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传播学的学科特性

摘要：经过40余年的发展，传播学在中国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但仍有一些对学科属性的认识需要厘清。文章认为，在划分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方面，除了研究对象这一必要标尺外，还应重视学科理论这一充分条件。同时提出，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应更准确地表述为人类（或社会）传播活动（或现象）的一般规律，并阐述了正确划分学科边界和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意义。

关键词：传播学;学科特性;学科边界;研究对象;学科理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5-0131-005

自1978年至今，传播学在中国的学科化历程已逾40年，不管是学科建设、科学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近年，为了纪念传播学引入中国40年，作者撰写了几篇文章[1-3]，其中，用一些篇幅探讨了传播学的学科特性，强调它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之一，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时代性、交叉性;并提出，人文社会科学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纵向型、横向型、综合型，而传播学属于横向型学科;学科构成有其规律，包括：研究对象（领域）适中、研究方法成熟、理论体系厚实，传播学正是因为符合了这些要求，才被承认为一个独立学科等。但在前述几篇文章中，因篇幅所限，有一些内容尚未展开，特撰本文进一步论述。

一、对学科边界与标尺的思考

1.划分学科边界的标尺

一般来说，一个独立的学科总是有着较为明晰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议题，也就是学科研究的边界，即此学科区别于彼学科之所在。这里，需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学科的边界究竟是以什么为标尺来划分的？通常认为，主要以“研究对象”来划分。（1）

如上所述，我在论及学科构成的规律（或曰要求或条件）时，也把“研究对象”放在了首位，那么，这是否适用于学科划分呢？换言之，各个学科之间，是否以研究对象（领域）来区分边界呢？从实际情况看，既是，又不完全是。一方面，传播学无疑是以传播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可是另一方面，傳播活动并未被传播学独占，其他许多学科（如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不也存在着以传播活动为研究对象的状况吗？只不过，它们使用的不是传播学科的理论，而是其各自学科的理论。可见，以“研究对象”作为学科的边界或标尺，至少是不够的，还有必要引入“学科理论”这样一个标尺。

仍以传播学为例，一项以传播活动（领域）为对象的研究，其实不一定是传播学研究。举例来说，有人依据心理学中的心流理论来考察电子游戏行为，看似是传播学研究，其实是心理学研究;同理，有人基于管理学中的“钻石”（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网络媒体产业，看似是传播学研究，其实是管理学研究。如此看来，作为学科的边界或标尺，“研究对象”只是必要条件，而“学科理论”才是充分条件。（2）

其原因何在？依我之见，第一，与社会特性即“跨界”现象有关。如今，人们已认识到，各种社会现象、各个社会领域，并不是互相隔绝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交叉的，也正因如此，跨学科的学习、借鉴与合作才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第二，与学科演进历史有关。由于各个学科的出现是有先有后的，因此，先占据了某个“地盘”的学科，自然也就掌握了“话语权”（即创建了相应的理论学说）。例如，心理学的诞生早于传播学，它对传播心理（传播活动中的心理现象）就率先开展了深入研究;同样，符号学的问世也早于传播学，它对传播符号（或传播活动中的符号问题）就更早地进行了系统总结，如后所述，这一事实对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形成和限定，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此背景下，各个学科的“地盘”之间，不断地呈现出互相交叉、互相渗透、“输出”和“输入”并存的局面。

2.比较人文社会科学三类学科的差异

具体地看，人文社会科学可分为三类学科，即纵向型、横向型、综合型学科[1]，这三类学科之间又有一些差异，大致如下：纵向型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其各个学科，相对较为封闭，平台性较弱，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输出”和“输入”最少（如政治经济学、经济法学等），且不均衡（因其彼此关系疏密不一），但是，它们从横向型学科、综合型学科“输入”较多（如教育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经济社会学、法哲学、艺术史学等）;横向型学科（如心理学、传播学）——其各个学科，相对较为开放，平台性较强，因此，它们向纵向型学科“输出”较多，“输入”较少（如符号政治学、传播法学等），且较为均衡（因其彼此关系疏密相等），而它们彼此之间“输入”也比较多（如传播心理学、非语言传播学等），但不均衡（因其相互关系疏密不一）;综合型学科（如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最为开放，平台性最强，因此，它们向各个学科“输出”最多，而“输入”最少。

试以社会学为例，以其理论学说为归依的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可谓洋洋大观，诸如：教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军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艺术社会学、人口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等等，而其他的综合型学科，如历史学、哲学亦然。

传播学的状况如何？以其理论学说为归依的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也较为可观，如：政治传播学、宗教传播学、教育传播学、新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等，虽然少于综合型学科，但多于纵向型学科。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作为横向型学科的特点。由此，还可以概括出各个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一般结构，即：研究对象（交叉领域）+学科理论（学科归属）=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

3.明确学科划分标尺的意义

那么，明了划分学科边界的标尺，对于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有何意义呢？在我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启示。其一，各个学科既有不可替代的有用性，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确实不能“画地为牢”，而应当大力倡导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和取向;其二，学科（尤指跨学科）研究又不能“喧宾夺主”，即突出了交叉性，而消解了主体性，换言之，我们之所以学习、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一是为了解决本学科（领域）的实际问题，二是为了创新本学科（领域）的理论学说，相比前者，后者更为重要。在此，不妨重申我的观点[2]如下：

“是不是把A学科的A理论或A方法搬到B学科来就是创新了？我觉得，也可以算，但必须看到，这种创新的价值主要是应用的，而不是理论的。我们开展跨学科研究的一个更高的追求和目标应该是，让A理论、A方法与B学科的B理论、B方法结合，开发出C理论、C方法来。”（3）

总之，如果一个学科自我封闭，势必走向衰落，但如果一个学科的主要努力，都花费于对其他学科理论的搬运，而不是致力于本学科理论的创新，则其命运同样可虑，对此不可不察。

二、对传播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审视

1.反思传播学研究对象的已有表述

在学科边界与标尺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就有必要也有可能来探究一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似乎已有定论，常见的表述如下：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或社会）传播活动（或现象）及其规律——我以前也持这一观点。可是，果真如此吗？仔细推敲，大可质疑。

不言而喻的是，人类传播活动或现象古已有之，理应与人类的诞生与发展同步。那么，在传播学兴起之前，难道就没有开展过对传播活动或现象的研究？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人类对各种传播现象的研究，不仅早就开始了，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并陆续催生了许多学科，例如：对语言传播、符号传播、文学传播、艺术传播的探索，形成了语言学、符号学、文学、艺术学;对宗教传播、政治传播的思考，构成了宗教学、政治学的重要部分;对新闻传播、广告传播的兴趣，孕育了新闻学、广告学;而对传播之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关注，构成了心理学、社会学的重要部分，等等。

可见，以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早已有之，且为数甚多，然而，它们都不是传播学，其原因何在？最要紧的疑问则是，传播学究竟是研究什么的学科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传播现象的“跨界”特性使然——既然传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穿在各种现象之中，则引起各个学科的注意和兴趣，就可谓是理所当然;二是传播学科的“后发”态势使然——既然先行学科已产出了众多对传播现象的研究成果，就不宜再把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仅仅笼统地表述为传播现象了。

2.重构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正确表述

一言以蔽之，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之正确表述，应为：人类（或社会）传播活动（或现象）的一般规律。所谓一般规律，即通用于各种传播现象的规律（典型如傳播结构与过程的5W公式、传播的四大功能等），而非只适用于某种传播现象（如文学、艺术等领域）的特殊规律。例如，怎样创作小说或诗歌、怎样唱歌或绘画、怎样拍摄电视或电影等，固然都是传播活动，也有其各自规律，但这些显然都是特殊规律，而非一般规律，这两者的关系为：一般规律统领、指导特殊规律，但不能替代特殊规律，而特殊规律体现、丰富一般规律，同样，也不能替代一般规律。需要补充的是，传播学有三大分支学科，即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它们又有一些主要适用于各自范围的规律[如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功能”、“沉默螺旋”理论，组织传播学的“决策参与”、“冲突管理”理论，人际传播学的“社会交换”、“面子（礼貌）”理论等]，或可称之为准一般规律，即这些规律并非一定不能适用于其他范围或领域，但可能多少需要作出一些调整或拓展。值得强调的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为这三大分支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进一步整合和提升，提供了良好的机会和条件。

纵观传播学的形成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人类对传播现象的认知，与其他方面的认知类似，也遵循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路径，因此，以往各个相关学科虽然从各个侧面、维度、层次，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关注、研究了各种传播现象，但局限性在于：未能从整体上把握，也未能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加以概括，也就是说，只留意了特殊规律，而忽视了一般规律，更未能将传播活动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来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

第二，以往各个学科对传播现象的研究，相对集中于5W中的传者、受者（如心理学、社会学等，考察他们作为人——个体或群体之特性（4））、信息（如语言学、符号学、文学、艺术学等，考察信息的各种形式和内容之特性），而较为忽略媒介（尽管先有报纸、出版研究，后有电影、广播研究，但这些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具体业务层面）和效果。

何以如此呢？可以指出两个显而易见的原因：一是媒介技术本身有一个漫长的积累和发展过程，直到近几十年来，才出现引人注目的爆炸性的增长;二是在很长的时间里，效果研究受到了需求不足、制度落后、方法缺失等因素的抑制，为此，也就不可能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发展起来。

综上所述，人类以往在传播研究方面的所有努力，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挤占”了传播学的“地盘”，但同时，也为传播学的诞生和成长，留下了特定而富有价值的空间，奠定了多元且颇为厚实的基础。如若不然，人类的科学殿堂里，也就没有传播学的一席之地了！

3.重新审视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意义

那么，重新认识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对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又有何意义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启示。其一，由此进一步厘清了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逻辑关系，我们今后对相关学科的学习、借鉴与合作，可望更具有自觉性、针对性、建设性。其二，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传播学的学科边界，有助于我们辨认那些原本不属于（或主要不属于）传播学研究范围的现象或领域，例如：交往伦理、修辞技巧、教育准则、建筑风格等等，并不是说，这些现象或领域不重要，而是我们应当认清，它们原本属于伦理学、语言学、教育学、建筑学等学科，不能陷入“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误区，如此，也就有助于破除一个曾在传播学界造成普遍困惑的“迷思”：传播学好比是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举例来说，很早就有人提出了“华夏传播”“传播学中国化”的概念，本意很好，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出具有普遍价值的观点和学说，但如果在研究实践中，只是对中国的一些道德观念（如三纲五常、四维八德）、修辞手法（如比喻、对偶、拟人、夸张）、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建筑理念（如皇权至上、天人合一）等简单地加贴“传播”的标签，那么，其结果就很可能是“老酒新瓶”或“越俎代庖”，不能为人类知识和学术大厦“添砖加瓦”。鉴此，作为传播学者，如果立志在上述相关领域有所开拓，则必须认真思考，如何避免只停留在多学科“粘合”的状态，才能实现跨学科创新、理论性突破的目标。其三，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传播学的未来发展方向，即：对传播现象一般规律（包括整体脉络、全局动态、宏观趋势）的探索和把握，以及对媒介技术（其重点当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的社会功能与影响，这又与传播效果高度契合）、传播效果（其不仅与媒介，而且与传者、受者、信息乃至整体环境，都密不可分）研究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拓展，理应成为重中之重。

三、结 语

传播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恰与改革开放同步，40年来，它已经从当初的幼稚走向了成熟，应该说，获得了一定的社会认同度和方向感。但不可否认，还有一些亟待厘清的认识，需要进一步细化、深化。我希望通过本文的梳理，与传播学界同人一起，为推动传播学科在中国的更大进步而贡献力量。试总结本文的要点如下：

划分学科边界的标尺。一是研究对象，二是学科理论，前者是必要条件，后者是充分条件，在大力提倡学科交叉的当下，后者愈显重要，如何兼顾交叉性和主体性，已成为传播学与各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形成分支学科的结构。一般呈现为：研究对象（交叉领域）+学科理论（学科归属）=分支学科（或研究方向）。作为“横向型学科”的传播学，其特点是，可以较多地向“纵向型学科”输出，而较多地从“横向型学科”“综合型学科”输入。

审视相关学科的长短。人类对传播现象的认知，也遵循了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路径，因而，先行相关学科对各种传播现象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未能整体把握、高度抽象，只留意了特殊规律，而忽视了一般规律，且相对偏重传者、受者、信息环节，而忽略媒介、效果环节，更未能将传播活动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对象来进行系统、科学的研究，这就为传播学的诞生和成长，留下了相应的空间和基础。

重构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人类（或社会）传播活动（或现象）的一般规律，其三大分支学科，即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又有适用各自范围的准一般规律，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这三大分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理应进一步整合，以提升学科研究的整体性、科学性、时代性。

展望传播学的未来方向。一是对相关学科的学习、借鉴和合作，应更具有自觉性、针对性、建设性;二是对相关学科理论的“输入”，应力求避免只停留在多学科“粘合”的状态，而能实现跨学科创新、理论性突破的目标;三是对传播现象的一般规律，以及媒介技术、传播效果的研究，理应成为重中之重。当然，这决不意味着，媒介、效果研究可以孤立地进行，恰恰相反，它们必须置于整个时代背景、社会环境以及各种具体传播与互动关系的脉络中展开，才能切实收获科学、创新的研究成果。

注释：

（1）例如，高兴华（1987）提出，学科划分的标准为：研究对象、科学方法、组织建设、实践历史。其中，“研究对象”固然可以成立，但缺少了“理论学说”，而“科学方法”作为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可为多个学科共用，故不能成立——“科学方法”充其量作为辅助条件，对建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自特性有所影响，至于“组织建设”“实践历史”，则都属于学科形成过程中的派生行为，重要性远小于“研究对象”“理论学说”，故不宜与之并列。此外，在实践中，还可以看到，“学者身份”“杂志归属”似乎也有一定的作用，比如：A学科的学者使用了B学科的理论，被认同为A学科的成果;C学科的杂志刊登了使用D学科理论的论文，被当作是C学科的成果，但实际上，这两种情况都混淆了学科边界，如果止于“搬运”，则仅有应用价值（当然，如果是首次应用，则价值略高），或某些“实际”价值（如个人职称晋升、院校学科评估），而缺乏理论贡献。参见：高兴华：《论划分科学学科的标准》，《社会科学研究》1987年第4期。

（2）对此观点，或许有不同看法，依我之见，假设一项研究，只能划归给一个学科，则理应以“学科理论”为标准，尽管在学科交叉风行的现实中，一项研究常常被数个学科“共享”，但在逻辑上，还是应当明确学科归属标准：一是“研究对象”（必要条件），二是“学科理论”（充分条件）。凡符合第二条者（其也一定符合第一条，否则，该研究活动就不可能发生），可稱之为“首属学科”，凡只符合第一条而不符合第二条者，则可称之为“次属学科”。不过，有一个例外，即历史学，由于任何社会现象及学科都有其（连接现实的）历史，因此，两者理当并重，如新闻史或新闻学史，既属于新闻学，也属于历史学，可谓难分主次。

（3）当然，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很深，这里不能详细展开，但不管怎样，强调创新已是共识，正如有人所说，如果没有理论创新，则两个以上的学科的“粘合”，只能称为多学科研究，而非跨学科研究，参见：[美]艾伦·雷普克：《如何进行跨学科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4）在传播学研究史上，有所谓“传者本位”转向“受者本位”的变化，即受者研究曾相对不被重视，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反映了传播学这一后发学科的状态而已，事实上，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美学、语言学等诸多先行学科，已在这一领域有了大量的积累，从而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参见：臧海群、张晨阳：《受众学说：多维学术视野的观照与启迪》，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

参考文献：

[1]张国良.中国传播学40年：学科特性与发展历程[J].新闻大学，2018，（5）.

[2]张国良.传播学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贡献[J].国际新闻界，2018，（2）.

[3]张国良.中国传播学四十年的回望与前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8-3.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