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回归以人为主体的历史

罗志田

什么是历史的主体？或谁是历史的主体？这是众多历史从业者萦绕于心的问题。据梁启超的看法，司马迁的写作精神就是“以人物为历史主体”，故他的《史记》也“以人物为中心”。后世虽传承了司马迁所创的“纪传体”形式，其实没得到他的历史精神，盖“《史记》之列传，惟藉人以明史”;而“后世诸史之列传，多藉史以传人”（《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历史的主体是人，这一点当永不忘记。

既然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的主体性也当表现在人身上。中国传统史学本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书，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的典型体现。这一传统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而开风气者仍是梁启超。他那旬“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那时的梁启超以为，纪传体这种旧形式不过是一篇篇的纪传像“海岸之石，乱堆错落”在那里，简直就是“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而新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寻求历史的公理、公例（《新史学》《中国史叙论》）。

随着天下的崩散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兴起，逐渐形成以国家为基本历史叙述单位的趋势，个体的人也日渐从历史叙述中淡出。这种新史学风气的影响是持续的，迄今不衰。我在二00九年曾提出“把隐去的‘人召回历史”，希望把我们史学中日渐稀少的具体单个的“人”召回到历史著述中来，让读者在“思想”的产生过程中看到思想者怎样思想，构建以人为主体的思想史。不过那主张没产生什么影响。好几年后，王汎森兄还不得不以专文探讨历史叙述中“人的消失”。

其实就算要侧重国家和社会，也离不开个体和群体的人。如瞿秋白所说，想要“了解一国的社会生活，绝不能单凭几条法律几部法令，而要看得见那一社会的心灵”。一个社会的心灵，当然只能反映在人的身上。任何个人的观感都有其个别性，然正如滴水可见太阳，个人的观感也可以反映所谓时代精神，研究者不难从中看出并把握时代的脉搏。简言之，历史的共性完全可以展现在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之中。

也只有将每一当事人还原为具体场景中活生生的人物，然后可避免将其过度抽象化，不至于使具体的入被“物化”。黑格尔曾区分哲学史和政治史，前者的特点是“人格和个人的性格并不十分渗入它的内容和实质”，而在后者中，个人正是凭借其才能、情感和性格而“成为行为和事件的主体”（《哲学史讲演录》）。窃以为他所说的政治史也可以推广到非哲学的一般历史研究，我们确实需要更多注意历史中活生生的个人。毕竟人是活的，个人之所以为个人，正因其有思想，有行为，有感情，也有性格。群体亦然。

而人的性格情感，正体现在其言行之中，故孔子早就提倡與其“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我们记人也不能徒载空言，须“直叙其事”，否则便“善恶混然不可明”（李翱：《百官行状奏》）。唯不能须臾忘记的是所有行事的主体——人。古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安排，大概就有防止离人而言事的寓意在。

实际上，如果不能真了解一个人，读其书也未必有多深入的了解。陈寅恪曾慨叹，王国维的著述“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读者若不能越出自身所处之时间地域，而与立言者“神理相接”，以想见其人其世，则所称道之学，或亦不免隔膜（《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陈先生关于“是非之论”当然有特指，却也提出一个有更广泛意义的史学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通过立言者的著述来理解其所欲言。然而立说之人既有主动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可能不得不欲语还休，还有许多有意无意间的言而不书;同时大部分言说都存在于对话之中，受到立言对象和周遭观听的影响。张东荪在讨论青年何以“烦闷”时注意到，“一部分人专为反对之言论，以扫青年之兴趣。此辈之言论虽不见于出版物，而交际场中固屡屡闻之”（《青年之悲观》）。

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中国古人对辨析所见、所闻和所传闻的讲究，表明他们也充分考虑到各自的重要。后之研究者不能不多看立言者本人的及相关的出版物，同时也要尽量了解当时当地交际场中传播的言说，尽管这不得不多依靠间接的史料和史料的间接表述。要知道任何材料都是某种“故事”的陈述，即使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许多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或非“事实真相”，但恰可告诉我们那时有关“某人”“某事”的传言如何，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某人”“某事”大致是怎样一回事。与所谓第一手的“实录”性文献相比，这些“所闻”和“所传闻”的异辞，别有其史料价值，其重要性并不稍减。

现代中国史中有一个典型事件，就是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很多人尝试再现其史实，然而由于到目前为止仍是文献不足征，就算说得斩钉截铁，关键部分恐怕还只能是推测——我们现在常把此事理解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事变以打击接近共产党的国民党左派，而事件初期的上海报纸却多以为是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发动事变以打击国民党右派。远距离的传闻当然不一定就反映了事情的真相，且这一“所传闻”的异辞显然源于不明真相，但仍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一般认知中，联俄的实际获利者蒋介石本是国民党左派的一个象征。据此可以重新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其得出一个勉强的“定论”，不如把事件放到更宽广的脉络中，以获得某种可能粗疏却更接近原状的理解。

又如胡适一九二六年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访问，他自己有日记记载，应属许多人眼中的“实录”性文献。然本人的记录未必详尽，且有其选择性，略去的可能恰是具有后见之明的研究者特别想了解的内容。我还见到两份关于此事的他人叙述，记述人毛以亨和汪菊农都是那段时间在苏联的中国人，然均非亲历，而是听中山大学学生讲述，且都是较晚的回忆，自不能要求其特别准确。但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的二手叙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当地身历者认知中的“胡适访问莫斯科中山大学”;与所谓第一手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正如“知人”需要“论世”一样，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前后左右的时空脉络之中，而“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本身，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论世知人的内容。将此同一“故事”的三种不同叙述对看，虽未必能得其“真相”之全貌，却可以有更深入的体会。

自从史学开始追求“科学性”之后，许多史学从业者一直寻求可靠的所谓第一手证据（特别是档案），而对无直接“确证”的事宁可“以不知为不有”。这当然强化了史学的严谨性，却也可能犯下了傅斯年所谓“谈史学者极大的罪恶”。

最近看到一位值得敬重的朋友说，袁世凯在戊戌维新的政变时并无告密行为，是目前史学界的共识（非原话）。而这共识的取得，当然是因为没有档案的支持。一个人告密还要特地为后世史家留下文字材料，似乎也太有历史责任感了。且也不能排除本有相关的档案存在，而因各种缘故失散了。无论如何，当年几乎人所共知的传闻是，宣统朝的摄政王一上任，就想杀袁世凯为他哥哥光绪帝报仇。以我不专业的猜想，摄政王对当年史事的了解，或远超过后来查档案的史家。他若仅凭“道听途说”就这样想这样做，是否对历史太不负责了？且摄政王的冲动也不仅是传闻，袁世凯虽未被杀头，仍不得不去职返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妨秉持不以不知为不有的态度，就算没有相关档案的出现，也不能让袁世凯轻易免责。

从根本言，中国的近代是个风云变幻的过渡时代。用梁启超的话说，“过渡相”的特点，就是前波后波，“互起互伏，波波相续”（《过渡时代论》）。在各种秩序全方位解体的时代，很多时候真是风雨如晦，个人“以一身立于过去遗骸与将来胚胎之中间，赤手空拳，无一物可把持”，只能徘徊彷徨于过渡期中（黄远庸译大住啸风《新思想论》）。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很多文献不足征的史事，如果后之研究者总欲得出一个黑白分明的判断，还要尽量自圆其说，恐怕真如陈寅恪所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史事之真相愈远。

变动时代也有其好处，盖社会的变迁无一息不在进行之中，承平之时，人多不会注意和记录各种细微的变迁，即使有心人也多具“常事不书”的意态。待若干年代后看得出变化时，往事却已难以闻见了。而生于剧变时代的人就不同，像胡适、梁漱溟那一代人，一生中僅武装的改朝换代就身历三次，他们可能每天都感觉到与昨天的不同。年龄相差几岁的人，便恍若易代，难有共同语言。生在这样的激变时代，则常人也容易把变化记下来。当然，很多零碎的事实，若“不能通其前后而观之，则亦不过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变动而已，并不觉得如何惊心动魄”（吕思勉：《历史研究法》），最易为史家所忽略。只有不错过任何细枝末节，方有可能看到枝叶扶疏之盛。如江亢虎所说，“菩萨度人，化种种身，现种种相”（《（社会星）发刊词》），无缘者视若无睹，有缘人自能会意。

近代这个风云时代的构筑者很多，读书人是其中一个重要群体。由于曾为四民之首，本以澄清天下为己任，身处过渡时代的近代读书人，尽管社会定位和自定位都出现了变化，一面对新的时世感到困惑，又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始终在两难的窘境下徘徊、调适，并继续努力，真正是《诗经》所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他们的故事多与读书相关，却又越出读书之外。我撰《风雨鸡鸣：变动时代的读书人》这本书，就是要讲述中国近代这一激变时代的读书人和读书事。

这本书一开始是两篇相对宏观的通论，陈述近代时空转换下读书人身份认同的困扰，以及天下崩散之后他们在究竟归属于国家还是世界之间的踟躇徘徊。以后各组分别是个体读书人对时代的因应，大致按他们生活和事业的时间为次序。第一组是牵动晚清朝野的标志性人物张之洞、章太炎和梁启超，以及民初以自杀殉清而闻名于世的梁济。第二组主要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附带述及对当时中国影响甚多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第三组略述“五四”前后最能感染读书人的胡适，以及他和朋友梅光迪的早期交往。第四组是比他们稍年轻，在当时却像差了一代的傅斯年和陈寅恪，两人关系密切，对中国学术尤其史学的影响迄今不衰。第五组只有一位，就是自称不是学者却凭直觉成了大学问家的梁漱溟。接下来就到了教过我的老师一辈，他们大约是两辈人。第六组有缪钺、吴天墀和张芝联先生，附带一篇述及北大历史系两位老师的小文。第七组则是比他们年轻一些的余英时、罗荣渠、隗瀛涛和朱维铮先生。

上面这些人不论身世隐显，都与学问密切关联。即使立功胜过立言的张之洞和威尔逊，也是所在时代和地域的学中翘楚。本书非学院写作，无意追求系统全面。所述故事或许惊天动地、荡气回肠，也可能不过就是一些细枝末节。但与他们相关的那些大小不一的行事，多少都反映出所处时代的社会心灵。他们就是近代史的主体，近代中国激变的历程正可藉由其人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