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城市对荒野审美的呼唤

谢梦云

城市作为文明的伟大创造，逐渐成为中国人主要的居住环境。对当今中国城市而言，由城市化建设到城镇化建设、再到乡村振兴工程，城、镇、村的发展对生态自然、对荒野的强势侵略与损毁现象越来越严重。事实上，从农耕文明一步步走来，中国人文化基因里所携带的对荒野的精神怀乡一直未曾褪去，这即是说，城市文明的发展必然需要荒野的滋养与守护。然而，对城市化的追求与对荒野的容纳这二者之间似乎存有矛盾。如何使得城市发展与荒野不再互相对立而是逐渐彼此融合？当代中国城市审美如何容纳荒野，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当今社会如何构建一种对城市荒野的审美观？这些哲学反思一一成为摆在城市研究者以及城市建设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1 荒野审美的中外溯源

1.1 荒野的西方溯源

人类诞生于荒野之中。“荒野”的学术性提法最早源于西方，以美国为主要的起源地，现代荒野保护实践的兴起与美国城市发展的时代背景有关。美国国家早期由于安邦所需，大力开拓疆土，使得广袤的国土面积中的原生荒野遭到破坏。随着国家的发展，对原生态的破坏愈演愈烈，19世纪末期环境保护主义的觉醒，才逐渐使人们萌生出荒野保护意识，先锋学者也开始将相关的思想成文：独居瓦尔登湖两年的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写出了著名的《瓦尔登湖》（Walden），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试图通过《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唤起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罗德里克·纳什（Roderick Nash）的《荒野与美国精神》（Wilderness and American Mind）阐述了美国荒野观的发展，约翰·缪尔（John Muir）深情描述了《我们的国家公园》（Our National Parks），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Holmes Rolston Ⅲ）则系统性地提出了《哲学走向荒野》（Philosophy Gone Wild）这一重要哲学反思。如此轰轰烈烈的理论运动自然引起了官方的重视，自1890年起，《约塞米蒂公园法》（Yosemite National Park Act）、《森林保护法》（Forest Conservation Act）、《国家公园管理局组织法案》（National Park Authority Organizational Act）、《荒野法》（Wilderness Act）、《阿拉斯加国家利益土地资源保护法》（Alaska National Interest Lands Conservation Act）等相关的荒野保护法随之陆续出台。可见，这一时期的荒野保护有着突出的科学和伦理的特点。包存宽认为这一系列的法案体现出一种“实现文明与荒野共存的梦想”[1]，强调了人类对荒野的非干预性。

“荒野”是美国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的环境思想的关键词，作为当今荒野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所确指的“Wild”一词，作为生态系统的代名词，有荒凉、未经人类驯化之意，既指向荒野之“荒”，又指向其“野”，即自然生长之意。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观、荒野哲学观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强调：“荒野的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本基础。”[2]奥尔多·利奥波德在其著名的“大地伦理”理论体系中也有类似观点，他认为荒野作为一切生命形式的起点，是“人类从中锤炼出那种被称为文明成品的原材料”[3]。

事实上，于当今而言，西方学界所认为的“绝对没有人工参与”的荒野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未被人类活动所影响的原始纯粹的自然，真正意义上的荒野在当今的城市中是不存在的。

1.2 荒野的中国传统文化溯源

对于当今的中国来说，对荒野价值的肯定，需要传统文化的支撑。荒野审美从古至今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荒野给人带来的震撼，亦如同来自远古的血脉在野性喷张，这是城市文明所无法带来的审美感受。通过深入挖掘生态文明语境下的荒野概念，笔者尝试重新审视其当代价值，并给予中国当今的城乡可持续建设以启示。

在中国的古代文化语境中，“荒野”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自然观。古代文人往往在作品中将荒野视为一种自然，这种自然既是实体的自然，又是一种精神世界里的自然。在这种观念背景下，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推崇人与自然的和谐，突出体现于山水文化中。中国对荒野的重视可以追溯至几千年以前，“中国和日本的画家们赞美荒野要比西方的艺术家早1 000年以上，其中的山水精神、山水伦理观念、山水美学与朴素的山水自然保护实践，蕴含着中国荒野保护的本土思想与生态智慧”[4]7。追溯中国古代文化，荒野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中频繁出现。荒野作为中国文化内在精神的外在显现，在传统文化中构筑出一个荒野世界。王惠在对中国古代山水诗的荒野意象进行系统归纳的时候，提出“趣在荒野”“情近荒野”“魂归荒野”的美学特征[5]。

梳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历程，在对自然山水进行独立审美、将荒野作为推崇对象的历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中表现出两大美学上的意味，笔者尝试概括为“求趣”和“寄情”。

1）求趣荒野。追溯至战国时期，庄子所向往的那个“至德之世”，实际上就是文明发端之初的求趣荒野时期。彼时，万物比邻而居，保留着本然状态的原始荒野魅力，呈现出一片片荒野景色。《庄子·马蹄》中便可现出彼时野水纵横、野风吹动的荒野崇拜历程：“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汉赋中严忌的《哀时命》有“怊茫茫而无归兮，怅远望此旷野”。及至魏晋，玄学的发展崇尚事物的天然本性，肯定自然最初的本然状态，正如谢灵运在《七里濑》中提道：“荒林纷沃若，哀禽相叫啸。”南北朝时期，鲍照的诗作中多有幽深奇险的荒野景象：“荒途趣山楹，云崖隐灵室。冈涧纷萦抱，林障沓重密。”（鲍照《从庾郎中游园山石室》）一派大自然原始的蛮荒之美扑面而来。到了唐宋，文学创作中的荒野意象亦是层出不穷。王勃的《秋日别王长史》中 “野色笼寒雾，山光敛暮烟”则把荒野景色描写得旷远清白。边塞诗人岑参的《酬崔十三侍御登玉垒山思故园见寄》中“旷野看人小，长空共鸟齐”更是将大漠、异域之中的原始荒野状态描绘出来。

2）寄情荒野。荒野作为纯粹的自然造化，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无言的自然客体或被动的自然环境，而是承载着丰富的精神象征和情感内涵的景观。这便是中国古代文人们对于形体之外的自然普遍所持有的一种“寄情荒野”的情绪。在古代文学创作中，文人极爱使用荒野情趣的意象，透过荒野意象，求趣荒野，更寄情荒野：在穷尽山水形貌之后、古代文人描绘万物生意，将一个个充满磅礴情感的荒野世界见于笔端，后人于文字间被引领至那片蒙昧的原野。至于古代文人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强烈而浓郁的荒野情思，究其原因，王惠认为，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被迫离开朝廷，从廊庙走向山林，在蛮荒自然中寻求精神的安慰与解脱，留下了许多荒野清唱”[6]。北宋王安石、苏轼二人虽然政见不同，却都以“野”为趣，以“野”见情。王安石在《骐骥在霜野》中便吟到“骐骥在霜野，低徊向衰草”，而“野人”苏轼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更是留下了“北风振枯苇，微雪落璀璀。惨淡云水昏，晶荧沙砾碎”的诗句。毫无疑问，荒野给予了中国人第一份情感体验。

2 当代中国城市中荒野审美的必然

当今所倡导的生态文明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反思，其突出特点在于重视生态，强调原生态之美，如雪山、热带雨林、海洋等大片的原生态自然以及城市或乡村中隐藏的、尚未被文明破坏的小片的原生态自然，旨在让中国人将更多的眼光聚焦于“生态”，聚焦于荒野。人们试图与自然和谐并存、划界共存，荒野意识因此逐步觉醒，荒野得以重新纳入城市生活、成为人们市居生活中新的精神寄托。中国亦逐渐将其视为一种珍贵的资源，即日益推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在如此特定背景下，笔者所强调的城市中的“荒野”，并非纯粹的自然，从城市设计的视角来看，可将其理解为一种“荒野景观”，一种存在于中国大地上的、当今特有的荒野景观。“荒野景观”的提法也有相关学者做过梳理[7]。此类荒野作为城市中人们能够寄情的对象，具有观赏性、互动性、游憩性。也有景观设计者李旭佳将城市中的这种荒野类型定义为“再现的荒野”，即“放任景观以荒野的形态自由地发展，不去进行传统意义上的一次种植带来固定不变的形象，而是通过自然的筛选和改变发展出一个具有相对稳定基因的生态圈，这里没有建造的景观，只有自然而然”[8]。清华大学杨锐在呼吁中国展开荒野保护的同时，也依据实践层面对荒野做出相关定义：“荒野是指人类开发程度和控制程度相对最低的自然区域。”[4]7

荒野极具价值，这种价值的发现，西方哲学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如同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所主张，荒野“重新建构了人、城市与自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便是说，自然作为人类生命繁衍的沃土，作为文明之本，是“生命孵化的基质、是产生人类的地方”[9]210，在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三世看来，“人类与自然世界联系的源泉”[9]4便是荒野。罗尔斯顿同时在《哲学走向荒野》中阐述了对荒野价值的发现历程，更强调荒野是“价值观的源泉”。这种价值的发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作为荒原的荒野到作为资源的荒野，再到作为家园的荒野这一漫长的过程。而在中国的生存语境中，由于文化背景中历来对荒野所隐射的“荒芜”之感存有排斥，荒野的价值久久被埋没，城市中的荒野未能得到重视。因此，重新培植一种新的审美观念—荒野审美观，成为当代中国人市居的必然。荒野意识的回归成为中国人市居生活的一种审美迫切。

这种荒野意识的亟待复归一方面的原因是城市中生活的人“家园感”的缺失。急速城市化进程的背后，是大量进城人口内心的漂泊感，钢筋水泥“森林”林立的高楼当中，人们普遍缺乏归属感，难以寻求的精神原乡已然成为一种精神危机。从生态批评的角度看，现代都市的生活消解了人作为个体甚至是种群的童年，城市化过程挖掉了个体的根，从小生活的社区、街道大院逐渐消弭。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居民家园感的重塑过程中，荒野作为心灵与精神的归宿，可被称为一种介质、载体，时至今日依然有着寄情之意。

荒野意识的亟待复归现象，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当今中国城市乡愁的缺失。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中，乡愁由原先的一种朦胧的情愫，在中国人日常中逐渐泛化开来，成为大众切身的体会：回不去的故乡原野，去不掉的乡愁。身处满眼的钢筋水泥之间，乡愁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情绪，使城中生活的人们难以找到跟过去、跟自然的文脉联系。对家乡的愁思只能寄托在回忆或想象、文学意象或艺术载体之中。城市居民的后代们更是未能幸免，孩童从小生活在城市中，与自然的疏离使得他们对于乡愁的概念匮乏。人们已经很难再找到5 000多年历史中所记载的于中国人本身“精神原乡”的荒野。

因此，对城市中荒野景观的存留与保护逐渐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的重大使命。陈望衡从哲学层面将这种荒野意识的现实需要概括为“荒野复魅”，这即是说，在渔猎文明乃至农业文明时代，荒野是神秘的、是使人恐惧和令人崇拜的。而在工业文明时代，人类以征服荒野来展现文明的进步，致使荒野遭受严重损毁，工业文明时代的如此做法，陈望衡概括为一种“荒野祛魅”的审美模式。美国环境伦理学者戴斯·贾丁斯（Des Jardins）早在20世纪就已发出警语：“对荒野的保护给人类提供了唯一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与大自然和谐共处的机会。”[10]

故此，基于现实需求，荒野哲学因其涵盖着人类对生存家园损毁的忧患意识以及对当今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成为当代生态文明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当今城市化进程中理应逐步容纳为“荒野复魅”的哲学反思。

当今的城市建设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工程，在以什么标准作为其指导原则这一问题上，陈望衡强调宜突出“美学主导”的原则。“第一，只有美学主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建设的理念问题……；第二，只有美学主导，才能让城市的‘生活’主题得到真正的实现……；第三，只有美学主导，才能真正解决城市建设中保护生态与发展人文的矛盾，实现生态与人文的统一。”[11]这便是当代城市对荒野审美的呼唤。

因此，在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生活中，我们提倡一种审美观，即荒野审美。荒野作为最本真的生态自然，成为人们市居生活中认知与体验的对象，故市民对荒野的审美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得到。找到审美，才能更好地找到生命的意义。陈望衡倡导生态与文明的划界和谐，强调构建新的审美观念，即分界和谐的审美观。“这种审美观念要求原生态的荒野与现代文明并行存在，在各自区域内荒野与文明互不相犯，自我处之。这种和谐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强调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感和谐，而是分界和谐。”[12]8这便是《庄子·齐物论》中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之间那种生命和生命的亲密、灵魂与灵魂的谐振表露无遗。荒野之所以给人以力量，也正因其奉行着自然的规律，性质更接近人类的本质。荒野审美观旨在强调将个体放大于自然之中，与山水共享同一种生命节律、同一种生命情感，以此建立起荒野与文明守界和谐的并行发展之美。

3 荒野审美的当代策略

城市与荒野紧密联系。以工业文明的眼光来看，城市与荒野似乎是两个不兼容的独立存在，那么，以生态文明的视角来看，二者应该如何互相介入、和谐共存？城市容纳荒野不易，城市审美容纳荒野更难。当前，城市化加速推进，已有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城市成为中国人居的主要环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到的。城市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阐明了城市并非人们居住的机器，而是承载人们情感的容器。在市居生活中，“乐居”是城市环境建设的最高追求，城市对荒野的纳入必不可少，也可以理解为，荒野是城市化的快速进程所带来的反思。

实际上，荒野实践活动在中国早已逐步推广。20世纪前后，美国开始流行荒野户外运动，大众的休闲趣味也逐渐偏向野性，这种风潮延续至今。如今，以生态文明的视角来看待当代的城市生活，对荒野实践活动的接纳则显得越来越迫切。苏州大学的高山作为中国荒野哲学的理论与实践推广者，对市居生活做出了非常好的荒野实践尝试。这种尝试，突出了荒野实践活动的游憩性特点，这种游憩不同于大众意义上的消遣，它是“一种独立的、原始的游憩机会”[13]。即在荒野中进行远足、露营、划船等活动，可以使人们在城市中的忙碌生活之余，放松身心，精神得到提升。荒野审美作为一种实践体验，通过与荒野景观直接的接触，可以唤醒人们对于荒野的远古记忆，当远离自然太久的市民重新置身荒野，更能探寻到内心深处真正的宁静。

1 武汉长江天兴洲Tianxing Islet of the Yangtze River,Wuhan

2 天兴洲沙滩Tianxing Islet beach

3 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Hangzhou Jiang Yang Fan Ecopark

4 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生境岛Habitat Island of Hangzhou Jiang Yang Fan Eco-park

武汉长江中心的天兴洲作为一个人工参与较少的荒野景观，是武汉对城市中荒野景观审美的重要典范（图1、2），呈现出一种当今城市中少见的文明与荒野划界和谐的局面，即陈望衡所倡导的“守护荒野，构建文明与荒野共存的守界和谐观”[12]5。

位于浩浩长江青山峡中段的武汉天兴洲，历经数千年的江水泥沙冲击以及航道的不断演替而逐渐形成，具有得天独厚的荒野景观资源。不同于喧嚣热闹的汉口江滩，也不同于车流穿梭不息的长江大桥，天兴洲四周环水，隔绝了周遭繁杂与工业化的乌烟瘴气，形成了长江之中新添一洲的局面。天兴洲东西长约13 km，南北宽约2 km，面积大约26 km2。城中生活的居民，奔赴于此，驻足天兴洲头，既能感受恢弘长江水滚滚而过的雄浑气势，又能在漫漫沙滩上感受“极目楚天舒”，还能在芦苇摇曳的湿地看候鸟起起落落。在历经自然洗礼、重现荒野景观的天兴洲上，雄厚的江风与奔流的长江水让城市居民忘却身处都市的喧嚣。大片浮出水面的沙洲与江水交错绵延，裸露的滩涂上搁浅的渡船也成为独特的荒野景观，市民可以在此直面自然，感受城市中历经自然洗礼的原生荒野所带来的最为真实的力量。

如今，当周遭环境逐渐融合统一，重新形成了新的荒野景观，居民们漫步其中则可真切地感受到自然本身的自我更替，感受荒野的痕迹。如此意境，体现出当今正倡导的城市良好人居环境对荒野景观的悦纳。

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中的生境岛也是城市悦纳荒野的一个典范（图3、4）。杭州江洋畈生态公园源于西湖大规模清淤疏浚工程，是将上百万方淤泥输送至玉皇山南麓所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淤泥中的生命在这里自然而然地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空旷的山谷呈现出原始的、极具生命力的荒野景观。这便是这座以自然为主导的荒野生态公园中的“生境岛”的演化过程，呈现出一种当今城市中少见的文明与荒野划界和谐的局面，即美学家陈望衡所倡导的“守护荒野，构建文明与荒野共存的守界和谐观”。

现如今的江洋畈，早已与周遭环境逐渐融合统一，重新形成了新的荒野景观，重现了荒野的痕迹，居民们则可真切地感受到自然本身的自我更替，从中感受荒野。从这一层面来理解城市中的荒野概念，可以通过比对美国当代著名景观设计师和生态艺术家帕特丽夏·约翰松（Patricia Johnson）的一些作品来加以诠释。约翰松将原生的荒野纳入环境设计中，使荒野本身自然的变化结合设计，创造出一种随着时间变换而演化的荒野景观。她的景观作品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文化，显示了如何在城市中结合原生荒野创造出生机勃勃的原生自然空间，并使其成为市民日常活动的一部分。不难看出，荒野之所以给人以力量，正因其奉行着自然的规律，性质更接近人类的本质，可谓老子所倡导的“道法自然”。

在生态文明时代，实现美丽中国的永续发展，理应从理论层面重视荒野、悦纳荒野。荒野审美重建了城市居民与自然的真实联结，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增强当今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珍视荒野这一人类的求趣之地、寄情之所、精神家园，在于对荒野复魅的不懈努力。荒野审美是生态文明时代之大美，生态文明时代的城市理应对荒野有着时不可待的强烈呼唤与悦纳！

图片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图1～4由作者自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