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济国先生收藏的民国画稿墨盒

厚厂

窃以为精鉴而藏，赏玩怡性之品，可称长物，刻铜文房收藏亦然。清末以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前，清代刻铜作品未见记载有专事大量收藏者，然从鲍康对陈寅生刻铜有“足以与曼生壶并传”这样的评价以及清末刻铜实际的艺术水准来说，应是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民国初年，由于书画家参与，直接为刻铜者提供适于在铜质载体上雕刻的画稿，从而改变了清末刻铜作品自写自刻的主流，书画者与刻铜者分工与配合，在清末刻铜的基础上传承与发展，出现了与往昔风格截然不同的刻铜作品。这样的改变，究其实质为书画大家的积极参与并主动对其纸质载体书画作品表现形式所做的种种改变，摒弃表现力极强的色彩以及墨色的变化，将纸质绘画作品中不易在刻铜上表现的面变化为点为线，而这种改变绝非随意，反而是经过书画家深思熟虑且在实践中不断尝试、调整、完善的结果，这种变化极其用心，甚至推测最初在一些作品的具体用刀上书画家也对刻铜者提出了具体要求、指导和建议，这样的紧密合作，在较短时间内成就了民国画稿类刻铜作品繁简俱美的状态。也因此实践，为木版水印笺纸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民国书画稿刻铜作品其核心是书画家资源，从现状来看，同古堂、两明斋（姚锡久）、淳菁阁、荣宝斋及商务印书馆多画稿类刻铜作品，主要原因是其由于种种因素与书画家形成的良好的合作关系，且这种关系较坚固、长久，其中也包含了刻工如张寿丞、姚锡久、孙华堂、子修等在刻铜实践中与书画家逐渐形成的默契，使刻铜能得其意或已能传其神，大家不用再费心对如何刻制而琢琢磨磨，徒耗精力了。

对于一件作品来说，有分工即需要相互配合，民国这种分工协作的方式与清末的自写自刻应各有优劣。就书法类作品的刻制来说，窃以为清末几位大师级的刻铜已经达到了顶峰，由于刻者善书，作品一开始就站在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民国书法类画稿的高度，由于书刻为一人，其浑然天成的气象是民国时期一般书法类作品无法比拟的;民国时期，刻工是否善书，对于最终刻铜作品也有影响，此也为姚茫父在民国八年姚锡久刻铜序中褒姚抑张的主要原因，序中称：独锡久善书，孙、张皆不能书，故茫父认为姚石夫刻铜能够更好体现其书法意趣，此应是对于其作品有近乎苛刻要求的茫父的真实体会;目前姚锡久、张樾臣各有一件自写自刻的作品存世，确有高下之别，但同样为刻铜高手，在刻制书画家提供画稿的作品时，其差别也应是微乎其微，或许也只有提供书画稿的大家方能体会。

民国书法稿类刻铜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似乎只是在清末基础上转变了一个形式，由于书法家的参与，清末的小字细线很快转变为民国的大字粗线，而刻工又足以副之，目力所及，更容易使观者感受到书法意趣以及浓厚的金石味，而清末刻铜书法类作品则是需要用心体会的，风格各异的清末书法类刻铜作品骨子里透出的文人气息往往会扑面而来，令人猝不及防。比較起来民国时期的篆隶作品较清末更具气韵，也应是陈师曾、姚茫父、杨千里等金石大家参与的结果。

从现存的民国时期刻铜文房旧拓及实物显示，民国期间，即有独具慧眼者，由于喜爱刻铜文房而着意收藏画稿类墨盒，民国时期曾大量收藏齐白石画作的黄济国即是其中之一（黄传霖，字济国，祖籍江西省宜黄县，生卒不详，早年曾留学日本，后归国，二十年代曾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院体育教员，讲授体育史、体育原理课程，三十年代曾兼授日语课程，后在合并后的北师大体育系教授生理课）。

关于黄济国收藏画稿类刻铜文房一事，海上怀莲斋朱兄已在其珍藏的齐白石蟋蟀图墨盒相关文字有所推断，其主要依据为墨盒底铭“宜黄黄传霖藏”，朱兄在文中说：“此盒底铭非常独特。墨盒底铭一般都是店铺的名称，以定制收藏印作为底铭目前还是首见，也足见购买者对于此方墨盒的珍视，可谓是最早期的墨盒收藏行为”。黄济国打制墨盒收藏底铭的行为，如同收藏者在书籍或书画类收藏品上郑重的钤印，当时即想，有可能黄传霖收藏墨盒不止一方，毕竟没有为一部藏书而刻制藏书印的先例;朱兄在文字中也提到了齐白石与黄济国的那批信札，但并未引用其中齐白石致黄济国关于墨盒画稿已经完成、让黄第二天来取的那通，补录与此，信札内容为：济国先生鉴，承委画墨盒，已应雅命，明早来取去，璜不能走送，为歉然也！闲话面谈，璜顿首。

信札后有两个日期，推测可能为送件和取件的时间。此通信札所提不知是否为朱兄珍藏的那方蟋蟀墨盒，若不是，黄传霖极有可能在白石先生处定制墨盒不止一方。

黄先生被齐白石引为知己，但资料显示黄收藏白石先生的画作是支付润金的，定制墨盒也应是如此，相关文字说民国时期姚茫父和陈师曾为同古堂无偿提供画稿，分文不取，不知是否真实，画作耗费心神，看似简单，其中凝聚了书画家长时间的思考和积累，特别像姚茫父的细字长篇，并不能一蹴而就，这点同古堂主人最是能够体会，张樾臣为人信勤朴实、乐善好施，同古堂经营得有声有色，定与张先生为人处世、待人接物有莫大关联，按照常理推断，长期的合作关系，应有对应的画稿润例作基础;齐白石有画墨盒润例的记载，吴待秋也有为同古堂画稿赚取润金的说法，姚茫父有关于对赝品茫父墨盒的制作者“细民谋食”的态度，书画家在刻铜店铺挂书画铜笔单的记载或实物留存值得期待。

黄先生先定制这方直径9.5厘米、厚度1.8厘米的素面墨盒，不知出处;拿到白石先生精心绘制的墨盒后，一定会请名工刻就，但不知刻工谓谁。关于刻工的润例，则有旧拓明确记载，张寿臣刻姚茫父书《五柳先生传》全篇文字墨盒润金为8元，似可作为刻制该蟋蟀墨盒润金的参考。

无独有偶，杭州文德堂陈兄亦藏有一方济国款识墨盒，为吴熙曾绘山水，非常精彩，原即怀疑此济国即为定制蟋蟀墨盒的黄济国，后来从焦作马兄分享的旧拓资料中得到印证，不知陈兄此方珍藏是否也有“宜黄黄传霖藏”底铭。

近期马兄所分享的与黄济国相关的墨盒三件，均无刻工款识。其中一方请国画大师吴熙曾（吴镜汀）绘《溪山无尽图》墨盒，为黄济国自藏品，未署年月;另外两件均署辛未年（1931）冬，墨盒、镇纸各一，墨盒为大画家汤定之绘，张济国赠予国画大家汪采白;镇尺则为汪采白画，张氏赠送真如院长（陈铭枢，字真如，1931末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副院长并代理院长一职），尺上题诗：纷纷山雨洗尘氛，万壑松涛乱暮云，野寺一（拓片残损，缺两字）杵罢，林杪飞瀑静中闻。三件均为大师级画家精心绘制，堪称珍品。吴镜汀《溪山无尽图》山水墨盒旧拓与陈兄所藏墨盒风格绝似，构图相当，或为同期之物。

黄济国先生眼光独具，已从其民国时期大量收藏齐白石先生画作中可见一斑;其收藏墨盒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约为三件，一为海上朱兄藏白石蟋蟀图墨盒，一为杭州陈兄藏吴镜汀山水墨盒，另一方吴镜汀溪山无尽图墨盒有旧拓存世，世事变迁，期望仍有实物被黄氏后人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