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沿海农村地区跨境移民群体的适应策略探析
——一项对在南非福清人的实证分析

陈晗婧 高 晖

福建警察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和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福建沿海农村地区人口结构呈现出以老少妇孺留守，青壮年外出谋生的景象。但除了进城打工，或留在本地从事与海产相关的职业外，青壮年还有一项选择——跨境发展。“过番”是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传统谋生之路，华人先辈们曾有着“菜刀、理发刀、裁缝刀”三把刀闯世界的历史。今天福建沿海农村人口在出国谋生方面兵分两路，一路是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另一路到非洲、拉美、太平洋岛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寻找商机。出国谋生之路并不平坦，为了适应新的生存环境，村民们发挥最大的才智，动用家族网络，走出了一条曲折的追梦之路。

本文探讨来自福建沿海农村跨国移民群体在海外的生存发展以及适应的策略。笔者于2018年7、8月间，选择了颇具典型的福清市江阴镇进行调查。目前在南非发展的福清人绝大多数来自这个乡镇，据福清市侨联江阴镇侨联分会2016年12月数据统计，江阴人在南非8996人、喀麦隆480人、毛里塔尼亚306人、摩洛哥292人、阿尔及利亚163人。算上短期的流动性人员，江阴人在非洲的数量更大。笔者与去过南非的村民、目前依然往返于中南两国之间的村民进行访谈；并通过电子邮箱发放问卷，在南非福清商会的帮助下回收了有效问卷61份，在调查基础上展开分析。

一、沿海农村跨境移民群体的生存与适应策略

(一)走出国门

(二)立足南非

到达南非以后，村民们首先要谋求长期居留身份与工作权利。得益于南非政府宽松政策，以及南非本地中介组织，使得长期合法居留南非成为可能。一些村民告诉笔者有的人通过难民身份来获得居留资格。在获得政府发的难民申请纸后，可在南非合法居留三个月，虽然未必最终获得难民身份，但可以在难民申请纸有效期满之日前多次申请延期，在此期间可以向南非劳动部门申请工作许可证，一旦获得工作证便可以合法工作。但村民以一己之力申请工作许可证有相当难度，这时需要南非本地中介的操作。来路各异的中介组织并非规范经营，在收费、办证时长等方面没有统一，甚至还有陷阱。一位受访者介绍，他和儿子于2006年到达南非，他本人经人介绍找了一家中介帮助办理工作证，只花了8000兰特(南非货币)、用时8天便办理下来一本工作证。而他的儿子找了另一家中介，耗时一年，花了10000兰特才办理下来。而同村的某些人花了更大的代价却可能得到一本假的工作证。随着越来越多的市场需求，中介价格也水涨船高。但是即使无工作证件而工作被查获，很多情况下也只是接受罚款处罚，极少被遣送回国，所以相当部分无证或证件过期的人在受过罚款之后，仍可以留下来。调查中已经拥有南非工作签证的人占71.0%，无工作签证的人占29.0%。因未办理工作许可证而被告上法庭的占9.677%，有受过罚款的61.29%，没有遇到任何麻烦的占29.03%。此数据反映出在南非没有合法居留与工作证件仍有生存空间。

在走访中有村民提议通过中国驻南非的使领馆牵头，在南非方面设立几个固定的办证地点，减少被中介坑骗的机率，但另外一些村民却反对这个提议，他们认为中介虽然要价高还可能以虚假证件蒙骗人，但其效率相对于南非政府办理效率来得高，而且如果通过正规途径办证，可能很多人不符合申领证件的条件。由此可见，南非宽松的移民管理与中介组织给村民们带来了机会。

(三)谋求发展

福清人素有“抱团”的群体性格，在异国他乡，人地生疏，找工作、找店面、市场信息的获取等需要亲友、同乡间互帮互助。所以无论在天涯海角，我们总能看到福清同乡会、福清商会等民间组织，他们发挥着重要的维系与扶助乡亲的作用。

南非轻工业基础薄弱，很多生活用品依靠进口，这恰好为过剩的中国小商品提供市场。南非人的消费水平相对不高，但消费能力极强，他们思想简单纯朴，没有储蓄的概念，有钱就花光。因此价格低廉的中低端产品，如中低档的生活日用品、服装等在南非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来自福清的村民们在南非也较多从事小商品零售或批发业务。敢于冒险的福清人甚至把商铺开设到南非的穷乡僻壤，虽然那里的治安状况相当恶劣。同乡们的商铺之间为避免发生利益冲突常常形成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定，比如同类店铺相隔一定街区或相距很近的店铺经营不同特色商品。这样同样身处异域的老乡们可以共同发展。

小商品零售利润空间并不大，村民们秉承了中国人的勤劳品德，通过勤劳节俭致富，通常中国人的商铺很少休息。南非当地人工作与生活分得很清楚，下午的下班时间与节假日一到，当地店铺就都打烊了。只有勤劳的中国人在下班时间之后以及节假日里还照常开店，南非人要想购买东西最好的去处就是中国人的商店。

(四)纳税与汇款

南非政府欢迎各国的投资者到南非发展，一方面可以为南非人民带来就业机会，二则可以给南非国家带来税收。纳税是外国投资者必修的功课，南非对逃税行为的查处较为严厉。部分初到南非发展的福清小老板们未能自觉纳税，有时抱着侥幸心理。发生了几起南非税务部门突查中文账本的案例，发现漏税情况，结果中国商铺补缴了大额税款外加罚款。在得到教训之后小老板们学会雇佣南非当地的会计做账，而后通过包税方式完成纳税。这种包税的形式所纳的税额相对正常申报营业额所纳的税额来的实惠。

中非之间的贸易往来产生大量且频繁的外汇兑换需求，在南发展的村民们需要将收入营利汇回家乡，同时南非业务的拓展需要资金注入。我国实行外汇管制，个人每年购汇限额5万美元。这项管理规定给在南发展的小老板们带来不小的困扰。调查中发现通过银行汇款回国的人占26.67%，通过他人代办汇款的占26.67%，通过地下钱庄汇款的占46.67%，剩下的人通过他人代办汇款。这个数据透露，在南发展的村民把地下钱庄汇款作为一个重要可选项。银行虽然是最安全的汇款渠道，但并非所有人都有合法身份在银行开户，通过银行汇款不仅有限额还要收取相对高的手续费。地下钱庄实际上也是通过银行转账的，但对于个人来说，手续简便，耗时更短。但是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一旦遇到地下钱庄卷款潜逃，则造成村民血本无归。所以不少在南福清人迫切希望我国政府制定政策放宽对外贸易的外汇管理限额，构建一条安全的资金往来通道。

(五)面对治安问题的自救策略

艾滋病、就业、治安是困扰南非社会的三大难题。受访村民普遍反映在南非生活没有安全感，遭遇黑人抢劫与部分执法人员敲诈勒索是家常便饭。南非华人2012年意外死亡人数16人，因抢劫遇害10人，其中6人来自福清；2013年意外死亡人数13人，因抢劫遇害11人，其中8人来自福清；2014年意外死亡人数18人，因抢劫遇害13人，其中7人来自福清。[1]据福清市侨联统计，2012年至2014年两年间在南非死亡的福清人人数共90人，死亡原因大部分是被抢劫遇害，少部分因交通事故致死。问卷结果也反映了南非的治安问题的严峻，调查中曾受到过黑人抢劫的人员占74.19%，曾受过警察或移民局官员敲诈的人员比例为80.65%。可见村民们去南非谋生承受的风险。一些遭遇不测的村民留下无法偿清的债务、无人抚养的子女、无人赡养的父母，活着的家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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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华人群体具有偏好使用现金交易、胆小怕事的群体特征，南非黑人喜欢以华人作为抢劫勒索的目标。为了保护财产与人生安全，在南非的村民们缩小自己的生活领域。有钱的人家雇佣保镖，住宅安装各种安防设备。普通人家平时不轻易出门，天黑之后不在外逗留。店铺只留下看店的伙计，老板只有傍晚结账时光顾店铺。有些店铺只留下一个窗口与外界沟通，有顾客光临时放其入内并锁上大门，顾客离开时开门送客、再次锁门。在南村民奉行“破财保命”原则，习惯性地在商铺里准备一定现金用于打发劫匪、保全性命。有些村民们意识到使用枪支来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必要，开始学习使用并购买枪支。

一些受访者反映，南非基层公务人员工资不高，廉洁自律程度参差不齐，一些公务人员也会选择华人作为敲诈勒索对象，一些警察在华人商店进货时间专门等候在进货的路上盘查华人货车。因为进货时间紧、耗不起，且村民们语言沟通能力弱，于是货主们根据经验就用钱财打发。虽然生活于南非，但是村民们实际上是游离于南非社会的一个独立群体，缺乏其他渠道或资源帮助化解危机。久而久之，各种针对性的侵害形成惯性，而村民们的容忍、不懂申诉维权也助长了不法者的嚣张气焰。

近几年还发生了几起刑事案件是老乡间为了排挤同行、减少竞争对手，而雇佣黑人或华人黑帮抢劫、敲诈甚至杀害乡亲的案件。调查中受到过华人敲诈的受访者占9.677%，虽然相对数不大，但证明这种现象真实存在。笔者在江阴镇走访时听闻镇上有一位居民几年来一直坚持上访，原因是其侄儿为了抢生意雇黑人把其儿子杀害了，上访者希望中国政府为其主持公道。虽然南非市场前景广阔，但进入南非市场的中国商家日益增多，同行竞争压力倍增，有的商家为了争夺市场，互相间发起恶性价格竞争。据报道一条来自义乌的毛毯在南非只赚取一毛钱的利润，可见同行竞争之激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这句话很好地铨释了为了利润同室操戈的原因。所以在南发展的村民面临着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十分不易。

(六)融入当地社会

为了免受侵害，村民们把自己包裹地严严实实，结果却导致了生活圈的狭小，封闭、自成一体，隔绝于当地社会之外，对南非社会难以产生归属感，南非社会也难以了解与理解这个外来族群。融入当地社会的最大障碍是语言。据调查，村民当中能熟练掌握南非英语的人不多，多数人仅限于使用生意上与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简单词语，甚至还有部分人只会用手脚或物品比划示意。调查中南非英语一点都不会讲的村民占19.35%，只会说一些常用话的占54.84%，跟当地人交流没问题的仅占25.81%。现实中不乏因为语言不通被侵害甚至杀害的案例。事后村民们反思，如果可以与施害者沟通或了解对方意图，也许可以减少损失或伤亡。克服语言障碍可以融入南非社会，较易获得当地社会的理解与援助。语言成为了村民们安全与发展的瓶颈。相反，我们看到在南非社会发展地比较成功的个别人士往往都是能够熟练掌握当地语言，能够积极地参与当地生活，融入当地社交圈的人士，比如在莱索托(南非的国中之国)发展的福清哥陈克辉，当遇到当地时局动荡时，黑人邻居们自发保护其店铺躲过洗劫，这与他积极投身当地公益事业，时常对邻居们慷慨解囊有密切关系。[2]融入当地社会，建构民间与官方的人际关系网，不仅是一种处世之道，更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但大多数的村民还未把自己当成当地社会的一分子，只把自己当作过客，更不用说积极主动地投身公益事业，这是村民们在当地生存与发展的短板。

(七)未来规划

在问卷中问及未来的打算，虽然无一人选择在南非定居，但打算赚够了再回去的人占77.42%，还没想好是否回国的人占22.58%。反映出即使南非的治安状况令人不安，依然不影响这个群体在当地谋求致富的动力。这也正是福清人冒险与重商观念的体现。南非蕴藏着无限商机，几乎每个尚未当上老板的打工人都怀揣着赚够本钱开店当老板的梦想，对于无一技之长又无创业资本的村民，即使回到国内也很难找到其他的更快更轻松的致富渠道。致富的人家则通过在家乡建设一幢幢外形气派的乡村别墅，彰显自身的成功，形成一种符号激励着其他人出国发展，赚够钱财体面回乡，成长于这种氛围里的村民们在形成浓郁的重商文化，朝着致富方向努力打拼。

二、社会学理论视角下的福建沿海农村跨境移民群体适应策略分析

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具有以下新特点：1970年以后中国新移民具有高学历的特点，“从留学生到移民”，或者以留学为手段达到移民的目的；集中流向发达国家的都市，无论是留学生还是非熟练劳动力皆以发达国家为主要移民目的地；社会精英大规模加入移民行列，包括受过良好教育、在各行各业的事业有成者。[3]在这个时代，移民群体在走出国门之前一般得先拥有或具备一些资源优势，如高学历的留学生、社会成功人士。但福建沿海农村地区的跨境移民群体截然不同，他们很少以出卖劳动力为目的，却又没有事先预备好资金或技术，为了发展与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想出各种有别于传统的跨境发展策略。

(一)累积因果关系与持续性家族式移民

前往发展中国家尤其那些基础设施落后、卫生医疗资源不足，甚至社会还处于动荡状态的国家与地区进行创业，艰险程度与风险可想而知，但是村民的家族式跨境发展在利益的刺激下没有因此而停止。寻找到商机并且能较好立足的人们便会把儿女、儿媳妇、女婿等远近亲属甚至扩展至乡里乡亲陆续带出去共同创业。

关于国际移民的累积因果关系理论认为，移民行为有其内在的自身延续性，当移民行为内化为超越意识控制的、具有衍生性的“惯习”时，移民行为将持续。移居者汇回家乡的钱款使其家庭在迁出地的收入状况发生改变，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超过了那些没有家人移居国外的家庭，使那些家庭增强“相对失落感”，从而送自己的家庭成员出国。[4]出去创业而成功的人，通过诸如建别墅、买豪车、捐资修路建礼堂等具有符号意义的行为示范，给其他人树起榜样，引发模仿。

(二)社会“失范—机会”结构与非常规的适应策略

来自福建沿海农村地区的移民们在南非以地缘、亲缘为纽带形成了独立于住在国的“族群聚集区”。作为一个跨国境的少数族群，在未融入主流社会之前，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有时不得不采取非常规的策略，如前文所述的走出国门、立足南非、生存发展、纳税、汇款等行为。

默顿在他的“失范—机会结构”理论中提出了人们适应社会的五种模式：附和、创新、形式主义、隐退主义、反抗。其中“创新”是指人们认为社会的文化目标是正当的，是应当努力去获得的，但他们又不情愿或不能够用被社会所认可的制度化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因此，只得用那些为社会所不允许的手段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样就常违反规范或触犯法律。[5]被我们的社会文化认可的有价值的东西数量上是有限的，而人们取得这些东西的机会又常常是不平等的。例如金钱、财物、地位等，人们都在追求它，但是有的人达到目的的机会多，有的人则机会少。在不能通过制度性手段获得成功的情况下，有可能决定采用新的手段去达成目标。[6]

从“失范—机会结构”理论角度很好地理解非常规的适应策略。由于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对于农村地区的人们来说，获得财富、地位等稀缺资源的机会稀少。以福清地区为例，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根据福州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从2015年到2017年，福清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7844元上升到21095元；福清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959上升到41585元；而福州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982元上升到40973元。无论从涨幅还是收入绝对值来看农村居民都比城镇居民低很多。村民们为了克服自身先天条件的劣势，只能创造性地探索一条追求财富的路径。

(三)社会控制能力与华人被害

社会控制论认为人们之所以实施犯罪，是因为抑制他们实施犯罪的力量薄弱，而不是因为驱使他们实施犯罪的力量强大。南非黑人历经了百年的苦难终于翻身做主，在破除种族歧视政策之初为南非的未来建造了一个民主人道的环境。南非刑事法律宽松，没有死刑，对暴力犯罪威慑力不足，社会给予罪犯过多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且南非作为非洲大陆的“老大哥”，有意关照周边国家的移民兄弟，结果聚集了大量周边国家来的非法移民，成为南非社会的痛，这是造成南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的重要原因。以及南非警察队伍素质良莠不齐，薪水不高，不免出现警察办案效率低下、贪腐行为。综合看来社会控制力弱化为当地违法犯罪提供了温床。南非政府对非法移民、治安等社会问题所开展的行动尚未见良好成效。在社会控制能力薄弱国家或地区生存与发展必然面临着多重风险，但由于在本国自身发展的劣势、南非经济利益的诱惑、成功者邻里的示范，福建沿海农村居民们不得不在异国他乡搏一搏运气。

三、结语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与各国的友好交往，政府也在积极地保护海外华侨的基本利益。我国政府海外派出机构与南非建立各种合作机制，弥补当地社会控制力不足给华侨带来的困扰，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与经济利益。同时在南非发展的村民们也需要在适应住在国环境的行为策略上进行调整，以合法的、能够赢得当地社会尊重的方式融入南非社区，这样不仅有助于村民的发展，也有利于在海外树立良好的中国人形象。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连贯亚非欧大陆，少不了海外华人华侨的助力。在南跨境移民群体发挥着中非关系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同时以自力更生的方式促进福建沿海农村地区的发展。国家应给予这个群体关怀与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