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佛致卡佛，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二

我坐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Lilly Library里，眼前绿色档案盒里雷蒙德·卡佛给儿子写的信把我带回到当年憋在芝加哥城北一家旅店里翻译卡佛《软座包厢》时的疑问：小说主人公迈尔斯是卡佛吗？迈尔斯的儿子是卡佛的儿子？信与小说之间、老卡佛和小卡佛与迈尔斯和儿子之间的互文与距离，就像父与子、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些永恒的话题一样，耐人寻味，有时甚至令人唏嘘。

一九八一年秋，雷蒙德·卡佛的儿子文斯·卡佛与迈尔斯的儿子一样，去法国斯特拉斯堡上学学习法语。雷蒙德到纽约肯尼迪机场为文斯送行，临上飞机前，老卡佛突然看到儿子光秃秃的手腕，便把自己的手表摘下来塞在儿子手里，说：“好了，儿子，把我的拿走。别丢了。”一年后，当卡佛在小说里让迈尔斯丢了自己给儿子买的礼物手表时，他是否想起机场送行时的这一幕呢？

从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三日，老卡佛给小卡佛写了十三封信（其中一月底的那封信丢了，只剩下信封，七月十九日的那封缺了信封），这些信都保存在Lilly Library里（LMC 2570，Carver，V.mss.）。每封信都是打字机打的，只有最后两行的“爱”和“爸爸”是钢笔手写的。很多时候，信纸上的雷蒙德·卡佛和躲在小说后面那个极简主义文学的符号相比，好像完全是两个人。那个在虚构叙事里剔掉了修辞和所有不必要的东西的文字的吝啬鬼，仿佛一抹脸，变成了个重要的话说三遍的人，絮叨，重复，流水账。很多信里，卡佛，这个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忽然变得心满意足，有时甚至有些得意洋洋。尤其是第一封信，文斯刚刚在斯特拉斯堡安顿下来，雷蒙德祝贺他，又夸他：“你不仅努力而且雄心勃勃，还聪明。别忘了，就这点，就能帮你度过这一生。”他告诉文斯，家里人都好，奶奶要搬家了，文斯的姐姐也和那个不着调的男友分了手，有了新欢。“然后我接到了你发来的好信。現在，我酒杯里的好消息满得都快流出来了。”

一九八一年，四十三岁的老卡佛春风得意。

从一九五六年十八岁高中毕业开始，卡佛就一直在为生活奔波忙碌，先是和他父亲一起在俄勒冈州西北小镇里的一家锯木厂里干，然后从一个城市辗转到下一个城市，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守夜人，干过快递，还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主要是在餐馆端盘子，也上门推销东西。一九六七年和一九七四年，他两次宣告破产，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卡佛在打各种零工并令人匪夷所思地坚持诗歌和小说创作外，他还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酗酒造成的住院费常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但，一九八一年，和远在法国的小卡佛开始通信的那年，老卡佛状态不错。那年，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由著名的克诺夫出版社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那年，他已经戒酒好几年了，还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英文系的老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两万九千美元的年薪在当年也算说得过去。在塞热库斯那段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日子里，他主持的小说工作坊几乎每周都会邀请到知名作家，索尔·贝娄、约翰·契弗、乔伊斯·卡洛尔·欧茨，还有艾伦·金斯堡都成了他的座上宾。一直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的卡佛眼瞅着就要混出头来了，贫困和绝望第一次不再是他生活的现状，而成了回忆中的过去时。

在九月二十五日这第一封信里，他告诉小卡佛，他和女友苔丝（也是诗人和小说家）正在装修房子。他不厌其烦地告诉文斯：“我把我的办公室搬到了我们以前管它叫书房的那间屋子。现在书房里——也就是我现在的办公室——添了桌子和椅子，而以前的办公室里放了沙发和咖啡桌，还铺了张毯子。”成名后的卡佛曾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四十岁以前的他几乎从没有坐稳过，在那些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老卡佛，每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总会“担心自己屁股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抽走”。现在他不用再担心了。他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苔丝还给阁楼买了新火炉，明天就铺地毯……灯都已经装好了，电话线接口也弄好了。再买几件家具，我们就准备就绪可以过冬了”。

读到这些和自己法国生活几乎毫无关系的信息时，小卡佛能理解老卡佛写信时那按捺不住的兴奋吗？他会明白老卡佛谈起新房时近乎婆婆妈妈的口吻背后是对过去颠沛流离的日子的告别吗？

当然，还有别的好消息。他告诉儿子，《大教堂》——卡佛的名作，也就是他一九八三年短篇小说集的同名小说——被收入了《兰登评论》，明年春天就要出了。然后又不动声色地接着说，他刚刚在塞热库斯大学做了一次自己的作品朗读，来了二百多人听，那时“我想起你，要是你在就好了”。接下来，他还要去霍夫斯特拉大学、威廉姆斯大学、哈佛大学、南卫理公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作品朗读，他一个不落地告诉刚刚在斯特拉斯堡落下脚的小卡佛。

他也没忘记告诉儿子，他刚写好的一篇讲述自己师承的文章《火》，被收进一本叫《影响》的书里，明年秋天就出了。这篇文章里，老卡佛耿耿于怀地写道：“我得说，对我生活和写作最大的影响，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来自我的两个孩子。他们出生的时候，我还不到二十岁。我们在同一个房檐下面的生活，从开始到结束差不多总共十九年。在那些年里，我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落没有受到他们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他说，就是因为文斯和他姐姐克莉斯，他的生活才变得“庸碌、乱七八糟，没有什么光线照进来”。初为人父时，“除了还有好多年这种肩负责任、内心困惑的生活，别的我什么都看不到”。

或许，现在，他能看见别的东西了。或许，现在，孩子不再只是他在《火》里说的“无法卸下的责任和永远的牵扯”了。“我因你而感到骄傲，我跟所有人讲你现在正在做的事。你现在做的事真是太棒了。爱，爸。”卡佛在信的最后这样写。

接下来的几封信都不长。老卡佛提醒小卡佛要和妈妈，也就是卡佛的妻子（此时还没有正式离婚），保持联系。他告诉儿子，自己忙，除了教课和写作外，他还是爱荷华短篇小说奖、匹兹堡大学的德雷·海因茨文学奖，还有古根汉姆大奖小说部分的评委。他说他给了《纽约客》两篇小说，一篇已经要用了，另一篇还在等消息，要是《纽约客》不要，他就试《大西洋月刊》《君子》和《哈泼斯杂志》——“就按这个顺序”试，他强调。这是他心目中这几本著名杂志的排名。

老卡佛告诉文斯，这学期，他开一堂“欧洲短篇小说大师”的课，正在讲莫泊桑。下学期，他会讲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当然，我只能用英文译本。”他对文斯说，“要是我也能会一门外语就好了。”雷蒙德十八岁高中毕业，就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了，第二年就结了婚，很快就成了两个孩子的父亲。年轻时的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出国，可能连俄勒冈州都没出去过，他没学过法语。

不过，这几封信里卡佛说得最多的还是他有多么高兴小卡佛选择到斯特拉斯堡学法语。“啊，接下来的这些年里，你的事儿会自然而然地成功的。你自己肯定也有这样的预感。你肯定感觉出你的生活正在步入正轨。靠努力，运气，还有决心，现在那点儿困难都会过去的。失望和挫折在所难免，但一切都会好的，你等着看吧。我为你、为你付出的努力而骄傲。”习惯了卡佛小说对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近乎偏执的执迷——在他的小说里失望和挫折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给儿子的信里突如其来的乐观让人觉得措手不及。小说背后的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给儿子写信时，至少在一九八一年的深秋，隔空面对远在斯特拉斯堡的文斯时，雷蒙德突然变得对未来信心满满，对那个曾带给自己“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的孩子鼓励与赞美时也毫不吝啬，而且这种慷慨似乎也是真诚的，难道这只是因为他不用再担心有人会把他屁股下的椅子突然抽走的缘故吗？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老卡佛像《软座包厢》里的迈尔斯一样，写信告诉儿子，自己有可能会去法国看他。“现在还只是‘有可能，但说不定这真的能发生呢。”雷蒙德轻描淡写地说，又接着解释：他的女友苔丝正好五月要去苏黎世大学开讲座，要是他能买到最便宜的机票，他就和她一起去，然后可以在歐洲转转，顺便见见儿子。“反正，这是个可能性。”老卡佛又重复了一遍，好像生怕儿子会误以为父亲要专门去看他。

除了告诉小卡佛这个“可能性”，这封信和前几封一样，主要还是宣布好消息：第二篇小说《纽约客》也要了，这是五个月来《纽约客》接受的他的第三篇小说了，你在斯特拉斯堡的报亭里能买到吗？要是买不到的话，我到时候把那几页撕下来寄给你。卡佛喜形于色。还有：有家出版社想要明年春天给我出本诗集，我还在和几家出版社商量出本新的短篇小说集，就看谁出的价码合适了。加州的洪堡州立大学要把我的几个短篇搬上舞台，那里有人教一堂专门关于的我的小说的课，就叫“RC工作坊”。另外，还有人想把我的小说改编成电影。“这真是个奇怪又令人惊叹的生活，我相信，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们等着看吧……上帝给予我们所有的力量，让我们继续前行，继续勇往直前。”

半年前，就在写《火》的时候，卡佛还沉溺于自己曾深陷其中的无望之乡：“我们曾有过梦想，我和我爱人。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弯下脖子，尽力工作，做所有我们想做的事。但我们想错了。”他抱怨他的孩子文斯和克莉斯，是他成为一名作家的最大屏障。现在，卡佛突然变成了情绪充沛的传道士，脑子里满是酒鬼父亲记忆的文斯读到这些万事皆可能的布道时会想什么呢？

“可能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个在卡佛小说里格外陌生的概念！

可能小卡佛根本没收到那封信！

在三月十六日的信里，卡佛提到自己收到了封退信，信封上用的地址就是他上封信用的，所以他不知道文斯到底收到了哪些他写的信。既然不确定文斯是否收到上封信，卡佛就又提起了那个“可能性”，这次的解释言简意赅：五月，苔丝要去苏黎世（工作上的事，对方出钱），也想让我去，还在谈，还没有定下来。不过，他接着又说，我正和出版社商量出本新的短篇小说集，如果他们要我在九月前再写几篇新的的话，我可能就去不了欧洲了。“咱们等着看吧。”“你自己好好保重。我想你，常常想起你，总是发现自己跟别人谈起你、夸耀你。”

尽管信里卡佛的口气模棱两可，欧洲之行还是如期而至。下封信写于五月六日，卡佛离开美国的前一天。这封信是所有信笺里最短的一封。就像之前说的，他和苔丝会先去苏黎世，然后可能去奥地利和意大利北部，放松放松。他还没想好怎么从意大利去斯特拉斯堡，可能坐火车，也可能租车开过去。

六月十一日，欧洲之行归来后，他给儿子写了第一封信，不长，但很哕唆，很乏味。他先埋怨文斯为什么在他们的法国相聚以后一直没给自己写信，然后说了些关于文斯下学期回到塞热库斯大学读“大四”的事。他建议儿子住校，别在外面租房住。他告诉儿子，自己和女友都好，但不怎么出去，也谁都不见，“倒不是我们反对社交，就是太忙，而且我们都是喜欢私人空间的人”。与之前信里那个为儿子无比骄傲、总有好消息迫不及待地想要分享的父亲相比，这封信里的卡佛看起来无精打采，欲言又止。唯一的好消息出现在信的最后，卡佛提到自己刚刚写完了一篇新的小说，而且自己感觉不错，但并没有透露故事的情节。那会是《软座包厢》吗？

与卡佛一样，小说中的迈尔斯从意大利坐火车去斯特拉斯堡看儿子。就在火车进站前，他突然意识到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想见这个孩子，他觉得这次冲动之旅是他这辈子干过的最荒唐的事。他清晰地想起孩子扑向他和他打架时脸上的表情。他知道就是这个男孩吞噬了自己的青春，“把那个他追求过并娶过来的少女，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酗酒狂，变成了他既可怜但又不断施以威胁恐吓的女人”。在卡佛的笔下，迈尔斯责问自己，为什么要大老远来看这个自己怨恨的人。他不想去握自己敌人的手，也不想去拍他的肩膀。他决定在自己的软座包厢里坐着不动，等车再次开动的时候，他就在去巴黎的路上了。

他紧张地看着窗外，生怕儿子会出现在站台上看见他。汽笛响起来，火车驶出斯特拉斯堡站的时候，他紧紧地咬住自己的牙齿。没过一会儿，车又停了下来，脚下面什么东西吱吱扭扭地响。他知道火车正在这里重新装配车厢，他走出包厢，再次走进二等车厢，想找人问问到底这趟车是不是开向巴黎，但又问不出口。当火车再次启动的时候，迈尔斯走回来，却找不到自己的包厢了。他不知道自己下一站会到哪里。陌生的旅客正微笑地招呼他坐下来，他已经很累了，他一直等待的睡意终于来了。

五月底，卡佛和女友坐火车去找文斯。当火车驶进斯特拉斯堡的时候，卡佛是否也像迈尔斯一样觉得自己的欧洲之行有些冒失愚蠢呢？他是否也想起了那个男孩曾带给他的痛苦？他想去握自己敌人的手吗？“我给了你这条命，也能再把它给收回来！”——迈尔斯对儿子喊的这句话也曾出现在卡佛一九八。年春发表的另一篇小说《大家都去哪了？》里父亲的嘴里，这样反复出现的细节恐怕也源于他自己的生活，不仅仅是凭空虚构吧。在这篇小说还有《软座包厢》和《火》里，儿子在卡佛的笔下一直是种阴暗的存在。从威尼斯到斯特拉斯堡，坐在自己的包厢里，卡佛有很多的时间回忆过去，回到自己被孩子们“繁重而有害的负面影响”吞噬掉的青春。卡佛不是个健忘的人，很多时候，他也并不宽容。

卡佛死后出版的诗集《通往瀑布的新路》里有一首不知何时写的，生前也没有发表过的短诗，叫《关于我儿子的一张老照片》。在这首诗里，老卡佛说照片里儿子自鸣得意的笑是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的神情，儿子的笑像“硫酸一样在他的记忆里腐蚀燃烧”。“我想忘了照片里那个小子——那个浑球，那个恶霸！”

与迈尔斯不同，卡佛在斯特拉斯堡站下了火车，见到了来接站的儿子。他们在城里走马观花，然后又去巴黎玩了两天，一起参观美术馆、荣军院，坐在路边的咖啡厅里看街头的杂耍。卡佛没有详细写过他和儿子在欧洲的聚会。他只在一首题为《问他》的诗里，提起他和儿子在阳光明媚的一天参观巴黎的蒙帕纳斯公墓。在这首诗里，卡佛寻找着莫泊桑、萨特、龚古尔兄弟、波德莱尔的安息之所，而儿子只是不情愿的旅伴，嘲讽地说：“这可真是个在巴黎度过一天的好办法！”卡佛酸溜溜地说儿子和守墓人成了好朋友，一起用他听不懂的法语聊天开玩笑，倒把他冷落在了一边。

与小说中丢了手表，没有东西可以给儿子的迈尔斯不同，卡佛不仅在儿子上飞机去法国前就把自己的手表给了他，回美国前又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文斯夏天想留在欧洲学习和旅行，但没钱。

六月二十二日，卡佛在信里写道，自己终于接到了文斯的来信，从老卡佛的信里看，小卡佛的来信是为了返回美国的行程要钱。他说：“我没想到你还需要这么多钱。我现在也没有那么多钱。”卡佛解释说，上个月他刚刚查了自己的银行账户，总共有六千美元。去年的联邦税和纽约州州税，他还没报，现在得缴税。而且他正在打官司，得给律师钱，还得给别人钱，而且以后一直都得给那个人钱。他没跟儿子说的是，那个人就是文斯的妈妈，他们正在打离婚。大学暑期没有工资，不过，他告诉儿子，自己还能从别处挣点儿钱。“七月中我口袋里应该能有点儿钱了，到时候我汇给你，七月中，不会再晚了。你没说你的旅行需要多少钱，我也不敢问，但我会给你七百美元，希望那就够了吧。”

信不长，信纸背面有三分之二都是空白，上面满是蓝色的笔写下的各种数字，列了很多加减竖式。卡佛的签名“爸爸”是黑色的。不知道这些数字是卡佛自己算的账，还是文斯接到信后写上去的。

七月十九日，老卡佛写信告诉儿子，他如期给儿子汇了钱。不过不是七百美元，而是六百五十美元。“我只能找到这么多钱了，而且我能有这些钱都很幸运。九月份开学教书以前我没有工资收入。我的存款也不多了。”他得给文斯的姐姐钱，给文斯妈妈钱，还得给自己母亲钱。更重要的是，他告诉儿子，他正和儿子的妈妈打离婚。“现在的情况很令人沮丧，谁都没有钱，我没有，你妈妈也没有，我不知道事情会朝什么方向进展。有可能要坏事，我是说变得更糟。而且不仅仅是钱的事，我可不是光说钱的事。”

从意气扬扬的第一封信读到这里，就像在读卡佛的一篇小说，旋律的突然变调出人意料，但又让人觉得早有伏笔。七月十九日这封信的最后，卡佛说自己很抱歉不能给儿子写封“更高兴点儿、更积极点儿、或对什么事更樂观点儿”的信。“抱歉”的英文“sorry”多写了个r，成了sorrry，不知是忙乱中的笔误，还是有意为之。

（《大教堂》，雷蒙德·卡佛著，肖铁译，译林出版社二00九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