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学视角下农村秸秆焚烧的原因与对策

张瀚罡

摘要：为探讨“生活环境主义”范式下农村秸秆焚烧现象的原因及对策，选取山东某村庄作为研究现场，根据调查问卷数据，通过SPSSl9分析软件对农村秸秆焚烧现象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在研究的假设为：秸秆作为燃料利用率低、秸秆作为饲料利用率低、农民环境保护意识低。根据分析结果，第一个假设和第二个假设被证实，第三个假设被证伪。最后，提出了解决秸秆焚烧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秸秆焚烧;生活环境主义;环境社会学;农村

中图分类号：X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9）20-0113-04

1研究问题和假设

我国当前的自然环境问题形势严峻，各种环境问题频发，其中，雾霾等空气环境问题频频困扰着人们。导致雾霾天气的原因有很多，汽车尾气、工厂排放的废气都是原因之一，然而，秸秆焚烧导致的空气污染问题却常被忽视。在农村地区，焚烧秸秆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环境科学研究表明，秸秆焚烧与空气污染呈正相关关系，秸秆焚烧现象的增多加剧了空气污染，因此，不能不关注农村地区的秸秆焚烧现象。那么，农村秸秆焚烧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是什么？进而尝试从环境社会学生活环境主义角度探讨解决秸秆焚烧问题的措施。

本研究假设秸秆焚烧现象是由社会和文化问题导致的。

首先，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逐渐相近，农村中秸秆作为燃料的观念逐渐淡化。农村煤气、电力的普及，使得农民摒弃了传统的秸秆燃料，转而使用更加方便快捷的方式。使用煤气、电力看似减少了燃烧秸秆带来的空气污染，但农民将田野中大量无用秸秆“付之一炬”，空气污染问题更加严重。一到春耕季、秋收季，田野中“狼烟四起”，导致空气质量急剧恶化。

其次，随着机械化耕作方式普及，单独饲养耕牛的农民减少，对秸秆这一有机饲料的需求减少。

最后，农民对“秸秆焚烧造成空气污染”的意识低。广大农民认为焚烧秸秆不会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

2文献综述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四大公害”问题引起了世人的强烈关注。这里所说的四大公害是指“水俣病（1956年）”、“新泻水俣病（1964年）”、“四日市哮喘病（1960～1970年）”、“痛痛病（1955～1972年）”。为了治理四大公害和其他公害，日本政府尝试执行了种种对策，然而，遗憾的是，公害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

为了解决公害问题，有许多社会学者从事环境问题研究。当时从事于环境问题的相关调查和理论钻研的社会学者，主要有以下3个团队。第一个团队，是受福武直的影响，最早着手水俣等公害问题研究的饭岛伸子。第二个团队，是船桥晴俊、长谷川公一等学者以社会运动论为理论基轴开展的反公害运动研究。第三个团队，即基于批判地域开发所带来的自然环境破坏而提炼发展起来的鸟越皓之、嘉田由纪子团队。现在，日本环境社会学能够共享的研究模式有4个，其中之一即“生活环境主义”，它比较适合分析考察自然环境的破坏问题。生活环境主义是从20世纪80年代琵琶湖综合开发的纷争现场，即琵琶湖畔的农村社区开展集中性社会调查中诞生的。当时关于治理环境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自然环境主义”，另一种是“近代技术主义”。围绕这一争议，社会学家对琵琶湖周边的社区开展了集中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都偏向于一种更为实际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介于“自然环境主义”与“近代技术主义”两者之间，即生活环境主义。生活环境主义是站在生活者立场上看问题，通过尊重和挖掘并激活当地生活者的智慧来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既能从生活的角度“安抚”自然，又能使其成果得到反馈，用来改善并丰富当地人的生活的一种方法。另外，生活环境主义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其思想体系受到了中国、韩国以及日本传统的思想、科学方法论的影响。

既然生活环境主义思想体系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那么，在中国就拥有运用生活环境主义的文化语境。那么，当下有没有运用生活环境主义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研究？首先是高新宇等人的《农村秸秆焚烧现象的环境社会学阐释》，这篇研究阐释了农村秸秆焚烧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与政府禁烧政策的失灵，并借鉴日本环境社会学“生活环境主义”视角理解传统时期村庄生活者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只是侧重分析农村焚烧秸秆的原因，而没有用生活环境主义解决农村焚烧秸秆的问题，而且生活环境主义与此研究的结合度不大，没有很好地阐释生活环境主义，有些“为了提及生活环境主义而提及生活环境主义”之嫌。另外一项研究是张曦兮的城郊环境污染问题的环境社会学阐释，此项研究以青岛市李沧区九水东路为研究现场，主张运用“受益圈·受害圈”、“社会两难论”等环境社会学分析模式，分析青岛城郊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主张从“生活环境主义”理论视角人手，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相比于上述研究，此项研究较为清晰，不仅仅是分析污染问题成因，而且将环境社会学的分析范式嵌入其中，通过环境社会学理论分析污染问题的成因，并很好地利用“生活环境主义”提出了解决策略。但解决策略过于空泛，只提到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并没有给出具体可行的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措施。

3研究设计

3.1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山东省H村庄作为抽样框，共发放80份调查问卷，剔除2份无效问卷，收回有效问卷共78份。H村地处镇驻地，交通方便，生活便捷，共有101户居民，常驻人口321人，拥有耕地1900余亩，以平原为主，日常耕作机械化水平高，主要种植小麦、玉米、花生、大豆、桑树等，收入来源以种植业、桑蚕为主。

3.2变量测量

主要根据研究设计中的三个假设进行测量：秸稈作为燃料被利用率低、秸秆作为饲料被利用率低、农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烈。所以着重测量燃料利用率、饲料利用率、农民环境保护意识。

3.3资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l9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别对单变量、双变量进行描述，其中，对单变量进行频数分析和单一样本T检验，对双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列联表分析、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

3.4样本分布

本研究的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4研究发现

4.1单变量描述

4.1.1频数分析

针对第一个研究假设，秸秆作为燃料利用率低，对操作化后的两个问题进行频数分析。一是对“是否将秸秆卖到收储点”进行频数分析，发现回答“否”的占比62.8%;二是对“秸秆是否自用”进行频数分析，发现回答“否”的占比76.9%。由此可见，第一个研究假设是成立的，秸秆作为燃料的利用率低。

针对第二个研究假设，秸秆作为饲料利用率低，对操作化后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两户饲养耕牛、两户饲养猪、三户养羊。饲养牲畜的农民极少，导致了饲料需求不是很大，秸秆作为饲料利用率低。由此可见，第二个研究假设也是成立的。

针对第三个假设，农民环境保护意识低，对操作化后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农民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了解程度比较高，有一人未回答此题，但不影响分析。将“较了解”和“非常了解”合并为“了解”，有52.6%的人表示了解。将“非常不了解”和“不了解”合并为“不了解”，则有7.7%的人对此不了解（表2）;另外，对秸秆利用价值的了解程度也比较高，将“较了解”和“非常了解”合并为“了解”，也有52.6%的人表示了解，只有16.7%的人表示不了解（表3）;关于焚烧秸秆对哪些方面产生危害，78.2%的人认为对交通有危害，89.7%的人认为对人身健康有危害，80.8%的人认为对耕地有危害，82.1%的人认为对空气有危害。由此可见，以上3个问题表明农民对焚烧秸秆的危害程度有较多了解，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比较高，第三个研究假设并不能成立。

4.1.2单一样本的T检验

针对调查问卷中第12题，今年是否就地焚烧秸秆的问题，进行单一样本T检验。对答案“是”赋值1、“否”赋值2，检验值是1，结果表明P值为O，小于0.05，说明被调查者今年不会就地焚烧秸秆。t=9.3，落在拒绝域内，拒绝原假设（今年焚烧秸秆），接受备择假设（今年不焚烧秸秆），也说明被调查者今年不会就地焚烧秸秆。

4.2双变量描述

4.2.1相关分析

表5数据反映了村里是否宣传过秸秆还田对农民是否就地焚烧秸秆这种环境行为的相关水平，有10人未回答，P值为0.002，小于0.05，表明宣传秸秆还田政策与农民是否就地焚烧秸秆呈相关关系。选择“村里宣传过秸秆还田”的人中，96.36%的人不会就地焚烧秸秆，由此可见，宣传秸秆还田会降低农民焚烧秸秆行为。所以，如果想解决农民焚烧秸秆的行为，可以考虑从秸秆还田政策宣传方面着手解决。

表6数据反映了村里是否罚钱对农民是否就地焚烧秸秆这种环境行为的相关水平，有10人未回答，P值为0.145，小于0.05，表明对焚烧秸秆行为罚钱与农民是否就地焚烧秸秆呈不相关关系，即村里罚不罚钱不影响农民是否就地焚烧秸秆。选择“村里对焚烧秸秆罚钱”的人中，所有人都不会选择就地焚烧秸秆，而选择“村里对焚烧秸秆没有罚钱”的人中，94.12%的人选择不会就地焚烧秸秆。由此可见，对焚烧秸秆罚钱不会影响农民焚烧秸秆行为。所以，从对焚烧秸秆行为罚钱方面不会解决农民焚烧秸秆的行为。

以上两方面分析可以看作是与假设一（秸秆作为燃料利用率低）相关的，前面已证实假设一，在此前提下，才导致了农村焚烧秸秆的现象。如果想解决此类现象，从上述两方面分析得到的启发是：可以从相关秸秆处理政策方面著手解决，比如在村里宣传秸秆还田政策，但焚烧秸秆罚钱政策则不奏效。

4.2.2列联表分析

表7数据反映了党员与非党员对秸秆焚烧危害性了解程度的相关水平，有一人未回答，P值为0.913，大于0.05，表明党员与否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了解程度呈不相关关系。党员中有50%了解焚烧秸秆危害性，非党员中有54.10%了解焚烧秸秆危害性，这说明，没有因为是党员身份就更加了解其危害性，也没有因为是非党员身份就完全不了解其危害性。所以，在考虑解决焚烧秸秆行为的对策时，可以不用考虑政治面貌这一因素。

表8数据反映了村干部与非村干部对秸秆焚烧危害性了解程度的相关水平，有一人未回答，P值为0.238，大于0.05，表明村干部与否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了解程度呈不相关关系。村干部中有37.50%了解焚烧秸秆危害性，非村干部中有55.07%了解焚烧秸秆危害性，这说明，没有因为是村干部就更加了解其危害性，也没有因为不是村干部就完全不了解其危害性。所以，在考虑解决焚烧秸秆的行为时，可以不用考虑村干部与否这一因素。

以上两方面分析可以看作是与假设三（农民环境保护意识低）相关的，前面已证实假设三不成立，即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比较高。从上述分析中，确实能发现农民环境保护意识比较高，和党员与否、村干部与否的身份都没关系，所以，在考虑解决秸秆焚烧行为的对策时，不必考虑提高农民环保意识这一因素。

4.2.3卡方检验

通过表7和表8的样本分析得知，党员与否、村干部与否与对焚烧秸秆的危害性了解程度不相关，那么这一关系在总体中是否存在。根据对上述两问题的卡方分析，得知表7的卡方值为2.280，P值为0.684，大于0.05，所以，党员与否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了解程度呈不相关关系在总体中不存在，不能由样本关系推断到总体;表8的卡方值为10.560，P值为0.032，小于0.05，所以，村干部与否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了解程度呈不相关关系在总体中存在，能够由样本关系推断到总体，即在整个村庄的人当中，村干部与否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了解程度呈不相关关系。

4.2.4独立样本的T检验

表9数据反映了不同性别对秸秆焚烧危害性的了解程度是否存在差异，P值为0.008，小于0.05，表明男性与女性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了解程度存在差异。组内统计量显示，男性的均值为4.03，标准差为1.067，女性的均值为3.09，标准差为1.044，这说明，男性的了解程度高于女性的了解程度。所以，在考虑解决秸秆焚烧行为的对策时，可以考虑提高女性对焚烧秸秆危害性的了解程度，以此减少焚烧行为。

5结论与讨论

5.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笔者的调查数据对农村秸秆焚烧现象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与探讨。下面将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对农村秸秆焚烧现象的原因加以总结。

农村秸秆焚烧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是：第一，秸秆不卖到收储点，也不收集自用，秸秆作为燃料被利用率低;第二，饲养耕牛的农民少，秸秆作为饲料被利用率低;第三，农民对环境保护意识强烈。显然，本研究的前两个假设得到了证实，第三个假设被证伪。所以，农村秸秆焚烧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只有两点，即秸秆作为燃料被利用率低和秸秆作为饲料被利用率低。

5.2研究讨论

得出了农村秸秆焚烧的原因，那么在生活环境主义范式下应如何解决这种行为呢？

第一，应该以农民为主体，站在生活者的角度思考，也就是要从“当地居民”人手，发挥当地居民的主体性。生活环境主义主张在理解和处理环境问题时，重视生活者的生活实践活动以及由此得出的对环境的态度，所以，农民对环境的态度是很重要的。由此，应强调空气资源是农民共有的，应该让大家共同来维护空气质量，建构起农民的共同态度。并在生活体系——家庭、社区和社会的维护中，将三者联合起来考虑，思考解决秸秆焚烧的对策，其中，尤其重视家庭与秸秆焚烧之间的联合。所以，必须深人了解村民的生活方式、文化习惯以及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充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力，并鼓励他们采取有助于改善大气环境的行动，在生活中身体力行，从而获得身心的安逸，并鼓励他们参与和推动新生活方式和新思想观念的建立，发挥其主人翁意识，从而减少秸秆焚烧现象。

第二，从生活体系维护角度看，应将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与秸秆焚烧联系起来，并提高女性对秸秆焚烧危害性的了解。母性的光辉是耀眼的，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看，她为了自己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她愿意做出任何事。如果通过提高女性对秸秆焚烧危害性的了解程度来减少秸秆焚烧，这将是一个可行对策。因为在这种背景下，秸秆焚烧不再是农民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个家庭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自己家人的健康，秸秆焚烧行为势必减少，从而解决农村中秸秆焚烧的现象。

第三，生活体系的维护还得有政策的支持才可行，所以，应继续加大相关秸秆处理政策的宣传，从制度上保障减少秸秆焚烧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