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天笑诗论：叶赛宁式抒情理想的南方表达

江雪

内容摘要：向天笑从事诗歌写作近三十余年，迄今已出版12部诗集。他的诗歌作品整体特征趋近于一个主观而理想的诗歌征象：“叶赛宁式诗歌理想的南方表达”。我们理解的“保守主义诗学”倾向，依然具有隶属于现代性抒情特质的温和与质朴，传统与留守，它潜意识地回避时代的先锋意识与开放精神，而追求汉诗传统的另一极：质朴、温柔与敦厚。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诗人向天笑的诗歌，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何固执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保守主义抒情诗风，而不妥协，三十余年的诗歌创作历程与面貌即是例证。向天笑的诗歌创作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保守主义诗学立场、旧式中国乡愁与浪漫主义情怀。

关键词：向天笑 叶赛宁 保守主义诗学 抒情理想 亡灵写作 乡村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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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笑，是我在九十年初结识的本土重要诗人。他是湖北代表诗人之一，也是国内创作爱情诗、乡土诗与散文诗的代表诗人之一。1963年11月，向天笑出生于湖北大冶还地桥镇。祖上过去是地主，解放后家道突然中落。诗人永远忘不了童年的辛酸记忆，年幼的他常会站在村口，望着祖母提着一盏破旧的带玻璃罩的煤油灯回家。童年对一位诗人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就是一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古井，诗人一生苦难诗意的源泉。所有诗人幼年经历的饥饿、贫寒与苦难之记忆，以及成人世界的斗争、荒诞、玩笑与残酷之记忆，成为诗人一生审视时代与社会的参照物，惟有还原幼年的记忆与经验，更能觅见人类不断失却的人性“幽暗之光”。

诗人向天笑读初中时开始写诗，在财校读书时开始发表习作。1985年3月，处女作发表在《长江文艺》杂志上，至今已出版十二部诗集和两部散文诗集。向天笑本质上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抒情主义者。几十年来，他一直固执地葆守着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东西方诗歌的现代抒情特质。正如他自己所袒露喜欢的诗人那样，他的诗歌一方面具有惠特曼、叶芝、叶赛宁、拜伦、雪莱、济慈等外国诗人的浪漫主义及印象主义的抒情特质，另一方面他的诗歌又传承和践行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抒情传统与时代性乡土抒情意识。甚至，我认为在现代抒情的层面上来思考和分析向天笑的诗歌，他是一位诚实而罕见的诗学“保守主义者”。从哲学层面上来分析与创设，我想提出一种在中国当代诗界大面积存在的诗学：“保守主义诗学”。保守主义诗学，并非是一种落后的诗学思想，它是一种建立在汉语诗教传统基础上的具有现代性的传统诗学，甚至这种诗学的部分传统基因要追溯到先秦时代，诗经时代。“保守主义诗学”更加真实地接近我们的诗学传统，无论东西文化背景，保守主义诗学的阅读视野更加广阔。“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一起构成人类的三大思潮，它的本质是文明与永恒，而不是激进与先知。在今天，当我们重新谈论“保守”与“先锋”时，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历史总是在不断轮回中向前递进，向后眺望：一夜之间，“保守意识”可以变为“先锋意识”;一个时代的“先锋意识”也可以落幕或沉潜为“保守意识”。因此在这里，我们理解的“保守主义诗学”倾向，依然具有隶属于现代性抒情特质的温和与质朴，传统与留守，它潜意识地回避了时代的先锋意识与开放精神，而追求汉诗传统的另一极：质朴、温柔与敦厚。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诗人向天笑的诗歌，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为何固执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坚守自己的保守主义抒情诗风，而不妥协，而他三十余年的诗歌创作面貌即是一个例证。在我看来，向天笑的诗歌创作整体的诗学面貌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保守主义诗学立场、旧式中国乡愁与浪漫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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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惠特曼和叶赛宁是对向天笑早期写作影响较为深远的两位外国诗人，而中国当代诗人中对他影响较大的则有欧阳江河、舒婷等。通过长期对向天笑的诗歌精神的内核性观察，让我时常想起俄罗斯田园派诗人叶赛宁（1895—1925）。我这样表述，并非是说诗人向天笑的诗歌达到了叶赛宁的诗学高度，而只是从比较诗学的角度进行类比和分析，一个中国抒情诗人的精神历程，以及试图追问他的诗歌中“现代性”抒情源头。人们常常提及的“叶赛宁气质”，正隐含了诗学上的保守主义特征;但是，这个定义并不影响“叶赛宁气质”的诗人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与地位，相反叶赛宁式的“保守主义诗学”甚至有可能在未来某个时期，像“保守主义哲学”一样重新抬头。在我看来，诗人向天笑的诗歌写作明显受到了叶赛宁的影响，而且这种来自青年时期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而在我看来，除了惠特曼之外，他提及的其他外国诗人对他的影响远没有叶赛宁的影响大，甚至熟悉他的诗人朋友也很难发现他与叶赛宁之间有着一种亲切而隐秘的诗学“师承关系”，包括诗人彼此的人生历程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1895年10月3日，叶赛宁出生于俄罗斯梁赞省的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教会师范学校毕业，并在学校期间开始写诗，同年赴莫斯科找工作，当过店员、印刷厂校对员，同时兼修一所平民大学的课程，积极参与文学活动。1915年，叶赛宁去彼得堡，结识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等诗人与作家，并拜见著名诗人勃洛克、克留耶夫等。1916年初，第一本诗集《亡灵节》出版，同年应征入伍。一年后，叶赛宁退役并结婚。当时，俄罗斯正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诗人受到时代精神的感召和影响，写下了《约旦河的鸽子》《乐土》《变容节》《天上的鼓手》等重要诗作，抒发个人对革命的感受。1919年，叶赛宁加入意象派并成为中心人物，写出《四旬祭》《一个流氓的自由》，但是两年后他对意象派又产生了怀疑，而又离开意象派。1921年，叶赛宁偶然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舞蹈家邓肯夫人相识相恋，然后结婚，并和邓肯一起出游西欧和美国。1923年诗人叶赛宁与邓肯离异，回国，并发表文章批判美国的生活方式。1925年9月，叶赛宁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结婚，11月住院治疗精神病，12月28日在安格列杰尔旅馆离世。早期认为他是自杀，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俄罗斯更多的学者进行近一个世纪的调查研究并发现，叶赛宁并非自杀，而是生前最后几日遭受政治势力的迫害，殴打致死。

向天笑像叶赛宁一样，也是青年时期开始写作。向天笑读的是财校，后来也进修中文专科与法律本科。向天笑在黄石财校读书期间开始写乡土诗和爱情诗，并且创办《江帆诗报》，负责学校文学社的活动，还参与编辑文学社的刊物《雏鹰》。向天笑在最近出版的诗集《向天笑诗选》后记中一段文字引起我的关注：“亡灵式的写作是最真诚的写作！写诗的时候，要做到不是自己本人在写，而是自己的亡灵在写。有灵感的时候不要等到明天，说不定今晚我们就离去了，把每一首诗都当成最后一首诗来写吧！我们死了，我们留下的诗还活着，还有亡灵陪伴着，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重新歌唱。”这段诗学立场表达，让我震惊。它是向天笑一次诗歌精神的自我觉醒与瞻望。他试图通过在当下的诗歌现场写作的努力，而重塑“自我”，重新构建与自己期待并埋伏以久的诗学愿景及精神展望。在我看来，这是向天笑第一次果敢地公开表达他的诗观，仅从诗人的赤诚与诗思角度，值得肯定与赞许。也正是这段重要的诗观呈现，让我再次想起叶赛宁和向天笑之间隐秘的诗学关系。向天笑的这一段诗学表述，提及到“亡灵式写作”这个对于向天笑而言十分重要的诗学概念，正是这个概念让我怀着极大的热情重新阅读和洞察向天笑的诗歌。的确，我发现向天笑创作了大量与“亡灵意识”有关的诗歌，比如长诗《怀父帖》，短诗《墓地》《凿碑者》《守灵者》《送葬》《火葬》《悬棺》等上百首关涉“死亡”与“亡灵”的诗歌。“亡灵写作”，隐藏着古今中外历代诗人的赤子之心，向死而生之心。向天笑的“亡灵写作”理念，正与叶赛宁的诗歌写作理念有着隐秘关联。叶赛宁是俄罗斯公认的田园派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浪漫抒情诗人。1915年，叶赛宁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就叫《亡靈节》。叶赛宁同样创作了众多具有“亡灵意识”的重要诗作，比如长诗《黑影人》、《四旬祭》，以及短诗《致亡人》《在墓旁》《自杀者的自白》《正在消逝的罗斯》等。正是通过这种类比，我才发现诗人向天笑受到叶赛宁的影响远大于他在访谈中提及的其他外国诗人。

叶赛宁的乡村诗、爱情诗，均深深地影响了向天笑的诗歌写作。叶赛宁写过一首流传甚广的名诗《我是乡村最后一位诗人》。叶赛宁的这首名诗，仿佛就是诗人向天笑的自我写照。向天笑在八九十年代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从乡土诗和爱情诗起步的。那个年代，他阅读较多的外国诗歌是来自俄罗斯、英国、英格兰和美国的那一批二十世纪具有古典与浪漫倾向的现代诗人，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叶赛宁就是其中之一。我在想，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向天笑为何没有选择与叶赛宁同时代的俄罗斯诗人勃洛克、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作为他的重要阅读对象和诗学参照，而选择了叶赛宁，这从很大的程度上与向天笑自身的人生经历与阅读视野有一定的关系。另一个重要原因，“叶赛宁气质”深深吸引并影响了他，并且我认为向天笑有意识地追求叶赛宁式“抒情之路”，作为毕生追求并持之以恒的抒情理想。那什么是“叶赛宁气质”呢？叶赛宁一生短暂，但经历了四次婚姻，1925年12月26月自杀于列宁格勒安格莱特宾馆。现在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叶赛宁之死”是一个谜。叶赛宁死后，很快受到猛烈批判，有批评家站出来批判叶赛宁，批判者歪曲地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叶赛宁习气”，把“叶赛宁习气”描述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风流习气”、“悲观主义”与“颓废主义”等的混合体，而蓄意地忽视叶赛宁作为“俄罗斯杰出的田园诗人”的形象，忽视叶赛宁抒情意识中的俄罗斯民族时代性整体面貌——自由与奔放、真诚与勇敢、浪漫与理性、方言与俚语，以及诗人所描述的俄罗斯乡村挽歌，而这些在叶赛宁诗歌中竭力呈现出来的最为可贵的品质，她正是“叶赛宁气质”的重要诗学特征。正因为如此，导致叶赛宁的诗歌被打入冷宫，在前苏联遭禁20余年。尽管后来有托洛茨基、卢纳察尔斯基等人为之辩护，但是仍然难以改变当时舆论批判浪潮的主方向。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叶赛宁的诗歌作品才开始解禁，人们重新认识叶赛宁诗歌的伟大性。俄罗斯杰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说，他从叶赛宁的诗行里闻到了“俄罗斯田野泥土的芳香”;同样，俄罗斯诗人多里佐说：“我不能设想我的青年时代可以没有叶赛宁，正如不能设想俄罗斯可以没有白桦一样”。事实上，同样作为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和多里佐如此称赞叶赛宁的诗歌，即是对“叶赛宁气质”公正诚实的肯定。同样作为一名俄罗斯田园派诗人，甚至他就是一位“罗斯”式的农民诗人，他被公认为是俄罗斯19世纪“柯尔卓夫传统”的继承者。我之所以详尽地阐述“叶赛宁气质”，正是有助于本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向天笑对叶赛宁的无限热爱和追随。“叶赛宁气质”中的部分特征（真诚、浪漫与热情）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向天笑的诗歌创作和他的诗歌质地，甚至包括外在的浪漫气质，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美国诗人艾略特说：“诗人，任何艺术的艺术家谁也不能单独的具有它完全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以及我们对他的鉴赏，就是鉴赏对他和已故诗人以及艺术家的关系”，鉴于这种诗学的隐秘传承，向天笑也不例外。向天笑于2018年创作的长诗《怀父帖》是他个人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作品，而这部作品正是深深烙有“叶赛宁气质”的印迹。叶赛宁后期诗歌出现重大转变，他的乡村诗歌风格从早期的“明亮与质朴”走向“颓败与落寞”，诗人用一种罕见的真诚写出了俄罗斯大地的现状，同时也道出了自己对城市现代文明对乡村文明的侵蚀的忧思与对抗。而向天笑的《怀父帖》看似记录的是诗人怀念自己的父亲的点点心迹与亲情，以及沉沉回忆，而这首长诗从另一个侧面道出了诗人心中的乡愁与中国式的乡村挽歌：美丽与哀愁，疼痛与忧伤，往事与回忆，苦难与幸福，颓败与希望，家国与故园，浸染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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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向天笑写过大量的散文诗和十四行诗，题材包括爱情的，乡土的，抒情的。他的散文诗显然是受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纪伯伦的影响，他的十四行诗显然是受到英国诗人莎士比亚、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影响，而将这种诗歌体裁发挥到极致，而成为当代中国诗人中抒写十四行诗较多的一位诗人。十四行诗，又译为“商籁体”。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产生的一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多以歌頌爱情与人文思想为主。最初流行于意大利，彼特拉克的创作使其臻于完美，故又称为“彼特拉克体”，传遍欧洲后更加盛行。向天笑运用十四行诗体裁写过大量的爱情诗和乡土诗，包括其它题材的抒情诗。《望乡》即是他的十四行诗代表作品，也是他乡土诗中的代表作品。向天笑的乡土诗是朴素的，也是真诚的，这种真诚与朴素正是来自于诗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对故乡热土的眷恋与深情。《种草》是一首感人的乡土诗，一首有生气的方言诗。叶赛宁当年也喜欢运用方言和俚语写诗，正是因为早期曾经受到了他的前辈诗人克留耶夫的影响，后来才转向意象派。诗人写得朴素而真实，写出了诗人的父亲对故土的忠诚与热恋，写出了一个世代农耕之子对于土地的敬畏之心，同时也道出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博弈与落差，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困境与失落。时代的变迁正在改变着农民的命运，改变着土地的命运，而农民并非，土地真正的的主宰者，但是诗人的父亲却可以在自己的责任田上支配那一小块土地的命运与未来：为子孙后代多种庄稼，而不想为城里人种草皮;而诗人的父亲朴素而率性的坚守，让我想到了“麦田守望者”的形象，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如果都像诗人的父亲一样，成为“土地的守望者”。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之乡土中国，更多的是美丽，而不是悲愁。当然，这只是一种假想与梦想，魔幻的现实主义正在改变和摧残着我们的家园，随之而来的乡愁与疼痛像洪水一样涌上心头，成为游子魂牵梦绕的关切，因为土地与山水是我们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最为重要的生命本源。事实上，向天笑在《土地》一诗中已经袒露出他对城乡发展所带来的时代困局与本土影响，表达了一位从乡村走出来的诗人对待土地的最为朴素而珍贵的情感与立场。

向天笑创作了大量有关父亲和母亲的诗歌，很多诗歌已经成为他个人的经典性作品，比如《怀父帖》《送父亲回家》《等待母亲落气》等，这些作品感人肺腑，心生疼痛。诗人对父亲和母亲的情感十分细腻而超出常人，这种细腻时常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体现。诗人的父母均已过世，老家还有二弟在务农，妹妹和小弟在城里打工，诗人一直对他们心怀愧疚，没有能力照顾好他们。向天笑告诉我，他的父亲对他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父亲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坚韧善良，让诗人敬佩一生。诗人在鄂州泽林读高中时，父亲常常摸黑走几十里路去给他的儿子送米、送菜，然后又摸黑走回去，连水都不顾不上喝一口。诗人的父亲从不怨天尤人，总是宽容待人，父亲经常告诫他，人的一生不要指望别人，要靠自己的努力生活。向天笑说：“我的长诗代表作《怀父帖》正是父亲赐予我的，他的离去成就了我的代表作，他是我一生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首《母亲的声音》读来，同样让人不禁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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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笑从事诗歌写作近三十余年，迄今已出版12部诗集，其中有两部散文诗集。向天笑的散文诗、乡土诗与爱情诗在内，诗歌作品整体特征更加趋近于一个主观而理想的诗歌征象：“叶赛宁式诗歌理想的南方表达”。向天笑对家乡与亲人的热爱，超乎常人，这一点他写给故乡与亲人的数百首诗歌可以为证，这些诗歌围绕的主题是多向度的，向天笑的抒情诗、城市诗、亲情诗与乡土诗的抒情共性关键词是：苦难、饥饿与死亡;爱情与忧伤。这五个关键词基本可以概括向天笑诗歌的抒情征象的外延，而这种“征象的外延”又与叶赛宁式的诗歌理想，是多么的相似！

向天笑在访谈录中记述了很多悲伤而深情的回忆。他回忆奶奶在文革遭受的屈辱，回忆奶奶的自杀;回忆与表姐之间的感情，以及表姐的死;回忆姨娘的死，外婆的死，父母的死。诗人不无哀伤地写道：“死亡，就这样牢牢地进入了我生命的深处，像阴影，更像伤痕，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烙印。死亡与生存成为一对让我对生命产生敬畏的词语”。因此，他又说，“只有孤独，善于孤独，才是一个诗人的应有的生命烙印”。诗人向天笑为何一生追求淳朴、真诚的诗风？这种固执的写作态度，与他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他在近期的访谈录中谈到的叶赛宁式的“亡灵写作”，仍然是他个人对诗歌写作的另一种思考与表达，也正是亲人的生死与变故、故乡的变迁与颓败，以及对叶赛宁、惠特曼、泰戈尔等诗人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亲近与认同，促使诗人一方面坚持自己的诗歌倾诉方式;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修正与调整新世纪以来诗歌抒情主体方向。长诗《怀父帖》、《磁湖》、《长满嘴的梁子湖》、《盆景》等，就是近十年来向天笑诗歌创作所取得的重要收获，也正是这一批有份量的诗歌作品，让我们意识到诗人“重塑自我”的诗学自觉，也是对自己过去三十余年诗歌写作的一个自我反思与纠偏：“现在，让它恢复本来的面目/像借根还魂一样/从矮小里看出伟岸/从细微里看出大象/从弯曲里发现独特的美”（摘自长诗《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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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是向天笑诗歌写作的一个转折点;十年后的2013年，又是一个转折点。2012年的10月，向天笑出版的第二部散文诗集《悬崖上的花朵》，标题似乎也意味深长，其中大量诗作耐人寻味，我同样与柯尊解老师陷入诸多诗歌文本的困惑之中。2013年8月22日，向天笑的父亲病逝，父亲的离去对诗人打击是很大的，影响深远，从此而改变了他的诗风与诗观。柯老师在他对向天笑的长篇诗评中解读了向天笑2002年的30首诗作，文中出现了几组关键词：“衰老”与“死亡”、“突围”与“尝试”、“阴霾”与“呐喊”，我深有认同感，且十分钦佩柯老师独特而深刻的诗歌体察，这显然与他的人生阅历有关，与他对诗人向天笑的熟悉程度有关。近期，向天笑在访谈中进一步回答了涉及以上两个年份的创作隐情。2002年，正是他虚岁四十岁，刚刚步入不惑之年。2013年，转眼又到了五十岁，所谓知天命之年。诗人说，他的人生开始进入一个高峰，正是五十岁那一年。父亲的病逝，让他一下子成熟了很多，诗歌也似乎成熟起来，变得更自由了，他想让诗歌更纯粹一些，干净一些。向天笑一直在努力着改变自己的写作，一首短诗《墓地》让我看到向天笑写作上的重要突破：

蝴蝶的翅膀牵引我抵达黄昏的墓地

夕阳巨大，沉寂巨空，飞翔的声音巨响

我屏住自己的呼吸，生怕弄出一点动静

让住在墓地的父母听到，为我哭泣

——《墓地》（2016）

《墓地》是哀悼之詩，怀想之诗，觉醒之诗。短短四行，却盛满诗人对人生的领悟，对生死的领悟，对父母的深情。《墓地》更重要的意义，反映诗人的写作开始走向另一种“极简而开阔”的诗学境地。“诗性自觉”，正是诗人三十余年诗歌人生的另种觉醒，它像一束光，正照耀着诗人沉潜、睿智的下半生。向天笑从叶赛宁诗歌中继承并作变异的“亡灵式写作”，可以视为向天笑迈入中年写作时期最重要的“诗性自觉”;同时，也是“诗性”与“人性”结合的典范写作方式，《墓地》即是这种典范写作的呈现。近年来，向天笑的诗歌大量呈现“哀悼意识”，正是亡灵式写作的重要诗学特征。作为他的读者，应重视向天笑诗歌写作的重大变化与他的亲人相继亡故以及个人遭际之间的关系。他在与友人的日常谈话中经常会谈论生死话题，即可视为诗人参悟生死的从容之态。向天笑的诗风之变，不禁让我想起哲学家帕斯卡论及死亡的一句名言：“活着的人在他们的同胞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样，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加缪在自己的作品中经常涉及“死亡意识”，他的《局外人》开篇第一句话便是“今天，母亲死了”。同样，他在1947年出版的《鼠疫》中同样大量书写“疾病与死亡”，写到了公墓、火葬场等与死亡相关的器物与场景;《局外人》与《鼠疫》的开篇与结局均笼罩于死亡的阴霾之中，加缪早期一部未完成的小说，更是直接取名为《快乐的死》。而向天笑在他的诗歌中同样大量书写到与死亡相关的器物与场景，向天笑近年的诗歌创作主题就涉及到“亡灵”叙事，诗歌中涉及到“公墓”、“墓地”、“火葬场”，写到了“凿碑者”和“落气中的母亲”，甚至直接以“送葬”、“火葬”、“悬棺”等关键词作为诗歌标题。这种自觉的“亡灵式写作”和“哀悼意识”的觉醒与坚持，在向天笑的诗歌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是诗学经验的重大转弯与进步，也是向天笑个体诗学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长诗《怀父帖》更是集中地呈现了诗人的“亡灵式写作”与“哀悼意识”的重要诗学特征，诗人在长诗中哀伤而细密地描绘出一副伟大父亲的“面孔”。这副“面孔”浸润着时代的历史与伦理，是记忆的书写与追怀，更是情感的影像与珍藏。因而诗人笔下的这副“父亲的面孔”，汇聚生老病死的面孔，具有共通性，会让诗歌的读者产生冥想：诗人的父亲，乡土的父亲，依然是中国旧式的农耕时代的父亲。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石市艺术创作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