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声处听惊雷

海飞

诸位主创老师：

这其实是一个剧本的创作札记，其中有编剧眼里的《惊蛰》模样。我想，这个故事的根，应该是从这万字长言里面来的。换言之，编剧眼中的剧本中的故事，是这个样子的。如果您觉得此文对您在《惊蛰》二度创作中有用，那么我将万分欣喜。如果觉得读了无益，那也不妨碍于任何。我写下这个创作谈的初衷十分简单，哪怕万分之一地有助于提升整个成片的质量，哪也将是一种小小的胜利和欢愉。

为什么要写《惊蛰》

从2010年创作谍战剧《旗袍》，到2015年创作《麻雀》，再到现在的《惊蛰》，我仿佛经历了那个战火中离乱的时代。有许多时候，我会在杭州金汇大厦17楼办公室的窗前发一阵呆，如果有风吹来，我会觉得我简直就是一张活着的泛了黄的照片。如果允许抬起头，目光跨越山水，我会看到上海黄浦江边泊着的船只，听到外滩钟楼传来的声音，外白渡桥上硬度实足的钢构架，邮递员、马车夫，热气腾腾的上海早晨，当然也有日本军人沉重的军靴，所有的一切，在升腾与重演，这一定就是那个年代的上海。我无比热爱着的最繁华也最沧凉的，最爱情也最疼痛的上海。

再允许我盘点一下，我的一些微不足道的谍战小说，比方讲《向延安》，比方讲《捕风者》，比方讲《棋手》，比方讲《醒来》，比方讲《唐山海》，比方讲《苏州河》……那个年代所有的人事，像皮影戏一样，在我的脑海和笔下苏醒，我如此沉迷，如此深深地爱恋着笔下的人们，以及那个年代所有的爱情与子弹，玫瑰与枪炮。同时我对自己的创作深怀自恋，也深怀警惕。我一直在想的是，如果在我在电脑前创作的每时每刻，耳畔都能听到雷声阵阵，让我猛然中觉醒，那才是最好的状态。不要在主题上类同，不要在题材上类同，不要在表现手法上类同，不要在桥段和细节上雷同，不要在人物关系上雷同，不要在……所有的剧作元素上类同。我坚信，每一个编剧的创作力一定会枯竭的。我还给我的同行们打比方，我说你们晓不晓得，编剧的创作就像是一口井，井水被吸上来了，有些井很快会干涸，有些井还会不断喷泉。这就相当于编剧个体的不同，但愿大家都能做那口井水充盈与丰沛的井。而这需要不停地学习与汲取，不停地创作与思考，不停地行走……

《惊蛰》也是这样，我需要找出与其他谍战剧不同的点，我需要找到春风中摇曳的第一根野地里的青茅草。创作初期，我给《惊蛰》的定位如下：

1. 双城谍战。故事从主人公陈山在重庆军统内部的暗战一直写到在上海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惊天逆转。差不多重庆和上海各占一半故事量，故事地域跨度大，叙事冲突必须要激烈。

2. 潜伏与反潜伏。通过一次意外事件，一个街头的“包打听”被阴差阳错地作为日谍，被迫潜伏到重庆政府窃取至高机密。日谍潜入我方，而且是男一，这样的戏其实挺少或不曾见过。当然，主人公守住了绝不背叛祖国的底线，通过自己的机智果敢，以及在恋人和同志的帮助下，实现了反潜伏梅机关的完美逆袭。这相当于是特工资源上的“草船借箭”。

3. 兄妹精英特工生死对决。大哥陈河是忠诚的中共党员，因为误入歧途的小妹陈夏的进击而身份暴露，为了守住情报并保护弟妹，英勇赴死，却死不瞑目。二哥也就是男一号陈山，从一名街头包打听成长成一名精英特工，为了完成使命，不能对小妹正义直言，眼睁睁看着妹妹走上一条不归路。兄妹三人相爱相杀，极其虐心。三兄弟分别取名河，山，夏，连起来的寓意就是：华夏河山。

4. 特工战线的姐弟恋。假冒他人身份的主人公陈山，爱上了假妻子的真闺蜜。为了完成使命，两人上演了一段爱在心中口难开的唯美爱情。同时，甜蜜中也有刀尖舔血中的挚爱……而命运的轮回或者安排，让陈山在经历战火绵延中的人事后，重逢的却是青苹果“余小晚”。

然后，有了对主线内容的定位，我觉得我心里有底。然后，我的脑海开始浮现心爱的朝天门码头（我甚至在小说《醒来》中为一名特工设置了“朝天门”的代号），然后，假定我仍然站在杭州金汇大厦17楼某间房的窗前，那么，窗外我将要看到的是一片原野，乌云压境，接着是倾盆大雨中的电闪雷鸣。那是活生生的惊蛰啊，天空中滚动着裂帛般的一声巨响，惊蛰就此来临。

《惊蛰》中遥远的城市

我从小生活在诸暨市枫桥镇一座叫丹桂房的村庄，我总是在泥土和植物的芬芳中，告诉自己是一名快乐的农人。而事实上，农村还有牛粪的气息，露天阴沟的污浊之气，以及对你狼视耽耽的中华田园犬。我当然相信，篱笆与茅舍，以及竹林和溪流，提供了诗意与想象，但相对而言，我同样热爱着城市。我对巨大的建筑，包括宽广如操场般并列着的铁道线局部（或许跟我小时候喜欢辽阔的晒谷场有关，那儿我可以打我童年的虎跳和不成章法的迷踪拳），以及巨大的广告牌，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我童年和少年的零碎部分，其实是在上海外祖父家度过的。我骑着脚踏车从上海市杨浦区龙江路75弄12号，抵达外滩，大概二十多里的路程。我竟然免費地站在外白渡桥上看风景，我竟然背着双手站在外滩看风景，我竟然看到了黄浦江与苏州河的交汇，我竟然像一枚诸暨产的钉子一样钉在了上海，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关于上海，我查阅了大量的旧上海地图，以及日本人生产的战时地图。关于谍战故事中所有的场景，我或者曾经抵达，或者翻阅资料，我甚至去过上海警察博物馆，也到过上海1933老场坊，这儿曾经是工部局宰牲场，现在却成了一个时尚之地。连续多年的谍战剧创作生涯，让我的笔始终与上海有着纠缠不清的瓜葛。我对上海民国风情及各种社会时事的了解，让我在创作上并没有太多的惧怕与慌张。

但是对于重庆这座倾斜的城市，我从未涉足，更没有半丝的了解。所以在创作《惊蛰》小说的时候，我购置了大量的图书，那是必须学习和吸收的，比如《陪都重庆：大轰炸下的抗日意志》《重庆往事》《重庆大轰炸》《重庆抗战史》……等等。此外，我专门去了重庆，多么像一个游手好闲的游客，晃荡着四处行走。当然一定是去了八路军的联络站，渝中区化龙桥虎头岩村86号的那个新华日报馆;当然一定去了渣子洞;当然也有军统曾经的据地磁器口;以及寻找着林林总总的与军统相关的那些陈旧而令人兴奋的碎片。我到处寻找着陈山的影子，也寻找着费正鹏以及荒木惟的影子，哪怕小到一个普通军统人员的宿舍，哪怕小到面馆门口的一盏汽灯。在那个遥远的如水波般缥缈的年代里，张离一头短发，青春勃发却又安静地出现在重庆的街道。余小晚上班时是宽仁医院的外科医生，下班后是舞厅皇后，她穿着高跟鞋笃笃远去，婉约而苗条。有哪个爱跳舞的女人是不苗条的呢？当然她也有着重庆妹子的火辣辣的特性，甚至有些微的嚣张，所以她叫陈山为鞋匠。在华华公司，她是能买到从湖州运来的丝绸的……而鞋匠，是她对陈山多么亲切的一个名词，代表各种的欢喜。其实是……连绵不绝的爱意。

在这样一座被战火烧灼的城市里。后市坡的祺春西餐厅，是可以吃到上好的牛排的。青年路的国际俱乐部里面跳舞，对于陈山而言也是蛮惬意的一件事，而且他还即兴地和周海潮在舞厅里干了一架。在国泰大戏院看话剧《卢沟桥之战》的时候，可以听到震耳的呼喊抗日口号的声音。从大戏院出来，一场寻常得司空见惯的空袭，在警报声中来临。这一次，陈山救了张离，发疯般地抱起张离奔向了医院。如此种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同大上海一模一样的歌舞升平。那时候的上海，战争停息了，零星的枪声大約是军统在锄奸，或者是日本人在围捕共党地工人员或国民党军统人员。但是重庆不一样啊，重庆那时候因为地域优势而令日本人无法攻克，所以他们动用得最多的就是飞机轰炸。这些飞机差不多隶属于驻扎在武汉的日本海军航空队，这些蝗虫般的飞机低空飞行的时候，可以看到机身上贴着的膏药形状的日本国旗。

重庆，除了防空洞，当然是有专门针对日本战机的国军高炮部队的，这些高炮无疑是日军的眼中钉。高炮部队，其实就是拥有高射炮群的防空部队。我当过兵，现在的炮兵部队，已经改名为火箭兵部队了。但我特别喜欢看那种炮轰的场面，有些高射机枪，差不多是小炮的一种。你想一想啊，万炮齐鸣，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势，那纷飞的炮弹无疑是一场海浪的奔涌。

重庆，当然也流落着一些日谍，和一些汉奸间谍。资料显示，被军统抓获的日谍，并不在少数。比如，美国密码之父亚德利，曾经利用抓获的潜伏日谍的招供，向汉口的日本空军基地发送假的气象情报。比如，毕业于黄埔军校16期通信科的江厚昌，1942年曾调重庆防空司令部任通信大队上尉排长，他也带人破获过日谍案。

重庆，当然也有着许多隐蔽的兵工厂，分布在各处。就像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样，其实许多工厂企业，也在这战乱纷争之中，搬迁到了重庆。重庆俨然是一座新的世界。而《惊蛰》的故事，也在这个新世界里，像打开一扇窗一样地豁然打开了。有许多如此种种的细节，都被写到了《惊蛰》的小说和剧本中。

事实上，有生之年，每个人都应该至少去一次重庆。除了吃火锅，你可以去坐过江缆车的，缆车下面是浊黄的嘉陵江水。电影《疯狂的石头》，开场就拍了那缆车。也可以坐穿楼墙而过的轻轨。机车穿过了楼里深藏的人生，这样的景观，可能全世界只有重庆才有。

双城气味和双面人生

无论是本剧的主创，还是只是这篇文字的看客，请允许告诉你此剧中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气味。我十分珍惜着《惊蛰》的气味，这个小说首发在《人民文学》，迅速被花城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也迅速被《小说月报》选载。小说不是剧本，但是小说是剧本的根，小说的气味几乎就是这个剧的气味。

我想，如果有时间，其实是可以读一下《惊蛰》这个小说的。

就算是一个人和另一个成为朋友，成为恋人，成为闺蜜，都需要气味相投。如果气味不投，那就只能是同事、同学，或别的什么。而我们十分重要的是定下这个气味，这个气味是传达给观众的气味。没有一个小说，或者影视作品会被所有人喜欢，所以要选好一种气味，定下一种调性，来传达给读者或观众，并接受那些喜欢这种气味的读者与观众的检阅。

在我看来，这个剧首先要在重庆和上海之间，有着明显的地域辩识度，这包括着场景以及服化道，包括着方言和风俗。这需要有特别强大的反差，就如同穿着泳装和穿上大衣，是冰火两重天。而事实上，那时候的重庆和上海就是两重天的感觉。顺便说一下时局，国民政府退居重庆，那是经过考察考证，通过国民党高层开会讨论定下的，应该是和重庆在战时的地理优势有关，所以重庆才能成为陪都。迁都重庆以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校、工厂、文化、科研、金融等机构也随政府西迁，重庆由西南地区的区域性城市变为全国乃至亚州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所以，重庆需要特别重庆，上海需要特别上海。至于上海的味道，就不多说了。

另外要说的气味，是这个剧的人物。我一直认为，写剧本必须得先写人物，人物推动故事前行，而不是故事推动着人物前行。一些被我认为是枪火剧的，打打杀杀的伪谍战剧，就是故事在推动着人物前行。好的谍战剧，一定是平静的水面以下，波澜四起的，在无声之中令人窒息的那种紧张，才会让人被紧紧吸引。在这个剧本中，各种人物都各有各的腔调，这个腔调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些人物需要有节奏感，在陈山被荒木惟逼着奔跑，跑慢了就是死的时候，我们能见到的是气喘吁吁的陈山，在慌张中他必须完成使命。钱时英英雄就义时，写下了给弟弟的信，他的要求是坟前烧纸，这是多么活生生的人才会提的要求。甚至费正鹏，这个最终成为汉奸叛徒的人，照样深爱着余小晚的母亲。爱屋及乌，他也爱着余小晚，他发誓要替已亡的意中人，好好照顾她的女儿。那么，他穿着青灰色长衫，穿着布鞋，头发梳得一尘不染，手中拎着一串纸袋装的中药，出现在余小晚的楼下时，这样的高挑男子，也是令人觉得可亲、真实，与心动的。他多么像深爱着我们的父亲，不过是父亲有罪，父亲是个罪人，他必须用生命来赎罪。但谁又能说，父亲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他必须是无罪的？所以，这些人物要有正常的与小说和剧本十分贴切的气味，所以，不能浮，需要实，需要那种民国时期正常人生活中的实。也就是说，这个谍战剧，应该当作是上海和重庆的双城生活来拍，生活之中，加进了谍战的元素，而不是谍战时有一些生活元素加进。

还有一些气味，来自于音乐，来自于主创人员对当时重庆和上海的了解，对时事的了解。哪怕一份报纸，都需要还原曾经的样子。把当初的底片打捞起来，认真地审视。这样的气味是真实的，好的气味就是，哪怕剧中有一辆马车驶过，都会让你闻得到马的特有的气味，那种冒着热气的牲畜的气味。

《惊蛰》的气味是多么重要，剧中每个人都是双面人物，他们有着双面的人生，那么双面的气味又是两样的，考验着演员的演技。他有两层皮，需要在剧中成为两种人。

上海和重庆，这两座完全不同的城市，也是最美好的城市，它们的气味令人着迷。当然，我也十分热爱着我的老家小城诸暨，也热爱着我此刻生活着的城市杭州。我讲过的，城市是我所热爱的，在城市里也能听惊雷的，还能听到各种汽车因为雷的轰响，而使车载警报系统骤响了起来。无论哪一座城市，都终归会四处被雨笼罩，我们的人生也会被雨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