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命名与中国基层治理制度创新

赵秀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028]

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命名”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换言之，以何种方式、什么内容、怎样的价值观进行命名，对于制度创新来说至为重要。比如，有的用“地点”命名，“温岭民主恳谈”最有代表性；有的以“节日”命名，吉林延边的龙井市将3月12日(植树节)定为“村务公开日”；还有的彰显“地域文化”，吉林梨树县的“海选模式”就有这样的特点。当然，还有的是以数字命名，以显示其独特性和普遍性。然而，从“命名”这一角度研究中国基层治理制度创新者并不多见，从“数字命名”角度切入的研究者更少。本文拟从“数字命名”与“制度创新”的关联入手，探讨中国基层治理的诸多问题，以提供一些思考和方法论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数字”命名基层“制度创新”成普遍现象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取得了哪些成就，人们很难概括，也极不容易确定；但从创新模式看，就往往变得清晰明了，虽然这一做法很可能并不完全甚至会挂一漏万。也就是说，支撑整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成就的是大地一样深厚的民众基础，但最有代表性也最受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创新模式，是获得各种奖项的创新单位。像“中国社会创新奖”、“中国社会管理创新奖”、“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最佳案例评选”等活动已举行多年，其中涌现出太多的创新成果。不过，研究者恐怕更关注的是哪些单位获奖，对于其奖项命名多有忽略。因此，对包括创新奖项在内的各种基层创新模式进行研究，我们发现“数字”在命名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关于数字“1”，最典型的是江苏太仓的“一票制”。这是一种无候选人的选举，其最大的优点是节约成本、简便易行、快速高效，尤其是能更好地展示民意。

关于数字“2”，以山西河曲县的“两票制”选举为代表。早在1991年，山西河曲县实行“两票制”选举：先由村民投一次“推荐票”，推选党支部和村委会候选人；然后，再由村里党员投“正式票”，选出村两委干部。这个“两票制”主要强调领导“不画框框，不定调子，不提名单，不搞限制”，充分发挥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河曲县的“两票制”经验，后来在河北省、河南省、安徽省、广东省、四川省等都得以推广、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制度创新模式。

关于“3”，有浙江嘉兴桐乡市的“三治合一”，即“自治、法治、德治”的统一。关于这一点，它后来被正式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可见其重要性。河南许昌在村委会选举中，采取的是“三下三上三公布”，不过，后来有的地方如许昌桂村乡水道杨村将之简化为“二下二上二公布”。吉林梨树县村委会选举有“三不三直接”，这主要包括：一不包办代替，由村民直接推荐选举领导小组；二不内定名单，由村民直接酝酿、协商和推荐确定候选人；三不划框定调，由村民按法规直接投票。在实行上述办法时应重点直接抓三个环节：一是确定选举资格，充分体现选举的广泛性；二是按大多数民意确定候选人；三是全体村民直接投票选举。山西忻州市建立“三查三降三促”监督制度，即通过“查问题、查原因、查责任”，以达到“降总量、降重复访、降越级访”，“促作风、促担当、促能力”的目的。

关于“4”，可举福建平和县的“四会一体”和湖南石门县的“四位一体”制度创新为例。所谓“四会一体”，是指2013年以来，福建平和县创新在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模式，这包括村代表议事、老党员参事、理事会理事、监委员会监事。所谓“四位一体”，是指湖南石门县确立的将“镇区保洁、公路保洁、河道保洁、村庄保洁”融为一体的大环卫保洁制度模式，从而突破以往各自为政、难以协调的局面。

关于“5”，有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创建的社区治理“五线工作法”。这包括凝聚党员线、健全自治线、发展志愿线、壮大社团线、延伸服务线。另有广东清远连州市的“五民主五公开工作法”。所谓“五民主五公开工作法”，是指为健全民主监督机制，在村委会议事决事时，推进和实行“民主提议、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理事、民主监事”。还有，浙江临海县的以“五步法”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制度、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的扶贫“五个精准”，都值得给予足够重视。

关于“6”，有广东清远连州的“六个到位”。所谓“六个到位”，是指针对镇村的“六乱”状况，实行的“领导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宣传到位、巡查到位”。这是偏向监督检查制度建设的制度创新。另如，河南辉县的农村政务“六公开”影响很大，曾受到前国家领导人温家宝的高度评价，他说：“我想肯定这个‘六公开’。这个办法好，它解决了联系群众和群众监督的问题。”(1)宋德恩：《“六公开”——干群关系的粘合剂》，《乡镇论坛》1996年第8期。参见米有录、王爱平主编《静悄悄的革命——中国村民自治的历程》，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第857页。

关于“7”，既有青海省西海镇区的“七联七共”区域化党建共创新模式，也有湖南花垣县关于扶贫之“七步法”。所谓“七联七共”，是指“阵地联建，资源共享；民生联建，事务共议；教育联动，人员共管；治安联防，秩序共护”等。所谓“七步法”，是指“户主申请，群众投票识别，三级会审，公告公示，乡镇审核，县级审批，入户登记”七个方面。还有山东诸城农商银行的“七联七共”打造乡村振兴新模式，这个“七联七共”包括：理念联同，策划共议；阵地联建，平台共享；政银联谊，合作共创；组织联管，团队共融；文明联创，信用共建；服务联动，成果共享；民生联助，惠民共帮。云南文山市西山社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七联七共”包括：党建联创，共强组织堡垒；自治联建，共促民主团结；管理联动，共谋发展进步；服务联做，共解群众急难；治安联防，共保和谐平安；环境联抓，共创美好家园；风尚联倡，共树文明新风。

关于“8”，当以河北藁城的“八公开”、河北承德大字村的“八步直选法”、重庆开县麻柳乡的“八步工作法”，最有代表性。1989年5月，河北藁城实行“八公开”，这包括：一是计划生育照顾、处罚公开，二是宅基地发放公开，三是集体财务管理公开，四是生产资料发放公开，五是新上集体企业项目公开，六是村办企业招工公开，七是签订经济承包合同公开，八是干部的目标责任制公开。1996年7月，河北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龙头山乡大头村，进行第四届村委会选举，并创造“八步直选法”，得到民政部领导和中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标志着中国农村民主选举跨入规范化阶段。第一步，选举部署。第二步，选举发动。第三步，选民登记。第四步，组成村民代表会。第五步，产生候选人。第六步，正式选举。第七步，建立组织机构。第八步，建立规章制度。1998年，重庆开县麻柳乡创建“八步工作法”，凡涉及村级大事都要经过以下八个程序：深入调查收集民意、召开会议讨论初定方案、宣传发动和统一思想、民主讨论确定方案、户户签字进行公决、分解工程落实到户、村民小组组织实施、竣工结算张榜公布。

关于“9”，湖南花垣县扶贫中的“九不评”值得重视。所谓“九不评”，是指：家里有拿工资的不评，在城里买商品房的不评，在村里修了三层以上楼房的不评、拥有大中型农业机械和车辆的家庭不评、不务正业和懒惰成性且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家庭不评，等等。

关于“10”，山东“莱西经验”中有“十项制度创新”，这包括：一是村民委员会组织章程，二是村民委员会管理规则，三是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四是村民委员会联席会议制，五是镇政府指导村民委员会工作通则，六是村民委员会选举规则，七是村民公约指导纲要，八是财务公开、民主理财制度，九是乡政府代记账制度，十是村民教育纲要。

当然，更多的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并不是严格按单一的数字命名，而是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混合性，是一种具有交叉、联动的组合方式。如河北武安县的村级“一制三化”，强调在党支部领导下，实行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又如山东即墨的“一会一审两访三必谈”工作机制，安徽南陵县在农村实行的“三会四自一平台”微治理改革，湖北京山县推选的“治理1+8”智慧平安乡村云平台模式。再如新疆察布查尔县的“1+6”模式，内蒙古开鲁县嘎查村的“532”工作法，青海省海晏县探索的社会治安防控“1245”和“74321”工作模式，四川南江县创新供销社三方联动、双线运行、五项服务、三大保障的“3253模式”，上海浦东新区合庆镇的“1+1+x”。可以说，与单一的数字命名相比，组合式更为突出，也更为重要，它们是更值得深入研讨的制度创新点。

以上举示，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制度创新“数字命名”的一部分，甚至只是“冰山一角”。多年来，我们到过十几个省、市、地、县、乡镇、村调研，足迹所至可谓多矣；但与广大的全国基层尤其是乡村相比，那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所到之处主要是典型创新地。其实，没有得到广泛报道，只做不说、多做少说的创新单位往往更多，用“数字”进行命名的制度创新更是一个富矿，值得展开深入研讨。不过，以“1”到“10”以及更多数字及其组合的方式，对基层治理制度创新进行命名，这一问题应引起学界的强烈关注和高度重视。

二、基层制度创新以“数字”命名成因分析

用数字给基层制度创新命名，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一种符合基层治理实践与社会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分析其成因，找到“数字”与基层制度创新的密钥，这对于理解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都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数学、数字已成为人们尤其是广大基层群众的日常生活。作为一门专业，数学已成为大、中、专、小学最基本的课程，没有哪个地方、哪次考试不考数学；作为学生家长，他们都关心甚至需要自小辅导孩子做数学作业。可以说，数学已成为与广大人民群众最密切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数字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工具：一个农民也可能没上过学、识字不多，但他对基本数字往往都比较熟知；一个市民尤其是市场经营者，他可能知识不多，但对于数字尤其是计算则比较敏感；加之，数字电视、互联网的兴盛发达，几乎没人能置身于数字之外。可以说，如从中国基层群众角度看，“数字”可能是他们最熟悉、最了解、最常用、最擅长的“工具”或“话语”之一，是生活之所必需。既然如此，作为中国基层制度创新之命名，当然就离不开“数字”这个坐标、这把尺子、这个天平、这杆大秤。

其次，中国的数字文化与数字智慧有着内在、长久、深刻的影响力。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数学是由外国人发明的；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没有数学，在中国古代它被称为算术或算学，在“六艺”中又被称为“数”。早在《周易》中，就有关于“数”的推衍，从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然后到六十四卦，“数字”成为一种文化与智慧。老子《道德经》也包含了“数字”的文化哲学，其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概括，就颇具代表性。有人统计孔子《论语》中的数字运用，认为孔子对“三”情有独钟，前后共用14次，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和’就是‘三’，而‘三’也就是‘中和’。”(2)米继军：《为什么是“三年”？——〈论语〉中数字化问题系列研究之一》，道客巴巴网，2009年12月18日，http://www.Hdoc88.com/p-69517308753.html.比较而言，外国对于数学虽也有形而上理解甚至美的感受，但很难像中国这样赋予“数字”以更多的文化哲学和人生智慧，以至于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数字”甚至带有神秘的吉凶福祸的特征。有学者指出：“至于体现‘数’的概念的那些基本数词所蕴藏的文化内涵，更是许多含金量极高的富矿。”“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不只是简单的数值符号或数学概念，它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是各种宇宙观、哲学观、宗教观、价值观、审美观等的反映和象征。”(3)张德鑫：《数里乾坤》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1页。由此可见，不能简单更不能无视“数”的文化与智慧，这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如此。现代人尤其是基层民众也许远不像中国古人那样对“数字”充满敬意甚至崇尚，但其文化与智慧一定会延传和流动的，不可避免会渗透在我们的意识甚至潜意识中，成为我们的价值选择与行为遵循。从此意义上说，中国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在命名时，“数字”不可能置身于事外，不渗透于其间，从而产生内在深远的影响。

再次，当代中国的政治化“数字”修辞自觉不自觉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近现代中国也有以数字作为政治化修辞，像“三民主义”即是；但真正的政治化数字修辞得以成熟，还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情。如毛泽东早就提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大纪律八项主意”、“三三制原则”等，后来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到习近平总书记则更加强调数字化的政治修辞，他创造性提出“一带一路”、“一个梦想”、“三严三实”、“四个全面”、“五大理念”等，为治国理政提供了很好的关键词与标识性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数字政治修辞上，既有个人化的表达也有某些连续性和一贯性，从而形成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如“两个一百年”首次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到十八大报告则得以重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有这样的表述：“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在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中，分别专列一节谈“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这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遥相呼应，并表现得更加迫切、自信与明确。很显然，与以往相比，这一次目标更明确、步骤更实际、方案更科学，也表现出少有的自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基层治理自然会受到国家关于数字政治修辞的影响，在制度创新的命名上必然有所体现。

最后，示范、申报、评比等推动了基层制度创新的数字化命名。在中国基层治理中，最有成效也是有实际突破意义的是村民自治，而城市社区建设则起步晚、变化少，新世纪后才开始发力。因此，关于用“数字”给基层制度创新命名，较早出现在村民自治中。早在1989年5月，沈阳市在全市6个县区创建26个村民自治示范村，并制定《沈阳市村民委员会建设标准(试行)》，其中提出“五有一能”六项标准，并给每项打分，分数达到90分则为“示范村”。这是在村民自治示范活动中，用“数字”考核和命名的开始。1991年3月31日，辽宁省制定下发的《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方案》中，又提出村民自治示范村的“十有一能”标准，(6)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6页；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司编：《村民自治办法探索——贯彻〈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经验选编》，1991年，第84-88页。这是用数字规范村民自治示范达标活动的制度创新。为申报评比，“数字”往往也成为地方政府和广大干群的重要选项，因为它比地名、地方文化更直观和简洁；而以“数字”命名的制度创新得以获奖，则往往更激发了这方面的追求与动能。如作为“两票制”发源地的山西河曲县曾两度被国家民政部授予“村民自治模范县”，后又实现了新的转变，即由原来的“两票制”发展为“两才制”。如果说前者是为了怎样选拔干部，那么后者则是如何使用干部。(7)《旧曲新歌唱大风——河曲县从“两票制”到“两才制”实践启示录》，《山西日报》2005年10月30日。不过，其用“数字”对制度创新进行命名的思维没变。又如重庆开县麻柳乡的“八步工作法”曾获全国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创新奖，并在八项创新奖中居首位。另如浙江杭州上城区的“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成长的‘三社’模式”项目，获第三届“中国社会创新奖”。再如在2011至2013年连续三年“中国十大社会管理创新奖”中，就有9项是以“数字命名”的。这包括：浙江德清县的“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一体化工程”、淮安信访局的“‘126’信访工作新模式”、上海浦东新区的“‘两新企业’新型党建探索”、四川成都新都区的“社区社会管理服务‘五步工作法’和‘四化模式’”、浙江温州鹿城区的“全力构建三级便民服务体系”、湖北随州市的“‘两清四减’，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贵州六盘水市的“政法机关‘三铁措施’，服务非公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四川省双流县的“探索‘五化’管理模式，新型社区实现群众自治自管”、山东章丘市的“‘章丘模式’集效能智慧文明于一体的政务服务平台”，其所占总比重近三分之一。这反映了在申报、评奖时，对于以“数字”命名制度创新的重视程度。还有，成都武侯区的“探索‘三转双向两护’基层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的‘武侯样本’典型案例”，荣获2017全国“社会治理创新最佳案例”奖。应该说，当激励机制做出示范和引导时，用“数字”命名制度创新的模式就会更加抢眼，甚至自觉不自觉变为一种价值选择和社会审美倾向。

总之，在中国基层尤其是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中，出现大量甚至有不少有广泛影响的经典模式，都是以“数字”命名的，这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多方面原因和基础的。弄清这一点，我们就可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一现象的效用，尤其是它对乡村治理和国家治理的意义。只有站在这一高度，才能认识到数字政治修辞的重要价值。

三、“数字”激活基层治理制度创新

到底“数字”有何特点，它又隐含了怎样的奥秘，以至于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中常被用来命名？这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比较复杂，也是意味深长的。换言之，“数字”因何种优势能得到制度创新的青睐，成为命名的关键词？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它的变动性、张力效果和激活功能，它能高度概括和擦亮制度创新的内涵与光度。

简洁而丰富，这是“数字”命名的第一个特点，它可对制度创新进行准确定位。一般而言，用地名、事物名来概括，易产生某些陌生感和耗散性，因为很可能有些人对某地、某事、某物并不熟悉。数字则以简洁的形式为人熟悉，也具有高度概括力，可最简约地对制度创新进行浓缩。以“一”为例，它是最小数字，笔画不能再减，所以高度凝练而精确，这也是“一票制”、“一体化”、“一票否决”、“一带一路”、“一针一线”等数字所包含的美学意蕴。不过，另一方面，“一”的内涵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哲学境界高妙，所以，有“以小显大”、“以少胜多”之功。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天人合一”、“抱朴守一”、“见一知十”、“一叶知秋”、“一举两得”、“一言九鼎”、“一概而论”、“一言以蔽之”这样的成语，是对于“一”的丰富多彩的集中体现。有学者称：“‘一’虽是最小的自然数，但在哲学家那里，它并非总是代表小或少，而常表示大和多，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可大可小，大可赛天地，小可比毫芒，充满玄机。”“‘一’是起源，少小、质朴，又是终结、博大、瑰伟。”(8)张德鑫：《数里乾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4、99页。对于“0”，我们往往也是误解甚多，忽略其简洁与丰富，即“无”中之有，或“有”中之无。其实，在这个表面看来的空洞中，有着可不断挖掘的丰富内容。有学者指出：“在数学中，‘0’是惟一的正、负数都不沾的中性数，是无穷小量的极限，又是无穷大量的倒数。它同别的数字加在一起，放在小数点的右边可以无限的小，放在小数点的左边可以无限的大。它表示一无所有，但也预示着开始；它只有跟在他人后边，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和实在。这个神奇、奥妙、独特的数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包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就是那个永远识不够、数不尽又曲尽其妙的‘0’，它那数字‘0’概念所蕴藏的辩证内涵，及其书写的圆形状所赋予的无尽外延，铸就了‘0’文化的完满包容。”(9)张德鑫：《数里乾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3-44、47页。由此观之，数字的“简”与“繁”所包含的辩证法，其他数字也都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使之在制度创新命名时，收到“以少胜多”之效。

形象而生动，这是“数字”命名的第二个特点，可为制度创新带来新鲜的生命活力。以“一针一线”和“一带一路”为例，它虽然只是个“一”，但因为与针线、带子和道路相联系，形象感增强，本来较为抽象的政治制度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变得形象可感。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命名也是如此，湖南花垣县脱贫制度有“五跟法”，意为：“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合作社)走，能人(合作社)跟着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整合资金，利益共享，让市场主体带着贫困户闯市场。”(10)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发展与国家治理”创新组编：《湖南花垣县调研资料汇编》，2017年7月。这个“五跟法”像一个圆圈一样首尾相接，形成一个颇具游戏性质、动态感的循环。还有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的村级财务管理“五牙子章”制度。这是将一枚图章一分为五，由五位村干部各持“一牙”，像五瓣梅花，所有报销都必须五人在场，“五牙”对齐，形成一个完整的图章，方可生效。这样的“数字”命名，形象感极强，一下子将乡村制度创新的特点概括出来。作为一项政治制度，更多时往往比较抽象难解，有时用很多文字也不一定能表达清楚；然而，好的数字以形象显现，能使制度创新顿时变得活灵活现，有一种可触摸感，让人不易忘记甚至过目不忘。

清晰而有序，这是“数字”命名的第三个特点，有助于呈现制度创新的丰富复杂内涵。总体而言，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制度创新刚开始时，内容往往比较简单，也易用文字或单个数字进行命名；随着社会发展速度加快，基层治理所承载的功能增多，尤其是城乡统筹发展、协同治理以及信息传媒与“互联网+”的发展，致使许多方面变得愈加复杂多变，这就为制度创新的命名带来难度。由于数字具有灵动性、包容性、可组合性，所以在这方面它可发挥其巨大功能，这也是数字智能化的必然趋势。以黑龙江漠河为农村党组织设计的“12345678910”农村党建工作法为例，它通过从“1”到“10”自然排列的数字进行制度创新命名，每个数字代表一个意思，而所有数字又构成一个整体，这样就可在“有序”中反映多元、立体、复杂的内容。具体而言，这包括：“一个阵地、两委班子、三级站点、四联机制、五种类型、六个常识、七天坐班、八类经费、九种标识、十项制度”。在一一对应中非常清晰地显示了“数字”命名包含的巨大功能。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安公社区创建的“12345”微权力治理模式也是如此：“1”是“一套体系”，“2”是“两个通道”，“3”是“三个公开”，“4”是“四步议事”，“5”是“五方监督”，(11)材料来自笔者2018年4月在成都天府新区的调研。包括的内容虽比较繁复，但井然有序中是个完善的整体。

易懂而好记，这是“数字”命名的第四个特点，从而使制度创新内化于心。由于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标识性概念，需要高度浓缩和提升，因此让人能懂又不易忘记，就显得非常重要。“一票制”、“两票制”、“一票否决”、“三下三上三公布”、“五牙章”、“八步公开”、“九不许”，甚至“12345678910”等都非常直接、易懂好记，可谓入口即化，是接地气的命名法。表面看，“12345678910”相当复杂甚至有些混乱，但实际上可将之看成一个数字组合，或者一个“大数字”，也就变得易懂好记了。又如广东清远的“一机构、两平台、三中心、四机制”农村集体产权管理服务运作模式，由于四者之间处于循序渐进的关系中，所以并不显得突兀和混乱，比较容易理解和记住。再结合具体解释，就更易掌握了：“一机构”，即区镇两级成立的农村集体“三资”规范管理办公室。“两平台”，是指“新会区农村集体资产资源交易监督平台”、“农村财务监管平台”。“三中心”指以镇街为单位，统一成立农村财务服务中心、资产资源交易中心和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心。该模式实现集体资金公开化、资产管理规范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监督手段多元化、运行机制阳光化。(12)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发展与民主建设”创新组编：《广东调研资料》，2015年10月。看来，数字的合理运用与有效排序是“制度创新”命名的关键，它可使人进入一个通敞、通达、通明的境地，有豁然开朗和天地之宽的感觉。

数字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数字是纷繁的，也是有序的；数字是坚硬的，也是柔软的，问题的关键是能否掌握其规律，理解其文化，参透其哲学，进入其道心。在这方面，《周易》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范式，铺平了宽阔道路，提供了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制度创新也是如此，它借助“数字”找到了一种命名方法，从而形成不同的模式，并与其他命名方式一起，为构建基层治理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数字”命名基层制度创新存在局限

在中国基层制度创新的“命名”过程中，既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也有值得吸取的教训。“数字”命名也不例外，由于它的时间并不长，理性自觉的意识并不强，学术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这就导致它还处于初期阶段，有不少局限甚至误区存在，这是今后我们应加以研讨的重要方面。

1.同质化倾向明显。用“数字”为中国基层制度创新命名也需要创新性，需要在“数字”与“制度”之间建立一种对话、补充、融洽、和谐关系，这样方能显示制度创新的品质与境界。目前，更多的数字命名缺乏个性，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的甚至有千篇一律之感。这不仅表现在一般的制度创新命名，在产生较大影响的创新命名中也存在这样的局限。如重庆开县麻柳乡的“八步工作法”与河北藁城的“八公开”、河北承德围场大头村的“八步直选法”都是影响全国的制度创新，但他们之间也有些类同，同质化倾向明显。一方面，反映了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影响；另一方面，则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同质性和局限性。还有河南许昌县的“三下三上三公布”和山西忻州市开展的“三查三降三促”之间，在命名上也都有同质化倾向，这必然使“数字”命名效用大打折扣。关于“七联七共”，就包括以下各地的相同命名：青海省海晏、山东诸城、云南文山、安徽黄山。它们之间显然有大同小异的特点。另外，还有浙江宁波鄞州的“七联七促”、广西大化的“七联七助”、四川蓬溪的“七联七带”、陕西韩城的“七联七建”等，都可归于数字命名的同类行列。

2.随意性太强。许多基层制度创新在命名时，对数字缺乏研究，更缺乏敬畏，从而有随意拼凑、罗列之嫌。如不能认真对待“数字”命名，看不到数字背后的文化与哲学，不能在“数字”与“制度创新”之间建立一种有机联系，那无疑会使数字如散子，命名的无效和无用，甚至会形成某种混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如青海的海晏县探索社会治安防控“1245”微创新工作模式、甘子河乡探索的“74321”工作法，就有些随意，并未找到“数字”规律，也未与“制度创新”实现有效对接，这样的命名就不算是成功的。再如宁夏固原的“134”农村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4+1”村级事务民主管理机制，也可作如是观。所谓“134”中的“1”，是成立一套组织机构，将乡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信访办等站所力量整合，实行联合办公与集中调处。“3”是建立乡镇村组三级情报信息网络。“4”是落实四项制度，即领导开门接访制度、主动下访制度、“两排查一分析”制度、重要和重大节日排查制度。在“4+1”村级事务管理机制中，“4”是指村党支部统一领导、村民代表讨论决议、村委会执行决议、村监督会监督执行，“1”是指建立包含上级党委评价、村两委自评、群众满意度测评在内的一套评价机制。(13)吴穹：《进展与问题：2016年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纵览》，赵秀玲主编：《中国基层治理发展报告2017》，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91-392页。这看起来是非常细致的“数字”命名，但因过于随意和缺乏细致研究，致使“命名”模糊不清，也很难记得住。

3.技术操作层面内容较多。纵观基层制度创新的“数字”命名，往往多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缺乏高度的理论概括和有效提升。目前，以“数字”命名基层制度创新有不断增加链接的趋势，为了显示制度创新的多样性、复杂化、立体结构以及成长主题，命名几乎变成“数学公式”，导致过于追求繁复难解。以宁夏固原的“1+21+X”脱贫攻坚制度创新为例，这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公式，不解释我们很难知道其含义。但固原的解释却是：“根”植方向，制定一个脱贫攻坚总规划；“枝”连项目，整合资源，实施金融、“两个带头人”等21个专项规划；“叶”开农村，制定村级脱贫致富规划。(14)张九阳、魏邦荣、王玉平：《脱贫攻坚的固原路径》，《宁夏日报》2017年6月5日。本来，以树木的“根”、“枝”、“叶”分别代替“1”、“21”、“X”，以展示脱贫攻坚和制度创新，是形象生动也是颇有深意的；但如此的跨度、类比、对应，就比较繁琐和复杂，还停留在技术操作层面。最重要的是，看到“1+21+X”这样的数字命名，人们很难与脱贫攻坚、树木的根枝叶联系起来，即使经过解释，往往也要费尽周折、运用想象力，从而导致“数字”命名的失效。尤其是现在不少地方在为“制度创新”命名时，喜在数字中加“X”、“Y”、“N”等符号，从而造成某种混乱和别扭。其实，好的数字命名既应重视技术操作，更要有理论高度，是高度凝练和提升的结果。像“一带一路”、“两票制”等就有这样的特点。

4.文化内涵明显不足。因为“数字”是有文化的，以它命名的“制度”也是有文化的；因此，在用数字对制度创新进行命名时，应有文化的眼光和维度，因为从根本上说，没有文化支撑的命名既无内涵、又无美感，还很难有长久发展。还是以“一带一路”为例，这个命名在简洁凝练、形象生动和高度概括中，包含了历史文化、海洋文化、丝绸文化、外交文化、人类文化，可谓文化之集大成者。再如“海选”，最早它是由吉林梨树县农民提出的，是指在村委会选举中不定调子和不划框子，由村民推举候选人。开始，农民建议用东北话“海捞”，但因为感到不雅，县领导费允成就说：“不叫‘海捞’，就叫‘海选’吧！”(15)费允成：《“海选”的探索和实践》，载梨树县民政局《梨树县村委会建设资料汇编(二)》，1995年，第406页，当地提供的内部资料。这个命名后来在全国得以普遍推广，甚至成为许多电视节目的选秀用语，说明基层制度创新命名的成功。其关键之一是有文化内涵，除了东北文化外，还有大众文化、现代文化的内容。然而，整体而言，时下的用数字给基层制度创新命名，还没达到这样的“文化”高度，这是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未来用“数字”给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命名，需立足高远、精心研讨，在创新上有所突破。第一，要注意体现数字美学理念，而不是简单罗列数字或延长数字联结。第二，不能单一运用数字，更不能形成数字的路径依赖，可与其他的命名方式相结合，以做到取长补短。第三，结合基层实际，尤其是需要将“特色”与“文化”置于一个重要位置加以考量，以便让数字命名变成一种富有个性与内在品质的活动。第四，充分发挥民间草根智慧，防止和克服“被创新”的弊端，因为现在有不少创新命名是由领导说了算，并未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只有让基层人民群众成为真正的创造主体，以数字为制度创新命名才能富有活力和内在发展动力。当然，数字命名还要发挥学者的力量，让他们科学参与研讨和价值提升，避免目前的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概括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