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可以对一个作家指手画脚（短篇小说）

周海亮

小莉坐在我的面前，突然哭起来。她说我想生二胎，你觉得怎么样？我说你这么年轻，再生一个好。小莉说我就知道你不在乎我！我说我在乎你。小莉说如果你在乎，就不会容忍我与别的男人生孩子。她开始抽泣，梨花带雨，楚楚可怜。我说你哭什么啊？她说你不在乎我！我说可是你还没有问就先哭了。她说我早猜到你不在乎我！小莉有着独特到近乎诡异的说话方式，有时可爱到离谱，有时可恨到离谱。

她说的“别的男人”是指她的丈夫，一个在啤酒厂扛大包的装卸工人，强壮得就像一匹种马。我希望他能与小莉再生一个孩子。我在乎小莉，更在乎她的幸福。

我与小莉吃饭，亲吻，缠绵，小莉忘掉二胎，呻吟拉得又高又长。后来她光着身子坐到沙发上玩手机，我接了老钟一个电话。老钟说中午他都安排好了，保证事情圆满。带上小莉和你的酒量，不见不散。他说。

我喜欢喝酒，但不喜欢酒局。我说的局，是指一些目的性很强的聚会。就像今天。我自办了一份没有刊号的文学刊物，刊登小城文学爱好者的文章，然后赠给他们阅读和收藏，老钟是唯一的赞助商。可是杂志只办了一期，老钟就想退出。他说他不想继续这种道貌岸然的事情，他觉得为一份文学刊物花掉一万块钱远不如给他老婆添置一件貂皮大衣实在。为这事我们打了一架，先是我把他摁倒在地，左右开弓;后来他把我摁倒在地，耳光响亮。再后来我们重新坐回桌前，将三瓶白酒喝得精光。我理解他。假如他继续这件不靠谱的事情，他老婆也许会在他睡着以后拿菜刀抹了他的脖子。他没有扶持文学的义务。其实我也没有。情怀是一个被用烂的词，谁都可以把它当成掩饰失败或者达到某种目的的借口。

情怀是臭狗屎，踩上了，永远别想洗干净。老钟说。

我同意他的话。

老钟给我介绍了陈胖子。陈胖子四十多岁，写过诗歌，大学时曾办过一份油印文学小报《骚》。老钟忽悠他给我投资，条件是每期都会刊登他的诗歌，还会经常给他介绍姿色不错的文学女青年，陈胖子就动心了。他坦言他有情怀，文学的情怀和文学女青年的情怀。他说他的今生該是文人而非商人，他的伴侣该懂诗歌而非皮草。总之事情基本定下来了，只差一顿酒。一顿我非常不想喝，却不得不喝的酒。

陈胖子喝酒很快，三两三的杯，一口一杯。他要求我也这样做，我当然照办。问题是他喝的是啤酒，我喝的是白酒，三杯下去，他仅仅解了解渴，我却连肚脐眼儿都是红的。到第四杯，我说，我喝不动了。他说，那我也换白的？作家就是喜欢斤斤计较。他换成白酒，一边抿，一边给我们讲他的往事。其实就是他的辛酸史和发迹史，他肯定认为他的故事非常励志。他边讲边瞟小莉，我不得不提醒他小莉是我的女朋友。他问我，你多大？我说，三十七。他啧啧连声，说当作家真好，年过半百还能谈恋爱，并且泡了这样一个一掐一股子水的尤物。我这么说你不会生气吧？他盯着小莉的锁骨，说，我是用诗歌的语言来赞美你。

他开始朗诵他大学时代的诗歌，眉飞色舞，声情并茂。突然我很想吐，喉咙里忍着，终没忍住，刚跑出包厢，就将吃下的东西全都清空进走廊的花盆。再回去，发现气氛已经变了。陈胖子盯着我的脸，问，我的诗很恶心？我说我喝多了。他说，那就是我的酒很恶心？我说我真的喝多了。他沉默片刻，突然说，你也只配当个作家了。如果你是生意人，保你所有的生意都会黄。我说，咱俩还是谈谈杂志的事吧！他说，好。不过你得再干一杯。我就又干了一杯。酒是烈酒，难以下咽，但比起他的诗，还算柔和。

他开始谈条件，说除了每期都要刊登他的诗歌，还得把刊名改了。就叫《骚》。他打一个骚情的酒嗝，说。

不行。我说。

“骚”不好听？

好听。

你鄙视这个词？

没有。

那怎么不能叫？

不能叫。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叫？

不能叫。

老钟急忙打圆场，说刊名的事暂且放下，咱们先喝酒。陈胖子不肯让步，说这是他的底线。我说，这也是我的底线。陈胖子说不同意的话他就放弃赞助。我说，请便。小莉站起来，说，我敬个酒吧！陈胖子没动，我把杯端起来，与表情尴尬的小莉碰了碰杯。陈胖子说，我就不明白你一个文人骚货装什么装？我说，是骚客。陈胖子说，你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你装什么装？我喝酒。陈胖子说，就连你玩女人都得玩别人玩剩下的你装什么装？我喝光酒，然后掀翻桌子。他怎么侮辱我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一不能侮辱骚客，二不能侮辱小莉。我爱文学，也爱小莉。我像爱文学一样爱小莉。我像爱小莉一样爱文学。掀翻桌子的瞬间我有一种颤栗感与愉悦感——把钱扔到对方脸上果真比塞进自己口袋里舒服很多。

我舒服了，但刊物也许就此寿终正寝。这世上的一切都是属于胖子的——陈胖子的赵胖子的钱胖子的孙胖子的李胖子的……唯独没有一件东西真正属于作家，哪怕属于一个真正的文学爱好者。我常常从心底为那些文学女青年们心痛，她们或漂亮或不漂亮，或年轻或不年轻，或单纯或不单纯，她们大多怀着神圣崇高的梦想进入文学这个圈子，然后，她们会见到各种各样的渣男渣女和龌龊之事，见到一地鸡毛，一地垃圾，一地狗屎，一群苍蝇“嗡嗡”乱飞……见到这个圈子不加掩饰的无奈和丑陋。她们兵荒马乱，丢盔弃甲，到最后，连唯一的信仰都会彻底湮灭——文学。她们发现文学什么用也没有——既不会让她们变得快乐，也不会让她们变得充实，甚至，文学连最基本的孤独感与痛苦感都不会带给她们。她们想退回去，已经晚了。作家或者文学成为她们的身份或者印记，她们错过了比文学精彩百倍的光阴。

小莉也是文学女青年。十几年以前她刚刚开始写作，偶然在刊物上见到我貌似先锋的小说，欲罢不能。她想给我写信，不敢，她的装卸工丈夫于是帮她做了这件事情。我与小莉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关系，那时她与丈夫的感情还好，我与阿芳还尚未离婚。所以我一直感觉对不起她的丈夫和阿芳——我们可以背叛，但伤及了无辜。小莉是诸多深受文学之害的女青年之一，只不过她把饱满白嫩的身体，给了一个能够爱她的男人。

尽管这爱情是在有了肉体之欢以后。

我和小莉睡到夜里才起床。起床后我有些后悔，认为或许不该对陈胖子拒绝得那么干脆。恰好陈胖子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刚醒酒，他得为中午发生的一切向我道歉。他说他考虑好了，刊名不必改，也会给我每期一万块钱的赞助费。他问我原刊名叫什么，我说，叫《风骚》。陈胖子愣了半天，说，一回事嘛！

我不太相信陈胖子的话。或许到明天，他的想法又会改变。他向我道歉，或许只是生意人的处事惯性。我看看身边的小莉，她闭着眼，仍然睡着。我去厨房做晚餐，她突然从身后抱住我。从厨房往窗外看，城市霓虹闪烁，汽车尾灯在浓雾里拖出一条条模糊的有着彩虹般七彩的长长的直线。我对小莉说，我喜欢夜晚。因为孤独。

独自在家的时候，我从不做饭。我的厨房里堆满大碗面和大碗面空碗，客厅里，啤酒瓶堆成了山。《风骚》杂志刚创刊的时候，一个做咸鱼生意的老板借给我一间办公室，那里于是成为《风骚》杂志社和我的住处。那半年我很少回家，我认为只要有三尺床，哪里都是家。后来咸鱼老板因为贩卖毒咸鱼被抓进去，那间办公室便不再属于我。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屋子，关上灯，漆黑一片。曾有一位女作者来办公室找我恰碰上停电，黑暗里她发出被侵犯的低吟，却就是不肯走开。当屋子再一次重现光明，她的衣服已经凌乱不堪。我盯着她的眼睛，我从她的眸子深处看到深深的失望。我很穷。我不帅。我有些驼背。我眼大无神。我性格木讷并且倔犟如驴。我认为她这样做绝非为取悦我，而是为取悦文学。问题是，《风骚》不过是一本没有刊号和稿费的内刊，说白了，与打印机随便打印出来的几页纸没有任何区别。我为她伤心。

我并不避讳小莉。我跟她说这些，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胃口。这些事发生在半年以前，我料到杂志也许会办不下去，却没有料到它仅仅出了一期创刊号。小莉接到丈夫的电话，她一边认真地向丈夫撒谎，一边给我夹菜。放下电话，她盯住我，说，是不是很残酷？我说，对他来说，是。小莉又盯住我半天，起身，去洗手间冲澡。

那天夜里，我与小莉没有做爱。我总是想起她的丈夫，那个扛包工人强壮的身体总是在我眼前晃动。天亮的时候，小莉贴上来，一条腿勾住我的腰，温暖的气息挠着我的脖子。我咬咬牙，终忍住了。其实我应该与她做爱。她来一趟非常不易。我们的城市，千里之遥。

老钟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到，我这才想起今天还有老方的新书研讨会。老方是退休干部，刚出版了一本薄书。那本书里收录了他写的旧体诗、新诗、游记、随笔、歌词、发言稿和散文，字大如斗，装帧精美。几天前他打电话给我，让我一定光临他的研讨会，我说我就别去了，又不是场面上的人，到时别说错了话。他说谁让你说话了？你只管撑撑场子就行。后来老钟为这事又找我一次，让我别那么固执。不过坐上个把钟头然后吃吃喝喝的事情，老钟说。我说我不喜欢相互吹捧。老钟说又没让你吹捧。我说别人吹捧我也不喜欢。老钟说反正你必须到场。老方说了，你不去，就是看不起他。

去不去，我都看不起他。

小莉劝我还是去走个过场，大不了坐一会儿，偷偷回来就是。正好我帮你收拾一下屋子。她说。

你来以前我收拾过了。我说。

这也叫收拾屋子？小莉从沙发下拽出一雙袜子，说，我给你炖个鸭汤，你中午回来好好补补。

我终究还是去了。去了，才发现绝非像老钟所言“坐上个把钟头”那么简单。主持人发完言，主要领导发言;主要领导发完言，次要领导发言;次要领导发完言，作家们轮流发言。我刚想开溜，就被点到名字。我说我就不说了吧，没什么准备。老方说随便说两句心得嘛！于是我站起来，清清嗓子，说，大家吃好喝好啊！

所有人都愣住了。

我起身离开，到酒店外面，坐上台阶，抽烟。我突然非常希望大家仅仅把我刚才的话当成一句无关痛痒的幽默，而非有所指。尽管它真的有所指。

老钟找到我，说研讨会被我搅黄了。我说我不过说了一句实话——除了吃吃喝喝，研讨会还能干什么？老钟说那不过是你肤浅的认知罢了。我说什么叫肤浅？作家出一本书，或参加一个评奖，书出版了，评奖作品递上去了，这件事就该到此为止，可是怎么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才刚刚开始？老钟说你冲我发什么驴脾气？你有你的活法，他们有他们的活法，非把全中国的作家都搞得像你一样闷成驴才好？见我不吱声，又说陈胖子早晨给他打电话了，让我晚上去拿钱，顺便为我设酒赔罪。我说，我怕吐。老钟说，为了钱，哪怕你吐出来，也得再吃回去。我说，是为文学。他说，一回事。他劝我回会议室坐一会儿，别让老方下不来台。我说你放心，老方这辈子没少遇到这类尴尬事，早习惯了。老钟说你着急回去是想小莉了吧？我说你他妈的能不能让我静一会儿？

我给小莉打电话，说得去看儿子，晚点回去，让她吃完午饭休息一会儿。小莉顿了很久，说，我千里迢迢跑来看你，你让我一个人吃午饭？声音里带着哭腔。我告诉她，见一次儿子我得等一个月。小莉说见一次你我得等一年。我不想跟她纠缠，挂断电话。一会儿她打过来，说，那我等你吃晚饭好了。突然间我感觉自己混蛋透顶——每个月只有今天能见到儿子是我的谎话。我突然很想儿子。我想儿子，就想去看看他，就想陪他吃顿饭，或者让他陪我吃顿饭。近些日子，每受到委屈，我就特别想儿子，特别想见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年近中年的男人脆弱到只有从自己的儿子那里得到一点慰藉，我很鄙视自己。

我给阿芳打了电话，说一会儿想跟儿子吃顿饭。阿芳说不是上个星期刚见过他吗？我说我二十分钟以后就到。阿芳说你是在命令我吗？自离婚以后，阿芳跟我说话，一直是这样的口气。她在婚前受了太多委屈，这是她对我的报复。阿芳语气很冲，我不知道当我赶到时，能不能见到儿子。

很意外地，儿子在楼下等我。见到我，他走过来，说，妈已经做好了午饭，今天是周叔生日。周叔是阿芳的现任，比我帅，比我儒雅，比我有钱，比我会体贴女人。很多时我把自己跟他比较，我败得一塌糊涂。我想假如我是阿芳，也会选他——没有哪个女人愿意陪一个穷酸作家熬她根本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我想带儿子去吃麻辣烫，儿子却说他想吃肯德基。我偷算一下，钱包里的钱吃顿肯德基应该够了。我给儿子要了大杯可乐，儿子大口大口地喝，表情享受。他说妈从不让他喝可乐，更不让他吃这些垃圾食品。有钱没钱，一个样嘛！儿子耸耸肩，对我说。

儿子或许有感而发，或许有意安慰我，但他这句话伤到了我。在吃肯德基喝可乐的这类事情上，有钱没钱或许真的一个样，但在别的事情上，有钱没钱真的不是一个样。我淡泊名利，轻看钱财，这不假，但是我需要钱。钱可以让我活得更舒服一些，也可以让我活得更有尊严一些。写小说赚的那点稿费仅够养活我自己，每个月，连儿子的抚养费，都是我靠吃方便面和咸菜省出来的。

我有个同学，他爸以前也写小说。记得有次期末考试，我们还考过他爸的阅读理解。儿子说，可是现在，他爸不写小说了……

我盯着儿子。

写电视剧本。说与一个在北京当导演的老乡联系上了，老乡给他开绿灯，弄电视剧，一集十万。儿子啧啧嘴，说，十万！

儿子今年九岁。我的心被扎了一下。

你爱看电视剧吗？

妈爱看。

你爱看吗？

还行吧！儿子说，除了谈恋爱的。

儿子看电视剧。我认为他看电视剧仅仅是因为无聊。阿芳工作忙，少有时间陪他。周叔做生意，更没时间陪他。或者，就算他有时间，也不愿意陪他。我相信他会对儿子好，但那种好，不是陪伴。一个男人愿意接受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已经尽到了一个好男人的职责。陪伴是职责之外的事情——他们之间，注定隔着一些什么。

很多时，我感觉儿子如我一样孤独。

我带儿子去书店，给他挑了两本书。他跑到自助电脑前，查我的书，然后扯起嗓子喊，爸你的书还有三本在架！我笑。三本书不是三套房子，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招摇。

回来的路上，儿子再次跟我谈起电视剧的事情。他说，我觉得你也应该写电视剧，电视里天天播，给周叔看。

我有些理解儿子了。在他的周叔面前，唯一能让儿子骄傲的，就是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作家，杂志上有我的小说，书店和图书馆里有我的书，课本上有我的课文，这些，周叔都没有。也仅仅这些周叔没有。有没有都无所谓，我愈来愈觉得作家是一个贬义词。可是儿子仍然以我为荣。起码，我知道，骨子里，他在以我为荣。

他希望我写电视剧——那样的话，他的骄傲便会膨胀到极点。那一刻我真的动了写电视剧的念头——为儿子而写，为他的骄傲和尊严而写。我答应了儿子，但很快我就后悔。我知道这根本做不到。不是没有能力，也不是没有信心，而是做不到——这世上，太多事情，无理可讲。

我送儿子回去，没有上楼。我在小区与儿子分手，转身的刹那，我竟如释重负。我想儿子，我怕儿子。我想见到他，我怕见到他。我把他当成一个孩子，他把我当成一个孩子。很久了，只有在他面前，我才有怕的感觉。

是黄昏，很多人赶着回家，我却走向另外的方向。这里本是我的家，现在，它却属于一个叫阿芳的女人和一个姓周的生意人。我现在的房子是租来的，偏僻，遥远，安静，颓败，如同人群里的我。

老钟打来电话，说他和陈胖子已经到了酒店，问我什么时候到，我说我得先回去看看小莉。老钟问，钱重要还是小莉重要？我说，钱重要。可是小莉为我炖了一天的汤。老钟说，咱们速战速决，你再回去喝她的汤，吃她的肉。我咬咬牙，说，我马上就到。

我没有给小莉打电话。我怕听到她的声音，就会动摇。我直接去到酒店，陈胖子已经为我倒满一杯白酒。他说昨晚他想了很多，假如他放弃对我的帮助，必是他今生最大的损失。

他与我碰杯。为了文学。他说。

一瓶白酒很快见底。我们再一次谈到刊名。他说昨天他之所以坚持用《骚》，一是想圆他的梦，二是他觉得《骚》这个刊名更有冲击力。当然现在我放弃了。他耸耸肩，说，听你的，还叫《风骚》。

叫《骚》吧！我说。

陈胖子和老钟一起愣住。

总得为你做点什么。我说，既然你给我这么多钱……

我发表诗歌啊！

不够。我说，谁都可以发表诗歌。我是指，那些本不应该发表诗歌的人也可以发表诗歌，还可以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和伪报告文学……我无意冒犯，可是我真的觉得作家的门槛无限高又无限低……大致说作家可以分成四种：专业作家、职业作家、非专业非职业作家、没有作品的作家……不对，是三种：内骨骼作家、外骨骼作家、软体作家……不对，应该是这三种：男作家、女作家、太监作家……不对，是两种：作家、官方作家……

我很少说这些。可是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话比谁都多，观点比谁都讨厌。我提醒自己我面对的不过是一个有私利的、能够为杂志出一点点钱的奸商，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随后时间里，我拍着陈胖子的肩膀，称兄道弟，推心置腹。

尽管喝多了，可是每一秒钟，我都清晰地记得我的目的。我给老钟使眼色，老钟心领神会。他跟陈胖子说钱的事，陈胖子却跟他说喝酒的事。当老钟说到第三遍，陈胖子终于火了。他说明天一早打给你们不行？老钟说，今天吧！陈胖子说怕我变卦？老钟说，早拿到钱，海亮早踏实。陈胖子问我，必须今晚给钱？我说，不是说好了吗？陈胖子说钱是我赏给你的，不是欠你的，明白吗？我说我想趁小莉还没走，把钱给她看看。陈胖子笑，笑得眼歪嘴斜。他说，那你再喝一杯。我就又喝了一杯。他说，再来一杯？我就又干了一杯。他说，痛快！一会儿跟我去银行！又自言自语道，怎么跟没见过钱似的？真受不了你们这些作家。

隨后时间里，我们又喝掉两箱啤酒。小莉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拿到钱就回。她说，拿不到就不回？我说，肯定拿得到。她沉默片刻，说，早点回来吧！又说，我刚洗了澡。声音里没有责备，我听到一片潮湿的水声。

陈胖子扶着我，我扶着老钟，我们去距离酒店最近的银行取钱。陈胖子插卡进机，一边晃着身子，一边连续输入两次错误的密码。当他想输入第三次，我慌忙拦住他。我说，你想清楚再输。他说，是喝多了手抖。我说，再输错就麻烦了。他说，再错我是孙子。结果，又错了。陈胖子耸耸肩，说，卡被锁了，得明天找柜台解锁。

你他娘故意的！我急了。

你他娘的什么意思？我没事找事？

你他娘的反悔了！

你他娘的可真无聊！陈胖子一边说，一边翻出另一张卡，用这张卡给你取行吧？你他娘的！

讓老钟取吧！我说，你把密码告诉老钟……

你他娘的有完没完？陈胖子说，作家是不是都你这样？你是在跟我讨钱！不是抢钱！

陈胖子总算用他的另一张卡将钱顺利取出。一次取五千，他取了四次。他将两万块钱拍给我，说，两期杂志的钱！收条不用打了……

我有一种变成乞丐的感觉。我有一种变成富翁的感觉。我想笑。我想哭。我幸福。我悲哀。一个我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奸商，竟然拯救了刊物。一个我打心眼里瞧不起的奸商，竟然打心眼里瞧不起我。我把钱塞进挎包，抱在胸前，让老钟送我回去。

没人抢你的钱。老钟说，这点钱不够陈老板按一次摩。

送我回去。我说，我喝多了，找不到路。

老钟送我回家，出租车上，他揽紧我的肩膀，一句话不说。后来我好像真的找不到家了，我看着窗外，城市的街道胡乱地挤到一起。又好像下雨了，灯光变得模糊，夜景溟蒙不清。再后来，我抱着挎包，稀里糊涂地站在小莉面前。

我朝穿着浴衣的小莉晃晃挎包。看见没有？我说，钱！

小莉说，你喝太多了。

我说，杂志有救了。

小莉说，我把汤热热，你喝点。

我说，明天我就开始校对第二期的稿子。

小莉说，要不我给你泡杯茶吧，解酒。

我说，杂志就是我的孩子。但它跟我真的一点关系也没有。

小莉说，我给你擦擦脸吧，舒服些。

我说，坐下来，小莉，坐下来，让我抱抱你。

我抱着小莉，我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两个小时以后，小莉将拖着旅行箱，去火车站，赶返程的火车。待再见到，我想该是一年以后，或者更长。

我说，回去好好过你的日子，生个二胎。

小莉说，我没生你的气。

我说，我喝多了，什么也做不了了。

小莉说，你揽着我，就挺好。

我说，你去睡一会儿，到时间我喊你。

小莉说，你去睡吧。我看会儿电视。走的时候，不叫醒你。

我说，要不咱俩讲笑话听吧！

小莉想了想，抬头。她说，也行。

夜已很深。我和小莉坐在沙发上，喝着茶，轮流给对方讲老掉牙的笑话。我们不停地讲，不停地笑，不停地讲，不停地笑，生怕停下来，就会嚎啕大哭。

责任编辑：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