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

□张西安

做梦也没想到一个“山里娃”，最终会成长为一名党报记者。

1976年穿着那双母亲手工缝制的虎头鞋，六岁的我跟着母亲走过了家乡崎岖的山路，走向了去新疆的寻父之路。

兵团团场那时很艰苦。很少吃上白面、更不要说肉了。和我家住一排的邻居伙伴，他父亲是连队司务长。家里隔三差五就有白面馍吃，他每次都蹲在离我家门口不远的地方吧唧吧唧地吃得可香了，我眼巴巴地看着咽口水。母亲便揪着我的耳朵扯我回家，关上门使我不再纠结眼馋了。后来生活好了，我却因为吃得过好得上“三高”。有时想想，生活真是有意思，日子好了却千方百计地找粗粮吃，为减肥苦。

当时兵团仍处于开荒造田的关键时期，新开垦的农田需要人工挖排碱渠排碱。每家每户都分配的有任务。父亲总是带着我们一起去，父亲在渠底，母亲在渠畔，我在渠上。一铁锹，一铁锹地接力把排碱渠往深里挖。一条长长的排碱渠，得挖三、四米深。排碱渠两岸彩旗飘扬，挖渠的人们排成长龙，寒冷的冬天却升腾着热气。这些片段后来在电视连续剧《热血兵团》中得到了体现。

父亲很要强，脾气也很火爆。当农工时年年拿先进，为一朵大红花可以累得吐血。后来当连长了，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工作作风。当兵转业到兵团的父亲，也把部队的作风带到了兵团团场连队，一切都为打赢下狠心。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查看墒情，那一块地该整地了，那一块地该播种了，那一块地昨天晚上浇水均匀......天不亮，他就在连队的大喇叭上扯着嗓子吼。吵得别人睡不成懒觉，别人背后都叫他爱打鸣的老公鸡。但他带领的连队年年都是团里的农业生产先进连队。那时的父亲，让我想起了《亮剑》中的李云龙的形象。父亲最后还没退休就去世了，我想这与他一生的辛劳有关。

父亲对我从小就很严格甚至是苛刻，他从不因为他是连长而使我得到什么特殊照顾，经常让我跟着他参加大田劳动。即使没有大田劳动，他就让我到建筑工地打工，让我当小工。提泥、搬砖，经常手上磨出血泡。一个暑假下来，我又黑又瘦，但是壮实了不少。母亲看了伤心地哭了，父亲看了却开心地笑了。现在想想，那时父亲是在塑造我吃苦耐劳的品质。

母亲在五七班参加劳动，把我放在收割完的葵花堆上。一直到天黑，也找不到我到底睡在了哪个葵花堆上。母亲和五七班的阿姨一直找到半夜才找到已经熟睡的我。母亲说，如果真的找不到我了，她都不知该怎么活了。其实，那时类似这样的兵团大生产时的故事，在后来的兵团题材影视剧里我还见到过很多。在那个贫穷而充满荣誉感的年代里，每个人心目中就只有集体、公家。

哥哥是个文学青年，经常和一些文友舞文弄墨。这极大地影响了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喜欢看书，并时不时地写上一两首小诗，偶尔见诸报端，便一发不可收拾。1988年参加工作，1991年被团场连队发现当文教，写了10年的诗歌、散文甚至还有小说，这为我日后从事党报记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从1987年从事新闻工作开始至今20多年，我采访拍摄的兵团人，不计其数。但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可贵的兵团精神。

老军垦刘道乾从1985年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要在100多亩盐碱地里种树，将盐碱地变成一小片绿洲。40年来，他在盐碱地里栽种了白杨、柳树、榆树等十几个品种的树木，不但完成了100亩地的植树任务，还改良土地100多亩。

“我死后，把我的骨灰埋在阿吾斯奇的边境线上，我要日夜看着祖国的边防线。多少年后，我的墓碑成了边境线上的一块界碑。”这是49岁李明秀去世时留下的遗言，这就是兵团人对祖国的热爱。

40多年来，一直关爱边防连战士的“兵妈妈”杜月香，从年轻时开始的“兵姐姐”到“兵妈妈”到“兵奶奶”，她的爱一直在边境线上，一直在这群远离家乡的“兵儿子”身上。

我孜孜不倦地书写着那些和父亲、母亲一样的兵团人，是他们质朴的情怀，使我从一个山里来的“山娃子”，成长为一名党报的记者。

如今，我的孩子也在兵团上学。我们住上了楼房，开上了小车。实现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我们不仅实现着父辈们的理想，享受着现代智慧生活。我们还意气奋发地迈向新时代，实现着伟大的中国梦。

我和我的祖国一起在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