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中的传播智慧
——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例

2019-12-10 01:29韩凝玉王思明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19年11期

韩凝玉，张哲，王思明

（1.南京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江苏南京 210095；2.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江苏南京 210037；3.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南京 210095）

1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概述

哲学因学术之源、价值之源和思想的关照而汇聚了人类最本源的思想文化与精神成就[1]。中华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哲学思想瑰宝，中华文化中的传播智慧不断生成、固定、解读、接受与传承[2]，其价值不仅在于文化意义，更在于其所蕴含的传承与延展价值；不仅关注其表现的乐学、艺术、历史价值，还聚焦源于人对自身、生命、天与地的意义追溯。换言之，中华文化的传播智慧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相互联结[3]。

正如中国农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万国鼎先生所提倡的，“学理之研究，现实之调查，历史之探讨”相互融合共通，研究文化与农业的关系，为农业文化遗产健康发展提供历史借鉴[4]。即食物提供平台，让文化得以建立其上[5]。

“农业是生命的逻辑”[6]蕴含着生物自然循环永续生产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变化[7]。承载着优秀的农耕文化，积淀着民族的生存智慧。作为世界上最古老而有富于生计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国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气度华赡的文明之邦[4]。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王思明教授认为，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中国数万年农耕文化历史是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精神源泉[8]，是具有历史、科学及人文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系[9]。

与此同时，农业文化遗产因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的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也备受关注。农业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种，是人类智慧和人类杰作的突出样品，是人类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0]。它最早起源于欧洲学者对遗产地的分类。主要是指历史悠久、结构复杂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耕作方式。这些农业系统不同于现代农业系统，它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独一无二的传统价值。简言之，农业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人类农事活动发明创造、积累传承的，具有历史、科学及人文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综合体系[9]。

可见，具有地域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广泛性、地域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不仅受到自然与外界环境影响表现为具体的物质形式，更因与哲学思想、文化意识密切相关而呈现多重建构。正如哲学家康德所认为的，我们被时空包围，地理是关于空间的，历史是关于时间的[11]。换言之，历史纵向传播和空间的横向流动交汇是以厚重久远的传统文化为基，成就当下农业文化遗产传播的“时空实体”，可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跨时空变换的多维活态综合体系[12]。

针对传播思想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徐佳士教授将传播学传入中国并有相关著名著作出版，例如《华夏传播论》（孙旭培）、《华夏传播研究丛书》（郑学檬）、《中国传播理论》《中国传播思想史》（关绍箕）等[13]，吴予敏、黄星民、李彬、谢清果、陈力丹、李金铨、祝建华、邵培仁、姚锦云、黄旦等知名专家学者也都有相关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在农业文化遗产领域也有丰硕成果，例如农史著作《先农集成》（万国鼎）、《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14]）、我国农史最早学术刊物《农业遗产研究集刊》《农事研究集刊》《浙江农史研究集刊》（农业遗产研究室[15]）、《中国农业文明研究院文库》（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等；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阐述农业伦理关系（2019）、李文华院士解析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2013）、王思明及卢勇对中国农业而文化遗产进展研究（2010）、苑利对农业文化遗产学进行建构（2015）、严火其对农业价值研究（2015）、罗康隆等对民族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解析（2011）、闵庆文及孙业红对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解析（2007）、顾军等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解析（2016）等[16]。

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传播思想与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研究颇丰，但将中华文化中蕴含的传播思想与农业文化遗产结合的研究相对较少（表1）。

通过学界的探索研究，可看出在中华文化与农业文化遗产相互连接融合层面，需挖掘中华文化中蕴藏的农耕生存智慧与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二者间的共享、共融、传承和发展。鉴于此，以时空流动逻辑为文化基点追根溯源，将传统文化经典《周易》《中庸》《论语》与传播结合，在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邵培仁教授关于本土传播学探索基础上，从传播学角度以交通感应的思维方式解析传播思想奠定互动共融观念，建构“交-通-合”的传播理念，以沟通现实与理想的鸿沟，诠释传播活动与世界的思想体系[17]。在中华丰厚的文化与农业文化遗产结合中体悟中华文化的延展价值[18]，并深入挖掘农业文化遗产中的蕴涵的中华文化的传播智慧之瑰宝。

表1 以“中华文化”“传播”“农业文化遗产”为主题词进行数据搜索的论文数①搜索日期是2019年6月6日，CNKI和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勾选“学术期刊，博硕，会议，报纸”；万方数据库勾选“全部范围”（期刊、学位、会议、专利、科技报告、成果、标准、法规、地方志等）进行跨库检索，同时以主题词（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播”和“农业文化遗产”；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以“任意字段”分别在三大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万方数据库）进行搜索的结果。

2 阴阳和合的传播思想：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之文化寻根溯源

文化有根，传播有源。中华文化“统之有宗，会之有元”[19]（王弼《周易略例.明彖》）是意义之网的重要构成部分[20]，几千年沉淀为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延续并世代传承。这极具生命力和内在联系的文化基因与文化思想精髓深藏于文化典籍之间，闪耀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智慧之中。

正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李文华院士所认为的，农业文化遗产传承高价值的农业知识与实践活动[21]，蕴含源于中华文化中的阴阳、五行、中庸、天人合一、因地制宜、效法自然等哲学传播思想，贯彻在整个农业的生产过程之中[22]，反映了人类长期生产、生活和大自然达成的和谐发展状态。

中国文化源于“阴阳”指向“天人合一”进而达到“通天人，合内外”[20]之境界。“阴阳和合”的传播思想是中华文化之本源，也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互动智慧传播核心与至高理念。其主张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即人需与天地认同一致、和睦与协调[19]。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突出体现了中华“有机统一的自然观”，更是农业语言和农业智慧传播以及传统农艺精华的浓缩[23]。中华文化传播思想有其“共有知识”，“合”一方面是和而不同，万物共存；另一方面是“和实生物”，万物共存相得益彰，万物相互之间存在并遵循阴阳相交相和。“分”是先天而天然的，“合”是后天而人为，是通向理想世界的逻辑路径[13]。

换言之，中国文化的传播思想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24]是人与天之间动态关系的表征。天人之间有缝隙和交界并从际会的耦合互动状态中体悟天与人的关系[25]。与此同时，阴阳五行可视为一个巨型传播系统。郭锋从传播层面认为阴阳五行是关于天人关系的理论，作为传播者的天与作为人（事）的受众之间通过物象互相连接，赋予物质现象以人文意义和条理，并利用自然现象传递信息调整人们的农事行为和活动[26]。

中国作为世界农业的重要起源地之一[27]，农业文化遗产分布于宽广地域，基于不同地理单元、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多样性而形成相对异质、种类繁多、特色明显的农业文化遗产。为适应不同自然环境条件，创造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技术和知识体系、多文化并存且类型多样的农业文化遗产。非常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的农作物内部循环与自然环境等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的综合利用[28]。李文华院士认为：“农业文化遗产除去农业文化和技术知识外，还包括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农业生产系统”[29]。这个系统是有机统一的自然观，蕴含深厚的传播智慧，而且这些功能多样、融合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的农业技术与知识体系的灿烂活态农业文化遗产，历经考验并始终在农业生产、生活乃至社会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0]。例如，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青田稻鱼共生（2005年）、万年稻作文化（2010年）、从江桐乡稻鱼鸭系统（2011年）、陕西佳县古枣园（2014年）等都是人们凭借独特而多样的自然和地理条件、勤劳与智慧，在当地自然环境中围绕着农业进行持续的互动传播和信息交换的经验总结，是在“应对”既定自然条件的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包含对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深刻理解和互动传播的实践经验总结，是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代表了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互动认知关系；是在传播实践中探索出“阴阳和合”的文化根基而创造出的农业文化典范，既蕴含“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现文化的根源，又呈现农业文化遗产在人、地、天之间的互动传播智慧。可见，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是天、地、人相互适应、调节、相互转换的结果，是协调三者耦合关系并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基于农耕文化下的综合传播。

可见，在农业文化遗产传播中的“阴阳和合”哲学思想是人们对农作物及生态系统外部特征及相互关系的观察与利用[31]，中华文化的“阴阳合和”传播智慧深刻影响着农业文化遗产的智慧传播，其强调的人与环境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的传播理念不仅是农业文化遗产所遵循的自然规律，也为现代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和实践种养殖技术提供理论基础。换言之，这些灿烂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蕴含丰富的传播思想，也对可持续农业产生积极的影响[30]。

3 内外交融的传播思想：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之时空维度

李泽厚先生认为“仁”是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所在，内为“仁”外为“礼”[32]。余潇枫教授认为，中华文化中“和合中庸、礼让为国”的传统美德特点形成“阴阳互动”“兼容共存”的传播原则。其重视差异与多样，倡导“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张岱年）的“兼和”生态理念，进而形成“太和万物”“和而不同”相互吸收融合的文化互补之传播结构[19]。

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草地农业科学院任继周院士认为，中国是以农立国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知识。中华文化蕴含丰富深刻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活动。中国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活动主要表现为国内农作物、农业技术的区域性流动和国外农作物流入中国。其中，以西汉张骞开辟为代表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以明朝郑和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成为中国对外农业交流的主要沟通媒介。中国将世界上最早的粟、水稻、黍、大麻、大豆、苎麻等农作物以及养蚕缫丝技术[33]等沿着“一带一路”线性传播，向全世界传播农业物种、生产技术和农学思想。

同时，中国也不断地引进吸收域外农业成果以丰富自身的农业体系[34]。根据《史记》以来的史书、方志、本草类文献著录，从西域诸地传入的各类作物品种也繁多[35]，例如苜蓿、葡萄、石榴、胡麻（芝麻和亚麻）、大蒜、葱、胡桃（核桃）、胡豆（豌豆、蚕豆等）、胡荽（芫荽）、莴笋、金桃、胡瓜（黄瓜）、蓖麻、胡椒、波斯枣、无花果等[36]。大量域外作物随着“丝绸之路”传播相继引入并成功进行了本土化或在地化，不仅增加了栽培作物的种类，而且对农业文化遗产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正如麦克尼尔所说，人类文化历史由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37]连接构成，是由事物、信息交流、互动传播以及人对其做出各类反应塑造而成的[37]。德布雷认为传承必须要有传播[38]。传播是编制文化遗产与人类社会的媒介。也正如复旦大学孙玮教授所认为的，传播呈现人在宇宙中的“共在”关系，蕴含连接、沟通与共享[39]。

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是农业生产、生活和文化系统与外部世界相互交换信息，并在整体观念下连接各个独立个体形成统一整体、生态、动态平衡的传播。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体现“凝聚和而不同，交而遂通”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对立差异的基础上，内外互融、互动共生、共发展使其具有和谐与平衡特性，并以此构成良好的传播整体系统。在和谐中存在多样，兼容并收并呈现互动互助、和谐协调、整体均衡的传播张力状态[40]。

4 物我融通的传播思想：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之天人合一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教授、当代著名学者林毓生教授认为儒家主张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人是宇宙的有机组成部分”，意味着人可以“参天地”而悟“道”给予“入世”的精神力量[41]。其“参天地、赞化育”的传播意识流露在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之中。这就是关注传播主体和受体的积极主体性，更重视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体“物我融通”[19]的传播哲学思想。其结构如钱穆先生所说“通天人，合内外”[20]。亦如余英时所言，把两个世界互相交织，离中有合，合中有离[42]。在农业文化遗产中注重传播者与受众的阴阳互动，更强调受众（耕种的农民）的积极参与和主动创造[43]。

在中华文化中“观、味、知”的信息接受观念是集中反映和揭示出受众在农业文化遗产传播中的主动参与创造[44]。“观”“味”“知”蕴含中华传统典籍的接受观念，演绎在儒释道的思想脉络中。庄子、慧能和王阳明非常注重受众的主动反应，传播效果与成败不在传而在受。受的关键是恢复受的本真精神世界。庄子称其为“真宰”，慧能称其为“本心”，王阳明称之为“良知”，达到道直至相通的目的[45]。

传与受是传播链条的两端，期间的通性体现出个性。接受在传播链条中具有重要作用，传播接受观是对中华文化传播思想的现实表征。具体而言，“观”即“异而知其类，睽而知其通”。人们在接受农业信息时，观察农作物的多样性和矛盾性，透过繁多与杂乱得其神韵而达到物我融通的传播境界。《文心雕龙.知音》中言：“味”是受众的主体性[19]。“无味”是指信息内容所具有的能使视觉、听觉、心理得到某种享受的特性[19]。在农业文化遗产中，受众（耕种的农民）接受大自然的信息，体味其特殊自然规律，根据农业生态系统内部、作物之间、农业环境之间、农业生物与自然环境的信息等不断积累总结作物种植生产的自然规律和天地时序；“知”是深层次和高境界的信息接受观念。《荀子.儒效》中提道：“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在深厚的中华文化中“知”上升到知识建构功能和文化生成意义的层面[19]。这是农业文化遗产观念的本质建构，体现了传播受众积极主动的思想智慧[46]。

可见，“观”是细致优雅的信息接受，是物、言、意，在观中融为一体而达到无我融通的境界；“味”比“观”更具有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指言外之意，意外之旨；“知”的深层次的信息接受和境界，集中体现了中华哲学智慧。在农业文化遗产中，这不仅是获取物外之旨，而且还以物悟意并沟通天地万物，最终统一在“物我融和”“天人合一”的传播智慧之中[19]。“观、味、知”是不同事物相交、相通和相合的过程，阴阳之交是起点，济通致远，到上下通泰和心灵相通；是不同心灵的交汇、消除障碍，人与自然、社会价值的契合，人与心志的融合[47]。体现了中华文化传播时空观、时序观并追求和谐与天人合一的特征，注重人、自然和社会的相生共融，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传播智慧之底蕴。

5 结束语

农业文化遗产蕴含中华农耕文化中天、地、人的和谐统一哲学思想，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及千年证明与自然和谐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技术[9]在“阴阳合和”中追寻其蕴含的文化思想之根，在“内外交融”中挖掘其智慧的传播尺度，在“物我融通”中凝练其深植于心的传播智慧。可见，中华文化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伦理思想作为传播秩序，以“义利之辩”为核心作为道德基础和高雅精神文明，形成“尊崇自然，力行道德教化”，以追求精神提升与万物和谐的作为传播模式。其以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天人合一的理性[48]自觉描绘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播现实地图，建构理想多维度的传播智慧体系。

正如李文华院士所认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为了保护过去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机会”[2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闵庆文教授也认为，保护与传承农业遗产是要保护农业文化遗产中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和方式[49]。中华文化与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的记忆和活力基因，这既是认同的依据也是民族自信和创新的源泉，需要我们挖掘其传播的文化渊源并建构农业文化遗产的智慧传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