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中超人思想的归路探析

倪玮冰

【摘 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采用了复调结构，小说并未给出一个封闭的结局和价值判断。有些学者由于这种特征产生了误读，根据文本中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超人思想以及无神论的描述，便认为作家的宗教思想也是不坚定的和充满矛盾的。然而这是对文本的一种误读，作家要尊重艺术规律，因此作家的政治意愿与作品表现出来的艺术意愿是不能简单等同的。尽管文本中没有定论，然而从文本的整体结构中，我们是可以看到作者明确的宗教价值取向的。本文将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结合造成误读的几个因素：复调性的特征，尼采超人思想的误导，中国学者释读异质文化时产生的差异，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正论宗教思想，来论证陀氏为小说中的超人思想提供了基督教的归路。

【关键词】《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超人思想;神正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9）30-0211-03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塑造了因超人思想而杀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小说由于复调结构特征，并未给出一个基督教思想是否最终战胜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明确的结局。由此，又根据书中所表现的主人公的超人思想，一些学者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也是充满矛盾的。吴春丽评论：“人物形象矛盾与分裂，矛盾代表着疑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完美地契合。”[1]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这种将文本传递的价值观念简单地等同于作者的价值观念的做法，是由于不了解艺术创作规律和脱离作者的具体思想和宗教文化背景而导致的。本文首先以对文本中作者整体价值取向的分析为基础，之后根据复调性的特征，尼采超人思想的误导，以及中国学者释读异质文化时产生的差异这几个造成误读的原因进行分析，最后结合俄国的历史文化背景，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正论宗教思想。

一、《罪与罚》的文本分析：超人思想的归路

（一）罪与罚的双重意蕴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小饭馆里听到一个军官与大学生的谈话，他们说只要杀死那个虱子般毫无价值的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就可以使无数年轻的新生力量受益。这正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不谋而合。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要杀人，其实并非是因为穷困或生活难以为继，而是他想要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跨越过去”，自己能否成为主宰世界命运的“拿破仑”。这使他成为类似于尼采口中的“超人”形象，无视伦理道德，自己为世界制定规则。他对索尼娅袒露自己的超人思想：“谁的精神刚强、坚毅，谁的智慧超群出众，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在他们当中，谁敢作敢为，他就是对的。谁能蔑视许多事情，谁就是他们当中的立法者，谁最敢作敢为，谁就最正确！”[2]他想要主宰别人的命运，想要成为有权利掌握人类生死的那个人。然而，最后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虱子”，他没有权利掌握能力，他杀了人，也犯了罪。这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犯下的“罪”，并非仅仅指杀人，更重要的是指他对上帝的僭越。基督教强调道德自新以获得救赎，是要通过内省来实现自我救赎。妄图救赎别人是对上帝的一种僭越，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罪。

“罚”的含义也是双重的，不仅仅是指实体的法律的惩罚，更是指精神上的良知的惩罚。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开始凭着超人思想，想要在“一俄尺见方的空间”下生活，绝不屈服，要通过意志和力量与世界较量。然而他感觉，“自己在这一俄尺的空间下，快要窒息了，孤独痛苦的快要死掉了”[3]。最令他痛苦的是他“人”的感情的逐渐泯灭，与人之间的无法逾越的隔阂，与最爱的妻妹的亲情的疏远。他感受到“一种像死人般冷冰冰的感觉……现在他不仅永远不能痛痛快快地说个够，而且永远再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什么了。”[4]最后，他不得在这种心灵的惩罚下屈服了。

在东正教中，人自身是带有神性的。但并非所有人都能保持神性，一些人对自由意志的滥用使他们偏离了神性，导致了恶的产生。而“罚”，即指来自人内心的灵魂之罚。“‘罚代表着人的神性还未泯灭，还有复归神性的可能性。” [5]“罚”代表着人接受苦难和获救的希望。可以说，罚才是“罪与罚”的核心。

（二）苦难与救赎

《罪与罚》的文本中有着鲜明的苦难与救赎的宗教观念。侦探波尔菲里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罗季昂·罗曼内奇，受苦是件伟大的事……您别笑我说的话，苦难中也含有某种思想。”[6]而米科尔主动替罪更充分地體现了这种宗教的受苦观。波尔菲里向拉斯柯尔尼科夫解释米科尔没有犯罪却主动投案自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犯下了罪过，而是因为他觉得对于痛苦应该逆来顺受，他自愿接受降临在他身上的苦难。[7]米科尔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深信经受苦难是获得救赎的唯一道路，这是俄罗斯东正教中圣徒精神的体现，这也就解释了他为什么心甘情愿代人受极刑。

与西欧天主教中的原罪不同，俄罗斯东正教精神中的罪感是“从耶稣基督教那里得到启示，从内心深处视苦难为神圣，认为没有经历苦难历练的灵魂是有罪的，只有贫穷和苦难才能使人身上的罪恶得到救赎，使有罪的灵魂变得纯净，才能真正接近上帝，恢复人所原初所具有的神性。”[8]所以作为虔诚教徒的杜尼娅和索尼娅都劝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去自首，之后通过接受苦役来赎罪，以获得上帝的宽恕。通过《罪与罚》中表达的人在苦难中受罚是救赎的必经之路的鲜明观点，可以看到其中纯正的东正教观念。

（三）文本叙事目的

尽管复调小说不可能出现一种价值观战胜另一种价值观的结局，但从文本的整体结构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叙事目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什么要求索尼娅为他读拉撒路复活那一章？作者通过这样的写作结构也许是为表达自己叙事的目的。拉撒路的复活，能够为拉斯柯尔尼科夫之后靠精神得救而复活作铺垫。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去认罪和自首之前，“跪倒在广场上，在地上磕头，怀着喜悦和幸福的心情吻了吻这肮脏的土地。他站起来，又跪下去磕头”。[9]这明显是被索尼娅的宗教思想所感化。尽管在狱中他的超人思想仍未泯灭，仍旧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有罪的，甚至有些怨恨索尼娅。但最后的一个梦使他的超人思想动摇了。他梦见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掌握真理和聪明过人的那一个，从而自相残杀，世界陷入了混乱和绝望中。醒来后的他异常痛苦，意识到了超人思想是行不通的。本书的结局更加耐人寻味，拉斯柯尔尼科夫受到了索尼娅的感化，思考到：“难道现在她的信仰不能成为我的信仰吗？”[10]尽管书中没有明确给出结局，但我们可以从文本的结构看到作者的价值取向：超人思想的归路是宗教。

除此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卡特科夫的信中明确谈到了《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自首的原因：“因为杀人者难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的良心不断地遭受各种情感的折磨，最后上帝的启示和人类的规则征服了他，促使他去自首……他决定承受痛苦以赎罪。”[11]通过作家自己对创作理念的描述，我们能准确地把握作品的叙事目的。作品传达的观念是有坚定的宗教思想的。

二、造成误读的原因

中国学者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教思想产生误读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罪与罚》复调性的文本特征，尼采超人思想的误导，以及中国学者当时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产生的释读差异。通过对造成误读的原因进行一一的    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正确的观点。

（一）复调性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是指“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相互之间不发生融合。”[12]即作品中每一个主人公都有其独立的价值判断，不再简单等同于折射作者意识的客体，而是以主体的形式在作品中平等地存在，作者也不以自己的价值观在作品中对其进行评判。

首先，我们可以得出，既然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并不与作者的观点等同，《罪与罚》中的对立观点便不可以理解为作者的矛盾思想。其次，难道复调小说就不能体现作者的价值观吗？巴赫金谈论复调性时强调，尽管作品中的人物获得了主体意识，但“这种主体意识和对话关系，仍然处在非对话的把握之中，处在创作主体的制约之中，作为主人公即使可以获得主体性特征，但他注定摆脱不了客体的困扰。因为归根到底，主人公总是作者这一主体的创造物，总是受制于作者本人意图的。”[13]因此，作品中是渗透着作者意图的。尽管作者没有在书中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评判，但从叙事与情节中完全可以体现出作者的叙事意图，结局中《罪与罚》的主人公是通过宗教，得到了灵魂的救赎。作者在作品中是有他的代言人的，索尼娅的思想和经历都在为作者代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将对立观念平等地展现出来，是出于为艺术创作的生动性而服务的目的。作品中的两个声音与其说是反映了作者的兩种矛盾观点，不如说是作者观点和他的对立观点的平等展现。

（二）尼采超人思想的误导

首先我们要排除一个误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超人思想并非来源于尼采，相反尼采受到了陀氏作品的影响。尼采在1888年给格·布郎德斯的信中写道，陀氏的著作给了他 “最有价值的心理学材料”。他在《偶像的黄昏》中提到“罪犯的原型就是在不利的境况中的强人，社会使之成为病态的强人的原型。”[14]可见陀氏笔下的罪犯对尼采的超人概念是有启发作用的。然而，尼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思想是完全反对的，因为他是反对这种传统的基督教伦理的，批评陀氏的思想是宗教“奴隶道德”的变种。

尼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着很多误读的。拿弗里德连杰尔的观点来举例：“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任何犯罪也不能仅仅由于‘环境的影响而成为无罪……尼采则认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提供的‘心理学材料中，应该看到‘强人不受任何道德上的损害就能从良心的折磨中‘解救出来。”[15]尼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完全是一种误读，他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主人公从具体创作背景和相应的心理学情境中抽离出来，把自己的“强者”哲学强加在他们身上。尼采的误读，对我们正确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一定影响。

（三）异质文化释读时产生的差异

现代的中国人以无神论者居多。即使是本土的宗教文化，也与西方宗教文化差异悬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从来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验性，道教以及本土化了的佛教各派，其宗教信念更多地服务于现世实用的目的，表现的是对现世的关注和对在世幸福的渴望。而西方基督教却指向非现实的不死的灵魂世界，寄希望于彼岸的上帝，并认为人性本恶，需要经过苦难的救赎，才能得到灵魂的升华。因此，身处于性本善的中国文化传统中，难免对西方的罪感文化不熟悉，这就造成了中国学者释读外国作品时的差异。

很多中国学者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产生过误读。王志耕教授曾指出，茅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的理解便是错误的[16]。茅盾曾在《陀斯妥以夫斯基的思想》一文中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借无神论者伊凡说出自己的意见，承认人的基督，却不承认天之子，神的基督。如果要把‘神的基督勉强承认下来，唯有把他算作一个暗指人类行为的理想的象征品了。”[17]茅盾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思想，是模糊的、矛盾的。然而，他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的思想简单等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只看到了他对神的质疑，却没有看到这本作品的结尾，基督化身的囚犯，给宗教大法官的一吻，是如何震撼了大法官的心灵，观点因此难免片面。由于文化语境的差异，中国学者难免会缺乏对西方宗教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作品中的在苦难中受罚来赎罪的宗教思想也缺乏充分的认识。这正是这些中国学者犯错误的原因。要想真正理解一个异质文化中的作品，必须要回归到它的具体文化语境之中，进行正确释读。

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正论宗教思想

假如无法解决上帝与恶的并存问题，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笃信宗教的问题和他认为神造世界是否完美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正论思想入手。

（一）神正论

19世纪欧洲是一个价值颠覆的时代，一声“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将目光投向理性，从西方传入的理性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俄罗斯。理性主义哲学用其实用性颠覆了上帝的神圣性，并提出了质疑：如果世界真的是上帝创造的，那上帝为什么要让世界上存在这么多的罪恶和苦难呢？《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见证了穷人世界的苦难后，就对索尼娅提出了“可他允许别人发生这样的事”“也许根本就没有上帝”的疑问，这就导向了上帝怀疑论和否定论。

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基督教家庭，尽管他也曾对上帝的存在产生过深深的困惑，而在西伯利亚服刑这十年时间，对苦难的体验使他对基督教有了更深的理解。他在1854年写给冯维辛的信中说：“即使有人向我证明，基督在真理之外，而且确实基督在真理之外，那我也宁愿与基督同在，而不是与真理同在。”[18]这便能很好地表明他的立场了。针对上帝与恶为什么能并存这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阐释了他的观点：尽管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在同时赋予了人得以继续创造的自由，上帝代表着绝对的善，但当人行使自由时，能否实现上帝的必然性却是一个未知数[19]，因此，人泛滥地利用了自由的时候，便走向了恶。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为基督教成功地做了辩护。

（二）作家自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说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载体，认为信仰东正教是俄罗斯人的精神特征。《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著作中，也有大量宗教思想。如果在小说中作家思想还受着人物和文本自身艺术规则的限制的话，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的真实思想。他在给阿列克谢耶夫的信中说：“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世界上没有上帝存在，灵魂也不是不朽的（其实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是同一个意思），那么问题在于：既然我会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我又何必行善积德，做个好人呢？……如果是这样，我为什么不去杀人、去偷、去抢，或者直接靠他人养活，不劳而获？……这样一来，只有人类这一有机体是不受普遍规律制约的，它活着只是为了毁灭自己，而不是为了保存自己。如果人与人互为仇敌，这个社会还称其为社会吗？这将会出现的是一种十分可怕的荒谬境况。” [20]

这个境况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末尾描述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可怕荒谬的梦境相符合，當人们失去了上帝的约束，人们便会为自己的利益和真理自相残杀，世界将陷于混乱罪恶之中，这绝对是陀氏不愿意看到的。可以看到，陀氏是反对无神论的观点的，同时这也可以佐证，陀氏在《罪与罚》中表达的超人思想的归途，是基督教。

参考文献：

[1]吴春丽.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超人皈依[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2][3][4][6][7][9][1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M]，非琴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406，415，220，449，442，512，534页.

[5]王志耕.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教诗学中的人[J]，国外文学，2002年，第3期.[8]刘锟.东正教精神与俄罗斯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

[11][20]（俄）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述[M]，黄忠晶，阮媛媛编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7，95页.

[12][13]（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3页.

[14]（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卫茂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15]（俄）弗里德连杰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J]，张加祥译，呼兰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

[16]王志耕：宗教之维：国内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化诗学研究概述[J]，国外文学，2006年，第1期.

[17]茅盾.《茅盾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494页.

[18]（俄）陀思妥耶夫斯基.人不单靠面包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选[M]，冯增义，徐振亚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83页.

[19]王志耕.神正论与现实视野的开拓——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综论[J]，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