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收入与财富分配格局分化及背后的逻辑

2019-12-13 07:14:53 西部金融 2019年8期

摘   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居民分配格局出现分化,主要表现为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减小,但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内在逻辑在于: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转化,加之劳动保护、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低收入阶层劳动报酬增长较快,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这些都有助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宏观投资率飙升,国内多个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资本为寻求高收益脱实向虚,大量进入股票、房地产等市场,引致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导致居民财富分配差距扩大。居民财富分配扩大背后存在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性原因,如财税、金融、医疗、养老、社保等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未来,同居民收入分配相比,财富分配格局的走势更应引起关注,建议通过强化财税政策再分配调节作用、提高金融体系包容性、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多重举措解决财富分配失衡问题。

关键词:收入分配;财富分配;资产价格泡沫;投资回报率

一、危机后的新现象:居民分配格局走势分化

在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中,随着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在全球化红利、人口红利的大背景下,资本回报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资本对劳动的挤出效应明显,同时由于开放失衡导致地区间和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最终表现为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呈現同时扩大的态势。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居民分配格局出现分化,主要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减小,但财富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一方面,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本世纪前十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一直呈现扩大趋势,基尼系数大概在0.48-0.49之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居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改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逐年小幅下降至2017年的0.47。国际比较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大致在0.4左右,而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接近于0.5),相较而言,我国依然是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1。

另一方面,居民财富分配差距日益扩大。从总量上看,中国家庭财富总量巨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1‰人口变动抽样调查,2014年全国家庭户数共有4.45亿,估计全国家庭总财产为197.4兆元。从财富分配情况看,现在很难有详尽可靠的数据,因为这不仅涉及对财产或财富的定义问题,还涉及到调查统计上的难度问题。但从已有研究和调查结果看,我国居民财富分配的不均等愈发严重。如皮凯蒂等人(2017)的估算发现,1995-2015年间,我国最富10%人群的财产占全部财产的比重从40%上升到67%。中间40%和最低50%的财产比重持续下滑,降低到2015年的25%、5%附近2。根据瑞信财富公布的数据看,1999-2015年间,我国成人财富的中位数远低于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导致人均财富差距缺口越来越大,成人人均财富的基尼系数更是从2009年的0.69增长到2015年的0.82,高于日本、英国等发达经济体,接近美国和印度,同时增幅远高于以上国家。整体来看我国居民财富差距扩大程度远高于收入差距扩大程度。

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总财产贡献越来越多,居民财产-收入比不断提高。如前所言,虽然中国居民收入不断增长,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虽然居民财产水平不断增长,但财富分配失衡现象也日益突出。而且财富基尼系数要高于收入基尼系数,说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更甚于收入分配不平等。根据皮凯蒂等人(2017)研究,1978-2015年,我国居民财产-收入比由115%上升到487%,居民财产增长速度显著高于收入增速3,这意味着劳动性收入对总财产的贡献越来越小,而财产性收入(如利息收入、房屋租金)及资产的保值增值(如房价上涨)更能决定一个家庭的财富多寡。

二、分配格局分化背后的逻辑

影响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因素错综复杂,诸如制度性因素、市场性因素、周期性因素、区位性因素、历史迭代因素等等,都会对居民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产生影响。此次我国居民分配格局走势分化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两高一低”:即产业资本回报率低、劳动报酬增速高、资产价格增速高。其内在逻辑在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劳动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转化,加之劳动保护、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使得低收入阶层劳动报酬增长较快,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这些都极大地缩小了收入差距。但随之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宏观投资率飙升,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国内多个行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资本为寻求高收益脱实向虚,大量进入股票、房地产等市场,引致资产价格泡沫,最终导致居民财富分配差距扩大。

(一)劳动报酬增速较快,资本回报显著降低,导致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这使得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提高,高技术劳动力与低技术劳动力工资收入比从2008年前后开始下降,行业间的工资报酬差距减小4。同时,国家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2008年后正式实施新的劳动法,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等多种方式切实提高低收入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将大量农村劳动力逐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等,以上措施的实施都有助于地区间和城乡居民间收入差距的缩小,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从2009年的3.3倍下降到2015年的2.9倍5。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低迷,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去全球化浪潮渐起,外部需求环境处于长期低迷,国内多个行业对外出口严重受阻。同时,危机后随着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推出,我国宏观投资率大幅上升。1992-2007年,我国宏观投资率为37.4%,2008-2016年大幅飙升至70%,2016年更是达到81.5%。外需低迷和投资率飙升导致国内产能严重过剩,实体经济资本回报率大幅下降。2009-2016年间,中国实体经济税后资本回报率平均仅7%左右,而国有企业资本回报率仅为6%,其中央企净资产收益率(ROE)从2007年的12.3%下降到2015年的6.1%,下降了一半左右。应该说,劳动力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劳动收入份额占比上升,而资本回报率的大幅下降导致资本收入占比下降,企业与居民初次收入分配之比从2008年的0.49下降到2014年的0.41,成为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

(二)资本回报率下降导致资金脱实向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导致居民财富分配效应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台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些刺激措施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同时,也导致流动性整体过剩。但由于实体经济回报率大幅降低,与国债、银行理财等无风险或低风险金融产品的收益率相比优势也在不断缩小,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导致部分理财、信托产品投资收益率甚至超过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而且投资实体的回报也远低于房地产投资收益率6。如2013年实体经济税后资本回报率为4.96%,低于1年期的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5.34%),更是远低于权益信托预期收益率(8.15%)和房地产信托预期收益(8.8%)。这导致住户部门不断减少定期存款和对企业部门的投资,转向投资于高收益金融产品和房地产,资金进一步向金融部门和房地产交易部门聚集。2012-2016年间,新增房地产贷款占全部贷款增量的比重从9.8%上升到45%,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占比从6.3%增加到40%,房地产成为吸纳过剩流动性的“蓄水池”。2011-2017年,中国百城房价指数涨幅为44%,其中一线城市房价涨幅近90%。资产价格上涨会导致部分家庭财产积累加速,社会财富在不同层面的分配结构不均衡,最终导致分配失衡。

一方面,房价上涨会导致持有较多房产的人群相对于持有较少(或没有持有)房产人群的名义财富增加。第一,對于房产持有者而言,拥有较多住房家庭的房产价值会随着房价上涨而增加,加上收入差距等因素,产生放大效应,相比没有或者拥有较少房屋的家庭,上述这类家庭的资产更多,财富分配差距因此拉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数据表明,2016年下半年城镇无房家庭新购住房的比例为4.9%,低于已有一套房再购房的家庭比例的5.3%,低于已有多套房再购房的家庭比例的5.9%,更低于总资产处于前20%的富裕家庭买房比例的8.1%。这说明房价上涨拉大了无房者和有房者的差距,使得财富由无房家庭向有房家庭转移。第二,房价上升虽有助于扩大有房群体的财产规模,但同样会对那些无房家庭和依靠住房抵押贷款购房的家庭产生消费挤出效应。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增长较快,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住房负债的大幅上升,这从侧面反映了城市房价的不断攀升和农村建房成本的持续上涨给一些家庭造成了较大的债务压力7。这会挤占那些住房负债家庭甚至下一代的消费支出,长期内很可能将削弱此类家庭的收入水平,固化向上流动的能力。

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分化导致不同区域间居民财富差距扩大。一是房地产走势分化导致不同地区间房产价值差距加大。2010-2016年期间,部分一、二线热点城市房价涨幅惊人,北京、上海、深圳的年均涨幅都在20%以上,相比之下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相对较慢,这导致不同地区的居民住房价格差距越来越大。二是房价上涨导致城乡房产价值差距扩大。相对农村而言,拥有城市住房的家庭将从房价上涨中受益。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农村住房属于宅基地,且农村土地性质是集体土地,农村房屋没有产权,难以在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全国范围内房价的上涨会使城乡居民财富差距扩大。

(三)对影响居民财产-收入比的主要因素的实证检验

对影响居民财产-收入比的主要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资产价格上涨、高储蓄率、金融深化、劳动生产率等与居民财产-收入比显著正相关。具体而言:

1.房地产价格上涨显著提高了居民的财产-收入比,但股票价格上涨对居民财产-收入比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整体来看,相较于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的涨跌所带来的财富分配效应更为复杂,影响也更为直接和显著。同股票等金融资产相比,房地产在居民财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研究表明,随着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2016年中国家庭资产中房产占比已近7成(68.8%)8,相比之下美国房产占家庭资产比重仅为36%,这导致房价变动带来的财富效应要更为直接和显著。

2.高储蓄率、金融深化程度提高会显著提高财产-收入比。中国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2011年最高达到GDP的52%,此后逐步下降到2016年的44%,但依然很高。在高储蓄率背景下,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放开,居民存款利率很低,银行可以获得大量的低成本存款。国企和富裕阶层通过银行获取低成本资金扩大生产经营,这意味着信贷配给的金融抑制导致低成本的居民储蓄补贴了资本收益,导致财产-收入比上升。

3.劳动生产率提高会显著提高财产-收入比。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提高了企业效益,但工资上涨赶不上企业利润的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绝大多数都转变为资本收益,导致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人群与有着投资收益的企业家、高管等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4.出口依存度的增加会提高财产-收入比。说明外向型经济程度越高,扩大出口导致经济效益较好,会给企业所有者带来更为丰厚的回报,导致财产-收入比的提高。

5.外资依存度与财产收入比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利用外资增多会提高本国居民收入,但资本收益为外商所拥有并不计入国内居民或企业资产。

三、居民财富分配扩大的深层原因

表面上看,我国居民财富分配的扩大是以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所致,但追根溯源,其背后存在着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性原因,如财税、金融、医疗、养老、社保等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

首先,我国房地产市场分化及部分城市房地产价格泡沫实质上是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结构性扭曲所致。导致这种结构性扭曲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土地财政成为催生房地产泡沫的制度性因素。在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匹配的背景下,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占比持续提高,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地方政府通过抬高地价将土地注入数量众多的融资平台,提高土地质押品价值,还可以获得更多的银行抵押贷款、发行更多城投债,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和公共服务,为招商引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高筹码。而高地价又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这使得房地产市场利润高企,进而吸引更多的资金流入。二是金融监管不协调形成监管真空,导致“影子银行”规模飙升进而造成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市场。此外,一线城市优质资源的过度集聚、居民投资渠道有限引致的“资产荒”、房地产市场监管缺位等都是导致房地产市场分化和部分城市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原因。

其次,个税征管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等税种缺失导致税收的再分配调节作用难以充分发挥。一方面,我国个税结构单一且征管体系有待完善。与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当前我国个税体制主要是个人所得税,而个人所得税主要征收对象是一般工薪阶层,并未有针对高收入阶层的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财产赠与税等稅种,制度漏损比较大。尤其是现行个税体制下,最容易征收的是工资薪金,高收入阶层避税比较容易且违法成本很低,而且很多高收入者的主要收入并非来自劳动报酬,而是来自财产性收益。由于无法对高收入阶层进行有效征税,成为导致居民财富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未能在全国开征房产税,导致未能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价格,同时也未能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使得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断加深。

再次,金融发展包容性不足,金融资源分配存在结构不匹配、不平衡问题。从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看,金融服务供给大量集中于的金字塔的顶部,少量金融服务给予金字塔的底部,金融发展的包容性和普惠性不足。在社会信用体系等尚不健全的背景下,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安全性等因素考量,更愿意将资金贷给资产质量好、信用记录好、抵押担保价值高、还款能力强的国有企业和富裕阶层,这些群体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成本相对较低的资金,又可通过资本投资进行设厂扩大生产,或投资房地产、股票等金融资产方式实现财富增值,而且高净值人群的投资收益率一般都明显高于普通居民,如大额存单利率就显著高于小额存款。相比之下,小微企业、“三农”及低收入人群等则由于缺乏抵押物和有效担保等问题,信息不对称比较严重,“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

此外,社会保障体系碎片化,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不足。一是社保缴费率过高,实际保障水平偏低。我国城镇养老保险费率为28%,“五险一金”缴费率为60%,两项指标均居世界前列,相当于北欧高福利国家水平,但实际保障水平却相差甚远。过高的社保缴费率给企业和个人都造成较大负担,劳动者报酬中很大一部分都缴了社保,变成无法支配的收入。二是养老保险体系存在诸多不公平。一方面,城乡养老保险体系差异较大,城镇人均养老金比重较大,但农村比重很小;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体系差异较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金压力较小,企业职工养老金压力较大。而且,整体来看我国养老保险覆盖率远远不足。社保体系的不健全,难以有效发挥其再分配的作用,成为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与建议

同收入分配相比,未来我国居民财富分配的走势更应引起关注。目前,我国劳动收入差距扩大的态势已得到初步遏制,未来影响居民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主要因素集中于财产性收入和资产价格变动。一方面,随着实体经济逐步复苏,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资本-劳动收入比,进而扩大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另一方面,随着一、二线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抑制,未来由房地产市场走势分化导致的居民财富差距扩大有望得以缓解,但富裕阶层会通过其他投资渠道进行资产投资获取收益,且富裕阶层投资选择和投资渠道较多,投资收益率也比一般居民要高,可能会导致其财富积累速度快于普通收入阶层,所以未来我国居民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可能性依然比较大。

在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之际,应更加重视并解决居民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一是要强化财税政策的再分配调节作用。财税政策在降低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未来须更加重视“公平”,充分发挥税收在“扩中、增低、调高”方面的功能,继续深化个人所得税体制改革。要加快研究推出资本利得税、房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直接税税种,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同时,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个人所得税征管体制,特别是对高收入阶层的监控和征管能力。二是要提高金融体系的包容性。要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建立包容性、普惠性的金融融资体系,发展专注普惠金融和微型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确保弱势群体也能平等享有基本金融服务,提高民营、小微企业、“三农”以及弱势群体对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对金融资源分配的决定性作用,纠正和废除那些扭曲金融资源配置的“潜规则”,强化约束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预算软约束主体过度占用或无效占用金融资源的情况,使得金融资源能更主动地向小微企业、“三农”等薄弱环节配置,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普惠金融体系。三是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政府公共支出比重,实现基础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均等化,这对于缩小实际收入差距非常重要。同时,要进一步优化政府转移支付结构,实现政府支出再分配的公平功能。

参考文献

[1]Piketty, Thomas, Li Yang, and Gabriel Zuc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Private Property and Rising Inequality in China,1978-2015. No. w2336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7.

[2]白重恩.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世界经济.2014,(10):3-27.

[3]李建强, 张淑翠,袁佳,魏磊.影子银行、刚性兑付与宏观审慎政策[J].财贸经济.2019,(1):83-96.

[4]谢宇等.2016中国民生发展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5]袁佳.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演进趋势[J].中国金融,2018,(18):73-74.

[6]张汉林,袁佳.《经济全球化、中国收入分配与“人口红利陷阱”》[J].《财经研究》,2011,(6):58-66.

责任编辑、校对:李美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