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大学生“棒棒”的故事

祖一飞

农民变“棒棒”

每天上午10点多，46岁的贺东伟走在重庆的街头，他夹了根缠着尼龙绳的楠竹棒，在山城上上下下的街道，已经闲逛了半天。尽管一直没活儿，贺东伟的后脖子上已经冒出汗珠了。作为一名靠给人抬货搬东西挣工钱的“棒棒”，他更希望汗水是在劳动时付出的。

在山城重庆，像贺东伟一样的“棒棒”有成千上万，高落差的地形，孕育出这个职业。他们依靠竹棒、绳子和力气，组成了这座城市一条不可或缺的人工运输队伍。

跟多数“棒棒”一样，贺东伟也是农村来的。1993年高中毕业后，贺东伟回家务农。4年后，他遇上一件大事——重庆成为直辖市，家乡垫江也从涪陵划归重庆管辖。从此，同村不少男人都去重庆打工，贺东伟也加入其中。

到了重庆，贺东伟才发现，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同行的村民中，很多人虽然高中都没念过，但多少会些木工、瓦工之类的手艺。反而是村民当中“高学历”的贺东伟，不懂什么技术，找了两个月工作都没着落。正在发愁的时候，贺东伟看到同村的几个人都去当了“棒棒”，他没多想，就加入了这支队伍。

做“棒棒”最大的好处就是见钱快。第一个月，贺东伟就有了300多元的收入，这在当农民时是不敢想的事。一年下来，他攒下近3000元。

别人挣了钱都急着拿回去盖房，贺东伟却没这个打算。上过高中的他坚信“读书能改变命运”，一个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考大学，上完大学找份正式的工作。”

出租屋里的大学生

来到重庆的第二年，贺东伟用攒下的钱，报考了法学专业的大专自学考试。那时候，他白天上街当“棒棒”，晚上一收工就赶回出租屋。吃完晚饭，同屋的“棒棒”们通常会聚到一起打牌消遣，贺东伟一个人躲在屋里学习，灯光不好就到路灯下看书，学到夜里12点才回出租屋睡觉。

两年过后，贺东伟如愿以偿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他放下“棒棒”，应聘去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满怀憧憬地从勤杂工干起。但这份工作只干了一天，贺东伟就再没去过。他后来解释说，一是钱太少，做“棒棒”时，平均一个月能挣500多元，律师事务所只能拿到固定的400元工资。另外，贺东伟性格内向，不善言辞，“总觉得自己融不进去。”

贺东伟又重新干起了“棒棒”。同样是在重庆打工，同村的小伙子大多已经攒下钱，盖起了新房，贺东伟的家仍然是土坯房。曾有人给他说过一回婚事，结果对方家里来人一看，立马转身走了。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工作经历、一次失败的相亲，贺东伟依然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读书上，他决定攻读本科。

2002年，贺东伟通过成人自学考试，考入西南政法大学法律专业本科班。他又回到了读专科时的生活节奏，白天一早出门做“棒棒”，晚上回到家，就在屋里看书自学。4年过后，他修满了所有学分。唯一遗憾的是英语没及格，虽然多修了3门课来补足学分，但最终只拿到了毕业证书，没有学位证。有了更高的文凭，贺东伟再次放下了“棒棒”，被一家报社聘为文员。

到报社工作没多久，贺东伟又陷入了纠结：文员虽说是白领，可依然没有他做“棒棒”的收入高。除此之外，每天西装衬衣的着装要求，也让贺东伟无法接受，光买衣服就要花费他两个月的收入，“当时身无分文，只好不去了。”

贺东伟再次放弃了办公室里的生活。他听说当大货车司机每月收入能过万元，于是又干回了“棒棒”，准备攒钱考驾照。用了快两年时间，花了一万多元，贺东伟才在补考之后，拿到B2驾驶证。第一次出车时，老板全程跟着，到达目的地，老板说他技术不熟练，让贺东伟回去等消息。后来，当货车司机的事再没下文。

自那以后，贺东伟再没离开过“棒棒”这个行业。

“书生棒棒”

继续干着“棒棒”，贺东伟还是带着点书生气，他珍惜每一次雇主找上门来的机会，从来不挑活儿。有一天上午，贺东伟只挣到11元钱，25公斤重的调料瓶，一次来回要走半个小时，雇主只愿意给5元钱酬劳。事后，同屋的“棒棒”说：“贺东伟太过老实，像这种活儿别人从来不接。”

平时，贺东伟总是守候在离住地不远的菜市场附近，最远也就是附近的几条街。有时候工地上急需人搬东西或做清洁，同屋的“棒棒”也会喊贺东伟去帮忙。这样的差事，一天可以挣到200元，体力上也轻松很多。

干活的方式不同，差异也体现在了收入上。同屋的“棒棒”中，有的一个月能挣6000多元，而贺东伟一个月才挣2000多元。

贺东伟在吃喝上还有些讲究。早餐他通常会到外面解决，1元钱的馒头就着免费咸菜，再来一碗2元钱的稀饭。中午和晚上，他习惯在出租屋做饭，煮粥时一定会多放米，他说这样吃起来才实在。干活的时候渴了，他从来不买矿泉水，而是喝一升装的大瓶冰红茶。

父母离世后，贺东伟经常感到寂寞。他的感情生活一直是空白，几乎不去尝试，就这样一拖再拖到了46岁。谈到婚姻问题，贺东伟总觉得自卑，“我是个‘棒棒，一无所有。”他认为没有女人会看上他。

贺东伟平静的生活，在2014年曾被打破过一次，一个朋友把他叫去了广西北海。贺东伟到了北海后，发现是传销，立马逃了出来。他回到重庆，又安安生生当起“棒棒”。

这次被骗后，也让贺东伟考虑怎样改变以后的生活。按照自己的收入，只能满足日常生活开销，可老了怎么办呢？

2015年，重庆当地媒体曾报道过贺东伟的事情，把他称为“最有文化的棒棒”。报纸上的贺东伟，捧着一张毕业证书，望着镜头……

贺东伟住的地方是一处两室一厅的房子，4个人合租。他住的那间最便宜，一个月租金只要150元，说是隔断房，其实就是在客厅里围了几块三合板。在他狭窄的小屋里，大多是生活用品。床上一个大木箱子里，放着他的毕业证书和30多份成绩单，还有一份上学时发在报纸上的法律短评，被他剪下来夹在书里。床下的塑料筐里也全是书，除了一些法律专业书籍，还有《西方哲学史》《世界文学名著选读》等书籍。

贺东伟的枕边有一本《美国人天天在用的15000单词》英语词汇书，是他花45元买下的。读本科时英语不好吃了亏，他到现在仍想努力把这块补上。

贺东伟在学业上没有再继续深造的打算，他自知这个年龄已经不再适合求学。曾有一位比他大18岁的西南政法大学的校友找上门来，这位校友同样是自考毕业，现在已经是5家企业的法律顾问。听说贺东伟的遭遇后，校友带来1000元钱和3本法律书送给了贺东伟，并提出可以推荐他到朋友的律师事务所当实习生。贺东伟答应尝试一下，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去，继续留在“棒棒”的队伍里。

尽管贺东伟没能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望，现在他依然是个农民。但他没有消沉，更没有厌世，依然奉行着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过日子的理念，每天坦然地当他的“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