义创作尝试。

二、《黄大年》作为现实主义作品的文化承载

对于本文所讨论的这部电影文本而言，相对于同时期商品化、娱乐化电影艺术作品，《黄大年》这部电影更多地侧重于对于社会现实整体的观照。这种追求实际上是一种试图在现实主义文本当中赋予社会当中的文化的努力。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文化承载的追求的本质可以理解为长期存在于中国文本创作的历史之中。早在五四时期，就可以发现这种功利性的文本尝试。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开始，小说成为一种鼓吹和宣扬作者感受的文体，并且在此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渐深入，小说逐渐取代了抒情更强烈的诗歌体裁，进入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核心。这种功利性追求，向更远的历史来看，可以追寻到王国维对于艺术类作品的理解当中，在鲁迅等新文化的巨匠创作中，这种功利性成为不言而喻的文本内核，在这个时期甚至在翻译上也统一表现出对于社会的强烈观照。20世纪20年代的文本创作当然有少数的特例，但是在建构文本的过程中这种现实性的关注从未中断。在20世纪30年代中，这种对于现实的观照，分化出两种不同的侧面，其中一种是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占据主流的现实主义创作。另外一种则是需要格外观照的海派和京派的小说创作。这一类的文本同样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功利性特点，这种功利性的文本创作在这一类面向商业或者创作者本人的艺术追求，也同样承载着深远的文化含义。

这种对于现实的关注和功利性的文学创作状态一直持续到“文革”前夕，在“文革”结束之后，现实主义的功利性创作在一段时间有着相对矫枉过正的批评态度，但实际上文学文本的创作难以摆脱对于社会的功利性观照，而且这种对于现实，尤其是对于更加宏观上的国家价值取向，同样也不可否认是现实主义题材当中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特色。作为文学文本的延续，电影文本同样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文本表达诉求，不过电影文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相较于文学文本的创作更加渴望被观看，因此电影文本当中更加需要一种娱乐性和商业性的因素，但是这并不代表电影必须要削弱其中具有功利性的创作目的。尤其是基于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文本，更加有责任在当前相对娱乐化的电影市场中，借助文本功利性的传统，承载起一种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的传播意义。

这种借由文本功利性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含义，在实际的传播过程当中可以展现出不同于其他类型电影文本的独特意义，这是将主流的文化选择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新赋予在文本功利性传统当中的一种结果。

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作品由于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关注，难以忽视对于社会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方式的表达[2]，作为一种更具有社会主旋律和教育意义的电影文本，与之相呼应的意识形态传播作用同样也值得关注。这种小到展现个人情感表达和心理变化，大到走出个人天地转而进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的电影文本类型，需要呼唤这种严肃的社会积极效应的宣传作用。在电影《黄大年》中，就不乏这种传播的例证。在讨论到是否留在国外时，黄大年并没有盲目地否认国外的环境的科研力量，而是承认了当前我国的科研实力确实与国外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转而希望孩子不是仅仅留在国内，而是走进更广阔的世界之中，最终学有所成回国报效国家，这种价值判断就不再仅仅是一种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宣扬，它更加接近于现实社会，或者更进一步来说，接近于一种写实的表达。电影文本并没有回避那些国内发展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是同样也指出了这种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并不是我国社会的全部内容，而是需要更多的人做出类似的价值选择，从而创造更加美好的社会。这种具有多面的社会和个人才是写实的文本所表达的内核，也是这部电影成为成功的文化传播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