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解构和隐喻，或者荒诞叙事

2019年第4期《收获》刊发了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包括：赵挺  《上海动物园》 ，渡澜 《傻子乌尼戈消失了》，郑执《蒙地卡罗食人记》，王侃瑜《语膜》，武茳虹《萨耶沙漠》。作者是“85后”“90后”，他们观察生活的视角不同，从生存状态到精神空间和心理世界对当代人的剖析，各有发现;小说艺术表现上，现实批判，诗意浪漫，荒诞魔幻，黑色幽默，风格多样色调纷呈音调各异。本期专栏准备讨论其中的两篇，赵挺的《上海动物园》和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这两篇小说是在写虚无吗？显然不止于此。主人公是被动的等待戈多，还是主动的出走远方？如果小说是写解构和反抗，那么消解的是什么，反抗的又是什么？女性意味着希望和拯救吗？两篇小说结尾，等待的女性最终并未出现，是对“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回应吗？

鲁迅在《希望》一文中写到：倘使我还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这“虚妄”中，我就还要寻求那逝去的悲凉缥缈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为身外的青春倘一消灭，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了。然而现在没有星和月光，没有僵坠的蝴蝶以至笑的渺茫，爱的翔舞。然而青年们很平安。我只得由我来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哪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没有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絕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之所以抄录这么长一段文字，是想和读者朋友一起回顾一下鲁迅当年的心境，以及他对年轻人的忧虑和期待。愿这于当下青年之消沉，仍旧是希望的鼓舞。

1.上海·动物园vs蒙地卡罗·食人记

上海和蒙地卡罗两个地域在小说中并未出现（蒙地卡罗只是作为西餐馆的招牌），作为虚指，提示了某种空间的特殊性和特定性。动物园和西餐馆看起来毫无关联，又有着说不清的内在纠结。两篇小说风格差异还是很明显的。赵挺的反讽，郑执的幽默，一个跳动在热闹的俗世生活里，一个弥散在漫天白雪的寒意里，一个是白领精英的游戏人生，一个是下岗工人的残酷现实。两篇小说本质上都是写实的，“我”和阿超这两个年轻人的生活状态，其实非常普遍而且寻常，就生活在我们中间，或者就是我们本人。一个是无聊得每天扔着纸团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一个是被迫复读对读书毫无热情，从未想过自己的理想。两个年轻人都渴望出走，摆脱眼前的无聊单调，最终都没有成行，并不是因为同伴未至，女友没来，也不是因为水箱漏水，大雪纷飞。对于当代人来说，出走只是一种偶然，回归才是宿命。这一精神图景在鲁敏《奔月》中表现得更深刻。赵挺和郑执在小说中，以隐蔽的意识流动覆盖了表象的生活真实，使这一切看起来像一出戏剧，戏剧性消解了小说中的紧张。包括“我”和老虎基于价值观分歧的调侃，和小佚隐忍不发的感情冲突，和总监心不在焉的交谈，与工地上的工人一起推钢筋，一切都在游戏化中取消了可能的意义。阿超和父亲有积怨，母亲离家出走，但是并不想被别人提起，对女友崔杨在酒吧的表现也充满了不信任，这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年轻人，可是坐在西餐馆里，这个年轻人给我们的印象是满不在乎，世界在他眼里脏乱不堪而他对这一切其实无动于衷。

赵挺的《上海动物园》罗列了当下年轻人比较熟悉的一些生存游戏。比如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言不合就辞职，躁动不安的摇滚，伪情怀的民谣，莫名其妙的艺术聚会;而关乎远方和信仰的那些事物都被解构了：文学艺术（智能AI替代），去西藏（车不停地坏，修不好，不认识老马，约不上），摇滚乐队（只能在敬老院排练演出），爱情（女友有各种借口，拒绝见面），文化公司写文案的工作无聊得要死，连扔纸团的游戏也已经厌倦。亲情可以拯救破碎的世界吗？能够安安静静守在一起的外婆，老年痴呆症越来越严重，总有一天出去了再也回不来，总有一天认不出来自己。这种迷失比起年轻人的颓废，更具有隐喻意味。赵挺在创作谈中讲到了“上海动物园”这个小说题目的由来：毕竟既没有写到上海，也没有写到动物和动物园。第一次看到了“上海动物园”这个站名。那个时候我正塞着耳机，听着一首很老的歌曲，名字叫《那就这样吧》，主旋律部分的歌词是，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啦，那就这样吧……这就像小说里每个故事结尾一样。《那就这样吧》后面几句歌词是：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啦，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无奈中，也有假装的释怀。

郑执的《蒙地卡罗食人记》带着浓重的东北腔调，乡音回荡。小说有三条线。一是阿超和崔杨相识恋爱准备私奔，这看起来是小说的主线。阿超将近20岁，复读第二年，文科生，地理学得不错，懦弱缺乏主见。崔杨大六岁，相对成熟。二是老姨夫魏军的生活轨迹和他讲述的故事，下乡时在大兴安岭打瞎黑熊，南下广州淘金，结婚，离婚，准备持枪去和老姨谈判索要金子。三是母亲一家的生活。姥姥被大舅赶出家门，妈妈接到家里来住，姥姥去世以后，妈妈离家出走，父亲下岗。老姨离婚，老姨夫失业。包括街头的花大姐，西餐馆的开锁匠，油马甲，共同构成了灰暗的底层生活背景。叙事空间是蒙地卡罗西餐厅，季节是白雪皑皑的深冬。故事走向有点出人意料，从写实到魔幻，不过是一块牛排的距离。密码锁被打开，“我”变成了黑熊，吞噬了老姨夫，锁匠，还准备回家和父亲谈判，也可能吃掉父亲，连同他一生的委屈和苦难。无论怎样，这都不会是一生中最后一场大雪。至此，小说结束。在创作谈中，郑执写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创作初衷，包括男主人公的设定，西餐馆的设定;异化的精神轨迹和情感逻辑，以及写作的心理动因。 “二十岁，夹中间，不上不下，正是一个凡事要开始凭自己寻方向，又好像没什么权力掌舵的年纪，我自己在那个年纪里时，是很崩溃的，而且持续了很久，所以这可能是我经常会写到的一个主题，所谓少年成人前的突围，被异化的黎明前夕，之类。”这些夫子自道，我们姑且看成是进入小说之门的秘钥。

2.老虎与黑熊，解放与囚禁

两篇小说作者在写作之前应该没有聊起过自己的写作计划，在《收获》刊发之前应该彼此也不知道另一篇的存在，不过这两篇小说真的有某种互文效应。阿超出走以后也许就成了另一个“我”，南方和北方，不同城市里游荡的年轻人，精神上有着同样的迷茫和困惑，渴望爱情，又不断被现实打击。老虎和幻化的黑熊，似乎更有力量，可以重新制定规则，厘定世界秩序，看起来是一种自我解放，是否能够真正获得救赎，无论是狂欢还是暴力，都不确定能够抵达自我实现的终点。面对着无边无际黑洞，或者大雪深埋的，可能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真实的人生，就像当过尖刀兵的父亲在现实中不断碰壁，寸步难行，妻子失踪，自己下岗，那把羊角锤和刨锛之间的隐秘暗示，真的是惊心动魄。

“祖国可以解放，人民可以解放，劳动力可以解放，甚至性都可以解放，但是作家怎么能解放呢？”这一段话可以解读出很多。老虎让“我”做的，是把成千上万的作品导入一个巨大的黑洞，把作家作品填入一个大熔炉，把他们分解，也包括自己。这个分解重组的过程，充满了象征性。黑洞具有吞噬性，而幻觉中黑熊把老姨夫的头吞掉，异曲同工地表达了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看似来自外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身在其中，或者说我们自身也是吞噬性的一部分。我们被囚禁在精神黑洞和暴力幻觉之中，以为可以改变或者对抗一些东西，最终并不能摆脱或战胜无奈的现实。

进入西餐馆，阿超选择的座位可以看见窗外一根电线杆把灰沉的天空一劈两半。这和他的心境是一致的，既有对出走的渴望，又有着对未来方向的迷茫和忐忑。表面上看起来一切都无所谓，其实还是有太多压抑的东西需要释放。大雪纷飞的环境，内心阴沉的情绪彼此呼应。私奔，不过是一种摆脱，出发点是逃避，而不是寻找。因为并不知道终点，可能是一个摆脱寒冷的温暖世界，然而也并不确定。星期四的早晨，父亲一早起来做了蛋炒饭，下岗是一个时间节点，而父亲就此没有了时间观念。逃学的我，并没有引起父亲的注意。父亲只带了一把羊角锤出门，“我”背上行李准备私奔。18岁出门远行的不是余华小说中那个年轻人，三十年后，18岁出门远行的阿超面对的世界是怎样的呢？围观者没有好奇心，老姨夫的劝说里有对全世界的失望，诗和远方都不存在，远方是更苟且的生活。就像老姨从香港回来对母亲的诉说，话题终结在老姨夫出轨，老姨恨恨地说我想杀了他俩。

《上海动物园》中有名字的人，老虎，老马，鱼龙，混杂在一起，都是动物，这似乎是作家有意识的一个小小的语言游戏。小佚除外，这是一个抽象的符号，是象征性的存在。日常中的无聊和虚无，与同样无聊而又无奈的生存竞争，缠绕在一起，使生活本身看起来既像一个动物园，又像一个黑洞。谈及自己的经历，赵挺说：“后来我又去了更多的地方，坐国际大巴，坐红眼航班，去各种名字叫不出来的地方，这种换一个地方无所事事的感觉令人着迷。后来我回来了，坐在写字楼里上班，天天用同一个角度看向玻璃幕墙外，除了云，其他不会有什么变化。”郑执说：“我本人，在青春期时，自认为一半聪明一半蠢，聪明在我能看明白成人世界的规则是怎样的，蠢在我一直拖着不想那么玩儿，觉得没劲，也有害怕的因素，怕玩儿不好，但我不玩儿，你就不能笑我玩儿得不好，一个可笑的自尊层面的问题。但我想让这个故事里的少年，变聪明，变凶猛，让他彻底地异化，或者说同化也行（狡猾的辩证法），但我也不知道，他最后走出西餐厅后，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个我不操心，他不在作者本人或者小说本身的可控范围内了。” 这两段话，可以与两篇小说中的年轻主人公对照来看，这一代人显然在写自己渴望突围的心路历程，至少在心境上有着不可言喻的相通之处。

3.女性与爱情，等待与救赎

两位男主人公等待的女性最终都没有出现，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回应？这两位女性有着不同的身份，处境，个性，情感关系也不同。小佚和“我”始终若即若离，而崔杨是恋爱的主导者。这两位女性最终都没有出现，当然不是一种巧合，两位年轻作家对于爱情，生活的一种象征性理解，包括对于成长可能遭遇和面对的一切，都具有不确定性。而读者一开始就知道等待的戈多永远也不会现身，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了希望落空，理想被悬置。这样一个无论主动追求还是被动等待，理想都不可能如约而至的现实，才是作者想要表达的最深处的忧念吧。当然我仍旧愿意把这一切理解为一代年轻人开始更清醒地意识到现实意味着什么，而能够放弃虚幻的等待，选择更积极的方式介入生活。

《上海动物园》中的“我”显然要成熟得多，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环境和生活，也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拒绝庸常无聊的生活，渴望改变，去西藏，辞职，包括选择小店反复的修车，都是对既有秩序的反抗。也包括他的爱情，和小佚喝咖啡，夜色比咖啡还浓郁，说了一些彼此都没有记住的话，只剩下再见。那一杯还没有完全冷却的咖啡，是他心中对想要的生活依然有着热情。因为生活所迫，他被动接受解构自己热爱的文学艺术，“一方面我们不停地纳入那些还在进行自行创作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软件创作出来的文章也纳入数据库，这就叫病毒式变异扩散写作法。”但是这种解构中依然包含着创造性因素，所以这个年轻人的主体性是明确的。

《蒙地卡罗食人记》中的阿超同样是对既有秩序的反抗。他不想和父亲过一成不变的日子，不想被父親强迫复读，没有家庭温暖的他，选择爱上一个比自己年长六岁的成年女性，作为一个尚没有确立自我的有些胆小懦弱的男孩子，他更需要引领者，爱情和性如此，人生道路更是如此。大雪纷飞，本来应该是优雅温馨的西餐馆，油腻的服务生，神秘的木盒，密码锁，一把短枪，难吃的食物，几个闲人，这幅画面，完全没有美感。无论是外面银装素裹里被刨锛意外死去的行人，还是西餐厅里正在被解锁的短枪，没有纯洁无瑕，也没有精致小资，是不是这才是我们生活的真相。

“我单曲循环了十多遍，小佚还没有结束饭局……她说晚上太晚了，要不明晚再见吧……她说回家还有急事，要不今晚算了。”“我”开了五十公里车给小佚送一杯咖啡，聊了一个多小时，得到的是没有感情色彩的谢谢和再见;小说结尾，“在我导入一万多名作家作品之后，小佚也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再见。”小说最终，这两个女性都没有出现，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男性只能选择自己面对生活，被迫独立成长？“我”选择接受老虎的建议去录入作家作品，是否隐含着在无数面目模糊的人中，分辨出自我？而阿超在幻觉中变成一头黑熊以暴力的方式消灭影响自己出走的障碍，是否意味着对蚕食他的周围一切力量的反抗？小说至此，给出了成长的另外一种可能，通过自我异化的反抗，寻找内心真正的自我。

赵挺自言：“他们问我，上海是不是代表了城市？而动物园代表着被限制的城市人？我想了想说，是。” “写《上海动物园》花了我一周的时间，故事都很简单，但情绪可能伴随了我十年。从二十岁到三十岁。我始终觉得，像我们这样八零末的人，写作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比较无聊的事情，因为如果凭经验写作，不知道可以写什么。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饥荒、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惊天动地的事情。” 是不是因为无聊才开始写作？写作能不能有效地对抗无聊？那就这样吧，就像小说中提到的那两首歌，《In the Morning Light》和《When I Come Around》，歌词和旋律都不错，希望大家愿意找来听听。还有一首，Holly throsby的《为什么我们不将心中的爱意告诉对方呢？》，是啊，“我们彼此深爱着对方，又为什么不让对方知道？”

【作者简介】张艳梅，1971年生，山东理工大学教授。著有《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生态批评》等。曾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