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小学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

摘 要：教科书编纂对术语规范、固化、推广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在机构、人员、业务方面有延续、接近、交叉。课程标准关于术语使用的专项要求、教科书编纂对于术语的具体引入和使用，强化了术语的规范和推广。当时的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推广的互动，对新时代加强术语规范、推广策略和路径，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新中国;教科书编纂;术语规范

中图分类号：C43;N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3-8578.2019.05.013

Terminology Specifi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xtbooks Compilation at the Early Stage of P.R.China//LI Yunlong

Abstract： Textbook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andardization， fix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erminology. At the early stage of P. R. China， the job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and 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somewhat overlapped in terms of personnel and organization. Requirements from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practical use of terminologies in textbooks jointly strengthens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promotion of terminology.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interactive cooperation of that time may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in the course of exploring better strategies and paths for standard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terminology.

Keywords： P.R.China;textbook compilation;terminology standardization

一 人員与机构的交流

近现代科学诞生于西方，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译名问题，规范译名为很长时间内主要的术语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引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译著约95 500种，由此产生了大量需要规范的译名[2]。译著及其承载知识的传播离不开教育，因而译名规范工作从晚清开始，就为教育部门负责管理。清政府学部的审定科曾于1908年编纂了《化学语汇》《物理语汇》，于1909年设立的名词编订馆则推出了《数学名词中西对照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教育部改为大学院，次年即成立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其职责是“统一各科译名”，由编译员“选集，统计，归纳，参考，翻译各科术语译名”。1928年大学院重又改为教育部，同年12月又成立了编审处，专司科学名词审查事宜。1931年6月14日，教育部成立国立编译馆，负责学术文化图书编审工作。以前编审处的术语译名工作为其继承，承“起草，整理，及呈请教育部审核公布之责”[3]。

国立编译馆与教育的关系，当然不只是它是教育部的下属机构，以及译名属于教育实施和知识传播的要素。该馆当时的另一主要工作，是教科书的编纂和审查书局呈送的教科书、标本、仪器等教育资源。机构、人员与业务的接近甚至交叉，为术语统一后借助教育巩固规范成果和持续扩大影响，提供了独一无二的便利条件，以教科书的形式固化、呈现规范术语，并通过学生主动接受学习的办法，显然比提倡的效果要好得多。

以相关人员、业务的促进融合来强化术语规范工作的模式在新中国得到发展，同样离不开教育与出版。而这项工作的开展，少不了一个重要的机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从1949年年初开始，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明朗，各方民主人士在不断地北上。跟新课本有关的是叶圣陶等一批人，他们由香港启程的那一天，是1949年2月28日，同行的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郑振铎、曹禺、宋云彬、傅彬然等27人。3月18日，走了20天的叶圣陶等人到达了北平[4]27-28，45。4月8日，陆定一、周扬、晁哲甫和华北政府正副主席、范文澜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叶圣陶、傅彬然、宋云彬、胡绳、孟超、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等人，商定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中央政府未成立前，暂隶华北人民政府;15日编审委员会在六国饭店开第一次会议，出席者叶圣陶、傅彬然、胡绳、周建人、王子野、孙起孟、叶蠖生、金灿然、孟超。商决分国文、史地、自然三组。国文组为叶圣陶（兼）、孙起孟、孟超及宋云彬四人;每周开会一次，宋云彬为召集人。这个委员会全称是“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圣陶，副主任委员周建人、胡绳，委员叶蠖生、金灿然[5]161，163-164。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所做的主要工作，固然是新中国教科书的编审工作，在不久后的1949年7月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编审委员会草拟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本会成立以后，原定编撰各科新教本……可是编撰没有那么快，下学期用书问题不能不解决，于是在编撰以前，先做一些修订审读的工作”[6]7。

在教科书编审之外，该机构、人员与术语规范发生更近的联系是后来出版总署的成立。1949年11月1日，出版总署成立，由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出版委员会、新华书店编辑部合在一起组成。出版总署下设办公厅、编审局、翻译局和出版局，在11月11日出版总署呈报政务院秘书厅的暂行组织条例里规定了翻译局工作，“（一）第一处 社会科学翻译工作;（二）第二处 自然科学翻译工作;（三）第三处 参考书刊翻译工作;（四）第四处 文艺翻译工作”[7]。“翻译工作”内容广泛，其中不可避免的当然还是术语规范。数学家关肇直在1950年3月15日第6版的《人民日报》上撰《谈西文人名地名的翻译》，“由于半殖民地的社会风气，以英文为时尚，很多人甚至一提外国文，心目中就想到英文，似乎英文是唯一的外国文。一般翻译工作者不加研究，任意译出，于是使人地译名越发糟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关肇直对人名、地名译名的混乱进行了批判[8]。1951年12月28日翻译局调整时，调整出的不少人是负责“重点审读译品而评其得失”的[4]267。沈志远1951年11月6日在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各种外国语辞典和各科工具书的缺乏，各科译名的不统一，是全国的翻译工作者普遍感觉到的困难。关于译名统一，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已于去年成立了‘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专设的工作机构，还不能做出显著的成绩来。编译局正在进行编纂《俄华大辞典》的工作，为了适应翻译工作者的迫切需要，将努力争取在明年完成初稿”[9]。

新成立的出版总署中，就教科书编审而言，叶圣陶堪称灵魂人物。他不只是著名教育家，在教科书编纂、出版方面成就卓著，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教育所承载的知识普及的规范意识和战略意识。新中国成立之初，原国立编译馆留下的人员与资源何去何从是个重要问题。其1949年7月2日日记写道，“餐后昼睡一时许，起来时胡绳来谈，共商旧国立编译馆要否由我会接收，我会即扩大如编译馆模样。今日遇陆定一，即提出此意。余于此固有兴趣，我人自己虽无长处，然知闻稍广，友朋颇多，为编译工作尽组织安排之力，则尚能胜任也。究竟如何，且待再商”[4]55。这年12月7日，金灿然参加华东工作团动身去南京接收各机关，叶圣陶即嘱他乘便去趟上海，“余介其访伯祥、予同，并物色可用之人”[4]85;金灿然此行果然不负所托，其1950年1月9日从南京归来，“灿然以昨夕归来，相见欣然。渠接收编译馆，书籍将先运来切用者数万册，人员则拟用十二三人” [4]90;到了28日，“国立编译馆旧人由我署进用者十馀人，已到京。今日四人来访，郑作新、隋树森、施君、马君。郑君治动物分类学，或将入第四处任事。隋君前年曾见访，治元曲甚勤，今将请其整顿资料室。施马二君则为事务方面工作。尚有五人入第二处编通俗读物” [4]92。里面提到“治动物分类学”的郑君，当然是主攻译名规范工作。

教科书使用的季节性、时间性极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紧迫形势之下人们一直在为教科书编审而忙碌。叶圣陶当年日记里对此记载时时可见，“竟日为赶编教科书而忙碌”，“近来工作紧张，此半日闲不易得也”，“整日为修改课文忙”，“连日赶编，紧张之至”。因此在紧张的教科书编审之外，出版总署终没有成立像旧国立编译馆一样的机构。叶圣陶1950年3月18日日记写道，“上午，竺藕舫来谈，及于科学名词之审订问题。此事殆以文教委名义组织委员会为当” [4]100;4月4日日记，“与同人谈科学名词统一之事。此事由文教委召集各机构会商，将组织一工作委员会，分科审定名词。从前教育部与编译馆为此事已多年，且有若干科名词已经公布。今未必另起炉灶，但加以追认或修定而已。其尚未定妥者，则从今定之。范围不求其广泛，但取便于常用即可”[4]103。叶圣陶的纪录表明：一是文教委另组机构从事此项工作，二是从前公布名词可用，三是新定的取便于常用即可。从中小学教科书编审而言，它未必如学术研究追求前沿成果，“可用”与“常用”已经足够适于一般知识的传达。成立工作委员会不在叶圣陶所在的教材编审机构，然而他集合同人讨论此事，可见当时的新中国教科书编审已经注重此事了。

二 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

从1949年4月初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11月初成立出版总署编审局，到1950年12月初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教科书编审工作的机构、名称与隶属关系几经变化，然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却始终是叶圣陶等人，這不但保证了教科书编审工作的延续性，使课本在紧迫形势下得以正常出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中所涉术语的规范使用。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是教科书编写和教师教学的基本依循，在其中写入关于术语的条款，就为教科书编写时落实相应工作确立了根本保障。不用说涉及科技术语较多的理化学科了，即使是像一般所认为的传统科目——小学语文这样的学科，也从词语积累的角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1950年8月《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教材编选要点”里特别指出，“（三）一、二、三学年没有专设的常识课，语文课本的选材可适当地照顾到史地自然等常识，以扩充儿童的眼界，增加儿童的语汇”[10]65。这样的要求在后来的教学大纲里递有延续，1954年《改进小学语文教学的初步意见》“汉语”提到，“三、根据小学自然、地理、历史三科教学大纲初级小学部分的要求，补充若干词”[10]76。

到了1955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初稿）》“词汇教学”里，“科学术语”的概念在小学语文大纲里被第一次提出，替换了“语汇”“词”这样的通常说法。“阅读科学知识的文章，要特别注意科学术语，使儿童能够正确地理解，正确地运用。儿童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科学术语，就不能掌握知识” [10]87;“科学术语”已不是简单为了扩充眼界、增加语汇的问题，而有了“正确理解、正确运用”的更高要求，并且上升到了借以“掌握知识”的层面。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教学大纲在具体的年段给出了更为细化的目标，三年级“阅读”应“三 正确理解课文里的科学术语”;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阅读”则是“三 能正确解释并运用课文里的科学术语”[10]108，111，113。

理化学科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对术语规范的内容也多有涉及。教育部1952年3月编的《中学物理科课程标准草案》“总说明”，“9.所采用的单位是米、千克、秒制，因为这些便于实用，值得推广。英国的度量衡制不予采用。10.本课程标准所规定采用的物理恒量应为最近公认值”;“教材的编制”则提到“九、在书中或书末应编列重要数据、附录与名词索引”[11]Ⅲ，38。在课程标准中提到术语处理的还有化学，1952年4月编《中学化学科课程标准草案》“初中化学课本编制原则”要求，“课本内所用单位应以国际通用制为主，前后必须一致。译名、人名及地名等，均须采用一般通用的名词。如采用新订名词，应将旧日通用名词附列于后，以免发生误解”[12]13，则不只是要求附列术语名词，对于名词标准、新旧名词关系处理还有具体说明。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很快在教科书编纂上得到了落实。叶圣陶1952年6月12日日记写道，“两点半，续改历史稿，历二小时许而毕。此后尚须全册统看，整理名词用语，大约须二十日前后始可付排，已嫌其迟矣”[4]337。“整理名词用语”当然不只是课本编者和审稿者的责任，还有专门的业务部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叶圣陶1952年3月3日日记，“余告以凡新编课本必须经同人多看，并由检查科作各个项目之检查，乃可发稿”[4]297，规范的术语应用是检查科的重要工作之一。

实际上，早在新的课程标准制定、公布之前的1949年，由叶圣陶领衔的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编审教材时已经充分留意了此项工作。关于山东省政府教育厅编审《小学课本自然》，“六年级上册，二课‘植物本能这名词很少用”[6]29;贾祖璋编著《初中动物学教本》“略有错误：如江豚误为海豚——普通多有此种错误……又浙东称水蛭为蚂蟥，书中的蚂蟥普通称为马蛭”[6]47-48;储润科编《师范学校与乡村师范学校适用化学》“上册第五十页之‘可入性Permeability实即透过性，乃指气体分子或一般分子对于一定之薄膜所具之作用而言” [6]73。审读意见里最集中论述术语的，是“丁 对于自然科教本的总意见”，“在名辞方面，旧教科书上亦常常使用不适当的名称，如称壁虎或蝘蜓蛇，全都不用社会上通用名称，却用‘守宫这一个不适用的名称。译名有舍常用的‘桸楏树而称为‘世界爷者，殊觉不妥。在术语方面，如植物学上的‘繖房花序、‘聚繖花序等之‘繖房、‘聚繖，不容易明白究指何种形状。伞字则习惯地用古写的繖字”，[6]92意见虽是举例性质，但却涉及术语规范的多个方面。“壁虎”“蝘蜓蛇”和“守宫”实际为俗称与通名的问题;“繖房”“聚繖”指向的则是术语用字。“桸楏树”本为北美红杉的译名，其名称是Sequoia sempervirens[13]，从读音上来看，“世界爷”和“桸楏树”都属音译，而前者语音对得更为完全，不过“桸楏”不仅在读音上可对，在字形上也更能显示语义特点，这实际涉及了音译、意译优先选择问题。

包括小学语文在内的诸多学科教科书中对术语要求的明确和不断提升，是当时加快建设的新形势在教材中的反映。新中国成立前的1949年5月21日，董必武在华北小学教育会议上发表讲话。他指出，“目前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华北地区已经完全解放。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各种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建设，教育工作在建设中要占很重要的地位”[14]。叶圣陶1952年12月4日日记，“晚饭后到署，为学习讨论会。杂谈出版业中价值法则之作用，大家发言甚畅。谈定从下星期起，每星期三星期六下午集中学习三小时，以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主》，旁及其他参证资料。我国方将开始建设，高级干部学而通之，领导各事必可顺利云云”[4]397-398。此后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情，很快投射到在建设中占很重要地位的“教育工作”和教学大纲上，特别是同国家建设关系直接的理化学科。1952年3月编的《中学物理科课程标准草案》“教材的编制”里，“教材内容应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教学时数”中，“物理学的知识发展很快而且很广，它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十分密切，所以高中物理学教材应当充实，教学时间也应增多”[11]13，37。1952年4月编《中学化学科课程标准草案》“目标”则讲，“三、使学生明瞭化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生产建设及国防建设的密切关系”[12]1。1951年12月编《中学生物科课程标准草案》“教材编选要点”也提到，“教材內容，须……联系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要” [15]24。小学语文学科虽与国家建设关系并不直接，但也借助对理化学科知识传达的负载，做了比理化学科更为明确的顺应。1956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说明”讲得极为明确，“还要阅读有关自然、地理和历史的科学知识的文章”[10]118，“词汇教学，首先要注意因社会前进而产生的新词。祖国在飞越发展中，各方面都出现很多新事物，儿童对这些新事物迫切地要求了解，教师必须把儿童认识周围生活所必需的新词教好”[10]123，并在阅读教学中专门对科学知识的文章提出了教学建议[10]122-123。1963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教学中应该注意的几点”，“课文里讲到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要根据教学的要求和学术的接受能力，讲解清楚。讲解要具有科学的准确性。不要离开课文，讲得过多，削弱了语言文字的教学”[10]157。

三 教科书参与术语规范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教材的编纂承载着社会大变革紧要关头的教育重任。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说，“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等等，都要求一个彻底的，同时又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和解决。这就是摆在我们全国教育工作者面前极其复杂艰巨的任务”[16]5。教科书编纂及其术语规范是这项重要任务中不可或缺的一项，蕴于其中的经验即使在今天也颇多启示。

一是顺应时代潮流。新中国成立之初，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很多方面都处于向苏联学习的过程当中。学习苏联的一种基本途径和前提条件，是做好苏联各方面著作的翻译工作。1950年《翻译通报》发表了《翻译界动态·出版总署翻译局》的文章，“由于我们新中国的建国事业必须向先进的国家，特别是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学习，所以在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时，也成立了一个翻译局，主要任务是介绍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各种建设经验，以做我们建国的参考材料……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胜利之后，因为要向苏联学习，要加强对苏友好合作，所以学习俄文形成了热潮，而翻译苏联作品也成了重要任务”[17]。按孙思定1949年9月1日为《翻译》所撰发刊词的说法，“我们必须‘一边倒，倒向苏联与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边，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革命斗争和建设的经验，学习他们的思想与文化”[18]。在这样的形势之下，译自苏联的图书急速增长，据沈志远在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统计，“过去30年间所出版的全部俄文译本总共不到700种，而1950年一年内出版（包括再版）的俄文译本，已多到1600余种”，达到了全部翻译书的77.5%[9]395。大量译自苏联作品的出现，势必导致新的术语引入和新旧术语的规范问题。按照叶圣陶的说法，“其尚未定妥者，则从今定之”。而一般中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在知识的科学、准确、经典上有着区别于一般图书的更高追求，在这个意义上看来，教科书选择、呈现的术语本身就强化了术语的规范。

叶圣陶1952年12月2日的日记里记载了一次关于术语的社内讨论，“下午到社，与治数学诸君共谈。因余读高小算术，屡见‘扩大几倍、‘缩小几倍之语，以为‘缩小几倍之说不妥，说到‘倍只有扩大之意，‘缩小几倍殊难想象。然社会间已经流行，工业部门之报告往往用之，余以为此为破坏我国语言之一例。前月愈之亦谈及，亦认为不妥。此系从俄语译来，余尝问刘泽荣。刘谓俄语中无论扩大若干，缩小若干，同用一字，此字本身并不专含扩大义，如我国之‘倍字然。而我国别无相当之字，只有一个‘倍字，用于缩小实欠妥，亦无法以易之。余遂与曹飞羽谈及，曹解其意，与同人共商之后，改为‘缩小为几分之一。而今日薰宇知之，认为不合，因乘余到社时共谈。薰宇之意，谓苏联教本讲乘除，一贯的用‘扩大‘缩小以明之，说法必须一致，乃可使学生概念明确。若于扩大说‘几倍，缩小说‘几分之一，即不足以建立明确而一致的概念。薰宇解说谓不宜死看‘倍字，宜将‘扩大几倍‘缩小几倍合成一个概念看，‘扩大几倍即乘以几，‘缩小几倍即除以几，只须向学生说明，亦无多妨碍。诸君听薰宇之言以为然，皆主从其说。‘倍字之意义自此变更矣，‘缩小几倍之说恐更益流行，亦属不可抗拒之势”[4]396-397。叶圣陶对从俄语译来的“倍”的规范建议，其实与此前、此后语言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吕叔湘、朱德熙在1951年的《语法修辞讲话》里就指出，“说到减少，向来的习惯能说减少几分之几，不说减少几倍。只有往大里说才能用倍数”[19];1961年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坚持此说，“说明数量增加，常用‘倍字来表示……还有人用‘倍字来说明数量的减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20]。按照厉兵的说法，这个看法还曾在《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修订本·征求意见稿）》上出现过[21]。

二是配合教育形势。1949年12月30日，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中国的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16]8。教育上学习苏联经验的一个直接体现，是苏联教科书的翻译与引入。还在新中国成立前，东北解放区就已开始使用翻译的蘇联课本了，这些课本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被修订出版，叶圣陶1950年10月16日日记，“观东北教育部所译苏联之植物教本，其编制作一般的叙述，俾读者明晓植物之生活情况与种植方法，确较我国为胜。唯译笔不佳，我国中学生读之，颇多文字上之障碍” [4]139;叶圣陶此后对该书做了持续几日的修改，10月26日“余续阅植物教本，加以修改。此书翻译之成分多，供初中用，学生多文字上之障碍，但令自观，未必能明。于是教师须为讲解文字”[4]142。1951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也开始按照苏联课本新编教材，叶圣陶2月13日日记，“看许南溟所编初中物理，盖与陈同新合编者。二人之作以苏联之书为蓝本，切于实用，余以为颇佳”[4]168。1952年，改编苏联课本甚至全部移译的情况就更普遍了，叶圣陶本年的日记中所记极多。1952年3月10日，“夜间，开始改褚亚平所编之初中自然地理稿，系据苏联课本及东北译本而重写者。间架不坏而文字大须修润。至于十点半仅改六纸”[4]301;3月13日所记则更为全面，“总之，我社各书现状，数理化生物皆尚可观，以其体系皆据苏联，唯据我国实况而损益之。文史及本国地理则皆感无从下手，以其无所依傍，必须出自心裁，而此正非易事” [4]302。

教育部的官方表态中，也表达了对直接移译的支持，1952年7月8日“晨即至社中，缘教部开工作会议，专讨论我社之工作……张萃中谈编辑方针，宜以大力注重于新编，文史地采苏联之精神，自然科则径自迻译苏联之本” [4]345。这样的支持后来在课程标准里以相应条款规定了下来，1952年7月24日教育部召开各科教学大纲之筹备座谈会，叶圣陶记道，“小学方面为语文、算术两科，中学方面为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六科。语文、历史较麻烦，期以三个月，其他则期以一个月。他科一以学习苏联为主，非第教学大纲有所依傍，且我社出书亦省事不少，大致为译校之工夫而已” [4]354。实际上几个月前的1951年12月编的《中学生物科课程标准草案》里，即多处提到了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教学目标”里“学习苏联科学家改造自然的理论和成果”，“动物学”中“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以改造和发展新中国的畜产事业”，“教材编选要点”中，“教材内容，须……吸收祖国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和苏联先进科学家的学说”[15]1，5，24。苏联理化课本的引入与翻译，同样涉及术语翻译与使用的问题，叶圣陶先生所说“唯译笔不佳，我国中学生读之，颇多文字上之障碍”，大致已经点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并反复提及当时课本译稿“文字方面实多疵病”，“译之不到家，不依我国之语言习惯”。为解决包括术语规范在内的问题，编法上须有专项检查，1951年12月8日日记，“地理组尚于教本中提出数点（如每次修改，叙述上海均有改动，则并列四次之课文而作思想性、科学性之检查）共同讨论，此于提高识力，改进编法，皆有益处”[4]261;出台相应文字规范，这年12月22日，叶圣陶校订了“编辑用字之规定表”，“如‘臺一律用‘台，‘脣一律用‘唇……皆以习用为据，又参以省便之条件，不以文字学为准。姑试用若干时，以后可重加更改”[4]264;成立相应部门专司其职，出版总署为规范教材翻译，拟成立编译工作委员会，叶圣陶1952年9月4日日记，“今既决定一切学习苏联，教材自须翻译。秋季开学之后，殆只能现翻现用，或仅据教学大纲，教材由教师自己设法。译成以后，校订成书，总须在明年矣。我署新成立编译工作委员会拟配合此事，即以此告教部之来人”[4]367-368。

三是符合传播规律。术语特别是新出术语的推广，因为本身属于特定领域而凝聚了许多专业知识，在传播方面先天存在接受、理解的困难。叶圣陶等编纂教科书的专业人士，熟谙教育心理，因此从知识传达、讲授的角度，非常注重规范和明白晓畅。叶圣陶1950年10月26日审改翻译的植物课本时提到，“理科之教学而至于讲解文字，其教学效果必寡矣”[4]142; 1951年1月5日下午，人教社召开自然组组务会议，宋云彬以副总编辑名义出席，他在会上着意强调了这方面的问题，“余谓自然课本亦须注意语文方面，否则我们辛辛苦苦编语文课本，而其他课本之文字不能与之配合，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不等于白费工夫乎？圣陶颇韪余言”[5]299。这样的认识后来被写进了理化学科的课程标准里，1951年12月编《中学生物科课程标准草案》“教材编选要点”，“八、课文要简洁明确，用学生能够瞭解的生动语言叙述最主要之点，提出一些基本的概念”[15]25;1952年4月编《中学化学科课程标准草案》“初中化学课本编制原则”，“一〇、课本应用生动的、正确的、易使学生理解的语文来叙述，繁简务求适宜，体例要前后一致”[12]13。

理化学科课本中的语言，当然是讲解知识、布置任务的载体，但同时也具有阐释术语的重要作用，语言解说是否得体，直接影响着术语接受、传播效果。因此叶圣陶在编审理化课本的过程中，在这个方面下了持续的深工夫，他1961年5月23日《关于编教材——跟江苏农村教材编辑人员的讲话》里提到，“除了语文课本，其他的课本都是说理文，尤其是理科的课本，名词术语一定要用得准确”[22]。生物课程标准里对语言有明确要求，叶圣陶于据此编译的课本也着力极多。1952年几乎全年，叶先生都在断断续续地审改方宗熙的生物课本。3月2日，“方君之稿系以苏联教本为蓝本，斟酌我国情况而加以增删，内容颇不弱，然文字方面实多疵病。余为之修改亦不能甚仔细，仅求大体不谬耳”[4]297;9月6日，“上午仍看生理卫生稿，及于脑与神经之作用部分。方君采入巴甫洛夫之学说，详述条件反射与无条件反射。余觉其叙述不显达，造语繁复，须细思而后晓，恐于学生之领受有妨，劝其多加修改，一求确切，二求明白”[4]368。叶圣陶的工夫没白费，9月9日“方宗熙来，言余所提意见大多得其要，颇感兴奋。又言外间观其各种初稿者，皆言能为生物教本开一新境界。生理卫生稿中介绍巴甫洛夫学说，为国内著译中最明白畅达之本。余言是固然矣，而欲以示中等学生，尚须更求精确易晓”[4]369。

四是关注常用术语。术语涉及门类广泛，随学科发展层现迭出。何者当规范固化，何者该进入中小学教育，从而获得基础知识资格，需要学科研究和课本编撰予以确认。叶圣陶是语文教育专家，其1936年《谈识字课本的编辑》即就语文词语的选定提出了看法。“如果把目前通行的书报作为依据，统计其中每个词的出现次数，结果，把得票最多的若干词（数目当然不止一千两千）组织在课本里头……该不会有‘面熟陌生的憾事了”[23]。对于语文学科而言，这些基本的词汇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它的“术语”。1951年12月编《中学生物科课程标准草案》“教材编选要点”，“八、课文要简洁明确，用学生能够瞭解的生动语言叙述最主要之点，提出一些基本的概念” [15]25，“提出一些基本概念”正是表达了对教学基本术语的关注。叶圣陶1950年4月4日，在和同事探讨科学名词统一之事时，已经着意指出，“范围不求其广泛，但取便于常用即可”，“便于常用”从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对基本术语做了一般性质的界定。

为确保术语传播效果，保证教科书编写的科学性、规范性，国外有教科书基础术语遴选机制。以日本为例，由约400名日本高中和大学教师组成的高大合作历史教育研究会，会精选日本史术语、世界史术语，作为“写入教科书，大学入学考试也作为知识点来考”的基础术语，提供给教科书编撰者和出版商做参考[24]。我国在2013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11个部委单位，设立了“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以促进中华思想文化术语的整理和传播[25]。不过迄今为止，还未见到类似的基础术语进中小学教材的工作。

五是跟踪学术发展。术语的引入与规范，一般紧跟学术发展。不过在教科书中，却不一定在第一时间得到反映。1957年B細胞被发现，1961年T细胞被发现，然而直到1978年的人教版生物教材中，才首次提到“细胞免疫”的概念;直到1983年，教师用书中才首次出现了“T淋巴细胞”和“B淋巴细胞”[26]。教科书反映学术发展滞后，是出于内容稳定、规范的要求。但若考虑紧密联系实际、激发学生探究兴趣，也须及时跟踪学术发展。1952年4月编《中学化学科课程标准草案》“总说明”里即指出，“发展中的化学……指出近代化学发展的方向，例举新鲜事物，启发学生进一步钻研的兴趣”[12]Ⅴ，“新鲜事物”避不开新术语。

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教科书编纂人才缺乏、时间紧迫的时候，叶圣陶先生主持此项工作时，仍对跟踪学术发展完善术语工作多所留意。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小学教科用书审读意见书》，论及华襄治、蒋伯阳合著的《简易师范学校适用化学》时，特别指出，“唯下册第二十章‘原子的结构需重新编过，因为自从‘中子发现以后，原子核即被认为是由于中子与质子共同组成的，而不是如旧观念所说由电子与质子所构成。第二十九章与第三十章讲蛋白质与营养品部分，材料陈旧，亦须修正”[6]61。有些术语未必是最新的，不过因为政策、制度原因也须及时调整。1952年2月28日上午10时，叶圣陶与数理化诸位组长讨论度量衡问题，“决定除理化教本外，一律用公制表述。理化教本需用量名甚多，分析至细，苟用公制名称，确易混淆，自以用米制为宜”[4]296。

如同托马斯·库恩指出的，“由于教科书是使常规科学得以延续下去的教学工具，每当常规科学的语言、问题结构或标准改变时，教科书就得全部或部分重写” [1]，教科书的编纂与术语的推广一直处在互动之中。回顾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教材编纂与术语规范的过程和经验，对于新时代加强术语规范、推广策略和路径，当然可以获得不小的启示。

国家图书馆蔡成普副研究馆员为有关资料查找提供了极大帮助，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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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葉圣陶.关于编教材：跟江苏农村教材编辑人员的讲话[M]//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12.

[23] 叶圣陶.谈识字课本的编辑[M]//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712.

[24] 参考消息网.日媒：“南京大屠杀”或作为基础术语写进日本高中教科书[EB/OL].[2019-08-21].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171204/2246065.shtml.

[25] 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秘书处.“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简介[EB/OL].[2019-08-21].https：//www.chinesethought.cn/single.aspx？nid=95&pid=99.

[26] 包春莹.中学生物教科书中免疫学内容的百年变迁研究[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4（11）：39-41.

收稿日期：2019-08-23

作者简介：李云龙（1975—），男，副编审，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出版传媒部高级主管，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语法史、语音史，语文课程与教材编写。通信方式：liyunl@cepmg.com.cn。  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指出，“普通人和科学家的科学知识，都得自于教科书和源自教科书的少数其他几类文献，这种情形其程度是其他领域前所未有的”，“对于教科书及其替代物的日益增长的依赖，总是任何一门科学中第一个范式兴起的附带现象”[1]。新时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与之相关的术语规范、推广工作也更为紧迫、重要。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小学教科书编纂与术语规范的历程，总结教科书推广术语的做法经验，对于新时代开展术语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