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傲然屹立。随之，中国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登上了全新的舞台。70年来，他们创造出惊人生产力，将新中国工业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劳动模范，是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精英人物。在70年的历史现实中，他们具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家国天下”意识和创造豪情，自觉呼应时代的召唤，肩负起实现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历史责任，为我们留下了关于社会伦理、企业治理、制度创新、劳动价值的精彩案卷。

顶天立地（1949-1952）

新中国成立初期，辽宁工业百废待兴。此时工人阶级站出来，以主人翁的姿态挑起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担子，在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伟大实践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赵国有

沈阳第三机器厂车工

新纪录运动的创造者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赵国有以国家主人的崭新身份，回到了第三机器厂的车工岗位。检修设备、恢复生产、支援前线……赵国有热情高昂，誓要大干一场。

1949年4月，厂里开始试制仿日6尺、8尺皮带车床，赵国有承担了皮带车床的“塔轮”加工任务。这时工友张尚举向赵国有发起挑战，提出要打破伪满时期的工时纪录。赵国有应战的同时，还向其他工友提出挑战。一时间，工人之间的挑战和应战书贴满厂区，全厂掀起了竞赛热潮。

赵国有把铺盖卷搬到厂里，不分白天黑夜，把加工一个塔轮的时间缩短为3个小时。可还没高兴几天，兄弟厂就传来了打破纪录的消息。赵国有没有气馁，反而信心和干劲越来越大。他进一步改进工具，仅用50分钟就车完一个塔轮。这个新纪录在全厂引起了轰动，也更加刺激了技术能手，工友之间就这样你追我赶地掀起了创造生产新纪录的高潮。

不久，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总工会总结推广了沈阳的经验，联合发出开展创造新纪录运动的决定。《人民日报》以“燎原的火焰——创新纪录运动的烈火是怎样点燃起来的”为题做了专题报道。此后，创造新纪录运动在东北大地蓬勃展开，并迅速推向全国，在新中国初创时期的工业发展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马恒昌

沈阳第五机器厂车工

工业企业班组建设开拓者

沈阳解放后，马恒昌进入沈阳第五机器厂，因为有25年的车工经验，他被工友们推举为车工一组组长。

马恒昌带领车工一组建立了“技术研究会”“检查头一个活儿”“三人技术互助组”，改进了10多种工具，建立了产品质量保障制度。

马恒昌的贡献不止于技术革新。由他带领的“马恒昌小组”在全国首先提出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做企业主人”的理念，第一个试行班组民主管理分工，第一个组织工人技术研究会倡导班组技术革新，第一个倡议开展全国劳动竞赛，第一个制定和完善班组管理制度……开创了中国工业企业班组建设的先河。

1950年9月，马恒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马恒昌小组”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小组——“生产战线上的模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來第一次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先进班组。马恒昌代表小组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在党中央和政务院举行的盛大国庆招待会上，他代表劳模向毛主席敬酒，毛主席像见了老朋友，连说：“马恒昌，我知道的，我知道你。”马恒昌激动地说：“我代表工人阶级向您敬酒，为您的健康干杯！”毛主席也举杯示意，声音洪亮地回答道：“为了工人阶级幸福干杯！”

孟泰

鞍钢炼铁厂配管组组长

第一代全国著名劳动模范

1949年6月27日，一个铭刻在新中国钢铁史上的日子——鞍钢2号高炉流出了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看着从出铁口奔腾而出的金色铁流，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就在4个多月前，鞍山获得解放。二战期间曾遭受3次飞机轰炸的鞍钢，设备破败不堪，生产全面瘫痪。一名日本冶炼专家预测“这里只能种高粱，恢复重建至少需要20年”。

孟泰不信这个邪，“咱们要炼出铁来给他们看看！”

当时，配件和材料奇缺，又无处购买。孟泰带领着工人从战争的废墟上艰苦起步，把埋在地下和废铁堆里的各类器材一件件收集起来，几个月下来，大大小小收集了上千种材料、上万个零备件。这就是闻名全国的“孟泰仓库”。修复2号高炉所需要的材料，几乎全部来自这里，没花国家一分钱。

1949年7月9日，在孟泰的带动下，鞍钢正式开工生产。从废墟到恢复生产，鞍钢人只用了不到16个月的时间，新中国的钢铁工业从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孟泰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他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精神，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显得尤为珍贵。他8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钢铁战线的老英雄。

焦百顺

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铸造车间大型工段工长

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铸造者

国徽象征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国徽设计方案确定后，由于时间紧迫，开国大典时，只能用木制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木制国徽风吹日晒容易变形开裂，必须制造出金属国徽来替换。鉴于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拥有一定的铸造技术，1950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把铸造新中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任务交给了该厂，铸造技术尖子焦百顺被推举担此重任。

机器一厂在铸造技术上虽说有名，但生产条件却是很艰难的。不仅设备简陋、工具落后，技术上也存在很多难题，从模具制作到浇铸成型主要凭经验手工操作，要完成国徽这样高精度的铸件，工艺难度相当大。

在铸造国徽的日子里，焦百顺和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困了就在厂房里和衣而睡，饿了拿着窝窝头就着咸菜吃。 没有炉子，工人们砌了个砖炉;没有化铝罐，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剂，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在炉前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

焦百顺和沈阳第一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们硬是凭目测和手工操作，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提前20天成功铸造出10多枚不同型号的国徽。其中直径为2米的大型国徽于1951年5月1日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长子担当（1953-1957）

“一五”时期，自强不息、崇尚技术的工人阶级，用无限的创造热情，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完成众多革新成果，用智慧、汗水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担负起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重任，展现了“共和国工业长子”的时代风采。

赵桂兰

建新公司宏昌工厂工人

党的好女儿

1948年，18岁的赵桂兰在宏昌工厂的化学配置室管理药品。1949年12月19日，下班的笛声刚刚响过，她拿着100颗雷汞往仓库里送时，突然感到一阵眩晕，整个人倒了下去。

她心里清楚，前面配置室里放的全是易燃易爆药品，附近还有一座仓库，雷汞觸地就会爆炸，整个车间和工厂都可能毁于一旦。为了保护国家财产，赵桂兰把雷汞紧紧抱在怀里，压在身下。“轰”的一声巨响，雷汞爆炸了，地上被炸出一个大坑，她被炸得血肉模糊，左下臂被炸飞，右臂断了五根筋，头部和身体多处重伤，但车间和工厂都保住了。

赵桂兰的名字很快传遍全国，华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党的好女儿赵桂兰》一书，把这本书作为扫盲运动的速成识字补充读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也提到了赵桂兰的事迹，书中写道：“这位女工因保护国家财产而负伤，在站上她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我听车上的公安战士讲述了这位青年女工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了原来还有这样不同的青年……”

受伤后的赵桂兰无法从事一线生产工作，她被保送进旅大市委党校文化班学习，后又前往东北人民革命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法律系学习。1986年，赵桂兰从大连市西岗区信访局光荣离休。

王崇伦

鞍钢工人

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一五”时期，鞍钢的生产建设突飞猛进地发展。就在这时，鞍钢矿山生产一线告急：大批凿岩机因缺少备件卡动器，被迫停止作业。试制卡动器的特殊任务落在王崇伦所在的工具车间。

试制刚刚开始，就遇到了拦路虎。第一道工序的车床加工只需45分钟，而第二道工序插床加工却要两个半小时，全车间只有一台插床。王崇伦大胆构想，用刨床代替插床，设计出一个圆筒形的工具胎。

这个工具胎外壳酷似一台小电动机，由40多个零件组成，工件可以固定在套子中，旋转360°，任意选择加工角度。原来插床只能一次加工一个工件，而现在把工件置放在工具胎内，刨床可以成摞切削，就像穿糖葫芦一样方便。

当第一批工件加工完毕之时，计时人宣布：加工一个卡动器耗时仅45分钟，更让人震惊的是，以往加工凿岩机的40多个零件，每加工一种零件都得制作一套专用的卡具，而这一工具胎竟能全部取而代之。经过一番集思广益，王崇伦创造的这一独特工具胎被命名为“万能工具胎”。为此，《工人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王崇伦的先进榜样》的社论。

王崇伦继续攻关夺隘，加工卡动器的纪录连连取得新突破，由45分钟提高到30分钟，最后提高到19分钟，相当于最初效率的6至7倍，他操作的“牛头刨”，成了“千里马”。

凭着万能工具胎，王崇伦在同时间赛跑中不断创出奇迹，1953年，他完成了4年又17天的工作量，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人”。

尉凤英

东北机器制造厂工人

毛主席的好工人

1953年，20岁的尉凤英进入东北机器制造厂当上了六角车床学徒工。正值抗美援朝激战之时，东北机器制造厂作为一家大型军工企业，担负着很重的支前生产任务。尉凤英早来晚走，加班加点，但还是不能保证完成任务。一次，为了抢进度，她加大了进刀量，只听“咔嚓”一声，刀折了，活儿废了。师傅告诉她，“干活儿不能用蛮力，窍门满地跑，看你找不找。”师傅的一番话，让尉凤英迷上了技术革新。

为了找窍门，尉凤英费尽心思，她走路想、睡觉想，吃饭时一手端碗一手用筷子沾着菜汤在饭桌上画图。不久，受农村用簸箕簸黄豆和建筑工人用筛子筛沙子的启发，她做出了半自动搬把和自动分料器模型，提高效率近一倍。

尉凤英尝到了技术革新的甜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搞革新着了迷。为研制自动送料机，因驱动转动部分像机车轮拐转动，她就跑到铁道附近蹲着观察，结果被机车喷出的雾气弄得一脸雾水;梳着头，她看到多齿的木梳就联想到车床的单刀切削，于是研制出四刀切削。最终，多刀切削技术每天可以生产12000个产品，并且大量节省了原料。

从1953年到1965年，尉凤英共完成技术革新177项，其中重大技术革新58项。她用434天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用120天时间又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尉凤英曾先后13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1965年被命名为“毛主席的好工人”，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王凤恩

沈阳变压器厂工人

中国第一台5000千伏安

大型变压器主要研制者

在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史上，王凤恩的名字是与5000千伏安大型变压器制造成功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51年，沈阳变压器厂接到国家下达的制造中国第一台5000千伏安大型变压器的任务。在不具备生产大型变压器的条件下，作为工段长的王凤恩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制造出了卷线机、卷筒机、焊接机、伸颈式大台面冲床、卷管机、脱管机、绝缘筒等机器设备。从一个破厂房、几台旧机床起步，他和工友们一起完成了由修理变压器向制造变压器的跨越，1953年，中国第一台5000千伏安大型变压器制造成功。

王凤恩一直考虑着如何变车间手工操作为机械化、自动化。1958年初，他和工友们一道反复计算，定出5年规划，尤其可贵的是规划中所需要的31台机器都是他和工友们自己制造的。此后，机器的运转声代替了锤子、手锯的响声，工作效率成倍提高。

1951年至1958年6月，他先后革新创造机器设备、工艺装备207项，其中117项科研成果为国家创造价值150万元，成为全国著名的创新大王。他的事迹被拍成电影、编成连环画《红色工程师》。王凤恩的塑像至今伫立在沈阳劳动公园内，向路人无声讲述着一代人的信仰和奋斗。

自力更生（1958-1978）

苏联撤走专家，国内又经历困难时期，国民经济陷入困境。在考验面前，工人阶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联合起来搞协作、搞攻关，顶住了压力，渡过了难关，用信念和拼搏铸就了一座座劳动丰碑。

林海丰、吴家柱、吴大有

职工技术协作发起人

1961年初，沈阳市总工会组织的一次学习活动，让工人出身的劳模吴家柱、林海丰和吴大有坐到了一起。正是这三人的不谋而合，中国第一个工业技术协作活动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了燃遍全国的燎原之势。

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扔下许多半截子工程，加上国内困难时期，使许多工厂的生产和发展陷入停滞。1961年6月，吴家柱找到林海丰和吴大有，提出互相帮助、交流经验的想法。此后，三人开始合作攻关。三人技协虽然屡出成绩，但还是感到势单力薄。他们找到王凤恩、尉凤英、张成哲等沈阳市知名劳模，很快职工技术协作增加到十几人。队伍如滚雪球般发展，不久突破100人，技协也在沈阳气压机厂有了专门的活动场所。每到晚上和周日，上百人拿着图纸、设备模型、工卡量具等拥向厂里，大家或互相介绍革新成果，或提出课题研究解决办法。

1961年10月24日，沈阳市正式成立“沈阳市劳模、先进生产者厂际经验交流和技术协作活动委员会”，职工技协活动蓬勃开展起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称赞道：“技术协作活动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在全国开展起来。”经过近60年的发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及县（市）区总工会、绝大多数企业，都有了职工技協组织。

金福长

沈阳重型机器厂副总工艺师

刀具大王

金福长的刀具革新之路不仅是困难逼出来的，也是被“卡脖子”给“卡”出来的。

1962年，苏联停止向我国供应冷轧辊，还狮子大开口地提出“一根冷轧辊要200头大肥猪来换”。金福长和工友们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厂里首先攻关搞出了材料，让金福长用新材料搞革新。金福长不断从失败中总结出24项技术问题，终于生产出了冷轧辊，结束了我国冷轧辊长期依赖苏联进口的历史。

随后，金福长又解决了我国机械加工行业的一项重大技术难题——大直径深孔加工。1974年，金福长又为摆式飞剪的研制进行了技术指导，使得该产品荣获了比利时布鲁塞尔第三十六届尤里卡国际博览会金奖。1979年，金福长仅以一张附有“等离子均热切削”文字说明的外国图片为参考，经过近两年的试验，研制成功了“等离子加热切削”新技术，为加工高强度、高硬度、高耐磨材料闯出了一条新路。在辽宁大地，大家都知道沈阳重型机器厂出了个“刀具大王”，叫金福长。

从1961年到1990年，金福长为沈阳市职工技协举办的“先进刀具技术讲座”授课300余场，培养徒弟100余人，同时还编写出版了《先进刀具选》《车刀绝技》等被广为传颂的车工技术宝典，其中《车刀绝技》一书至今仍作为青工学习的教材。

张成哲

沈阳铸造厂副总机械师

活着的孟泰

1950年，张成哲进入沈阳铸造厂当钳工。他爱学习、肯钻研，刚出徒就利用业余时间搞技术革新，1956年才23岁的他就成为全国机械工业先进生产者。他在20世纪60年代研制“六O大”暖气片机械化造型生产线，70年代研制自动化轴流式回转前炉，80年代研制铸铁管漂浮检验机，填补了国内铸造行业的多项空白。

张成哲还是沈阳市群众技术协作活动第一批积极分子。在那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年代里，他拖着浮肿的双腿，东奔西走，哪里有问题就出现在哪里，先后帮助沈阳市苏家屯区30多个中小型企业和乡镇企业解决了技术难题，救活了普兰店铸造厂等3个企业。他参加市锅炉改造、辽化工程、热电厂余热利用工程等省内十几项技术协作大会战，为近百家中小企业无偿解决技术难题250多项，每年义务奉献近千小时。张成哲在厂内外共参与完成革新项目785个，其中重大项目60余项，填补国内、省内空白18项，节约各种原材料几千吨。人们赞誉他是“革新大王”“活着的孟泰”。

1992年，张成哲退休后，带领劳模进入市场。1997年3月，他创办了沈阳劳模物业公司，组织王凤恩、马洪谦、杨德林、金福长、尉凤英等104名离退休的劳动模范和200多名下岗工人，承担起沈阳市横跨市内5区、全长37.4公里的新开河的看护保洁工作。为了美化新开河，他们自筹资金在郊区办养花基地，每年给新开河15个景观园区提供各种花卉10多万盆，为绿化沈阳、美化家乡做出了巨大贡献。

陈火金

大连造船厂爆炸加工所

总工程师

中国“爆炸大王”

1962年底，陈火金获悉我国机械工业不具备用大型锻压设备加工耐高压壳体封头的生产能力后，心情十分沉重和焦虑。他思索着寻求一种新的加工技术替代常规方法。一篇爆炸成型的文章给了他灵感，他选择爆炸成型作为锻压专业的延伸，1968年，第一张双金属复合板爆炸成功了！1969年6月，国家批准大船爆炸加工基地建议方案，从此陈火金带领同事们一边进行工地建设，一边开展更为深入的科研和生产工作。

由于爆炸焊接机理尚无资料可查，焊接参数的选择只能依赖于实验。陈火金经过大量的理论计算和不断的实践，找到了一种快速爆炸焊接参数的新方法——“台阶法”。1984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的教授、专家组成的鉴定组认为，“台阶法”系国内首创，达到当时的国际先进水平。

爆炸焊接金属复合材料80%以上用于化工行业。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外一家大型石油公司曾断言：爆炸复合材料由于有5%的不贴合率，不能用于加氢装置上。

“一定要消灭这5%！”陈火金几经实验，制出的新型复合板贴合率达到100%。新产品开辟了广阔的市场，为我国化工设备国产化奠定了基础。

万象更新（1979-1991）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气象万千。工人阶级勇当先锋、作表率，展现出无限创造才能。既有一线产业工人持续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奋斗;也有极具改革精神的先锋人物，走出一条企业改革发展新路;还有众多的革新大王与科研工作者，为我国的国防、科技、装备制造贡献智慧。

郭玲华

大连造船厂电焊工人

船台女铁人

20世纪90年代，郭玲华是全国造船行业闻名遐迩的“女铁人”，其电焊技术达到国际标准，先后获得“美国ABS船级社证书”“日本TSGS证书”“英国劳氏船级社证书”“中国ZC船级社三级证书”和“挪威船级社证书”5张电焊工“国际通行大证书票”。1995年，郭玲华成为参加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中国政府代表团中唯一的工人代表。

郭玲华初到船厂时，许多人瞧不起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孩子。但是谁也没想到，在一线摸爬滚打了几个月后，郭玲华就在车间的焊接大赛上和一个六级焊工老师傅并列第一名。

在郭玲华看来，最难的不是攻克焊接技术，而是克服恶劣的工作环境。“常人是无法想象我们的工作条件的。船的内部非常复杂，作业时，有时候在非常小的空间里，我们常常要用很特别的姿势才能完成焊接。盛夏酷暑的甲板上，泼上一桶水马上就干了，船舱里的温度有时能达到50摄氏度。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还要精益求精，任何一点儿差错都会酿成大祸。”

在工作岗位上，郭玲华以惊人的技术名噪全国甚至海外。退休后，她发挥余热，成为CCSI（中国船级社实业公司）的监理工程師。从船台上挥汗如雨的电焊工，到船厂把关定向的质量检验员，再到掌握“生杀大权”的监理工程师，这是郭玲华人生历程上的三次重大转折，也是她不断升华、超越自我的“三级跳”。

赵希友

中国改革风云人物

沈阳汽车工业发展奠基人

20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了，赵希友参观国外知名汽车制造企业时感到，汽车这种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的工业产品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靠千百个小工厂作坊式的生产是不行的，“我们的落后不仅在汽车技术上，还在于各自为政分散的生产组织束缚了发展。汽车工业应该走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道路。”

沈阳市政府经过深思熟虑，接受了赵希友的改革设想。1984年，全市97家单兵作战的汽车厂（配件厂）组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实体公司——沈阳汽车工业公司，赵希友被任命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成立20个月后，固定资产原值提高38%，汽车产量增长1.4倍，实现利税2.6亿元，一年就收回了投资。

成为创办企业实体性公司第一人之后，赵希友不断进行改革试验，陆续创造了全国多个第一：第一个试办租赁制企业，第一个对公司所属企业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进行破产倒闭试验，第一个推出资产经营责任制试点，第一个成功地搞起企业股份制，第一个成功地将企业股票在纽约挂牌上市。他为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重要贡献。

赵希友以他改革的成功实践，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他所创立的沈阳金杯汽车公司为新时期沈阳汽车工业的发展开拓出一条新路，为沈阳汽车工业迅猛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堪称沈阳汽车工业发展的奠基人。

蒋新松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

研究所所长

中国机器人之父

1997年6月的一天，在烟波浩淼的太平洋上，一艘执行太平洋多金属结核调查任务的5000吨级中国考察船在夏威夷以东海面上行驶。人们在摇晃的甲板上俯视大海，终于在指令时间指令位置欣喜地发现旋出水面的机器人。 中国6000米自治水下机器人的试验应用成功了！

此时，人们念念不忘一个人，他就是被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的蒋新松。

船头上，19位中国科技人员肃立甲板，把两个月前逝世的蒋新松的部分骨灰撒入了太平洋。6000米自治水下机器人这一年试验成功，蒋新松这一年走完了他66岁的人生历程。

1980年，为了我国海上石油开发、海洋调查、海洋工程以及国防的急需，担任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的蒋新松提出把“智能机器人在海洋中应用”作为重点课题，并选“海人一号”水下机器人作为我国发展机器人的攻坚目标。作为总设计师，蒋新松带领团队仅用两年多时间就研制出样机，并在1985年、1986年先后获得首航和深潜成功。

这时，蒋新松又开始思考一个新的课题，如何使机器人科研项目转化为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他以高起点技术引进为基础，成功地走出了一条“消化、吸收、创新、提高”发展及建立我国海洋机器人产业的道路。与美方合作研制的“瑞康四号”中型机器人从1988年起，一直在中国南海石油钻井平台被外国公司租用，开创了中国近海石油勘探钻井中首次使用国产机器人的成功纪录。

如今，蒋新松的铜像坐落在沈阳劳动公园的绿草丛中，人们前来瞻仰缅怀时，无不感念他对我国科技事业所做的贡献。蒋新松开创的机器人产业正以超常的发展态势，成为引领老工业基地加快全面振兴的龙头产业。

顾诵芬

两院院士、飞机空气动力学专家

歼-8之父

1951年，从上海交通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的顾诵芬，怀揣着航空梦想，来到位于沈阳的重工业部航空工业局。

顾诵芬首次参与设计的机型，是我国第一架自主设计的喷气式教练机歼教-1。1958年7月26日，历时两年时间的研制，歼教-1在沈阳飞机厂机场首飞成功。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叶剑英元帅为首飞仪式剪彩。考虑到国际环境，首飞成功的消息没有公开。周恩来总理知道后托人带话，“告诉这架飞机的设计人员，要他们做无名英雄。”

1961年，国防部第六研究院飞机设计研究所成立，对外简称601所。3年后，601所承担的歼-8战斗机的研制工作正式启动。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架双发、高空、高速歼击机，黄志千担任总设计师，顾诵芬担任副总设计师，负责气动方面的科研设计。

不幸的是，黄志千在执行出国任务时因飞机失事遇难。顾诵芬与其他几名骨干临危受命，组成技术办公室接过了总设计师的重担。1969年7月5日，歼-8完成首飞。

顾诵芬已经89岁，还处在癌症的康复期，但几乎每个工作日的上午，他都会按时出现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科技委的办公楼里。作为航空工业领域唯一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他现在的职务是高级顾问。“了解航空的进展，就是我的晚年之乐。很遗憾我的身体不是太好，如果还好的话，我也可以奔腾在设计生产第一线。”顾诵芬如此说。

凤凰浴火（1992-2002）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过程中，大批国企难以适应，不少企业停产、半停产，数十万职工下岗。有着光荣传统的辽宁工人阶级在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根本利益与眼前利益的抉择中，识大体、顾大局，在忍耐中坚持，在坚守中奋斗，在国企改革的宏大工程里，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1978年至今，是沈阳市铁西区变化最巨大、最深刻的几十年。

在这几十年中，杨建华当过劳模，登上过国家科技进步的最高领奖台，取得过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样是在这几十年里，杨建华也经历过失落、阵痛、磨难，以及凤凰浴火的重生，堪称工人阶级沉浮砥砺的历史缩影。

杨建华

沈阳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工人，高级工程师

压缩机机壳焊接拼装第一人，辽宁省第一位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一线工人

闪亮

1978年，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杨建华的记忆里，那是一段金子般闪亮的日子。

杨建华出生在沈阳市铁西区。1968年，他从沈阳四中毕业，恰逢“文革”。摆在年轻人面前的有三条出路：参军、进工厂、下乡插队。沈阳鼓风机厂来学校挑工人，由于杨建华的成绩排在年级前列，又能说会唱，经过千挑万选，在众多同学羡慕的目光下，他领到了那张宝贵的招工表。

“自豪，特别自豪，那时候，穿上崭新的工作服，都舍不得脱下来。”下身穿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吊带裤，上身穿白衬衣，是当时沈阳街头最流行的服装。

只要上街，杨建华就愿意穿上工装，觉得走在街上特别带劲儿。更重要的是，当工人体面、光荣，连对象都好找。

1978年，经人介绍，杨建华结识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岳母后来告诉杨建华，之所以能很快把这事定下来，主要是因为杨建华的国营工人身份。

那是一个火热的年代，整个铁西充满着实现四化的理想氛围，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生产。年轻的杨建华每天都认真钻研技术，琢磨着怎样才能更快更巧地完成生产任务。

事实上，生活也没有什么是需要杨建华顾虑的。结婚后，他和爱人可以住上厂里分的房子，厂子里还有幼儿园、子弟小学、医院，孩子入托、入学、看病都有人管。

这种生活让杨建华感受到一种稳定的满足感，直到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

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事件”如同一声惊雷，震动了整个铁西区。

“怎么？国营的厂子还能倒闭，还……破产？”破产对杨建华来说是一个新鲜词，不管怎样不解，事情还是发生了。从那时候起，铁西区企业的效益一日不如一日。

1996年，杨建华所在的沈阳鼓风机厂一下子亏损了6000万元。他十分纳闷：这么大的厂子，大家干得好好的，怎么说亏就亏这么多？

由于国家停止计划分配，企业对于市场的反应不敏感，工厂没有太多的活儿，只能放一部分工人回家休假。

沈鼓附近的沈阳机床三厂、沈阳拖拉机厂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已经支撑不下去了，产量越来越少，杨建华的很多朋友陆续接到厂里下发的下岗通知书。他自己工资发放的周期也在拉长，到后来3个月才发放一次，被拖欠工资的数目一增再增。

下岗在铁西渐渐成了普遍的事，开始是几十个，后来就是几百几千，再后来几乎家家都有下岗职工。

在铁西流行一首歌叫《下岗工人》：“习惯了接订单的手，今天的指间流出彷徨，装工资的口袋，今天写满空荡……”

1995年，由于结构调整、资产重组，沈阳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到1/3， 30多万产业工人中有13万人下岗。

铁西的应昌人才市场每天都有挂着牌子的下岗工人在找零工，擦玻璃、刷油漆什么工种都有，最大的特点就是众多求职者都戴着白色口罩，这些曾经的国企工人觉得丢人，不愿被人认出来。

有一天，杨建华在那里看见了一位中学同学。这位同学是亚洲最大的阀门制造厂——沈阳阀门厂的工人，企业破产后，他下岗了。

同学见到杨建华后，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这位40岁的汉子一直在流水线上做工，没有别的一技之长，妻子也下岗了。他噙着眼泪对杨建华说：“老杨，这心里真憋得慌！”说完，两个人都流泪了。

有一个画面深深地刺激着杨建华。那天，他穿着工装回工厂办事，在厂门口，一个小男孩吵着去公园划船，年轻的妈妈不同意，指着杨建华说：“好好回家写作业，现在不好好学习，就得像他那样进工厂当工人。”当时杨建华心里难受极了，但也只能暗自无奈地叹口气，“我都不打算让自己的孩子进工厂，因为很多厂子开不出工资来啊。”

40多岁的杨建华第一次深深陷入了对自己和沈阳鼓风机厂前途的担忧……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杨建华也没有动摇过信心，放弃过希望。

“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工业呢？咱們有技术、有力气，国家不会放弃国企，困难是暂时的，一定有办法，咱得沉住气。”杨建华在自励也在鼓励他人，他仍然兢兢业业地研究手里操纵的机器，继续一项一项地搞创新。

他没有等太久。

2002年，铁西区有关领导提出：“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症结并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要致力于解决机制性的矛盾、结构性的矛盾和历史性的矛盾。”

从那年开始，铁西开始了大规模拆除烟囱的行动，这背后是铁西新生的重要机遇。2003年中央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计划。“振兴东北，沈阳先行，铁西领跑”这样的标语，开始出现在铁西区的大街小巷。

与烟囱拆除行动相伴的，是老铁西工业区的整体搬迁。

杨建华这些铁西的老工人都去见证了搬迁的历史时刻。很多老工人都在哭，有些人还在跺脚。看着自己操纵了几十年的机器被拆除，看着那么熟悉的烟囱被爆破掉，泪水一颗一颗顺着他们的脸颊落了下来。

“在拆除这些烟囱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争论，有人认为这是老工业区的宝贝，不能拆。但是在大势之下，必须得拆除了。”杨建华虽然不舍，但他深知，“倒了才能重生。”

搬迁后的厂子，利用土地进入市场后所释放出来的价值，甩掉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运用全新的市场化以及创新体制进行运转，逐渐在市场上找回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从2002年开始，铁西区一共迁走了239家企业，腾出来7平方公里多的土地，区财政仅从土地出让这一项中获得100多亿元的资金，这笔钱完全可以支付企业的改革成本和后续发展。

50亿元用于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55亿元用于支持企业发展，欠职工的30亿元内债都偿还了，十几万下岗职工实现并轨，还有35亿元用于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棚户区改造，成为一定范围的社会福利。

共享改革开放成果，铁西区喊出了“回报工人阶级”的口号。

铁西新区已正式发布《城乡群众特殊困难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这是东北地区建立的首个弱势群体社会救助制度。

杨建华也在此时达到了人生最辉煌的顶点，沈阳鼓风机厂搬迁到铁西新区后焕发了新的活力，企业不断转换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更加注重创新能力，看重专家型工人，效益一天比一天好。

在这样的舞台上，铆工杨建华成为该厂的首席工人专家，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是辽宁首例获得此奖的一线工人，被称为“辽宁省最牛工人”。除了住上企业分配的三室一厅的大房子外，沈鼓还奖励他一辆中华尊驰轿车。来自日本、意大利等很多国家的技术专家，纷纷越洋向他请教技术难题。

“我们终于走出来了。”回想过去，杨建华的声音透着沧桑，更透着欣喜。

回眸望去，在这场国企改革大考中，工人无疑为先锋，为改革开山铺路，为时代冲锋陷阵。纵使骤然离开计划经济的荫庇，他们会迷茫、惶恐、无助，但他们从未胆怯。从辉煌到阵痛，再到如今的迈向振兴之路，千万辽宁工人在改革开放宏大舞台上，完成华丽转身。

振兴发展（2003至今）

在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征途上，工人阶级再次走在时代的前列。随着大国崛起的强劲步伐，他们是技术等身的大国工匠，是中国制造面向世界的实力担当。在中国工业体系与经济版图中，再次肩负起带头羊的第一重任。

罗阳

魂系海天的航空工业英雄

他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2012年11月25日，在执行歼-15舰载机实验任务中，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不幸以身殉职，年仅51岁。“才见虹霓君已去，英雄谢幕海天间”，罗阳把对祖国的满腔赤诚与对航空事业的无限忠坚洒向了碧海蓝天。

方文墨

中国最好的钳工

他创造了公差仅为0.003毫米，相当于1/25头发丝细的表面加工精度，他用一颗匠心和一双巧手，实现了最先进的数控机床都无法企及的“文墨精度”。2015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大国工匠》节目中方文墨说：“立言立行，做中国最好的钳工;航空报国，造世界最先进的歼击机！”

李超

工人发明家

这个1970年出生、仅读完技校的一线工人，近年来连续获得5项国家发明专利、4项专有技术，为企业增收上亿元。2014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李超看来，“创新不仅是科学家的事，产业工人努力钻研，也能擦亮‘中国制造”。

李志强

航空战线的“动力铁军”带头人

李志强带领的班组，是一支在航空动力战线上善打硬仗的骁勇之师，用无数的成就赢得了“动力铁军”的美誉。2013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航工业沈阳黎明公司时来到“李志强班”，亲切地握着李志强的手说：“你们的工作很光荣，很重要！”

姜妍

我国百万吨乙烯压缩机

设计第一人

她主导设计出我国第一台百万吨乙烯压缩机，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技术垄断，而且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具有百万吨级乙烯“三机”设计制造能力的国家，彻底结束了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被誉为“我国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第一人”。

鹿新弟

柴油机调试大王

拥有15项国家专利，完成技术创新成果509项，他被誉为“柴油机调试大王”。他率先在内燃机行业建立多项道依茨柴油机实验方法，使中国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柴油机调试技术，填补了技术空白。

洪家光

航空发动机叶片滚轮

精密磨削技术研发者

他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技校毕业生，成长为中航工业的首席高级技师。2018年1月，他的《航空发动机叶片滚轮精密磨削技术》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选择了航空发动机事业，我没后悔过。”洪家光说，“我愿意为此钻研一生、奋斗一生。”

毛正石

心明眼亮的铸造大师

他把中国传统工艺——铸造，精心打磨出符合国际标准的出口产品。他有一双火眼金睛，1400多度的铁水，凭“眼力”就能控制10度以内的温差;他有一颗较真儿的心，“一点儿不能差，差一点儿也不行。”

李晏家

新时代的好工人

2001年，中共辽宁省委做出向“新时代的好工人”李晏家学习的决定。他是一位平凡的钢铁工人，手中的工具也不外乎是手锤、扁铲和锉刀。他又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虽然只有初中文化，却和高级工程师、教授一道成为企业的“金疙瘩”。

五朵金花

研制国产大型空分压缩机组的创新团队

2002年至2004年，承接中國第一套4万空分压缩机组任务的，是沈鼓的“五朵金花”：王英杰、王广兰、张玉珠、葛丽玲、严鸿。她们仅用3个月就完成了设计任务，结束了我国大空分装置压缩机组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