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虬髯客传》主旨再思考

常思礼

摘    要： 《虬髯客传》是唐传奇名篇。传统分析认为，主旨在于维护唐朝渐趋没落的封建统治、宣扬封建正统论与天命观。但是，一些具体的人物刻画与情节安排常常在深层次上显示出对传统观念的背离，对统治者进行劝诫与警喻，成为新的审视下《虬髯客传》的主旨内涵。

关键词： 虬髯客传    主旨思考    风尘三侠

《虬髯客传》是唐代传奇小说中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一篇。李靖、红拂与虬髯在小说中各有神采，血肉丰满，栩栩若生，致使后世余兴不尽，衍生出众多文学作品。在流传中，李靖、红拂与虬髯被合冠以“风尘三侠”之名，成为小说史中经典的艺术群像。

然而，在取得极高艺术成就的同时，古今不少学者认为《虬髯客传》的主旨十分粗浅、保守。一般的观点是，《虬髯客传》的主旨寄蕴于小说末尾的议论之中：

乃知真人之兴也，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乎！人臣之谬思乱者，乃螳臂之拒走轮耳。我皇家垂福万叶，岂虚然哉①。

联系《虬髯客传》创作于中央统治岌岌可危、藩镇割据严重的晚唐时代，学者们自然地将《虬髯客传》的主旨归结为：维护唐朝封建统治，宣扬封建正统论与天命观[1]。这种对小说主旨的解释被学界普遍接受，几乎已成为一种共识，因此不妨把这一主旨称为唐传奇《虬髯客传》的传统主旨。但是，细读小说，却可以发现一种隐藏的冲突弥散于小说文本内，与小说传统主旨的逻辑秩序并不一致，让人对传统主旨产生怀疑。

一、虬髯：曲折成功的草野豪杰

虬髯在传统主旨下肩负着小说主要的警喻意义。表现在情节上，即虬髯竞争不过“真人”李世民，只能顺应天意，远遁海外。这样安排，使现实中同以英雄自诩的“人臣之谬思乱者”在读完小说后产生逆向思维，不自觉地将虬髯的命运推衍至己身，并由此得到警诫：思乱、作乱的结局将是徒劳且惨淡的。

这样的阅读体验正是传统主旨实现警喻与维护效果的原因，然而在逻辑上却存在不完满之处。从表现传统主旨的目的出发，小说最终应安排虬髯摒弃王霸之念，彻底退隐，而非安排他在海外另建国度，取得成功。

在两見李世民后，虬髯的确黯然至极：

虬髯默居末坐，见之心死，饮数杯，招靖曰：“真天子也！”

道士一见惨然，下棋子曰：“此局全输矣！于此失却局哉！救无路矣！复奚言！”罢弈而请去（道士作为侧笔，同样可以表现出虬髯的黯然）。

（虬髯）言毕，吁嗟而去。

但是，在虬髯认识到李世民是真命天子、感受到命运的无奈之后，并未因此沉沦、萌生退志，反而胸膺廓然，心志不改，意欲另辟事业，在异域称王：

乃虬髯纱帽裼裘而来，亦有龙虎之状，欢然相见。

虬髯曰：“……此后十年，当东南数千里外有异事，是吾得事之秋也。一妹与李郎可沥酒东南相贺。”

虬髯此时已料定自己十年之后可以成功，甚至约请李靖与红拂届时为他遥祝。这份自信与气魄，非常人所能及。虬髯作为一个承担着训诫意义的人物，非但未在李世民的映照下神气全销，反而志意高邈、超逸不羁，显示出过人的豪情，甚至愿将全部家财慷慨赠予对手，自己孤身离去，再创新基：

虬髯曰：“此尽宝货泉贝之数。吾之所有，悉以充赠。何者？欲于此世界求事，当龙战三二十载，建少功业。今既有主，住亦何为？太原李氏，真英主也。三五年内，即当太平……持余之赠，以佐真主，赞功业也，勉之哉……”

此时虬髯看待李世民，并非敬畏与虔服，而是由衷的赞美与饱含进取的赶超欲望。虬髯流露出英雄间惺惺相惜的情谊。这份情谊从虬髯赠送家财、资助李世民起事的行为中可以得到确定。这份情谊同时暗示：虬髯至少与李世民处在相同的境界中，是可以相侔并举的对手。

虬髯更多关注的是天下太平的实现，而非一己私利。虬髯退出与李世民的角逐，既为更有效地实现自身抱负，又为成全另一个英雄，不过多地为“此世界”带来灾祸。

虬髯的这一行动具有可解释性。既可以被解释成一种放弃，又可以被解释成一种选择;既可以被解释为虬髯知难而退，又可以被解释为虬髯迂回向前。但是，无论怎样解释，虬髯的英雄形象是确定的，他所具备的坚韧不拔的志向、高卓伟岸的识见与坚毅果敢的胆气也都是确定的。这些因素使他在海外的成功几乎成为必然。因此，小说并不能通过虬髯形象实现传统主旨彻底断绝藩镇追逐霸业的效果。

二、李靖：徘徊择主的乱世人臣

从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李靖身上，亦不难找到背离传统主旨的痕迹。在传统主旨下，李世民是天命所属，是天下豪杰的自然所归。李靖在小说中被虬髯称为“真丈夫”，归顺并辅佐李世民平定天下则成为他顺应天命的必然选择。小说对李靖命运的构想，在本质上与虬髯退避至海外的结局设计理念相通，都试图表达传统主旨中王权天授、不可觊觎只可皈依的内在含义。

但是，小说的很多细节显示，李靖并未过早地选定自己的政治归属，而是长期处于斟酌与徘徊的状态中。投靠李世民只是他可能的选择之一，甚至不是他最先、最优的选择。

李靖最先选择的是投靠隋朝的司空杨素：

一日，卫公李靖以布衣上谒，献奇策。素亦踞见。公前揖曰：“天下方乱，英雄竞起。公为帝室重臣，须以收罗豪杰为心，不宜踞见宾客。”素敛容而起，谢公，与语，大悦，收其策而退。

既以奇策献之，又以殷情谏之，可见李靖对隋朝政局的用心。传统的干谒求仕在李靖身上也有所体现，这时李靖很明显抱有求仕于杨素的政治意愿。

然而，当红拂夜投李靖后，李靖立刻改变了原有仕于隋的政治意愿，不再于客舍中等候杨素的消息，而是选择携红拂回往太原：

数日，亦闻追访之声，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马，排闼而去，将归太原。

因为收留了司空府的逃妓红拂，李靖打消了仕于隋的想法，正准备寻找下一个可仕之主。

在归途中，李靖与红拂结识了虬髯。当虬髯问及太原可有异人之时，李靖不假思索地以李世民作答：

（虬髯）又曰：“观李郎仪形器宇，真丈夫也。亦闻太原有异人乎？”曰：“尝识一人，愚谓之真人也。其余，将帅而已。”曰：“何姓？”曰：“靖之同姓。”曰：“年几？”曰：“仅二十。”曰：“今何为？”曰：“州将之子。”

结合上文李靖求仕于杨素的经历，可以发现虽然李靖已认识到李世民是“真人”，但对他的政治选择影响并不大。在李靖心中，对实际力量的权衡显然更重要。当时，太原李氏取得天下的概率要小于隋朝自守、延续统治的概率，而且从封建道义出发，隋朝才是真正的政治正统。因此，审时度势，李靖并没有直接选择投靠李世民。

从李靖与虬髯的交谈来看，一种更隐秘的猜测是：因为李靖、红拂结交虬髯这一行为本身便充满功利色彩，而李靖此时对虬髯又表现得如此言听计从，或许可以由此认为，李靖亦存有投靠虬髯的想法。

直至虬髯初见李世民，李靖对于李世民的态度都是模糊的。为使虬髯见到李世民，李靖不惜欺骗友人刘文静：

（李靖）促鞭而行，及期，入太原。果复相见。大喜，偕谒刘氏。诈谓文静曰：“以善相者思见郎君，请迎之。”

此时李靖的形象有些不光彩，其所作所为并非大丈夫行径。小说此处对李靖的塑造近似于左右逢源而不断试探的谋士形象。李靖对李世民的态度饱含揣度与试探，进一步反映出一个事实：传统主旨宣扬的“真人”概念在现实中其实少有人知，或者说，即使为人所知亦不为人所重。像李靖这样的乱世人杰所认可的、真正适用于现实中权力角逐的，是实际力量与获益的对比。

对李世民“真人”身份、影响力的淡化从根本上构成了对小说传统主旨的反叛。李靖被塑造成一个在乱世中择主而事的豪杰形象。小说着意突出的是他对时局变化、人物才性的敏锐认识与把控。

（李靖）曰：“靖虽贫，亦有心者焉。他人见问，故不言。兄之问，则不隐耳。”

李靖自陈的“有心”一词可视作对其自身特点的最好概括。李靖作为一个试图在乱世中建功立业的有志之士，揣摩局势、调整站位、趋利避害是他必不可缺的本领。在小说中，李靖游走于三大利益主体之间，反复观望各方得失，权衡自身获益大小，不断改变政治倾向。他最初求仕于杨素，但在发现杨素骄矜自持的性格缺陷、听到红拂对其“尸居余气”的评价后，毅然离去。在返回太原的归途中，他偶遇“烈士”虬髯，经红拂提醒，他迅速察觉到虬髯非同凡响，于是对虬髯礼遇有加，心甘情愿为其效劳。在帮助虬髯两次面见李世民的过程中，李靖又进一步发现，连已然不凡的虬髯面对李世民都只能甘拜下风。李靖本来便认为李世民能够有所作为，经过这样反复确认，李靖终于认定李世民是真命天子，决定听从虬髯对他“以奇特之才，辅清平之主，竭心尽善，必极人臣”的建议，用虬髯赠予的“宝货泉贝”资助李世民，一匡天下。

李靖最终选定李世民作为辅佐之主、舍弃杨素、与虬髯相交，一切都有赖于他甄别人物、审度时局的眼光。与传统主旨宣扬的顺从天命不同，李靖形象更深刻地表现出乱世中个人能动性的极致发挥。这一点与虬髯形象传递出的“优秀的个人素质不论在何种环境下都会促进成功”的意蕴本质相通，都是对天命观的反动，对人本身才性、能力的重视与要求。这种统一在小说另一主要人物红拂的身上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红拂：隐身藏名的非凡女子

红拂作为三个主要人物中唯一的女性，从小说一开篇，便展示出不逊色于男性的识见与气魄：

乃紫衣戴帽人，杖揭一囊。公问谁。曰：“妾，杨家之红拂妓也。”公遽延入。脱衣去帽，乃十八九佳丽人也。素面画衣而拜。公惊答拜。曰：“妾侍杨司空久，阅天下之人多矣，无如公者。丝萝非独生，愿托乔木，故来奔耳。”公曰：“杨司空权重京师，如何？”曰：“彼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诸妓知其无成，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计之详矣。幸无疑焉。”

红拂托身于司空府，却并未依赖杨素，反而冷眼旁觀司空府中的来去人物，好似大隐隐于市一般，有品评天下英雄的气概。

当李靖关注杨素“权重京城”，并向其献策求仕之时，红拂已更深入地认识到杨素不过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小说在这里埋下一个伏笔，使人感到红拂的识见似乎超过李靖。

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投革囊于炉前，取枕欹卧，看张梳头。公怒甚，未决，犹刷马。张熟视其面，一手握发，一手映身摇示公，令勿怒。急急梳头毕，敛衽前问其姓。卧客答曰：“姓张。”对曰：“妾亦姓张。合是妹。”遽拜之。问第几。曰：“第三。”因问妹第几。曰：“最长。”遂喜曰：“今多幸逢一妹。”张氏遥呼“李郎且来见三兄！”公骤拜之。

当李靖与红拂同时面对犹如飞来的虬髯之时，二人的差距更清楚地展现出来。李靖面对虬髯的无礼举动勃然大怒，而红拂却慧眼独具，认定虬髯是风尘异人，不可小觑。这些表现与前文一致，说明红拂的眼光确在李靖之上。

红拂与李靖，在传统叙事模式中本该是次要与主要、陪衬与重点的关系。在小说开篇，李靖以布衣上谒，胆气逼人，锋芒外露，符合传统叙事中对男主人公的期待。同时，小说写红拂只是一介家妓，仅点出她的“殊色”，属于陪衬角色。随后紧接发生的红拂两次识人，一识李靖，二识虬髯，却让这种印象陡转。读者随后看到，红拂的识见与机变远在李靖之上。于是，一种阅读的颠覆感产生了，红拂的形象被赋予神秘而隐晦的气息，司空府的一名家妓竟然有如此才性，一个英雄不问出身、不可小觑草野的氛围随之被营造出来。

在此氛围下，再读小说，可以发现，从宏观架构上，杨素与李靖、红拂、虬髯、李世民等所有人都是对立的。在隋朝没有灭亡的背景下，杨素是真正的天潢贵胄，其余所有人都只是潜伏于民间的英雄。这个大格局下的大对立是不平衡的，其中明显倾向是：潜伏着的英雄豪杰们最终将战胜“正统”势力团体，完成朝代更替。不论是李世民抑或虬髯成为最终的领导者，都会推翻既有格局，建立新的时代。于是，传统主旨最大的矛盾显露出来，它将维护没落统治、重塑尊王意识的希望寄托于英雄相争、取缔没落王朝的情节中，这本身便存在对立，无法调和。更何况，在虬髯、李靖与红拂三个主要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说对主观能动性的强调与对天命至上论的破除，一个呼吁反抗、斗争与进取的时代通过小说展示出来。从这一点来看，传统的主旨观念从根本上被摇撼，无法立足稳定，更全面且深入的主旨应当被揭示。

四、《虬髯客传》：新的警喻与规劝

《虬髯客传》是一篇警喻之文，但警诫的对象不是传统主旨下怀有不轨之心的藩镇，而是中央统治者。小说以李世民与虬髯的龙争虎斗作为核心脉络展开，正是诫喻统治者不可小觑民间，应当认识到在皇家之外有英雄辈出。小说突出了统治危机的可能性，并塑造出了“真人”李世民的形象，正是希冀以此鞭策统治者不能全然高枕无忧，而应防患于未然、防患于草宇。这种旨意并不囿于一时一事，而是随着统治之术的永不弃用而长久有效。

这种警喻还间接地为统治提供了方法指导。小说在开篇之初便借李靖之口说出统治“须以收罗豪杰为心”，提示统治者在面对被统治者特别是人才之时，应当注重网罗施恩，驯顺其心志，努力使其为己所用。

统治者还需要认识到，富有活力的统治离不开广泛的统治基础与不断的阶级交流。像杨素“踞床而见”宾客公卿的“骄贵”行为，实际上截断了民间之士入朝为官的上升阶梯，堵塞了上下阶层交流与融合的转化渠道，使统治的根基渐趋枯乏，使像李靖一样的布衣志士在封堵中被迫走向暴发，揭竿而起。

《虬髯客傳》又反映出一点有关用人的启示。像李靖这样的人才往往与统治者之间存在双向选择关系。择主而事是他们的天然禀性，统治者应时刻考察有才干的臣僚对自己的忠诚程度并主动抚慰、笼络他们，以确保稳定的信任关系存在。

最后，《虬髯客传》揭示出舆论宣传对统治的重要性。统治者应当时刻与被统治者保持距离，为自己留有被神化的可能。一个事实是当缥缈的宣传被重复多次，缥缈便会转化为真实。强有力的宣传能够直接接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大脑，让被统治者永远恰到好处地看到统治者想展现的仁慈或残酷。小说在动摇王权天授观念的同时，也在暗示统治者，话语即天命。李世民的“真人”身份在他成事之前虽然无法令李靖完全取信，却依旧是足够危险的诱惑。统治者应当深以为戒，牢牢掌握舆论，既不让自己从“真人”位置跌落，又不让新的“真人”另外产生。

至于《虬髯客传》结尾处的议论，虽然满是对人臣辞气严厉的告诫，但在新的主旨下，却可以理解为以曲笔淡化小说劝谏痕迹、缓和小说规箴语气的做法。这种做法使小说更符合统治者的阅读习惯，令统治者乐于纳谏，完成对统治者的讽谏与警喻，与新的主旨达成一致。

注释：

①[唐]杜光庭虬髯客传[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264-268.（本文所引《虬髯客传》皆出于此，不另设注释）

参考文献：

[1]周先慎.山外青山楼外楼——谈《虬髯客传》的艺术构思[J].古典文学知识，19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