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抗日一枝梅” 到“邮坛不老松”

2019-12-13 07:20:07 《铁军》 2019年12期

杨晓伟(口述) 臧燕瑶(整理)

题记:杨勇伟(1921.1.22—2012.3.18),男,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杨家堰人,1939年在中共江苏省委工委安排下,从上海市区去崇明岛参加新四军游击队,1940年北撤到启东、海门、南通一带,一生参加大小战斗150多次。前不久,其长子杨晓伟在南京寓所,向我们讲述了他父亲鲜为人知的故事。

写于1939年的短诗:“痛苦的日子”

小时候,父亲总给我们讲他的战斗故事、讲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讲牺牲的革命烈士。父亲去世4年多后,我在整理宿舍小仓库时,意外发现父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数百件物品,尤其是4本战争时期和2本解放初期的日记以及200多页手稿,我惊呆了:原来父亲还有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如此坎坷的心路历程!

父亲原名叫杨柳德,参加革命后担心连累家人改名杨勇伟(为)。我曾不止一次地听父亲说起,我们老家在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杨家堰(原属江苏省),那是一个只有5户人家的小村落。爷爷家是一排“五间堂”的平房,两侧有灶间、中间有天井,北面还有两排披屋,围着一个占地约2亩的院子,周边栽了各种果树及竹林,一派典型的江南乡村风光。这张 “全家福”照片,爷爷奶奶端坐在中央,作为长子的我的父亲,站在爷爷的身旁,还有我叔叔和大姑、小姑,一看便知是有些经济家底的人家。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我们全家的人生轨迹便都发生了改变。我们住的杨家堰,正处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必经之路。爷爷奶奶带着大大小小19口家人和亲戚离开了心爱的家园,加入了逃离战火的茫茫人海。逃难途中遇到日本鬼子飞机的狂轰滥炸,我们家有5位亲人被鬼子杀害,加上生病与饥饿,全家共有8位亲人失去了鲜活的生命。3年后战事稍趋平息,奶奶携家人返回杨家堰时,“五间堂”只剩下断壁残垣。

因为读过几年书有些文化,逃难离开家乡的父亲,先是在难民所生活,后来又寄居在别人家中,白天去南京路上的国货公司当学徒,晚上参加各种夜校,包括参加电影艺术学校的短期培训。国破家亡,使处于青春期的父亲,开始思索个人与民族的未来。1939年,父亲写下了这首短诗:

痛苦的日子

孤岛呀!——上海!

死气沉沉——

黑暗!赌博!荒淫!

腐蚀着人们的心!

生活在這昏糜之岛,

似被关进铁窗牢笼。

痛苦!难受!愤恨!

但有什么用!

不!不能这样下去!

要光明!要雪民族之恨!

勇气呢?鼓起勇气吧!

冲破这牢笼!冲!冲!冲!

现在看来,这首诗既不合辙又不押韵,不能算作诗。可在我看来,这是当时父亲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即所谓“诗为心声”。

抗日一枝梅

父亲参加革命前,曾在电影艺术学校夜校学过化妆和表演,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简单的“美容术”“易容术”,这给他1940年下半年从崇明岛北撤到江苏启东、海门、如皋、南通一带,继续从事抗日游击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每次进入敌占区活动,他可以是商人或老板,也可以是伙计或挑夫,完全依据任务的需要而定。

1983年秋天,母亲随父亲到南通参加反“清乡”斗争胜利40周年时,父亲被安排坐在大会主席台第一排。当年父亲所在部队的团政委、曾任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周一峰伯伯,拉着我父亲的手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当年我们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中威震敌胆、最为传奇的抗日英雄‘一枝梅。”现场掌声雷动。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没想到老杨还有“一枝梅”这个称号!

关于父亲的主要抗日事迹以及南通短枪队的战斗经历,中央电视台6集纪实纪录片《铁的新四军》和《苏中抗日斗争》《新四军丛书》等都有记载和介绍。江苏电视台拍摄的20集电视纪实片《永恒的雕塑》,其中第11集介绍当年在江苏敌后神出鬼没地袭据点、锄汉奸的敌后武工队时,第一个介绍的就是我父亲和他率领的南通短枪队。南通电视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摄制的纪实片《江海烽火》,为我父亲和他率领的短枪队制作了专集,称当年他们奇袭南通天生港,击毙南京汪伪政府派到苏北催运封锁器材的检问所主任凌月东,打响了苏中反“清乡”斗争的第一枪。

一次父亲在追杀一个逃跑的日军时,日军的王八盒子和父亲的短枪,都顶到了对方的脑门上,又几乎同时扣响了扳机。幸运的是,鬼子的枪弹卡壳,而父亲的枪响了,小鬼子的脑袋开了花。

我曾问父亲,为什么要用“一枝梅”这个称号?他说,用这个称号,一是告诉老百姓,寒冷的冬天里还有报春的“一枝梅”,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二是让日伪军胆颤心寒,丧失斗志。所以好几次在日伪占据的重要城镇,战斗结束撤离之前,父亲都要留下“来无影,去无踪,飞檐走壁一枝梅”的文字和画有“一枝梅”图案的纸条,仿佛是行走江湖的大侠。一传十,十传百,久而久之,那些作恶多端的日伪军“谈梅色变”。

父亲在战争年代参加大小战斗150多次而能生存下来,的确是幸运的,所以他一直怀念在不同时期牺牲的战友。他生前再三交代,死后要把他的骨灰撒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和他们再做战友和兄弟。我们照办了。

邮坛不老松

“邮坛不老松”这一称号,是集邮界朋友送给我父亲的,他也很乐意接受。集邮,是父亲的业余爱好。父亲的这一爱好,始于淮海战役胜利之后。当他第一次接触到“淮海战役胜利纪念”等解放区邮票和纪念章,上面定格历史某一瞬间的图案,以及简短的文字说明,记述的就是他刚刚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觉得非常亲切和珍贵,于是便开始了他的收藏“生涯”。

父亲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烈士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我缅怀战友,追忆那如火如荼的岁月,更加坚定收藏解放区邮票与货币的信心。这不仅是一种个人的兴趣爱好,而且是对革命战争、革命烈士的纪念。”

2003年8月27日,父亲荣幸地与李世奇、沈曾华、张文光、张莘农、居洽群、周之同、赵人龙、徐星瑛、郭润康等10人,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评选为首批名誉会士。这10人都是当时我国集邮界的顶尖人物,每一个人在某一方面都有独到的收藏与贡献。像父亲这样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过来的名誉会士,还有两人:沈曾华,是从新四军淮南根据地走出来的;周之同,是从八路军根据地走出来的。他们走上收藏之路都有一个共同点:不忘初心,留住和纪念曾经的难忘岁月。

父亲非常注重收藏解放区邮票与货币,他收藏的“华东解放区邮票集”,曾在全国第二届邮展和江苏省首届邮展获奖。1989年父亲主编、以江苏省邮协学术委员会名义出版了《华中解放区毛主席像邮票论文资料汇编》,父亲寄赠两本给经常通信来往的日本友人、著名集邮家水原名窗。水原名窗回复:“已将其中一本转赠给日本邮趣中心图书馆收藏,以供更多的集邮家参考和交流。”1994年父亲主编出版了革命根据地货币《华中银行币》一书,书中展示的绝大多数藏品,均系他的个人收藏。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星期天有空时会带我们几个孩子去南京夫子庙玩,沿途的瞻园路上有很多摆地摊的,上面堆放着各个时期的邮票、钱币、瓷器、印章以及稀奇古怪的老物件。父亲的薪水当时还是比较高的。由于他不断地购买藏品,使负责全家生活开支的母亲常常入不敷出,只能处处节俭以维持家用。

高郵是世界遗产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秦邮、孟城、珠湖、东方邮都等别称。我父亲与高邮结缘,是在1945年12月由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指挥的“高邮战役”。父亲率部攻下高邮南门后,为了追杀鬼子,又纵身从城墙上跳了下去。战斗结束后,父亲才发现跳城墙时震断了两根肋骨。之后与高邮的朋友说起此事,他总是诙谐地说:“我为高邮解放负过伤,但没流过血!”

父亲与高邮的再次结缘,是1989年参加高邮的邮事活动。那时的“孟城驿”旧址,那真叫破旧。父亲就带头响应并配合高邮有关部门,发动众多集邮者为抢救和修复“孟城驿”出力。1992年6月,父亲在高邮为修复“孟城驿”而举行的义拍珍藏邮票时,当场将2500元所得,全部捐给了高邮市政府,成为全国个人为修复“孟城驿”捐款超千元的第一人。父亲曾再三表态,要把抢救修复“孟城驿”,当作自己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最后一个大任务。2015年12月,我代表我们几个子女,向高邮市政府捐了30万元,以了却父亲抢救“孟城驿”、扶助贫困学童、奖励青少年集邮爱好者的遗愿。

如今,但凡到高邮参观过中国集邮家博物馆的,都会为之感叹、动容和折服!这里有一个我父亲保留最早的实寄封,信封上的落款时间是1949年4月1日,是当时在苏中军区卫生部工作的母亲寄给驻在扬州苏北军区特务二团父亲的。信封是用旧报纸糊的,可见当年部队条件的艰难。就在这封信中,母亲欣喜地告诉父亲,已经怀上我了,也是我将要出世的“预告书”。但父亲收到此信后没几天就参加了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足足有半年多无法与我母亲联系,但他一直把这封信揣在内衣口袋。将要当父亲的喜悦,使他更坚决地投入了一系列战斗!

后来,我将父亲1941年黄桥战役后的新四军臂章、父亲荣获的勋章等物件,以及137位老集邮人的200多件实票封、信件等全部捐给了高邮的“抗战最后一役纪念馆”和“中国集邮家博物馆”。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光中国集邮家博物馆去年就有24000多人前去参观,其中还有1000多名少先队员。我想,父亲如果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