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未消失的“中”“西”纠葛

赵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丝绸之路不再是历史的陈迹，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记忆再次被唤醒。

这种唤醒，不能仅仅被看作是附着在经济合作上的点缀。它代表着不同文明、不同国家相处的新的可能性。更准确地说，是代表着中国心目中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非常明显地与西方作了区别，并且被当成是中国的文明独特性的一部分。

这与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也是暗合的。绝非偶然的是，我们也在思考：开放包容和独特性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明是独特的，不同于西方的，那又何以是现代的？因为与“西”的比照而发生的种种纠葛，可以说伴随着丝绸之路的整个过程。

正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张国刚在《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一书中说的：“西”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异域文化，中国人历来喜欢与“西”争夺文明的发明权和首创权，比如佛教传入之时的“老子化胡”，近代西方科技传入之后的“西学中源”说，即使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之后，仍然以体用关系来调解“中”“西”的各自定位。但是，中国人几乎不会从来不与“东”发生类似纠葛，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东亚世界，中国文化长期居于输出性主导性地位。

显然，今天我们还没有走出类似的“中”“西”纠葛。重新回到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历史尤其是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历史，有助于今天对这个纠葛的体认和思考。张国刚教授的《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是这方面不可多得的佳作。

历史不会简单地给出今天的答案，但历史里面的确有未来的影子。

“东”“西”概念的落定

我们说的“中”“西”纠葛，等同于“东”“西”纠葛。这种纠葛，不是指一个落后的被动的文明在面临先进文明时候面临的种种危机，它就是指中华文明和欧美文明，其内涵是说，双方都是把对方作为加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也就是说，双方是通过对方来认识和塑造自己的独特性。这种关系不是所有文明之间都具有的，或者即使客观上具有，但不是所有的文明都具有认识和塑造的主动意识。

在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思想家身上，我们看到的所有中西二元对立式的论述（比如家族本位对个体本位）等，就是这种纠葛的典型体现，也是主动意识的彰显。

《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一书就追溯了中国人眼中的“西”和欧洲人眼中的“东”的概念的演变。对中国人来说，“西”从来就不仅是个方位名词，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从西域到西洋（大体指今天南海和印度洋地区）再到特指欧洲，到了晚明盛清时期，各类欧洲事物都被冠以“西洋”之名，一直延续到近代。而欧洲人眼中的东方，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在16世纪欧洲绘制的地图中，中国被包括在“印度”之中，因为当时的标准就是按照宗教角度来划分的，比奉圣书的人（犹太人、基督教徒、穆斯林）更靠东的亚洲地区，就是“印度”，在古代欧洲地理学中，“印度”意指最东方。

欧洲人在地理上认识中国的同时，一直努力在文化和宗教上界定中国，正是在认识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欧洲人认识到了欧洲文化自身的独特性。

显然，欧洲一样也是按照与核心文明区的远近来界定“东”“西”的。但其实，现代学者越来越多地提到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间的同源性，以及它与印度文明间的相似性。与此同时，“中国文明”相对于其外部所有文明的异质性也越來越突出，所以儒家文明与欧洲核心文明区其余部分之间的界线最晚出现，并随着它日益清晰而终于成为欧亚大陆上最深刻的历史裂痕，“东方”的本质特性终于由儒家文明圈来代表。

这个过程的起源也在于16世纪开始的大航海事业。这个事件的历史地位不消说，欧洲人的东来形塑了今天的世界格局。张国刚教授在书中就指出，这一伟大事变的背后，就与丝绸之路有关。因为传统丝绸之路的中端控制在伊斯兰教徒手里，在西端，整个欧洲的地中海贸易则主要被意大利垄断，面对丰厚的东方贸易利润与东方消费品的诱惑，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去寻找一条不受意大利人控制，也避开阿拉伯人要挟的通往东方的道路，清除丝绸之路上的所有中介掮客。

以新航路的开辟为标志，19世纪中叶之前的“一带一路”上的中西关系，也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前一个时期中西交往主要是中国与西亚、中亚及南亚的交往，后一个时期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变得最有影响力，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仍然保持一个互惠和平等的格局。

但是，将中国的地理轮廓和文化轮廓独立出来，不仅仅是亚洲或东方其他部分与欧洲核心文明追溯同源性后的自然剩余的结果吗？恰恰相反，欧洲人在地理上认识中国的同时，一直努力在文化和宗教上界定中国，正是在认识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欧洲人认识到了欧洲文化自身的独特性。中国人是以一种 “独特”的方式参与了“现代世界的兴起”。

能走出二元对立思维吗？

这种界定的基本路数，就是我们常见的二元对立，只要有一组看作是正面价值的词汇，与之相反的就是一组负面价值的词汇。由此还有了大量关于所谓“中国人的性格”的论述。这种思考方式影响太深了，一直到今天都不能说有了根本改观。

回顾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就可以发现，这是由“中国是欧洲的他者”决定的。西方宗教中善恶对立的观念显然也会强化这种思考方式。只要互为“镜像”，相互把对方作为加强自我意识的对立文化实体，这样的思考方式就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