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摹仿论》蕴藏的欧洲文学整体观

摘  要：通过《摹仿论》20章的论说，奥尔巴赫重审和反思从荷马到现代主义作家伍尔芙、普鲁斯特等欧洲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整部书内容丰富，长时段的历史跨度，为欧洲文学提供了独特视角下的整体观。《摹仿论》中所蕴藏的独特视角下的整体观与奥尔巴赫流亡于伊斯坦布尔的经历有关。流亡经历虽然充满了分裂与苦难，但这样的经历为其提供了自主的生活环境和思考氛围。他身处亚欧“飞地”回望故乡，从分裂中寻找整体，在构建整体的过程中反思过往思维方式的缺陷，并且，运用自身扎实的语文学功底，承袭维科的历史观，从破碎的世界中重建以人为核心的欧洲文学整体观。

关键词：《摹仿论》;奥尔巴赫;欧洲文学;整体观;流亡经历

引言

奥尔巴赫的《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创作于1942—1945年，1946年该书在瑞士出版并引起学界的关注。1953年该书由特拉斯克翻译成英文，200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该书英文50周年纪念版，萨义德称其为“皇皇巨著”，可以“理解为最高层次上的人文主义实践之典范”。然而在《摹仿论》发表的早期，一些美国研究者“断定这仅仅是一本论文集，而且，前几章较为有趣，但问题和方法比较混乱”{1}。他们发现了《摹仿论》中每一章都具有相似的结构，即引用原文，进行语文学的分析，提出作者的观点。同时指出《摹仿论》提出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很混乱，是因为书中20章从古典跨越到现代，其中涉及政治、历史、宗教、社会等多种范畴，难以利用单一或几种方法对其进行概括，从而让这几位美国学者产生了误解。那么，看似零碎的作品，何来整体观而言呢？

20世纪以来，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世界局势风云际会，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思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类开始感受到世界就像艾略特所描述的“荒原”，到处充满了破碎、无意义、迷惘。萨特以存在主义指引人类在无聊的激情之中找寻生存的价值，最终却以荒诞收场。之后，解构主义的出现，进一步打碎了人类整体的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们是否就放弃了整体观而屈服于随意性呢？当然不是，戴维·弗里斯比在《现代性的碎片》中介绍了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如何在如此破碎的境遇下寻找整体观。他在书中说“现代性的体验是不连续性，对现代性之过渡、飞逝、任意或者偶然性的承认，引发了研究探讨的诸多问题，他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去解决那些问题。他们似乎都试图使得那个碎片完整”{2}。奥尔巴赫的创作环境也正是如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纳粹的驱逐，流亡至伊斯坦布尔。他在异邦土地上失去了生活和学术的根基，飘零孤独，充满了破碎感，只能“以记忆深描文化，以整体观照欧洲，从破碎之中重构文化秩序”{1}。他寻找整体观的方式是特殊的，流亡的经历促使他思考整体，同时流亡的处境促使他对过往回顾与反思。再结合他对维科的深入了解，连同他深厚的语文学功底，让他深入到文学本身，尝试赋予每一部著作以生命，从而将破碎的欧洲文学重新拼合，形成了独特的“将古典语文学贯彻到文学研究中，以超越民族界限的姿态，来研究普遍人性以及人类创造的世界历史”{2}的整体观。

一、流亡者的体验

在《摹仿论》的结语中，奥尔巴赫回忆自己的悲苦流亡遭遇和写作状态：“此项研究是战争时期在伊斯坦布尔写成的。这里没有对于欧洲来说资料齐全的图书馆;国际联系中断;因此我不得不放弃几乎所有报章杂志，放弃大多数新的研究成果，有时甚至不得不放弃所选文章的可靠修订本……”③零散的学术资料给奥尔巴赫的学术研究带来了困难，他面临着是否继续书写的困境。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书写总会有所遗漏，甚至被否定，但他还是选擇继续创作。“另外，本书之所以能够付梓，很可能要归功于缺少一个大的专业图书馆这一情况;要是我当时能够清楚地了解对这众多的题材已经做过的研究工作的话，也许我就不会去写这本书了。”{4}可见，流亡经历对奥尔巴赫的影响是矛盾的，他对流亡体验的情感是复杂的。那么，他流亡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许多研究者“为了渲染记述其成就的那一段文字的哀婉情调，常常重点描述奥尔巴赫在土耳其的悲剧流亡以及后来移居美国的经历”{5}。而事实上，流亡经历带给奥尔巴赫的不只是“哀婉情调”，还有掩盖其下的疏离感和破碎感。1933年希特勒夺得政治权力，表达了对犹太人及其文学艺术的偏见：“过去时代可怕的精神堕落的标志就是：人们在谈到风格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种族决定……每个明显形成的种族在艺术之书中都有自己的笔迹，只要它不像犹太人那样缺乏任何创造性的艺术能力。”⑥这一来自法西斯政权的偏见漠视了犹太人所具有的文化创造力，而奥尔巴赫也是犹太人中的一员。不久之后，纳粹政府颁布了《纽伦堡法令》，以法律的形式为种族歧视正名。奥尔巴赫深受其害，被纳粹统治者驱逐出境。他不得不放弃马堡大学的教职，带着家人逃亡到土耳其。土耳其此时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立国，处在亚欧的十字路口，收留了大量从德国逃亡出来的学者。先于奥尔巴赫来此的是斯皮策，“他于1933—1936年期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成为首位拉丁语言学教授，并且担任外语学院院长的职务”{7}。1936年奥尔巴赫接替其职位，直到1947年离开此地前往美国。

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度过了艰难的战争时期，但艾米丽·阿普特对此表示质疑。她在《伊斯坦布尔，1993，全球翻译》中指出，“越是深入了解奥尔巴赫于1936年到达土耳其的情况，就越会对奥尔巴赫这孤独的欧洲学者自画像产生怀疑”{8}。她认为，此时在伊斯坦布尔集结了大量来自欧洲各个领域的人才，“一代又一代学者和评论家涌现，使得这座城市的历史意义不断被丰富，如磁石般吸引着流散人群、移民与文化的融合”{9}。因此，从学术环境来看，奥尔巴赫流亡至此并不是一无所有，甚至，这里的学术环境要优于其他地方。然而，奥尔巴赫将自己描述为一名流亡者原因何在？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归纳了流亡知识分子具有的两个特点：其一，“永远无法完全抵达，永远无法与新家或新情境合而为一”{1}。虽然伊斯坦布尔在战争时期的学术氛围相对优越，但奥尔巴赫的内心是孤独的。纵使周围有许多与其相似的流亡学者，他也没办法完全融入到新的环境中。他缺少的不只是资料和图书馆，而是因为他远离了自己的故土，远离了传统学术的氛围，这样的分裂感和破碎感是新环境无法弥补的。其二，“以不乐为荣，因此有一种近似消化不良的不满意，别别扭扭难以相处”{2}。无所寄托的命运和憔悴疲惫的心灵让他在异乡无法感到真正的安心。这两个特点可以表明奥尔巴赫为何要将自己称为流亡者，也能印证其结语中确实有某种“哀婉情绪”。然而，如果流亡者仅是一位离开传统文化的“以不乐为荣”的孤独者，那将不可能有所作为。面对流亡经历，流亡者“将永远成为边缘人，而身为知识分子所作所为必须是自创的，因为不能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随着吸引你注意的各种兴趣、随着自己决定的特定目标所指引，那就成为独一无二的乐趣”③。奥尔巴赫正是如此，他没有完全沉浸在流亡带来的“哀婉情绪”中，而是把流亡当作自己反思过去的机遇，以此来寻找一条真正实现自我的道路。

这也正符合了奥尔巴赫在结语中表现出的对流亡经历矛盾的情感。他流亡于亚欧之间的飞地伊斯坦布尔，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学术资源，成了一位孤独的流亡者。他没法真正融入新的生活环境，分裂感、破碎感充斥在他的生活中。然而，正是流亡带来的情感破碎和身体飘零异乡的体验，使他得以站在异国回望故土，反思过往的研究，寻求新的视角和方法对欧洲文学进行阐述。他以个人为中心来观照历史，在破碎中寻求整体，从而重构欧洲文学整体图景。

二、对传统的反思

流亡的经历给奥尔巴赫提供了不同的思考方式，让他对1933年之前魏玛共和国以及纳粹统治时的思想氛围进行反思。当时，魏玛共和国中，“德国的人文学者，无论是文学家、哲学家还是历史学家和大多数社会学家，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实践者，都反对在他们看来过于‘实证主义、过于‘分析性和‘西方化的研究和教育”{4}。奥尔巴赫也反对僵化冷酷的分析性和实证性的研究方法，选择使用语文学的方式，走进元典，亲身去探求欧洲文学作品背后所蕴藏的真实和整体。而这种思想体现在《摹仿论》中就是对传统概念性和系统性思维方式的对立。

许多研究者想归纳《摹仿论》中某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并用其将整部书归入某种框架。例如：文体分用和文体混用，现实、悲剧、喜剧等概念。韦勒克尝试分析《摹仿论》中“现实”的含义，并按照时间线索对整部作品进行分类剖析。他将《摹仿论》中的“现实”分为两种，“开始的观念是存在主义的，后来的观念则是着眼于社会—历史”{5}。两种现实肯定不是完整的，它遗漏了第20章描述的后现代作品中的“现实”。我国学者杨冬对韦勒克的观点进行了补充。他认为，第一种是存在主义文学，是用“严肃的文体去写日常生活，还必须可以表现生活中那些具有悲剧意味的场景”⑥，这种现实的文学是以古希腊罗马的作品为代表。第二种是着眼于“社会—历史”的现实文学，这种现实是与19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相对应的现实，即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展现的现实，从小人物入手，展示人物命运，并将这种命运纳入当时的社会，展示当时的历史现状。第三种现实是内在的现实，捕捉生活中随意性真实的瞬间，即以后现代作家伍尔芙、普鲁斯特所展现内部思维的现实为代表。两位学者对不同时期的“现实”书写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但当我们阅读《摹仿论》后，再反观两位学者对 “现实”的总结时发现，用这种方式进行总结并不能完全反映奥尔巴赫所想要体现的“现实”，奥尔巴赫所要做的并不是解释概念或者赋予概念以内涵。

《摹仿论》中每一章都有其独特书写方式和观点，虽然都可以归入“再现”的范畴，但是20章有20种“再现”的现实，用单一的概念或术语来归纳《摹仿论》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部著作。另外，在《摹仿论》出版6年后，奥尔巴赫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学界对他的批评，并正面回答了他对系统性和概念性的看法。文中，奥尔巴赫否定了库尔提乌斯曾评价《摹仿论》中隐藏有一种理论结构的观点，并反驳道：“这本书没有什么理论结构，它旨在提供一种观点，而把它结合在一起来的那些灵活、变通的思想或观念无法用单个的、孤立的习语来领会或证谬。”{1}他否认某些理論和框架对他作品的束缚，而实际上其中确实不存在某种体系或框架。对于书中使用的术语，他进一步阐述“我未曾界定这些术语，事实上，我甚至并不坚持一直使用它们……我非常清楚，所有这些术语，尤其是那些大量使用的词语，既说明了一切，又什么都没有说”{2}。奥尔巴赫使用的术语都有其具体的语境，每次使用它们都有特殊的含义，不可将这些表面相同的术语从其语境中剥离并概括从而形成某种固定的解释。因此，《摹仿论》的价值就在于对概念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方式的反思。也就是他在结语所提到的，没有流亡的经历，也就没有办法摆脱过去学术思维的桎梏，拥有新的思想创作的空间，就不会写出这部著作。

在《摹仿论》第1章《奥德修斯的伤疤》中，他谈到对于历史的看法时，有这样一段论述：

我们亲身经历的历史，我们从亲身经历的人的证言中得知的历史，它的进展则支离破碎，矛盾重重，纷繁复杂，只有某个地区的历史有了结论时，我们才能借助这些结论将其理出些头绪来，而我们自以为理出一些头绪来又是那样频频地使我们重又感到困惑，我们不得不常常自问，眼下得出的结论是否会导致我们对真正发生的事情的认识过于简单！③

奥尔巴赫深刻地认识到现实的不确定性，因而他对简单的概念化的结论持有怀疑态度。他想从这种矛盾和不确定中找到满意的答案。回顾流亡的经历，纳粹上台，被驱逐出德国，流亡至伊斯坦布尔，同时土耳其周边受到纳粹严重的威胁，满目疮痍，流亡异乡，如何能拯救这样的破碎与分裂？

奥尔巴赫没有选择《摹仿论》第18章中所描述的19世纪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能如此详尽、真实地把时代历史政治与社会环境编织到故事情节之中”{4}。因为，在现实中，奥尔巴赫找不到能真正将社会历史文化贯穿起来的理论或思想，转而从现代作品中寻找隐藏在其中的“真实生活”。“真实生活”是由许多瞬间所累积起来的，并构成了人类最基本和共性的要素，“正是这种随意的瞬间才相对独立于有争议的、动摇不定的秩序——人们为其斗争，因其绝望的秩序，这个随意性瞬间以日常生活的形式在这个秩序的下面流逝”{5}。奥尔巴赫否定了过去系统性和概念性的方法，转而在破碎中寻找真正的现实，通过人本身来寻找整体。正如萨义德所说：“流亡的知识分子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进步，而不是固步自封。”⑥

三、人类视野下的整体观

奥尔巴赫作为“流亡者”，身处异乡重新审视过去的思想境遇。他所要做的不只是停留在用书写方式来反对概念化、系统化的思维方式，还要建立新的整体观，通过新的方式重新整合破碎和分裂的世界。他的整体观是人类视野下的整体观，这一观点吸纳了维科《新科学》中的历史观，以此从破碎的欧洲文学中，选择出重要的文学作品进行重新解读，赋予其应有的生命力和独立性，并通过“喻象阐释”（figural interpretation）的方式重新解读文学，最终形成了独特欧洲文学的整体观。

奥尔巴赫《摹仿论》中的历史观深受维科的影响。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到“包括所有各民族的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1}，强调了人类自身的行动创造了历史，开始关注人类本身。他在《维科对文学批评的贡献》（VicosContribution to Library Criticism）一文中进一步阐释道：“自然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此只有上帝可以了解它。但是历史或政治世界是由人创造的，人类世界只有人才可以理解，因为人类创造了它。”{2}奥尔巴赫把视野从破碎的世界拉回到人本身，人是可以理解自身创造的世界的，文学就是人所创造的。因此，要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文学。奥尔巴赫在《摹仿论》的每一章中选取文学作品重要的段落，通过语文学的解析阅读，将自己放置在作者的位置，融合了当时的生活环境、历史环境，尝试着进行古今对话，理解作品。奥尔巴赫“深信某种乐观主义，藉此能够进入一个遥远的作者或历史时期的内在生命，即使于此同时也对一个人的眼界之局限和知识之匮乏有着健全的意识”③。他很清楚通过个人的角度来研究作者创作时的心智是对自身眼界和知识的考验，当然还会受到更多的质疑。但是他通过这种乐观主义，亲自为作品注入了生命的活力，让作品变得鲜活起来。第1章，奥尔巴赫通过短短几十行诗进入荷马，为我们还原奥德修斯的女仆欧律克勒亚在发现他的伤疤时的场景;第7章阐释了亚当夏娃如平民夫妇斗嘴一般的场景;14章中展现了一个在现实期望与失落中寻找平衡点的堂吉诃德;最后一章，以量袜子简单的动作多次打断插入人物的思考，展现了随意性的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还原生气盎然的欧洲文学，卸下外界的权威的胁迫和压制。

当这些作品鲜活起来时，它们还是既复杂又真实的零碎的“随意性的瞬间”，奥尔巴赫通过“喻象”理论将其联结为一个整体。喻象阐释即“将两件事或两个人联系起来，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在时间上是分开的，但是真正的时间或人物都存在于时间之内，两者都包括在奔涌的潮流即历史生活之中”{4}。虽然欧洲文学中的作品是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着不同的思想内涵，但是他们都存在于欧洲文学的洪流之中，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奥尔巴赫进一步解释道，“《舊约》的每段故事都可以理解为新约事件的象征或事实上的预言”{5}。这样将从《圣经》中发现的关联运用到文学史当中，将欧洲文学的作品“一方面要按事件和原因顺序把事件的各个环节认真联系起来，在前景中进行叙述，另一方面，这种描述又是支离破碎和跳跃式的，随处都有对上帝解释的询问”⑥。因此，《摹仿论》中所体现的“整体观”表面上是按照时间和逻辑顺序排列起来的。但是其中每一个部分都是独立的，这种独立并不是通过某种固定和具体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既然被置入欧洲文学的整体观中，却又彼此独立。实际上，这正是奥尔巴赫整体观的独特之处，他通过人类创造的角度进入作品，最大限度保留作品原有的独特性。20章中每一章的作品都有其特色，不隶属于任何体系。然而，每一部文学作品中又隐藏着欧洲文学整体的血脉，他抓住了其中的本质，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欧洲文学整体观，不只是蕴含着一种或几种独特性，而是百家争鸣，却又统一于欧洲文学之下。

奥尔巴赫的流亡经历给他带来的是身处异乡的分离感、破碎感、不适应感，但正是这样的经历，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来对过去的研究方式进行反思。他不相信任何外在的权威，用语文学的方法回归到文学本身，剥离了外在成型的理论，从人类本身的知识体验和创造去寻找真正的现实，寻找真正的欧洲文学，从而将它真切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萨义德称其为“世界主义的，是以文本和语言为界的”{1}人文主义。《摹仿论》这样的书写方式是“不确定的历险，进入差异，进入另一种传统，进入那些需要在一种比迄今为止赋予它们的语境更加广阔的语境中得到新的解读”{2}。奥尔巴赫就是这样把自己置入文学的河流之中，在河流中发现独特性并将其保留下来。他将外部环境和个人学识相结合，在战争支离破碎中打破了系统和理论的束缚，打破了惯常的思维，寻找蕴藏其中的共性，承担起人类构建欧洲文学整体观的重担，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完成了重要的使命。

作者简介：杨旭，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文艺学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