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路径

2019-12-13 07:14:53 西部金融 2019年8期

黄志敏 张正华

摘   要:本文采用OECD与WTO 联合发布的2016版本TiVA 数据,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测算中国-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建立模型实证研究影响中国-东盟国家价值链地位的因素。研究表明:完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在GDP中的比例以及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中国-东盟国家在全球價值链中的地位;而过高的物质资本、就业率以及价值链参与程度不利于中国-东盟国家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技术水平对中国-东盟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没有显著作用,这与中国—东盟出口商品大多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关。中国—东盟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结合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特征以及发展战略,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合作,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提升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关键词:中国-东盟;附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使世界各国和地区更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全球生产体系中,推动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中国和东盟作为东亚重要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但一直以来主要负责加工组装环节,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充当“世界工厂”的角色,长期位于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虽然一直努力提升技术水平、改进生产工艺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但却遭遇了掌控核心技术和研发服务、处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的各种阻挠。如何突破封锁,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推动本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和东盟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成,促使双方有了更多分工合作的机会。2013年又提出自贸区升级版,共同谋求发展。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和东盟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将迎来新机遇。在此背景下,本文从贸易附加值的视角,借助OECD与WTO发布的2016版TiVA数据,对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进行测算,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最后对中国-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提出建议。

一、文献综述

“价值链”(GVC)的概念一开始由Porter(1985)提出,主要针对垂直一体化的微观企业,他认为企业的价值链由企业内部生产、运输、管理等一系列联系紧密的增值活动构成,强调单个企业的价值增值和竞争优势。后来随着产业分工的发展,Porter(1998)又进一步提出了“价值链体系”的概念,将研究内容从企业内部转向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考虑价值链的空间分布。Kogut(1985)在Porter(1985)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链增链”,从区域和国家层面反映价值链垂直分工和全球空间再配置的关系。随后,以Gereffi(1999)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理论”,将商品链的驱动力分为生产者驱动力和消费者驱动力。Gereffi(2001)对全球价值链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形成了全球价值链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而Sturgeon(2001)则从组织规模、地理分布和参与主体三个维度对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究提升一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方法。Worz(2008)认为开放度、教育水平、劳动力生产率和服务产业规模是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决定因素。Carlo和Roberta(2011)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创新和全球价值地位的关系得出国际关系和创新系统会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影响。Paolo and Valentia(2011)对OECD的11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信息和通讯技术是一国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李强(2013)基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分析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发现制度环境、人力资本、研发水平能够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何文彬(2019)以及屠年松(2019)实证得出物质资本、失业率、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基础设施水平会对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目前有关如何提升中国和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文献比较缺乏。而在新的形势下,如何通过经济合作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又是中国和东盟各个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因此,本文采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KWW方法测算中国—东盟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并建立模型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探析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途径,以弥补在中国—东盟全球价值链方面的研究,为新时代下中国—东盟共同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二、中国-东盟各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

传统贸易核算主要关注总出口数值,会造成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高估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贸易利得,无法如实反映其全球价值链地位。而贸易附加值核算方法将包含在出口产品各生产环节的增值部分归入对应的国家,更能反映国际分工格局,弥补传统贸易核算体系的不足,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有效方法。基于此,OECD和WTO联合运用各国投入产出表建立了贸易附加值(Trade in Value Add)数据库,以贸易中的价值增值作为统计口径,分解出总出口附加值的来源。本文借鉴Koopman(2010)的方法,利用OECD-WTO发布的2016版TiVA数据1,计算出中国和东盟各国2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

(一)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Koopman(2010)将总出口附加值分为国内附加值DV和国外附加值FV,国内附加值DV又分解为四个部分:(1)被进口国直接吸收的最终品中所包含的国内附加值;(2)被进口国用于其国内生产并直接消费的中间投入品所包含的的国内附加值;(3)被进口国用于其国内生产并出口给第三国的中间投入品所包含的国内附加值;(4)被进口国用于其国内生产并返销回出口国的中间投入品所包含的国内附加值。

借鉴Koopman(2010),可用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来衡量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表示为其中,GVC_par表示r国i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IV表示r国i产业的国内中间品附加值,衡量r国i产业出口中,经进口国加工后又出口到第三国的价值增值部分;FV表示r国i产业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部分;E表示r国i产业的总出口。表示r国i产业的前向参与指数,表示被进口国进一步加工形成最终产品并出口到第三国的部分占总出口的比例;表示r国i产业的后向参与指数,表示一国出口中依赖其他国家中间品的程度。本文研究中国和东盟国家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因此,以上指标换成:

根据以上公式,运用OECD-WTO发布的2016版TiVA数据计算出中国和东盟国家2000-2011年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指数,并绘制图表,如图1所示:

可以看出,与东盟相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相对较高,参与指数都在0.65以上,且变化比较平稳。其次是马来西亚,参与指数在0.64左右。接下来是新加坡、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2000-2008年,越南和柬埔寨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均比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低,但2008年以后,越南的参与指数开始大于菲律宾。印尼的参与程度则相对较低,2008-2011年其参与指数比中国低0.3左右。文莱的参与指数则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只有0.52左右。从变化趋势上看,2000-2011年,中国和越南整体参与指数上升,越南的上升速度比较明显。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和柬埔寨有所波动,但变化不明显。而印尼和菲律宾整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文莱波动比较频繁,但波动幅度不大。

(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并不能完整描述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情况,需要同时考虑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根据Koopman(2010),如果一个国家位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其间接国内附加值(IV)在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将高于国外附加值FV所占份额。如果一个国家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其FV份额将高于其IV份额。由此构建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如下:

GVC_pos=ln(1+)-ln(1+)                       (6)

其中,GVC_pos表示r国在t时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指标数值越大,说明r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就越高,指标越小说明r国在国际分工中地位越靠后。当GVC_pos>0时,r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有利位置,获取国内附加值的能力较强;当GVC_pos <0时,r国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获取国内附加值的能力较弱。IV表示r国t时期的国内中间品附加值;FV表示r国t时期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

根据公式(6),运用OECD-WTO发布的2016版TiVA数据计算出中国和东盟国家2000-2011年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指数,并绘制图表,如图2所示。从计算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东盟大部分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为负数。整体上看,印尼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是最高的,地位指數在0.0789~0.1430之间。其次是文莱,其地位指数在0.001左右。中国的地位指数在-0.049~-0.058之间。接下来是越南和泰国,地位指数都在-0.07左右。菲律宾在2007年以前地位指数比泰国和越南低,2008年开始超越这两个国家。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虽然经济比较发达,但是其在全国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并不高,新加坡地位指数在-0.15左右,马来西亚则在-0.17左右。柬埔寨地位在-0.259~-0.179之间,是分工地位最低的国家。

从趋势上看,2000-2011年,印尼和文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波动比较平稳,变化不大。中国在2000-2003年地位有所下滑,此后7年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直到2009年轻微下降。2000-2008年,越南和泰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指数在波动中下降,2009年大幅度上升,可随后又接近于直线下降。菲律宾的地位指数则呈现“U”型变化,2000-2006年整体呈下降趋势,2006年以后开始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大。2000-2003年,新加坡的地位指数大幅度上升,达到-0.0979,2004年下降为-0.1386,随后保持平稳,2009年又有所下降。马来西亚的地位指数波动比较频繁,前期波动幅度不大,2006年以后大幅上升,2009年之后又开始下降。柬埔寨在2006年之前一直处于平稳下降趋势,2006年以后开始上升,其中2009年上升幅度较大,随后又下降。

为了更直观地说明中国—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情况,计算出TiVA数据库中63个国家的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均值,并绘制散点图。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普遍比较低。文莱和印度尼西亚虽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高,但是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却比其他国家高。与此相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虽然参与程度较高,但其价值链地位相对较低。中国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最高的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也比文莱和印度尼西亚以外的其他6个国家高。柬埔寨则是9个国家中全球价值链地位最低的。越南、泰国、菲律宾的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比较相近,排在9个国家的中间位置。

三、中国-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分析

关于全球价值链提升理论,Humphrey and Schmitz(2002)指出提升产品研发效率、升级产品功能、降低组织交易成本和迈向更高收益产业链条分别是全球价值链中产业升级的四种类型。同时,诸多学者也探讨了人力资源、物质资本、技术水平以及市场环境等因素对所研究国家或区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GVC地位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价值链地位提升理论以及相关参考文献,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水平三大生产要素作为解释变量,此外,考虑价值链参与程度、政府基础设施水平、财政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构建模型如下:

GVC_pos=β+βGVC_par+βPC+βLC+βTECH+βINF+βGOV+βFDI+βFIN+μ+ε       (7)

其中,r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因变量GVC_pos表示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 GVC_par为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PC为物质资本情况;LC为人力资本情况;TECH为技术水平;INF为基础设施水平;GOV为政府财政政策;FID为外商直接投资;FIN为金融发展水平。β为一般截距项,μ为代表国家异质性的截距项,ε为误差项。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因变量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是运用OECD-WTO发布的2016版TiVA数据计算得出。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根据公式(6)计算得出;物质资本情况PC以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反映一国物质资本情况;人力资本情况LC以失业率作为衡量指标,反映一国劳动力要素的丰裕程度;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技术水平TECH以高科技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反映一国生产的技术水平;基础设施水平INF以每百人拥有的固定和移动电话数量作为衡量指标;政府财政政策GOV以财政支出占 GDP为衡量指标,反映一国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力度;FDI以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为衡量指标;金融发展水平FIN以私营部门的国内信贷占GDP比重作为衡量指标。以上自变量的数据大部分来源于世界银行,失业率和政府财政政策数据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部分缺失数值根据插值法计算得出。自变量的指标选取和具体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三)实证结果

首先对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结果强烈拒绝“不存在固定效应”的原假设,因此应优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对模型进行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的检验,采用沃尔德检验的方法,结果强烈拒绝“组间同方差”和“不存在组内自相关”的原假设,说明存在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采用Breusch- Pagan LM检验方法进行组间同期相关的检验,结果强烈拒绝“无组间同期相关”的原假设,因此存在组间同期相关。为了解决组间异方差、组内自相关和组间同期相关的问题,本文采用PCSE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发现,技术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不显著,剔除不显著变量后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剔除不显著变量其他的解释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参与指数和物质资本变量为负数,失业率、基础设施水平、政府财政政策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为正值。

参与指数显著为负值,说明对于中国—东盟国家而言,参加全球生产网络程度太深反而不利于国内全球价值链的升级。一直以来,中国和东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发达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和研发设计水平进行低端封锁,中国—东盟国家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时更多的是负责简单环节的加工工作,提供低端产品。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较高的环节长期被发达国家的利润空间挤压,容易导致价值链低端国家陷入发展落后的恶性循环,无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技术水平变量的系数并不显著,不能说明技术因素对中国—东盟国家的价值链地位没有影响,这明显与中国—东盟出口商品大多是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关。结合参与指数为负数的结果分析,中国—东盟以简单组装加工嵌入全球价值链,缺乏高技术产品,即使参与程度较高,也无法站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如果能在提高本國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的基础上进一步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将有利于其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物质资本的系数在1%显著水平上为负值,说明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比重的增加不利于中国-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理论上来说,在长期随着物质资本的增加,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会不断增强,进而推动国家价值链地位提升。但是在短期中,国家资本存量的投资会挤出用于研究设计、创新开发、市场开拓等方面的投入,导致企业用于研发设计资金大大减少。对于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发展中国家而言,资金往往比较短缺,物质资本的增加对研发投入和市场开拓的挤出效应比较明显。因此在短期内物质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比重的提高会阻碍中国-东盟国家价值链地位提升。

人力资本的系数显著为正值,说明太高的就业率反而不利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中国-东盟国家目前仍然处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国内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不利于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如果能改变国内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代替人力,提高国内生产自动化水平,将有助于提高中国-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基础设施水平在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值,说明更高的电信通讯服务水平能促进中国-东盟价值链地位提升。基础设施是社会生产活动的基础,便利的基础设施条件会大大减少成本,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在东盟国家中效果比较明显。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水平发展国家经济,可以为国家价值链的提升提供更强的动力。

政府财政政策明显正向显著,说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上升对中国-东盟国家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政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发展国内经济可以为价值链地位提升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和东盟国家加大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研发上的投入可以改善其生产环境,培养高端人才、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以更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生产高附加值产品。

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值,说明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中国—东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尤其是对于柬埔寨等比较落后的国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当地进行投资可以带来更先进的生产技术,产生溢出效应,有助于低端国家加速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品竞争力及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路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加大政府财政支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盟国家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比较显著的正向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加强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此背景下,中国—东盟可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贸易特征以及发展战略,在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强资本流动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一)各国应加大政府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中的投入

中国和东盟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在基础设施和科研投入方面不足,这是限制中国和东盟价值链攀升的因素之一。因此,中国和东盟政府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科技教育和科学研究的投入,培养高科技和创新型人才。虽然中国和东盟整体上资金缺乏,加大在基础设施和科技研发的投入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在行政管理等其他方面投入不足,但是从长远看,培养大量有能力从事价值链高端产品活动的研发和管理人才,提高本国技术水平会更有利于形成创新投入、技术提升、生产升级的良性循环。政府是推动国家教育发展和科研创新的主要力量,中国-东盟国家应着眼于未来,充分利用政府财政力量,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企业生产能力,培养高端科技创新人才,融进价值链高端产品生产环节,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上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的困境,推动价值链地位提升。

(二)各国要致力于发展国内科学技术,实施创新驱动

中国-东盟国家与处在价值链高端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发达国家能够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具有高附加值的创新型产品,而中国-东盟国家受限于相对落后的生产技术,被发达国家封锁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因此,中国和东盟国家需要提高国内科学技术水平,摆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坚持实施创新驱动。具体来说,一方面可以吸引外商投资高技术、高创新产业,吸收和利用其创新成果,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提高本国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重视国内科研工作,引导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攻关具有关键影响的核心技术,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型产品的研发,实现产学研协同创新,加快成果转换,从根本上提高本国科学技术水平,实现创新驱动。在这过程中,中国和东盟应加强合作。在“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倡导下,积极开展人才和学术交流,发挥中国和东盟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等智库力量,促进技术转移、科技研究合作,共同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

(三)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

基础设施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完善的国内基础设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物质生产和运输尤为重要,是东盟国家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条件。而中国和东盟在这方面具有较大的合作潜力,“一带一路”倡议把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优先建设领域,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已经取得诸多成果。亚投行的设立,也极大推进了东盟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技术上比较成熟,未来应继续加强与东盟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加快交通运输、通讯服务和水利供电等方面的建设,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为实现价值链的进一步攀升提供有利条件。

(四)促进中国—东盟国家间的资本流动

首先,要促进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积极推进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推进双边、诸边和区域投资便利化规则谈判,减少投资壁垒。其次,各国应加强国内制度环境建设。东盟大部分国家的制度质量仍然处于较低层次,尤其是柬埔寨、菲律宾这些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契约执行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改善其国内市场环境、完善市场法律法规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最后,发展相对落后的东盟国家应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学习发达国家价值链高端环节先进技术提升自身价值链。中国应鼓励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等优势企业对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东盟国家进行投资,同时大力引进研发资本存量丰富的发达国家企业投资,通过双向直接投资的双重技术溢出提高本国企业产品技术含量。

(五)中国应积极引领构建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

东盟各国资源禀赋各异,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不同产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突破,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很强优势。中国和东盟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加强产能合作,促进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摆脱来自发达国家的封锁,推动各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品贸易附加值。

五、结论

东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和重要区域,中国-东盟价值链提升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附加值的角度测算中国-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建立模型分析中国-东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财政支出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盟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过高的就业率、物质资本以及价值链参与程度不利于中国-东盟国家的价值链地位提升。技术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东盟国家攀升全球价值链高端没有显著作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应深入开展合作,共同推动区域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地理位置相近,具有很大发展和合作的空间。双方应积极促进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扩大经贸往来,促进经济合作。特别是加强在科学技术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方面的合作,促进双向投资,加强产能合作,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国—东盟区域价值链,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进程,共同谋求发展,实现价值链地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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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高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