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新乡土时代的众生世相

进入新世纪，农村城镇化运动深入开展，既使得依托传统伦理道德建立的乡土社会结构趋于瓦解，也根本性地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面对这一时代巨变，当代小说家们明显采取以下三种实践方式：以既留恋又无可奈何的挽歌调子，展现乡土社会的剧烈变迁和生命样态，比如《浮躁》（贾平凹）;以既怜悯又批判的人道主义精神，揭示传统乡土文明与现代都市文明不平等接触中的血与泪、恨与痛，比如《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松鸦为什么鸣叫》（陈应松）;以客观冷静的写实主义精神，再现社会转型时期新乡土社会的整体风貌和众生世相，比如青梅的中篇小说《高楼》。前两种方式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审美风尚和情感倾向非常明显，代表新世纪新乡土小说创作的主流;后一种方式追踪时代，以客观、写实的方式，试图展现当下最前沿的社会风景、文化风貌和世道人心，呈现了新世纪新乡土小说创作的前沿景观。

高粱爷是老乡土时代的农民代表。对广大读者来说，他的生活世界和精神状态都不算陌生。高粱爷的生命历程和思想观念，承载了过去几十年的乡土记忆和人伦情感。小说通过对他在大年三十前后几天里的言行和心理的细致描写，首先将这种传统的乡村图景和道德理念置于前台。其中，对高粱爷在“一亩三”独居生活的描写，对培育甜红子以及寄予其中的深厚感情的细细点染，以及对春节期间家人团圆、祭拜天地、贴春联等具体场景的展示，既流露着浓郁的生命情怀，也有着民间世界的乡风民俗意味，读来也颇为感人。但小说表现的重心并不在此，而是以旧村改造、土地流转、农村社区化为背景，以高粱爷在春节期间的日常活动及生命体验为表现中心，侧重展现他那种本能的土地情结、朴素的生活作风和传统的家国意识在新形势下渐趋式微乃至逐渐瓦解的过程以及面对这一过程所流露出的生命体验的无奈和苍凉。这就使得这个中篇具有了紧贴时代脉搏的现实感和因人物性格、遭遇在新乡土时代的巨大反差所折射出的生命感。从六十年前的“入社”到今天的“农业合作社”，从三十多年前的“分田入户”到今天“土地流转”，其间的分分合合，高粱爷不甚明了。但他知道，“变”注定是金斗庄不可阻挡的趋势。因此，高粱爷的去世是一种象征仪式——象征着传统乡土时代的终结，预示了新乡土时代的开启。在这样一个时代转折点上，小说截取高粱爷在大年前后十几天里的生活片段和心理动态，呈现了大变革时代城乡社会发展的最新景观。这也反映了小说作者观察时代、触摸世道人心的敏感和灵性。

“高楼”是时代的隐喻，是现代城市文明的象征。高楼在金斗庄的规划、建设以及在民众中引起的轩然大波，代表了一种新兴的文明及其生活方式对一向封闭、自足、安稳的传统乡土社会的召唤、规训与彻底改造。高粱爷们所留恋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时代的劳作景观和村居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而被青年一代对住高楼、建社区、进城市的强大动力和享受现代生活、沐浴现代文明的强烈愿望所取代。村里建起了文化广场，村子改成规范的农村社区，每位村民都有自己的楼房，全体村民以土地入股，建成现代农业生态园……这些前瞻性的规划和美好的生活愿景对以高凯、周建彬为代表的乡村权势者和以金金为代表的农村青年人都构成了巨大的诱惑。一方是乡土利益的最大支配者和受益者，一方是对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仰慕者和追逐者，在时代转折点上一拍即合。事实上，他们也代表了未来乡村社会的发展方向。

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路坦途，那些不和谐乃至激烈冲突自始至终就真实存在着。现实生活每天都上演着因土地纠纷、房屋拆迁而产生的人事纠纷和流血冲突。不过，小说并没有纠缠于这一背景，即使提及墩子上访事件，也没有导向血泪控诉、苦大仇深的主题模式，而仅是假借羊倌梭头之口捎带提及。这样，小说的叙述就荡开了前些年所谓“底层文学”中苦难叙述的流行路径。叙述语调平和、自然而又客观，不但有助于展现高粱爷们面对时代巨变时进退失据的精神状态和其他各色人物的众生世相，而且也有助于对新问题、新现象的思考导入深处。比如：“他还想和他爷爷周会过一样当地主呢”“中间这些年，先是入了社，后来又分给俺，这回流转，不是又要回到你周家去了？你说折腾来折腾去，你不又成了金斗庄的大地主了？”“我给你当工人，你可以发工钱，这和长工、短工有什么不一样？我把地入了股，我可以吃租子，我是地主？可我想種高粱，行不？想育甜红子，行不？我说了不算了！”高粱爷说的这些话仅是气话吗？历史的轮回会成为现实吗？几十年前被解放了的农村和土地会重新成为权贵资本剥削人、压迫人、形成新的等级制的筹码吗？如此追问，这个中篇又似有着五四时期“问题小说”的余韵——提出问题，让读者思考。当然，至于如何解决，那不是作者的任务，作者也没能力解决这样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叙述语言在小说语言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然而，对其优劣一直少有人对之进行客观评价和深入分析。我们知道，叙述就是按照一定的规则，遵循一定的序列，重新叙述事物原本状态或事件演进过程的行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要素，故事与故事连贯成情节，情节就是对一系列动作的模仿，因此，当代小说把叙述提高到很高的位置，也是合乎现代小说文体实际的。但自从20世纪60年代主要由欧美文体学家倡导的结构主义、阐释学相关理论引入中国，叙述学便一跃成为一门显学，不但使得叙述取代描写而成为主导一切的文体手段，而且使得当代小说语言越来越趋于形式化。当代小说语言越来越倾向于叙述化，传统的白描、静态描写、特别是风景描写几近绝迹，有关人物动作、肖像和心理活动的精彩描写很难见到，话语只靠叙述推进，不停地前进，叙述语调和节奏也趋于单一。

“把叙述作为一门专业技术来研究其实没什么不好，可是它却取消了描写、议论、抒情的位置。把议论交给哲学，把抒情交给诗歌，戏剧则是兼而有之。叙述作为小说表述的一切，这个理念成立吗？”（《现代小说语言美学》，刘恪著，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4页）把叙述凌驾于一切，而抛弃描写、议论和抒情，这样的语言实践是有问题的。描写观照静态事物，深入细部，呈现一种状态，这单靠叙述是难以达到逼真效果的。世界始终在运动，叙述终有竟时，因此，小说与世界的关系如果仅借助于叙述，是不能达到无穷拟真性的。

今天看来，几乎是叙事让世界走向平庸、无意义和肤浅，因为当代小说自新小说以后，叙事都是一味地对行为模仿，或者采用我叙说便是我行为的方法，所有的人都像上了发条的永动机，一刻不停地追求行动的过程，无法停下来思考。行为、情节不停地重复，一个接一个地游戏。传统故事哄别人，今天叙事哄自己，在一个平面光滑的界面游走，那是一种自慰的叙述。（刘恪：《现代语言的叙述与描写》，《中州大学学报》2014年10月，第5期）

描写和叙述实在不可等同视之，更不可扬此抑彼。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小说，描写作为一个传统一直贯穿于始终，描写的方法及功能不应该被当代小说家所漠视。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高楼》的小说语言也是重叙述、轻描写的，对话和场景交替出现，呈现为对事物和性质的模仿，叙述语言作为中介，推进事件和人物的时空轮转。应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叙述模式，代表了当代小说语言发展的主流。这当然也显示了其弊端性，但这不是青梅一个人的局限，而是整个新世纪小说家群所共有的倾向。不过，《高楼》对地方语言的灵活运用，部分弥补了由于单纯叙述性语言带来的不足，比如，周会过、周得贵、梭头、墩子等人名，蛤蟆汪、“一亩三”等地名，“陈谷子烂芝麻”“听风就是雨”等谚语，“身子沉了”“嘟哝着”“小犊子都长这么大了”等方言口语，一经作者的加工，细细琢磨，都很具生活气息和乡土特色，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此外，网络语言对当代小说语言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但当其进入新乡土小说语言系统时，也应该细加分析，充分考量这种语言与人物身份、性格以及小说语境是否合拍。比如：高粱爷好气地说：“有钱，能不任性？”在这句话中，我觉得“任性”就很值得商榷。“任性”是流行于网络中的热词，突然出现于八十多岁的高粱爷之口，似乎有点儿越轨的嫌疑。

张元珂：1976年出生，山东沂南人。文学博士，副研究员，南京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新文学作品版本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多篇。著有《韩东论》《新文学版本丛话》。主编《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八卷本），编选《方方研究资料》。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一般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面上资助课题、中国作家协会重点资助课题各一项。现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兼任中华文学史料学会理事，临沂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