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视野中的皖人旧体诗词探微

任荣

摘要：被纳入现代文学三十年文学视野中的民国皖人旧体诗词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安徽古籍丛书”的整理出版，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新世纪以来，在“中国古今文学演变”思潮的影响下，诗词集的整理力度加大，“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先后出版，研究对象和研究深度都得到拓展。民国皖人旧体诗词创作呈现文学家族家集数量众多、创作主体社会身份多元，创作思想继承诗史传统三重风貌。综览皖人旧体诗词之研究成果和创作成就，当前研究之问题和未来研究之突破体现于文献资料整理、研究重心调整和研究方法更新三个方面。

关键词：民国皖人;旧体诗词;文学家族;诗史传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9）05-0186-007

发生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不但改变了我们的日常书写方式，更改变了一个时代的观念。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世纪新变中，安徽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种特殊的风貌。如果我们仔细梳理这段历史会惊奇地发现，当胡适、陈独秀正忙于引领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时，同时代的许承尧、陈诗却在旧体诗词上挥洒才情。当年轻一辈的新文学家蒋光慈、朱湘在白话文坛纵横驰骋的时候，胡怀琛、胡朴安等人仍在新旧之交中努力维系旧体文学的命脉。革新与守旧并存，文言与白话兼收，民国时期的安徽文学家用自己的方式在延续着中国的传统文脉。这种混合与兼蓄无所谓进步与落后，它真实地反映出民国时期文学转进过程中的特殊性。对于这种特殊性，我们今天的研究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压迫”[1]使得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始终不脱离白话文体的轨道，即便是某个区间和时段出现的旧体文学风景也无法阻挡现代文学史的惯性滑行。新理念和新思想辐射下的《安徽文学史》也只是在第三卷第三章用两节的篇幅分别介绍了陈独秀、许承尧和吕碧城的旧体诗词创作。[2]将许承尧、吕碧城、陈独秀纳入现代文学史书写自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三位代表的凸显却是陈诗、姚永朴、姚永概等群体的缺失和沉默。这似乎不是民国安徽旧体诗词的原始风貌。笔者以傅瑛教授新著《民国皖人文学书目》[3]为基础对民国时期的安徽旧体诗词集进行粗略统计，结果显示，民国时期皖人诗词集的出版数量至少在342种以上。这仅仅是个人诗词集的数量，不包括大量的诗选以及诗话等著作。如果将安徽的旧体诗词创作进行放大，从全國的层面来审视民国旧体诗词，那么其数量绝对是相当可观的。面对这份丰厚的历史遗产，无论是现代文学史还是地域文学史，有意摒弃还是无意忽略都是不严谨的。因此笔者不才，拟对民国时期的安徽旧体诗词创作和研究做一浮光掠影式的扫视，虽不免管中窥豹，但是希望能够引发学术界同仁对民国皖人旧体诗词之重视。

一、民国皖人旧体诗词研究回顾

近些年随着学术视野之开拓，学术理念之更替，民国旧体诗词之研究逐渐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畛域显露雏形。马大勇将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的研究史分为发轫期、接纳期和深化期三个阶段。发轫期以1981年姚雪垠致茅盾的信为开端，接纳期则始于1988年钱理群、陈平原和黄子平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深化期的标志为2000年前后复旦大学章培恒等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今文学演变”命题。[4]这三个阶段宏观地概括了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的研究史。如果将这三个阶段移植至民国皖人旧体诗词研究史上亦能够恰如其分地反映其发展概况。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熟悉民国掌故的郑逸梅在文中回忆了民国年间吕碧城与诗坛名家交往、唱和二三事。郑老对吕碧城评价甚高，称“从来女诗人少，女词人更是寥若晨星，就清末民初而言，当数皖中的吕碧城为首屈一指了。”[5]此文堪称改革开放以来皖人旧体诗词研究之滥觞。与吕碧城同时代之陈独秀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实则在旧体诗词创作方面成就甚高。学术界在研究陈独秀思想演变时开始有意识地探寻其旧体诗词中的思想史价值。为此，张湘炳和沈寂围绕着陈独秀的旧体诗中的思想内涵展开了论辩。[6]学术界对吕碧城和陈独秀旧体诗词的关注恰好契合了当时的研究思潮，也说明民国皖人旧体诗词之研究起步甚早。但是由于文献之不足征，所以整个八十年代研究成果数量偏少。

进入九十年代后，随着“安徽古籍丛书”项目的展开，许承尧的《疑庵诗》和吴保初的《北山楼集》先后点校出版。《疑庵诗》的点校者吴孟复在前言中对许承尧的诗歌成就、创作思想以及诗坛之地位都有详细论述。《北山楼集》的点校者孙文光也对吴保初评价颇高，称其：“卓立诗坛……而峭折坚劲，则又有敢于‘江西，而最重要的还在其写出时代心声。”[7]完成《北山楼集》点校后，孙文光又辑录陈独秀旧体诗多首公开发表，并由此引发了陈独秀旧体诗研究的热潮。其后有关陈独秀旧体诗的辑佚时有新见。[8]纵观整个九十年代之研究现状，间接诱发于学术界重写文学史之思潮，直接触动于诗人文集之整理与出版。这种现象也一直延续到了2000年以后。

新世纪以来，民国旧体诗词之研究如火如荼。南江涛主编的《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汇编》以及曹辛华主编的《民国词集丛刊》《全民国词》《清末民国旧体诗词结社文献续编》先后出版。大型文献丛刊的整理与出版为学术界研究的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文献整理取得突破的同时，有关民国旧体诗词的研究著作也精彩迭见。胡迎建的《民国旧体诗史稿》对民国旧体诗的发生史做了宏观概括，同时对代表性诗人做了专题研究。曹辛华的《民国词史考论》则在博览文献的基础上对民国词的分期、流派、批评等进行了高屋建瓴式的建构和思考。马大勇的《晚清民国词史稿》则以时间为线索，以词人创作为点，以群体和流派为面，点面结合、宏观和微观交错，对民国时期的旧体词创作进行了研究。学术界主潮的涌动自然也波及民国皖人旧体诗词的研究。在此大背景下，皖人诗文集的整理工作也有了相当大的进展。李保民先后笺注、注评了《吕碧城词笺注》《吕碧城诗词注评》《吕碧城诗文笺注》，为吕碧城研究的深入贡献良多。如果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有关吕碧城的研究做一个数据统计，那么绝大多数成果都产生于这三部作品集的出版后。而刘梦芙先生主持的“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先后整理出版了潘伯鹰的《玄隐庐诗》，裴景福的《睫闇诗钞》，吴闿生、房秩五《北江先生诗集·浮渡山房诗存》，陈诗的《陈诗诗集》，方东美的《坚白精舍诗集》，丁宁《还轩词》，汪石青的《汪石青集》，黄宾虹的《宾虹诗草》，方守彝、姚永樸、姚永概的《晚清桐城三家诗》。文集的整理出版对研究的催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以《陈诗诗集》为例，余英华、史哲文先后以《陈诗诗集》为基础，对陈诗的生平、交游以及诗风做了考察。而胡朴安、姚永概、吴闿生的研究也在近些年有了较大的进展。这种现象再度验证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规律——文献的整理出版是学术推进的重要基础。在个案研究推进的同时，有关民国皖人文学的宏观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傅瑛在《民国安徽文学史论》中将研究时段划定在民国，将地域限定于安徽，由此提出“民国安徽文学”的研究概念。[9]在书中，她对民国皖人文学的成就作了宏观的概括，并附录了《民国皖人诗话述略》《民国桐城文学书目》等资料汇编。个案研究的推进和宏观研究的提出说明民国皖人旧体诗词研究已经开始步入新的阶段。

二、民国皖人旧体诗词创作风貌

（一）文学家族之传统

文学家族学是近些年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和视角，“它主要通过研究社会、历史、地域及文化风会对家族的影响，探讨各种环境因素对家族成员文学创作、对一时一地乃至更广阔时空文学发展的作用和规律。”[10]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学家族学的发展不过二十余年，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文学家族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存在了近两千余年。从西晋时期的陆机、陆云，到三国时期的三曹父子，再到宋代的三苏父子，文学家族的世代传承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在明清时期更是达到巅峰，常熟翁氏、无锡钱氏等世家不但名宦辈出，而且笔耕不辍，文学成就突出。（1）诗礼传家、不废耕读是很多文学家族的共同传统。这种传统从明清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的安徽文学家族。在现存的诸多皖人诗词集中，文学家族创作的数量占了很大比例。

乾嘉以来，桐城文脉赓续，桐城派古文名扬天下。到了晚清，以吴汝纶为代表的曾门四弟子继承了桐城派的传统，发扬桐城文风。吴汝纶之子吴闿生（1878—1949），原名启孙，字辟疆，号北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留学日本，清末任度支部财政处总办。北洋政府时期任教育部次长、国务院参议。1928年后任奉天萃升书院教授、北京古学院文学研究员。著有诗集《北江先生诗集》（2）《北江诗草》《北江先生集》。吴汝纶之侄女吴芝瑛（1866—1933），字紫英，号万柳夫人，晚清著名教育家及女权运动先驱，嫁与无锡文士廉泉。吴芝瑛与鉴湖女侠秋瑾交往深厚，曾资助秋瑾赴日留学。吴本人著有《吴芝瑛夫人诗文集》，编著有诗集《剪淞留影集》。其父吴康之（？—1889），系吴汝纶之堂弟，名宝三，自号鞠隐山人。吴康之去世后，吴芝瑛将其诗集《鞠隐山庄遗诗一卷附禀稿一卷》编纂出版。其夫廉泉之诗集《南湖东游草》《南湖集古诗》《潭柘纪游诗》皆由吴芝瑛编辑付梓。

与桐城吴氏家族相比，合肥李氏家族因淮军之崛起而兴盛。自李鸿章创办淮军后，家声日振，权倾朝野。尽管显赫一时，但是李家并没有飞扬跋扈，相反诗礼之教却愈发浓厚，吟诵之声五代不绝。李经钰（1867—1922），字连之，号庚余、耕余，又号逸农，室名友古堂，李蕴章之子。清光绪十九年（1893）举人，官河南候补道，著有《友古堂诗集》。李国杰（1881—1939），字伟侯，号元直，李鸿章长孙，李经述长子。清末曾任散轶大臣、驻比利时国公使等职，民国初任参政院参政、安福国会参议院议员、轮船招商局董事长，著有《蠖楼吟草》。李国模（1884—1930），字方儒，号筱崖，别号吟梅，李经世第二子，曾任山东候补道，清光绪间撰有《吟梅吟草》，民国年间著有《瘦蝶词》。李国楷（1886—1953），字荣青，号少崖，别号餐霞，李经世第三子，历官江西候补道、江西南饶九广兵备道兼九江关监督、安徽省议会议员，著有《餐霞仙馆诗存》《餐霞仙馆诗增刊》。李靖国（1887—1924），原名国权，字仲衡，号可亭，李经邦第五子，历任分省候补同知、江苏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邮传部路政司行走、民国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员，著有《宜春馆诗选》二卷。李家煌（1898—1963），字符晖，号骏孙、弥龛，李经羲之长孙，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49年后迁居香港，著有《始奏集》一卷。李家孚（1909—1927），字子渊，李国瓌之子，李经钰之孙，著有诗集《一粟楼遗稿》、诗话《合肥诗话》。

民国时期的安徽文学家族与江南的文化世家有着共同的文化特性，不但家族成员文学修养较高，而且还通过姻娅关系与其他文学家族进行文学创作互动。如桐城的姚倚云系桐城姚氏后人，其祖父为姚莹，其仲兄姚永朴、三弟姚永概皆系民国著名学者、诗人。姚倚云大姐姚倚洁嫁给了桐城派殿军、著名学者马其昶。而姚倚云则经吴汝纶作伐，嫁给南通著名诗人范当世。姚倚云著有诗文集《沧海归来集》十八卷，范当世则著有《范伯子诗文集》。桐城姚氏、南通范氏皆文学世家，两个家族的联姻不但社会关系网形成了交集，而且诗歌创作上也发生了互动。

（二）作者身份之多元

民国皖籍诗人文化身份与其社会身份往往缺乏交集，其从事的社会职业与诗人的文化归属没有直接关联。这种情况在明清两代的徽州就非常突出。徽商雄踞商坛多年，许多徽商的社会身份是盐商、典当商，但是在文化上他们依旧认为自己是文人雅士。占籍扬州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虽然是商人，但是贾而好儒，皆著有诗文集存世。到了民国时期，皖籍诗人的社会身份更加多元，他们一方面以诗书传家，时刻以传统文化来打点自己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商界或者政界运筹帷幄，成就一番事业。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至德周氏家族。

周氏家族兴起于同光时期，对周氏家族振起有着决定性影响的人物——周馥曾经是李鸿章的幕僚。周馥（1837—1921），原名玉山，字兰溪，至德人。清咸丰十一年（1861）入李鸿章幕办理文案。历任直隶州知州衔、金陵工程局襄办、津海关道员、电报局会办等职。中法战争爆发，赴渤海口编练民船团练，次年筹办天津武备学堂，后迁直隶按察使。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总理淮军前敌营务处，后历任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周馥本习儒，后投笔从戎，官场青云直上直至封疆大吏。无论是戎馬倥偬，还是案牍劳形，周馥始终不忘文人本色，著有《玉山诗集》四卷。周氏自周馥后家声日振，弦歌不绝。但是周氏后人并没有完全步履周馥的人生轨迹，而是选择实业救国和教育济世。周学熙（1868—1947），字缉之，又字止庵，号卧云居士、松云居士，晚号砚耕老人，周馥第四子。周学熙本是举人出身，以道员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幕，曾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民国之后，他曾出任财政总长、全国棉业督办。周学熙最引人注目的事业是他先后开办唐山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矿务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在天津、青岛、唐山、安阳开办华新纺织公司纱厂，并投资江南洋灰厂、华新洋灰厂。周学熙次子周明焯受其影响，也步武周学熙的轨迹，实业救国。周明焯（1898—1990），字志俊，号市隐，又号艮轩。1918年起历任青岛华新纱厂见习董事、常务董事，曾于上海开办信和纱厂、信孚印染厂、久安银行、久安保险公司等企业。周学熙父子在商界成就非凡，但是二人并不废诗书，周学熙著有《止庵诗存》二卷，周明焯为其妹周德蕴编辑有诗稿《建德周含曜女士诗画稿》，并为诗稿作序。与周学熙、周明焯的商界精英身份相比，周学渊、周达虽然没有能够创造出财富帝国，但是却在国民教育领域创造了非凡的成就。周学渊（1877—1953），原名学植。字立之，号息庵，周馥第五子，曾中光绪二十九年（1903）经济特科二等第四十名，后任山东候补道、军机处存记及山东大学校长。周达（1878—1949），又名明达，字今觉，号美权，又号梅泉，别署燕公，笔名今觉、寄闲，周学海长子。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于扬州组织知新算社，后创立中国数学会，任董事。1918年任中国科学社名誉社长。1925年于上海创立中华邮票会，任会长，出资并主持编辑出版会刊《邮乘》。1930年被聘为德国柏林国际邮展中国董事，1932年被聘为奥地利维也纳国际邮展证判员和中国董事，1935年任中国数学会董事。周学渊颇喜吟诗作文，尝与辜鸿铭等人结诗社，著有《晚红轩诗存》。周达虽然从事科学研究，但是家学渊源深厚，著有《今觉庵诗》《今觉庵诗选续》。周氏家族书香传家，直至当代的已故学者周绍良、周一良等，虽然以文史研究为业，但是皆有诗词创作存世。

除了周氏家族外，类似的诗人颇多。如合肥诗人夏崇让（1878—？），字仲谦，1920年曾任安徽省会警察厅试署警正，后经商，著有《愿学斋诗存》。 农学家李寅恭（1884—1958），字勰宸，亦作协丞，别号百卉园农，1914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攻读农林课程，毕业后任剑桥大学林业技师。1919年回国，历任安徽省第一农业学校林科主任，安徽省第二农业学校校长。李寅恭著有诗集《百卉园吟草》，诗集中还附录其夫人张绍南《望云轩杂咏》一卷。无论是商人、警察还是科学家，社会身份只是他们谋生的工具或者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精神生活领域，吟诗作赋依然是他们最爱。这是民国皖籍诗人的文化精神属性。

（三）诗史传统之赓续

从1912年民国初立，至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短短的三十余年既有国民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又值国家内忧外患。于思想界来说，西学东渐已成气候，科学与民主之观念开始生根发芽。于国家来说，既有军阀割据之混战，又有日寇侵华之国殇。面对这复杂的时局和千变万化的现代文明，有着诗史传统的安徽诗人自然也“不甘寂寞”，他们“自觉继承杜甫‘穷年忧黎元‘济时肯杀身的人格精神与‘以韵语纪时事的表现手法”[11]，一边用诗歌记录下自己的见闻感受，一边用诗歌表达着自己的思考和爱憎。

民国时期的安徽诗人并不都是蛰居乡土的布衣诗人，很多人或占籍大都市或云游四方，其所见所闻及所记之事，或反映了新文明初兴时的新鲜感，或反映了国难之际的国仇家恨。清末民初的诗人贺欣（1855—1924），名兴贤，字淡湖，又字筱舫，号松隐斋主人，宿松人，系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曾任工部、吏部主事、直隶州知州。贺欣所处的时代恰好是洋务运动最为炙热的时期，各种西方的新事物纷纷涌入中国。面对这些新奇事物，贺欣在诗集《初隐集》《朝隐集》《终隐集》中对变法、废除科举、自来水、电话、马车、人力车、火车、女学生等新生事物一一进行了记录。与贺欣同时代的方铸也喜好在诗中记录新生事物。方铸（1851—1919），字子陶，号剑华，自号盘陀盲叟，又号华胥赤子，桐城人，清光绪九年（1883）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度支部郎。在《华胥赤子古近体诗》卷七中，方铸对轮船、铁路、电报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进行了吟咏。中国古诗与西方现代文明在近代中国发生了融合，这种时空交错下的文学创作给中国诗歌带来了一丝新意。尽管安徽诗人并不是第一个用诗歌形式介绍西方文明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将安徽诗人的这些诗作视为西方文明传入中国的路径的一个佐证。

与新文明相比，抗日战争是安徽诗人不愿意触碰，却又不能不书写的一段屈辱史。国难之际，黎民流离失所，大好河山满目疮痍，诗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纷纷提笔记录现实之惨剧。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此时怀宁诗人潘伯鹰听闻十九路军大胜，于是提笔写下《闻十九路军屡歼倭寇喜赋》二首。诗云：

自恃投鞭足断流，西来猛识阵云愁。淞滨初溅虾夷血，要洗炎黄一代羞。露布朝驰万户看，凛然共见寸丹心。东风未转深壕湿，切语军中慎晓寒。[12]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在中国横行无忌，十九路军的胜利让诗人感到终于让日本侵略者血债血偿，要用“虾夷血”来洗刷“炎黄一代羞”。诗人为胜利感到高兴，同时也为艰苦作战的将士感到担忧，天寒地冻，硝烟弥漫，诗人寄语战壕中的将士要“慎晓寒”。与潘伯鹰一样经历抗战的许永璋先生则对日寇泯灭人性的侵略行径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许永璋（1915—2005），字允臧，号我我主人、跌翁、石城左杖翁，桐城人。1936年毕业于无锡国立专科学校，曾先后任教于桐城中学、安徽师范学院、南京安徽中学等校。抗战时期，许永璋先生著有《抗建新咏》诗集一部，记录了他在抗战时期的生活。《江宁失陷》一诗记录了日寇占领南京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

巍巍江宁城，山拥江雨横。六朝天险地，何图暴力倾？北五省既陷，沪上旗帜更。凶焰日迫蹙，金城哄甲兵。中枢播巴蜀，大军转新营。一江白水赤，两岸猿声惊。江天飞白雪，痡马怕闻钲。大野哀鸿迹，寒林乱鸦声。惨淡凄人目，谁复能忘情。尽人有妻子，亦有父与兄。流离同浩劫，瞻顾泪盈盈。相逢附耳语，何以计前程？既忧天地窄，更虑死生轻。大厦妖狐入，沃土丑类耕。回首紫金山，宿昔擅雄名。山灵摐解恨，此恨向谁鸣。悠悠长江水，犹带江宁城。[13]

虽然已经过去了八十年，再读此诗，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惨烈现场以及诗人的愤怒。“一江白水赤”让我们仿佛看到那人间地狱的惨状，“大厦妖狐入”让我们听到诗人那愤怒的声音。

尽管诗笔并没有能够化身刀枪上阵杀敌，但是诗人依然认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如今再翻阅这些“诗史”之作，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些诗歌的生命力。这些依然跳动着脉搏的诗歌时刻提醒今人那段历史不能忘记。

三、民国皖人旧体诗词研究突破

将皖人旧体诗词的创作成就和研究进度相比照，我们会发现尽管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皖人旧体诗词的价值，但是依然存在研究起点低、覆盖面窄、投入精力有限等问题。《北山楼集》出版已逾二十年，但是有关吴保初诗歌之研究依然未突破孙文光点校前言之介绍。童岭先生翻阅吴保初的《北山楼集》后感慨“今人少識吴保初”[14]。由此可见，民国皖人旧体诗词之研究形势依然严峻。笔者以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和突破的方向存在于这三个方面。

第一，文献资料整理。文献整理不足是研究推进的重要掣肘。诚如徐晋如所言：在文献工作“未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之前，任何通论性质的、文学史性质的专著、论文都是靠不住的”[15]。所以要想在目前的研究基础上再进一步，就需要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投入更多的精力。具体而言，需要做到目录编纂的推进和整理范围的拓展。首先，要编纂一份翔实可考的目录。傅瑛的《民国皖人文学书目》收录了三百余种诗词集。作为首部专录民国皖人文学的书目，该书筚路蓝缕，广搜博采，嘉惠学界，但是受客观条件限制，依然有大量书目作者未能寓目。皖人旧体诗词集的保存面貌非常复杂，从版本角度来说，有木刻本、活字本、油印本、铅印本、手抄本乃至稿本;从收藏机构来说，有的藏于各级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中，有的为私人藏家或作者后裔保存，分布零散。因此三百余种之外，仍有大量的诗词集湮没于各大收藏机构以及私人藏家的书架上，尘土堆积，蠹鱼横行。目录之缺乏直接影响到文献发掘和整理的力度，而文献发掘之不足则限制了学术界研究的深入。所以要想进一步推动民国安徽旧体诗词研究，需要学术界同仁，尤其是安徽省内的各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联合起来共同清理皖人诗词集的家底。其次，要承续和拓展原有的整理计划。“安徽古籍丛书”和“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的出版已经在学术界获得了一定声誉。但是仅仅整理部分影响力较大的诗词集是远远不能满足安徽地域文学研究的需要。因此一方面要延续之前的整理思路，同时要扩大整理的范围。比如吕碧城的二姊吕美荪著有《葂丽园诗》《葂丽园诗续》《阳春白雪词附葂丽园诗再续》《葂丽园诗四续》，其中多有与吕碧城、樊增祥等人唱和之作，对研究吕碧城以及吕氏家族文学有重要意义。如果能够整理出版，那么对吕碧城的研究必然会有新的突破。另一方面，要在文体上拓展。诗话、词话是创作的理论总结，对诗词研究有着借鉴价值。民国皖人著有诗话多种，虽然《皖人诗话八种》已收录部分，但是仍有沧海遗珠之憾。比如程演生的《长枫诗话》所录清末民初皖江诗坛掌故甚多，文献补苴价值极高，应该加以整理。

第二，研究重心调整。如上文所论，梳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皖人旧体诗词之研究，其研究重心存在严重的偏离。这种偏离固然与学术思潮、诗人影响力、作品传播面以及文献整理等客观原因有关，但是学术界自然的筛选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如果从“民国皖人文学”这个宏观命题来看，对一些诗人的重点关注必然会造成对群体的盲视，乃至形成跟风研究和炒冷饭。例如笔者梳理了有关吕碧城诗词的相关研究，仅论文就有44篇，学位论文10篇。而年长于吕碧城的许承尧，被汪辟疆誉为“风骨高秀，意境老澹，皖中高手”[16]，相关研究论文只有5篇。许承尧尚且如此，那么吴保初、裴景福等人自然只能用罕有着眼来形容。固然选择研究对象和设计研究课题是学者的自由，也是基于个人的兴趣和水平。但是从“民国皖人文学”出发，学术界确实需要对民国皖人旧体诗词之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进而能够形成指导性的意见，对学者的研究方向进行点拨，对学术界的研究重心进行调整，从而达到整体推进、个体突出的良性学术发展趋势。

第三，研究方法更新。诗人生平的考订、作品版本的梳理是研究个案的基础。但是要想推进个案之研究，乃至寻求整体之突破，单靠文献的整理和简单的考释是无法达成目的的。对一个作家的深层次研究，往往在占有海量文献的基础上，还需要方法论的介入。地域文学的研究因其对象的特殊性，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乡土作家和地域文人。这些影响力有限的地域作家如果独立成为研究课题，其研究很有可能因为阐释的空间限制，难以深入。如果作为一个地域群体或者创作流派来做研究，那么必须要借助一些新兴的研究方法。例如前文所提及的文学家族学，以及最近十年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学的经济视角、文学地理学、数字人文等方法给学术界吹来了新风，也引发了一批有分量、有新意的学术成果。但是反观当前的研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诗人生平考订、作品介绍等的层次，罕有理论层面的提升。对特色鲜明淮军家族文学以及东至周氏商人家族文学既缺乏群体研究的视角，也缺乏相应新方法的摄入。这说明我们的研究还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层次，因此要想打开民国皖人诗词研究的局面，并在全国形成一定的影响力，方法上的更新也是必须的。

就地域而论，皖人旧体诗词数量并非最多，但是特色鲜明。这些特色建构出民国皖人旧体诗词的独特研究价值，无论是现代文学史还是安徽文学史都应有其位置。张泉对地域文学史和文学通史关系的论述可以作为民国皖人旧体诗词研究价值的佐证，他说：“对于文学的地域空白或地域时段空白的深入开掘，往往是与史料上的新发现联系在一起的，有可能促成国家文学史的内容发生变化，甚至会改变文学通史的格局。”[17]若能最终影响文学通史之格局，这自然是安徽地域文学研究之幸。然而笔者愚钝，文意粗浅，只能发瓦砾之音，期待学术界能有金玉之和。

注释：

（1）近些年，家族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如徐雁平主编的《清代家集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丛刊》收入清代家集362种。《丛刊》出版以来，已有400余篇家族研究论文出现，多利用《丛刊》之材料。徐另著有《清代家集叙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清代世家与文学传承》（三联书店2012年版）。

（2）文中所列皖人诗文集版本、收藏和著录情况皆可参阅傅瑛《民国皖人文学书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参考文献：

[1]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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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傅瑛.民国皖人文学书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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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张泉.为区域文学史一辨[J].文艺争鸣，2007，（7）.

（责任编辑 黄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