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成长过程中的精神现象

曹卫东

一

十九世纪的德意志精神，按照洛维特著名的说法，由歌德和黑格尔携手发端。在其《从黑格尔到尼采》中，洛维特开门见山地写道：“歌德使德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而黑格尔则使德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故此，十九世纪的德意志精神往往又被称为“浮士德精神”，足见歌德开时代之先声的伟力。《浮士德》气势磅礴，并非一部好读好懂的书，那它究竟讲的是什么，才能赢得如此赞誉？——“一八0六年，当拿破仑经过耶拿和魏玛到来的时候，黑格尔完成了《精神现象学》，歌德完成了《浮士德》的第一部分。在这两部著作中，德国语言达到了其最广博的丰满和最深刻的精炼。”

正是与《精神现象学》的对照，使我们能一窥歌德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史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拿破仑作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标志着人类精神最高理想的实现。换句话说，人类精神必须通过成长才能达到其制高点。作为个体的拿破仑，不过是人类精神成长的一个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成长与共同体成长具有了同构性。歌德以诗剧《浮士德》来把握个体的成长史，黑格尔则以《精神现象学》的哲学论述来把握人类的成长史。两者既有体裁之别，又存在着思想质地的差异。总体上看，《浮士德》由五大悲剧构成，第一部分主要分为知识悲剧和爱情悲剧。对于知识悲剧来说，我们很容易理解其深刻的思想寓意。浮士德从枯朽的知识沉积中，通过与魔鬼的赌约，走向生命的历练。这是浮士德精神世界的最初发端。而浮士德与甘泪卿之间的爱情悲剧，虽然占据着《浮士德》第一部分很大篇幅，但通常仅被视为文学史上的佳咏。除了激赏它的文学价值之外，其中蕴藏着的深邃而丰富的思想史意义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挖掘。

按照歌德的理解，人要成长，必须经历知识追求、爱情生活、政治生涯、艺术追求、事业追求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恰好对应《浮士德》中的五大悲剧：知识悲剧、爱情悲剧、政治悲剧、美的悲剧以及事业悲剧。人的成人之路，必然伴随着这些悲剧的历练，从一个阶段迈入下一个阶段，直至完成生命周期。实际上，爱情悲剧并非可有可无的经历，反而是这五大悲剧的核心所在。走出书斋的浮士德，正是经由爱情，初次遭遇了“共在”问题，方始介入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对爱的描写，并非《浮士德》中恣意挥洒的闲笔，而恰恰是人类精神成长史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二

爱的现象向来为歌德所重视，而从创作角度来说，《浮士德》中爱的咏叹顺理成章。相比之下，《精神现象学》关于自我意识的章节中，爱的概念却隐匿了踪影。这一章恰恰是整部《精神现象学》的难点，也是后世诸多思潮的思想阵地，历来注家众多，各说纷纭。我们知道，青年黑格尔实际上对爱的概念十分倾心，一度将爱作为其理论的落脚点，初创了所谓“爱的泛神论”（Pantheismus der Liebe）。因为爱作为主体问的关系，能够有效地弥合主客体的分裂。爱是主体间的一种承认关系。但随着黑格尔的思想发展到《精神现象学》时期，他却放弃了用爱的概念来刻画承认关系。

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中专门释义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他尤其关注黑格尔思想的历史发展，将《精神现象学》有关自我意识的章节视为历史性回溯的出发点。霍耐特从青年黑格尔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着眼，认为在黑格尔结束耶拿时期所完成的《精神现象学》中，“为承认而斗争”的理论模式已经失去了核心地位。霍耐特强调，《精神现象学》把自我意识发展的独特功能派给了为承认而斗争，而这个位置曾经属于那种贯穿在每一个阶段驱动精神过程的道德力量。就“主奴辩证法中”的这一意义而言，主体问为承认而展开的斗争与劳动中的实践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它的特殊逻辑几乎完全从视野中消逝了，黑格尔的思想发生了彻底的转型。

因此，《精神现象学》之前的黑格尔作品中所展示的诸种承认模式，就被自我意识的辩证逻辑完全掩盖了。霍耐特认为，发展一门批判性社会理论的独特资源，应该到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手稿中（主要指《伦理体系》及《实在哲学》）去寻找。霍耐特根据“为承认而斗争”观念进行了回溯性的重建，指出承认关系具有三种基本模式：爱、法律、团结，其分别对应自信、自尊和自豪三种未被扭曲的自我关系，而这三种基本模式正是人在成长过程中要经历的三个阶段。

首先，爱的关系是最原初的相互承认关系，处理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问题。这种关系涉及主体形成自身同一性的问题。主体在获得了被爱的经验之后，才會首次将自己认同为一个具有需要和欲望的主体。不过，当爱从个体之间扩大到家庭层面时，就会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和冲突。为了解决这些冲突，个体之间基于爱的承认关系便会土崩瓦解，需要寻找更普遍化的交往规范。

其次，在青年黑格尔看来，爱是一种情感和依恋，在面对更复杂层面的交往，例如家庭成员在互爱关系中的冲突时，会逐步让位于更高阶段的承认关系。这就是法律的承认关系。此时，人的身份属性也发生了变化：“恋人”的身份转变为“法人”。恋人之间的承认，属于自然冲动的特殊产物，不具有理性的认知。法人之间的承认，则依赖于社会契约，具有理性认知的内涵。一旦建立起法人之间的承认关系，人们在其中获得的更多是尊严感。法律作为社会层面上的承认关系，处理的是人与群体的关系。

再次，霍耐特指出，最高的主体问性关系应为“团结”，是爱与法律这两种关系的结合：在黑格尔看来，团结就是在它之前的两种承认方式的综合，因为它与“法律”共有的是普遍平等相待的认知观点，与“爱情”共有的是情感依恋和关怀。一直到提出一种关于团结的实体论概念，黑格尔总是把“伦理”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当爱情在法律的认知印象中变成共同体成员之间的普遍团结时，就会出现这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立场中，由于每一个主体都会承认他者的个体特殊性，因此，最高级的相互承认形式也就在其中获得了实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到了第三个承认阶段，主体的身份已然转变为了公民，而承认的问题则扩大到了整个共同体。在共同体中，彼此承认公民便获得了自豪感，以此实现了共同体的整合。

上述三种承认关系，是个体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不同精神阶段。而对个体精神的成长史而言，爱作为第一种承认关系，实质上具有奠基作用。个体后来所有的相互承认关系，无论是作为法人还是作为公民，都基于这种最原始的承认关系。换言之，爱作为人类最初的共在形式，为此后所有的共在形式奠定了基础。当然，爱虽然是一种具有奠基性质的社会一体化资源，但也并非所有或唯一的资源。青年黑格尔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并没有从中生发出一种社会理论，而是快速地转向了精神概念。霍耐特的研究帮助我们反向地看到，爱作为承认关系的奠基性范畴，如何在个体精神成长的历程中扮演那个最重要的角色，发挥最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整合作用。

三

爱作为成长不可或缺的环节，在人乃至人类的精神发展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一点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浮士德》中。换言之，紧随着知识悲剧，歌德之所以不惜笔墨地描写浮士德与甘泪卿的爱情悲剧，目的就在于揭示爱的奠基性作用。爱的奠基性作用，一方面体现在两个个体凭借自身特殊的自然冲动，彼此承认，首次确认了自己的个体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爱面临冲突时，会成为人寻求更高规范的重要基础。

毫无疑问，浮士德与甘泪卿之间的爱情真挚感人，两人可谓一见倾心。浮士德由于服用了魔女的灵药，恢复了青春和自然欲望。甘泪卿也是情窦初开，倾慕浮士德伟岸的外表，为收到他的礼物而备受思念的煎熬。双方经过一番曲折，最终会面，私订了终身。浮士德破天荒地在爱情中，体验到了一种完全为对方而存在的经验：“我完全献身于你，我感到/一种喜悦，这喜悦一定永久！永久！——到了尽头就是绝望。不，没有尽头！没有尽头！”但是，我们都知道，浮士德和甘泪卿的结合，实际上是非法的，因而必然会引起外部世界的强烈反应。两人之间的爱情先后遭遇了三次严重的冲突，最终以悲剧收场。

第一次冲突可谓家庭内部的冲突，还隅于个体层面。浮士德与甘泪卿私订终身，难舍难分。浮士德独自逃进森林和山洞，反省自己的作为，却经受不起梅菲斯特的怂恿。甘泪卿则独坐纺车旁，吟唱对浮士德的思念。两人再度见面，约定夜晚私会，但恐被甘泪卿的母亲发现。浮士德给了甘泪卿一瓶安眠药，让她滴入母亲的水中。没料到甘泪卿用药过量，毒死了自己的母亲，家庭内部的冲突酿成了悲剧。至亲的死亡，带给甘泪卿沉重的打击。诗剧的第十八场，她面对痛苦圣母像沉重地悲悼。

第二次冲突上升到了集体层面，对甘泪卿可谓雪上加霜。母亲之死和自己不名誉的私情，在社会引发了强烈的反响。甘泪卿一边忍受着耻辱和痛苦，另一边依然流连在爱情的甜蜜中：“如今我自己却做了错事！可是——造成后果的前因，是多么美满！多么称心！”但悲剧却进一步地升级，甘泪卿的哥哥瓦伦丁为了家人的名誉，与浮士德在街道上公开决斗，被浮士德杀死。临死之前，瓦伦丁谴责妹妹：“我的甘泪卿，你还年轻，你还一点不够精明，你做了一桩错事。我私下里对你直讲：你已完全变成私娼;这也是合该如此。”瓦伦丁措辞之严厉，可见当时社会的舆论。

第三次冲突则推进到了社会层面。甘泪卿因为爱情，毒杀了自己的母亲，又失去了兄弟，她怀孕生产了浮士德的孩子，却不幸将之溺死，于是锒铛下狱。浮士德和甘泪卿虽未正式成婚，但不仅有夫妻之实，还有了孩子，家庭的雏形已然在目。在古典资产阶级家庭理论中，孩子通常被视为男女之爱的最高实现。因此，溺死婴孩，隐喻了甘泪卿与浮士德在面临伦理冲突时，用以解决冲突的最高手段的失效。作为一种团结形式的爱，与作为一种团结形式的法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狱中，浮士德要求甘泪卿一同逃走，但她对昔日的爱人已然绝望：“你把锁链开启，再把我抱在你的怀里。你怎么会对我不觉得可畏？”其言甚哀，标志了两人爱的关系走向终结，也标志了由此建立的承认关系宣告瓦解。

浮士德不顾生命危险来救甘泪卿，为的是延续这种承认关系，为的是求生;但恰恰甘泪卿否定这种互相承认，一心求死。甘泪卿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与浮士德之间基于爱的承认关系，在共同体中基于平等权利的法律承认关系之前，必将土崩瓦解。在祈求天主的审判之前，甘泪卿已经意识到即便逃狱，也难逃世间法律的惩罚。她已经准备好面对公开的行刑，此时此刻，甘泪卿与浮士德已不再是“恋人”，而是共同体中的“法人”了。

三次冲突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浮士德与甘泪卿的爱情之所以是悲剧，不在于其感情真挚，奋不顾身，而在于逾越了道德的界限。实际上，任何爱都是道德层面上的爱。浮士德和甘泪卿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有违伦理，注定会造成各个层面上的冲突;而由于爱导致杀人，更违背了基本的伦理道德秩序。在这个意义上，两人由于爱而缔结的承认关系势必瓦解，让位于法律。同时，也正是两人爱情悲剧性的结果，促使浮士德反思并走出感性的小我，走向更广阔的政治层面去寻求更高的承认关系。对于浮士德来说，这是其个体内心世界的一次最重要的转折。浮士德虽然遭受了失恋的痛苦，但他的自我意识已然得到了确立。一个人具有积极的价值感，具有可靠的行为举止，就可称之为“自信”，而这正是在自我意识阶段，爱给主体带来的奠基性内容。

四

《浮士德》的五大悲剧连环相扣，构成了一个人精神成长的叙事。《精神现象学》刻画从意识到绝对精神的历程，演绎了人类精神自我认识的历史。两部名著淋漓尽致地反映了时代精神，开启了十九世纪德意志精神史。更具体地说，《浮士德》描绘人之成长的五大悲剧，分别处理了五种不同的重要关系：知识悲剧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因為人对自然界的掌握，是一个获得客观知识的过程;爱情悲剧处理的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主体之间承认关系的最初形式;政治悲剧处理的是人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标志着人从个体层面走向了社会层面;美的悲剧处理的是人和自我的关系，在艺术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从表面上看，事业悲剧描绘了浮士德围海造田等实务，但实际上其动力来自和梅菲斯特的打赌，他通过与上帝较量，最终获得上帝的承认。

对照之下，《精神现象学》在结构安排上和《浮士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该书的前三章，分别讨论感性确定性、知觉、知性等问题，集中表述了黑格尔的认识论问题。第四章不啻是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黑格尔开始谈论起欲望、生命、“主奴辩证法”等论题。《精神现象学》前三章所刻画的意识发展三阶段，大致相当于《浮士德》第一部前七场的知识悲剧。如此看来，在大致相仿的意义上，知识悲剧已经开启了《浮士德》的道德境界。梅菲斯特与浮士德立下赌约之后，得意地独白：“让你去蔑视理性、知识……我要拖住他过浪荡生活……这样，即使他没向恶魔卖身投靠，他也一定要归于毁灭！”但是，梅菲斯特所言并未成实。爱作为浮士德感性历练的第一个阶段，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尘世的历练不仅没有使浮士德精神迟缓，空虚厌倦，反而以一种不断把握多彩精神现象的努力，在新的意义上阐释了人类追求其精神家园的深刻意义。

知识悲剧所责备的知识的虚弱无力，不过是遗留在人身后的此岸的缤纷假象;彼岸世界的凌虚高蹈，也无法真正地满足人的内心。人能够克服感性世界的感官沉湎，正是因为通过爱获得了自我意识，通过爱树立了自信，通过爱学会了责任。因此，歌德在《浮士德》中紧接着知识悲剧书写了浮士德与甘泪卿的爱情挽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要确立自我意识对整个人类精神成长过程的核心位置。从个体层面说，爱的关系的建立，使得个体通过他者，完成了自我意识的确证。从社会层面说，爱的关系构筑了家庭的基础，乃是社会团结最基本的情感资源。因此，爱是社会团结的奠基形式，是人类共在的奠基形式。

如此理解，歌德写作《浮士德》的意义方始凸显。可以说，歌德从文学角度，黑格尔从哲学角度，共同完成了个体的精神家园、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家园和人类的精神家园三位一体的建构。这种三位一体的建构是歌德和黑格尔共同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说，歌德的《浮士德》就是一部文学的《精神现象学》，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则是一部哲学的《浮士德》。而爱，则是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精神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