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组织振兴统领乡村振兴：袁家村模式的镜鉴与启示

魏丽莉

摘 要：“组织振兴”命题是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完善“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以陕西袁家村组织创新为案例分析表明，乡村振兴过程中农业的六次化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以及农民的现代化转型与一个产权清晰、激励与约束相容、与市场经济发展契合的高效率组织形式密不可分。发展以个人股权为基础、集体股权为保证、市场股权为补充的公有制股份混合集体经济组织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关键词：组织振兴 股份合作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袁家村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未来“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是解决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重大举措。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同山东代表团座谈时谈到，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组织振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在考察西欧经济史时也指出，一个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家庭承包制之后政府面临农村经济社会领域的全面退出和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农村“去组织化”危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为主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遭遇政府和市场的“双失灵”“分”的积极性得到很好的发展，但“统”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命题尚未得到真正解决。本文构建了一个市场化环境中企业成长生命周期和农业六次化与农民转型升级理论模型，以袁家村组织创新为例，阐明了一个产权清晰、激励与约束相容、运转高效的村社一体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对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等全面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一、从个体走向联合：一个企业成长周期与企业类型的视角

市场当中的企业或组织共同组成一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小到夫妻店，大到跨国集团公司，不管是以自然人出资的个人独资企业，还是以资本等形式投入形成的股份公司，各种类型的企业相互作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企业与人一样有生命周期，考虑企业发展时间、资产规模、从业人员等因素，以时间为横坐标，以收入或利润为纵坐标，可以将各种类型的企业按不同的成长阶段在这一坐标轴中展现出来（见图1）。个体工商户或夫妻店是企业的萌芽或初创期，其成长性和经济实力都不足;紧接着是私营企业，资本实力逐渐壮大，开始雇佣经营。在这一成长阶段中，在会计、法律、资产评估等人力资本价值较高，智力资源丰富的领域会出现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成长轨迹不一定随着企业生命周期曲线向上上升，但在企业生态圈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私营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会面临正规化和企业治理结构调整的难题，这时候就会向公司制企业，包括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转变。当有限公司需要在资本市场融资、上市交易时，必然走向股份制企业，上市的股份制企业是有限公司发展的成熟和高级阶段。企业发展的最高阶段是集团公司或跨区域甚至跨国公司。母—子公司，总—分公司等都是企业规模和结构的外延拓展形态，不同的是，前者是基于股份或控制协议，各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实体。而在后者中，分公司相对总公司而言不具有法人资格，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总公司在生产经营、资金调度、人事安排等方面对分公司享有指挥、监督和管理权。受发展阶段和国情制约，中国市场主体中个体工商户占三分之二以上，其他类型的企业数量仅占三分之一左右，未来如何让更多的小规模企业历经市场经济的历练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是企业成长的必由之路。

就农业产业来说，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今世界，农户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是符合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无论是在人少地多的美国，还是在人多地少的东亚日韩和台湾，概莫能外。农业生产由有恒产的农户完成，而不能由土地和农民相剥离的农业产业工人完成，归根到底是由农业生产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其一，农业生产的对象不同于工业，它面对的是有生命的物体，农业生产者必须随时关注生产对象的情况，及时做出反应和决策，一旦延误时机就会造成生产的损失;其二，农业生产成果的计量必须与对生产者的激励相联系，否则很难准确地衡量农业生产者的成果。总之，由农户家庭从事的农业生产监督成本较小，相反，由农业产业工人从事的农业生产会改变农户的行为和预期，增大农业生产的成本，反而不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虽然农业生产由农户家庭独立完成，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农户家庭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资金、技术、市场、销售等方面的难题，客观上决定了农户家庭也必须随着企业生产周期运动的规律不断发展壮大，由独立从事生产经营决策的主体联合组织起来形成大型的企业组织，共同面对和抵御市场竞争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农业生产现实中农户为什么要组织起来的原因。

二、两种类型的组织形式：股份制企业和合作制企业

（一）股份制企业

股份制企业是资本主导的企业，其利润实行按股分配。股份制企业的股东有两项最基本权利，一是企业剩余索取权，通常就是入股分红权。二是控制权。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即所谓“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实质是股东将控制权的一部分即经营决策权让渡给经理层。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典型形式“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则表明，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企业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董事会是在全体股东基础上，由出资最多的一部分股东组成，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监事会同样由股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责，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通常可以相互轮流、交叉任职。董事會为企业经营活动公开向社会招聘职业经理人具体负责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为了消除委托代理出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董事会也会为职业经理人提供一定数额的公司股份（即管理层收购），职业经理人拥有股份的目的在于既可以激励经理人工作的积极性，也可以防范经理人因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这就是现代企业治理中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

从企业最初的发展形态和董事会成员出资情况看，由于资本稀缺，最初可能80%的钱都是由一个大股东出的，其余20%是小股东或散户出的;发展到一定阶段，80%大股东的钱进一步被稀释，大股东的出资减少到60%，其余股份被更多的小股东占有;等到公司再发展到一定阶段，60%大股东的股份又进一步被稀释，比如稀释后的股份为40%，即便是在这个时候，大股东依然是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者，直到大股东40%的股份进一步被稀释为仅有20%，剩下的股份依次以更小的份额被更多的人所有，一直到出资不在企业中占主导为止，资本被另一种类型的要素所替代，股份制企业转变为合作制企业。如图2所示，从1到0表示股权（份）从集中到稀疏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股权越集中，资本的逐利性越突出，股份制企业的特性越明显。随着股份的稀释，股份制企业越有全民股权的性质，非经济利益主导特征越明显，就越像合作制企业。

（二）合作制企业

合作制企业，也称合作社，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企业。合作制企业同股份制企业一样，企业所有者同样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两项最基本的权利，不同的是，合作制企业的剩余是按照社员与合作社的惠顾额进行返还，合作制企业的控制权不是谁占有股份多谁就有绝对话语权，而是一人一票民主决策。合作制企业的治理结构表面上看同股份制企业一样，是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实行企业化运行。但实质上，二者实施权力的主体完全不同，股份制企业最终是资本所有者说了算，而合作制企业最终是除资本之外为企业提供另一类要素的所有者说了算。股份制企业和合作制企业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目标、理念、价值观不一致。股份制企业追求的是利润，特别是经济利润最大化，股东利益最大化是其追求的价值理念，资本的逐利性使得股份制企业具有天然殖民性、扩张性;而合作社追求的是社会利益最大化，或社员利益最大化，社员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社会利益。它强调的是互助、合作、团结等理想信念。

股份制企业和合作制企业都是为适应现代工业革命的规模化工厂化生产方式而发展起来的企业类型，但合作制企业的发展历史远远短于股份制企业，它是为弥补股份制企业过渡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导致市场失灵而产生的，可以说是股份制企业的伴生物。实际上，合作制企业存在的价值正是为了抑制股份制企业的规模扩张与资本至上的无序发展，它强调人是合作社的主人，资本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历史表明越是在经济危机时期，合作社以其独特的价值属性和制度特征往往比股份制企业更能经历危机所带来的严峻挑战，从而显示出长久的稳定性。

股份制企业和合作制企业都是市场中的企业主体，都是由企业家发起创立的。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生产出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开辟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新的供应来源，实现工业新的组织等都是创新的具体形式。而实现创新的主体——企业家至关重要，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通俗来理解，企业家创造企业的过程就是将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制度等要素进行创造性组合，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的过程。作为企业家，掌握着剩余所有权和控制权两项最重要的权利。企业家如何分配这两项权利决定着企业的类型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选择股份制企业还是合作制企要看在一定的条件下，何种类型的企业能够更符合企业家的目标，能更有效率地实现企业目标。股份制企业和合作制企业本身没有优劣势之分，只是适应形势不同而已。

三、股份制+合作制：农业六次化升级和农民现代化转型中的组织振兴

农村的产业形态主要是农业。农业不仅包括狭义上的农业，也包括广义上的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大农业。更重要的是，农业是三次产业中唯一具有接二连三效应的产业，也就是说农业天然具有“1+2+3>6”的加法效应和“1*2*3>6”的乘法效应（也称为农业六次化，或六次化农业）。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意味着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产业部门向以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转变，表现为“两个比重同时下降”：即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下降，和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比重下降，而且这两个比重双双下降到5%以下，但前提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全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以及农业从业人员获得社会平均劳动报酬。对于受人多地少资源禀赋和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双重制约的中国，单纯以一产化农业来实现产业形态跨越和经济结构转型难度巨大。

从六次化农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来看，一产化的农业是“卖产品”部门，处于产业链“低谷”，产品的附加价值也较低，农业二次化和农业三次化后产生的叠加和融合效应表现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则为依次上升，最终将单纯地作为农业生产的一产化农业六次化，以实现产业链的高端化和价值链的最大化。六次化农业同人的需求密切相关。从城乡融合角度看，六次化农业不但是农民的农业，也是城里人的农业，农村也不但是农村人的农村，是所有人都生活休憩的场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表明了一个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演进过程，同样，农民的现代化转型也意味着农民从靠天吃饭的生产者，由农户家庭完成农业生产，发展成为从事加工销售的经纪人和私营企业主，再到能够提供品牌、设计、研发等各种附加价值和服务，最后成为农业文化和农耕文明的宣传者。随着人身份和职业转变，生产的组织类型也从低到高依次上升，逐渐壮大，这是符合农业产业特殊性要求和事物发展由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普遍规律。

在乡村产业链升级，价值链提升以及农民转型的过程中，必然需要组织创新。而实现组织创新必然要求企业家对城乡劳动力资源、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和集成创造。由于我国二元结构的历史和制度原因造成乡村货币供给和资本匮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还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并予以完善。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将股份制中对资本及资本所有权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同合作制中对劳动及劳动者集合体现的合作精神緊密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即将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创新集体经济组织的有效实现形式。下文中袁家村组织创新体现的就是这种思想。这种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以个人股权（包括个人资本股权，乡村土地等自然资源通过“清产核资、折股量化”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部分作为份额股）为基础，集体股权做保障，再加上一部分企业资本下乡中的市场股权为补充形成;它将个人的独立经营和集体企业的统一经营通过有效的利益联结方式结合起来，个体可承包经营，也可入股集体事业，还可参与集体按一定比例的利润留成;在这种复合型组织结构中，个体独立决策、自主经营，独立承担风险和享受收益，集体统一规划、统一项目筛选、统一项目或产业业绩评价考核，二者有机结合，通过利益联结捆绑起来同荣同损，共同面对市场竞争。从产业链价值链的角度看，由于二产化、三产化农业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高端，依靠二产化和三产化上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去抵补一产化，在整个六次化农业经济系统内形成一个闭环，“以工补农，以商促农”就可以极大地促进单纯卖产品的一产化农业的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创新、农业六次化升级和农民现代化转型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目标最终实现。

四、案例分析：陕西袁家村组织创新

袁家村位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栖霞镇，距咸阳国际机场38公里，距省城西安65公里，距咸阳市区50公里，距礼泉县城20公里。2007年以来，袁家村从原住民仅62户，286人口，占地1万多亩的普通关中农村，发展成为常住居民3600多名，能容纳周边十多个自然村在内的一万多人在此工作生活的大袁家村社区。“中国十大魅力乡村”“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关中古镇”等诸多名头赫然在列。袁家村在一无地理交通优势、二无资源文化优势的条件下，奇迹般地从无到有，硬是在“人往城里走”“钱往城里流”的市场化城镇化大潮中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袁家村道路”，形成了“袁家村模式”，其发展道路和经验总结起来就是不断进行组织创新，以组织振兴统领乡村振兴。

（一）从“农业学大寨”到实施进城出省走出去战略：从农户个体经营到集团化经营

上世纪70年代袁家村是远近闻名的“烂杆村”。全村37户，大都居住在破旧、低矮的土坯房里，有15户还居住在低洼潮湿的地坑窖里。1970年在第36任党支部书记郭裕禄的带领下，全村挖坡填沟、平整土地，打井积肥，把全村530亩靠天吃饭的坡地、小块地变成了平展整齐、旱涝保收的水浇地，粮食亩产从1970年的160斤逐年提高到246斤、504斤、712斤、1580斤、1650斤，此后一直稳定在1600斤。这一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农户个人，但农户出工出力，集体统一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粮食高产打下了坚实基础。

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袁家村依靠九嵕山丰富的矿山资源，“靠山吃山”，烧制砖瓦、打石灰窖，先后办起了砖瓦厂、水泥厂等一大批村办企业，到1995年前后逐步发展成为集建筑、运输、餐饮、房地产开发、影视等于一体的农工商综合化经营的集团公司。在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90年代，袁家村的村办企业在解决当地村民农业外就业，壮大集体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达到集体企业集团化经营的高峰。2000年袁家村人均年收入达到8600元，集体资本累计18亿元，是全市乃至全省文明的富裕小康村。

2000年，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村集团企业发展遭遇恶性竞争、产能过剩、资金链断链等困境，袁家村在新任村支部书记郭占武的带领下，果断变卖原企业资产，调整发展方向，转型投资关中民俗文化旅游，起名为“关中印象体验地”。袁家村村两委干部先带头，群众紧跟，瞄准消费转型，城乡居民对传统乡村民俗、餐饮、旅游旺盛需求，率先开辟出融各种关中小吃、面、油、油泼辣子、酸奶、醪糟、豆腐等加工、销售、餐饮、住宿于一体的新产业形态。同时以招商引资方式与开发商合作开发回民街、祠堂街、书画院等街區，所得收益由袁家村村民和外来商户共享，使袁家村逐步发展成为城乡要素资源深度融合、宜居宜业宜游，年接待游客600万，营业收入近6亿的美丽特色小镇和村企合一的企业集团。

2016年以后，在社区市场和需求基本饱和的情况下，袁家村集体资本突破区域界线，不断对外扩张，对外输出袁家村经验和做法，以品牌价值形式和域外主体进行合作，或以政府采购工程类服务方式，或由地方政府与袁家村共建项目公司的方式来运作各类特色小镇。在西安和咸阳等高端商业综合体内，曲江银泰城的袁家村餐饮体验店，村民入股600万，九个月就收回投资，陆续开业的其他连锁店和投资项目都表现出很强的盈利能力，受到资本市场的追捧。青海海东的“河湟印象”，山西忻州古城“五台山下的自在生活”、河南郑州“同盟古镇”、湖北十堰“郧阳印象”无不打上了袁家村的品牌，成为由当地人自己经营有当地文化、饮食特色的美丽乡村。

（二）以三产带二产，二产促一产，形成二三产融合发展的闭环产业生态圈

袁家村的产业形态是一二三产融合的，是以农元素为核心的，集农业体验、农业教育、农业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城乡融合的产业形态。处于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的输出袁家村品牌，输出袁家村乡村旅游建设标准的阶段。在生产端，袁家村早已没有农业种养，小吃街所有商户需要的原料一部分来自袁家村本地自产自销，面粉和辣子的种植基地在渭南和兴平，豆类、粮食谷物种植基地在外地。面、醋、粉条、豆腐、油等加工、销售在袁家村，销量最大的酸奶只保留一部分生产能力，大部分生产基地在临近泾阳县工业园区。袁家村以乡村餐饮、旅游、度假、休闲、娱乐等第三产业发展带动对农副产品加工、销售等二产业的发展，同时第二产业发展又产生了对优质农副产品原材料的需求，从而带动了一产发展。在袁家村，城乡产业、人才、资源要素深度融合化、多样化、综合化发展。同其他美丽“空心村”不同，袁家村“洼地效应”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城市白领、建筑师、设计师在此创业生活，“梧本堂”“两碗茶”“竹风堂”“绒花阁”等都是城市市民下乡和资本下乡在袁家村打造的精品民宿、茶饮、咖啡、酒吧等新业态。在袁家村，城里人生活品味和乡村农耕、民俗文化交织在一起，现代城市文化和传统乡村文化相互融合，城市元素和乡村元素得到很好地混搭，相得益彰。而作为袁家村本村村民在自家宅基地上经营着风格迥异、不同味道的农家乐，早已从普通种地的农民转型为具有独立投资人角色的乡村餐饮、旅游、住宿服务的提供者，在有声无声之间传播、宣传着乡村传统文化，彰显着生活自信。

（三）以个人股权为基础，集体股权为保证、市场股权为补充的集体经济性质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推动袁家村产业升级和农民转型的关键所在

产业发展需要配套的组织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由于袁家村这个产权清晰、激励与约束相容、高效率的村社合一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才使袁家村走到今天。袁家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村支两委+集团公司”村企合一的职能结构（如图4所示）。按照全民参与、入股自愿、钱少先入、钱多少入、照顾小户、限制大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原则由全体村民入股组建而成。既充分发挥个人独立经营、自主决策的积极性，又发挥集体统一规划设计、统一项目筛选、统一利润分配的统筹协调作用，形成个体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1+1>2的效应。

从袁家村各项发展事业经营情况看，最初党支部书记郭占武以一己之力请来周边的手艺人做豆腐小吃，油泼辣子等各种关中小吃，承担了企业家出资最多，也承担风险最多，经营决策的职责。做小吃所需的各种原料由郭占武统一采购供应，随着当地政府为发展乡村旅游带来越来越多的客流，小吃效益越来越好，规模经营之后的收益也由郭占武统一分配。袁家村集体经营事业中最赚钱的是酸奶产业，刚开始郭占武在策划这个产业的时候也料想不到酸奶产业会有现在日销量10万瓶，年纯利润1000万的收益。最初的动因只是想由集体出资让一个养牛的农户学习制作酸奶的技术，学成之后开设酸奶作坊。酸奶产业当年投产、当年见效，年终分红投资利润率高达90%。在进一步扩大规模时，酸奶产业率先实行有小额多份股份合作社制。只给所有者保留20%的股份，其余股份一律细分成小额，由全体村民和商户认购。2010年改制成合作社时，股东人数高达140人，共筹集了331万总股本。辣子产业同样如此，这个年纯利润800多万的产业，当初在改制成合作社时，股东164人，总股本400万。如今，包括豆腐、油泼辣子、酸奶、面、粉条、醪糟、油等产业已经发展成为袁家村的支柱产业（见表1）。

袁家村最吸引客流的是90多种关中小吃。这些原汁原味地道的关中小吃同样以合作社的形式采用集体统一经营和商户独立经营相结合的方式。集体（即小吃街合作社）由所有袁家村本村村民和商户3000多人，共同出资近3000万组建而成;90多种小吃由90多个商户独立经营，店铺或大或小，或有老板自己经营，或少量雇工;商户独立承担日常水电、原料供应（有的来自袁家村本地，有的以可溯源方式对外采购，溯源地在店门口公示出来）、少量雇工成本，但是所有经营利润统一上交集体，由集体统一行使调剂贫富差距，平衡经营项目盈亏的收益分配权。集体的利润在扣除社区保洁等日常管理费用，每个商户2个人的基本工资之后的差额进行统一分配。分配的原则是平衡所有经营项目的盈亏，达到社区经营项目的平均利润，利润少的由集体给予补贴。围绕小吃和上述产业，袁家村目前已形成以个人股权为基础的，集体股权做保证，企业股权为补充的，集体经济（公有制）性质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形成了“家家有生意，人人能就业”的繁荣局面。

在注重经济利益的同时，袁家村以每周一村民大会，道德讲坛等形式润物细无声地进行文化教育活动，增强村民发展产业的信心，逐步培养和树立村民集体意识，合作意识。如今的袁家村村民携带资本，占据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集生产者、加工者、销售者、服务者以及传统文化和农耕文化宣传者于一身的角色，基本完成了农民现代化转型，产业链价值链提升，以及农民组织形式的集团化，达到了乡村全面振兴的最高标准。

五、启示与政策建议

袁家村通过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创新和组织振兴率先走到了乡村振兴所要求的“产业兴、村庄美、农民富”的历史最高阶段，其典型做法和经验以变革和完善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对乡村振兴实践探索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组织振兴，迫切需要有实现乡村生产要素新组合的企业家队伍

随着农村市场化的深入，乡村产业升级和六次化，乡村空间价值、资源要素亟需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三变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安排为农民财富和收入创造条件。一定的组织形式是承载资源要素组合的重要依托，关键是要有一批能够将乡村资源价值高效配置的企业家和高效运作的职业经理人队伍。袁家村的案例表明，村党支部书记领导下的村党两委就是这样一直干事创业的“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队伍。选人用人，要把既对党忠诚、有初心，能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共致富，又有市场经济经营头脑、有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放在党支部领导位置上。各级政府和部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工作队和广大干部要成为打造“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助推器，为其提供政策、资金、技术等全方位支持。同时也要广罗各路人才，乡贤，退休回乡造福桑梓的领导干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为他们在农村干事创业提供平台和创造机会。

（二）创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实现形式

利用市场化利益激励机制将土地、资金、人才等乡村资源要素重新组织起来。我国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虽然明晰集体产权和成员权，在清产核资、折股量化中组建了形式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但全国大多数村庄这类组织并未实际有效运作，与支部书记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存在“两张皮”现象。集体经济组织的真正运作需要村社一级集体能够对包括土地在内的乡村空间价值、各类资源要素统筹协调，自主化地拥有对乡村资源要素定价权，乡村资源要素资本化的收益统一用于全體村民。它可以统一经营，也可以承包经营，双层经营或多层经营。袁家村个人股权和集体股权相结合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经济组织创新了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依靠市场化的利益激励机制将农村土地、人才、资金、资源等重新组合起来，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捆绑起来，将党的民主集中制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优势结合起来，使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深入人心，在行动上能够自觉贯彻执行，不断增进广大干部群众的集体意识和合作精神。

（三）创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性农民合作社组织

当前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因资本不足和参与性不足陷入“异化”和“空壳化”的双重困境，必须摆脱单一经济功能的发展倾向，深入挖掘和拓展农业多功能性和农村的多重价值，通过农业六次化，加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创新。在现有土地股份合作的基础上，适应乡村产业发展需要，积极拓展农民信用合作、供销合作、住宅合作、消费合作、养老幼教等社会事业合作等多领域的合作，强化合作社自身的教育功能和价值属性，助推乡村经济社会全面振兴和人的现代化转型。

参考文献：

[1][美]亨利汉斯曼著，于静译企业所有权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周立等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融合和六次农业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9）.

[3]秦愚等合作社的本质规定性[J].农业经济问题，2017（04）.

[4]张文茂我国工业化战略的最终完成取决于能否建成强大的农村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论坛2016北京会议上的主题报告

[5]徐祥临如何充分发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优势[J].国家治理，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