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议张居正《书经直解》的经世思想

林相

摘 要：明至隆、万时已渐趋衰颓，神宗皇帝冲年嗣位，朝政殆危。作为辅弼大臣，张居正据《尚书》编就《书经直解》以为经筵讲章，并于经解中融入其学术观点、政治理念和治国舉措，从而将经书义理与社会现实相结合，以期达到明经致用、裨益朝政之经世目的。《书经直解》之经世思想既反映了张居正作为政治家解经与文学家解经存在差异，又呈现了经筵讲义之特色。同时，结合时代背景，裒辑、分析相关文献，或能发现张居正经世思想于矫正世风、补裨时政方面之现实成效。

关键词：张居正;书经直解;经世思想

中图分类号： D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6-0087-06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隆、万时期重要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官至内阁首辅。其著述主要有《四书直解》二十七卷、《书经直解》十三卷、《资治通鉴直解》二十八卷等，皆为经筵日讲而作。其中《书经直解》是张居正经筵讲义之代表性著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是书为万历初进讲所作。时神宗幼冲，故译以常言，取其易解。”[1]383所谓“易解”，乃不拘于字词训诂、不重今古文辨伪，语言平实流畅，文风通俗易懂。清康熙帝评价是书称：“朕阅张居正《尚书》《四书》直解，义俱精实，无泛设之词。”[2]214盖是书虽文白意浅，却包含张居正经世致用思想，即如柏永济所谓：“其有功于道统、裨益于后学又岂浅尠也哉。”（1）[3]

刘广京认为，“儒家思想素重经世，儒家经世思想包括哲学和学术思想，同时包括社会思想、礼俗思想、教育思想、行政思想、政治思想等——和现实都有关系。”[4]2《尚书》作为儒家重要经典，必然涵括经世一面。张居正据《尚书》编就《书经直解》以授万历皇帝，尤重经世思想的发挥。其在解经时，多借发明经义以阐释自己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执政理念和政治施为等，以期达到裨益朝政、经世为用之目的。万历八年（1580年）十一月，万历皇帝受近侍引诱，夜饮宫中、寻衅滋事，其后悔过认错，并认为宰辅未尽忠谏之职。张居正则答复圣谕说：“前者恭侍日讲，亦曾将孔子益者三乐、损者三乐、并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两章书，请皇上加意省览，盖亦阴寓讽谏之意。”[5]319张居正以讲解《论语》时“阴寓讽谏”回应皇帝责问，则其借助经筵日讲惕励帝王之意甚为明确。与之相孚，《书经直解》作为经筵讲义著作，“讲明治道”是其独特所在，其中亦可见张居正作为政治家解经，与文学家解经的不同之处。目前学界关于明代《尚书》学之研究，多从《尚书》文献考辨、《尚书》经文辨伪、《尚书》与科举等层面进行阐释研究，而于经筵《尚书》则所论鲜少。事实上，作为经筵讲章之《书》作，恰最能彰显经学义理对于政治统治和现实关切的适用性。概而言之，对《直解》之研究，不仅有助于寻究张居正解经立言、裨补朝政之用世思想，且于察见明隆万政局、社会风气起到见微知著之效。

一、求躬行实效，弃无用虚词

张居正隆庆二年奏《陈六事疏》说：“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6]3《书经直解》经世功用首先即体现为张居正对“实学”的尊崇。

明代后期，阳明后学渐兴，世人多空言心性、崇饰虚谈，以致仕子之学骄侈浮靡，风俗日坏。张居正对此甚为不满，其在《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中说：“……往闻公好谭理学，雅称同志，意必实有所得，非空言者……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立教者，而甘蹈于反古之罪，是尚谓能学孔矣乎……仆愿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毋以前辈为不足学，而轻事诋毁;毋相与造为虚谈、逞其胸臆，以挠上之法也……”[7]书牍716-717张居正认为其时学者的不务治世，有悖于儒学正统，是“甘蹈于反古之罪”，进而萌生整饬学风的思想，即反对空谈性理、提倡敦实务本。张居正在进讲经筵时，多借讲章论述其务实的治学倾向，期望通过对帝王的教化，从而形成自上而下讲求“实学”的社会风气。如其在《说命下》篇所作题解云：“这是《说命》第三篇，记傅说与高宗论学的说话。”[8]173其既以是篇主于论学，又曰：

人君以务学为急，而学问以有终为贵……人不肯着实去做，故于道终无所得，而学终无所成。若能笃信而深念乎此，逊志便着实自逊其志，时敏便着实加倍其功，以此求道，而道岂有不得者乎？[8]174-176

张居正首先即明确“务学”之于人君的重要性，认为人君治学当有始有终。既而强调只有“着实去做”，才能学有所成。此即如顾炎武所谓“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9]57。阳明后学认为“学所以明道也，道者率性而已耳”“知则率性而已”[10]728-729。对于此种“率性所行”的治学观念，张居正批评道：“虚寂之说，大而无当，诚为可厌”，又曰“审如此，岂惟虚寂之为病，苟不务实得于己，而独于言语名色中求之，则曰致曲，曰求仁，亦岂得为无弊哉”[7]书牍140，其危害“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弊丑秽，趋利逃名”，况且“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今尤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7]书牍716。除此之外，从张居正对“思”“行”之辩中，亦可看出其求实致用的学术理念。如在解《太甲下》“弗虑胡获，弗为胡成”时云：

既思而得之，又当躬行实践，黾勉从事，或循序以进德，或艰难以保民，或危惧以守位，以谨终则于始，以听言则必审，一一都见之于施行，这事功方才有成。若只思了不肯实行，则亦徒思而已，何由而能成乎？[8]135

思考而后才能得之于己，作为而后方能成其事功。对于“思”与“行”之关系，张居正认为“思而得之”是前提，但是“实行”才是根本所在，否则只是“徒思而已”，强调了“实践”之重要性。正所谓“君子之学，不以记诵为工，而在于能明乎理，不以闻见为博，而在于善反诸心，学者不可以不勉也”[11]72。故为学之关键在于“用”而不在于“记”和“思”。与经筵讲章的内容相呼应，张居正于万历三年（1575年）五月面奏万历皇帝，直陈学校和督学官员对于学术风气所起的关键作用：

窃惟养士之本，在于学校，贞教端范，在于督学之臣……近年以来，视此官稍稍轻矣，而人亦罕能有以自重，既无卓行实学，以压服多士之心，则务为虚谈贾誉，卖法养交，甚者公开幸门，明招请托……使人皆知敦本尚实，而不敢萌侥幸之心，则振兴人才之一大机也……[5]101-102

张居正于此指出了士子治学不务实际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官方对于督学之臣的忽视，以及这些官员未能自重以敦实学。张居正一方面借其“帝王师”的特殊身份，借助经筵日讲，使小皇帝接受“崇实摒虚”的为学观念;另一方面又找到了这一不良社会风气的成因及其变革措施，“双管齐下”对万历皇帝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有无实效，从万历皇帝的批复中或可睹见：

学校，人才所系。近来各提学官，不能饬躬端范，精勤考阅，祇虚谈要誉，卖法市恩，殊失祖宗专官造士之意。卿等所奏，俱深切时弊。依拟再行申饬。所开条件，一一备载敕内，着实遵行。[5]102-103

万历皇帝认为大学士的提议“深切时弊”，并要求“着实遵行”。既而又告诫学校师生，说道：“夫为治之道，贵在力行;立教之方，务求诸己。朕方责实考成，率作兴事。惟尔师生，均有修己治人之责者，尚益加毖勉，懋乃教学，助宣风化之原，翊赞文明之治。”[5]139其中“贵在力行”“责诸考成”“修己治人”的核心理念，无一不是《书经直解》所强调的为治之道，此实可见张居正经筵讲学的现实影响。

张居正从社会实际出发，讨论了其时之学术风气，并将自己主“实”之学术态度置诸经解，发挥了经义的经世功用，具有现实针对性。而张居正经筵进讲的现实效用，又于万历皇帝具体的政治施为中得以管窥。

二、修德治人，内圣外王

道德与政治密切相关，“政治的目标不仅在于达成法律和社会秩序，而且还在于通过道德说服来建立信赖社群”[12]59。如此，君主对自身道德的修养则显得尤为重要，张居正进讲经筵即于此一方面多有反映。

《论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68张居正据此认为：“人君居万民之上，要使那不正的人都归于正，必有法制禁令以统治之。这叫做政。然使不务修德以为行政之本，则己身不正，安能正人？虽令而不从矣。所以人君为政，惟要躬行实践，以身先之……图治者可不务修德以端出治之本哉？”[11]68于张居正而言，己德不修，则身不正;己身不正，又岂能正他人？故而，作为一国之君，必先备德于己身，而后方能“为政以德”。这种德治观在其解《书》时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释《尧典》篇“克明俊德……黎民於变时雍”所论：

惟尧能明其大德，浑然天理，不为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则身无不修，而万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亲爱自家的九族，那九族每，就亲爱和睦，没有乖争，一家都齐了;又推此德去普教那畿内的百姓，那百姓每，就感动兴起，个个晓道理，没有昏昧，一国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那万国之民，那黎民也就变恶为善，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齐，是勋放于家矣;一国治，是勋放于国矣;天下平，是勋放于天下矣。[8]2

盖家国之治，乃源于明德修身。此实借《大学》“修齐治平”之语发论。所谓“治身齐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13]226，于宋明儒者而言，重主观人格修养是致“内圣”、达“外王”之关键，即由修身出发，最终归结于治国平天下。所以“人君以一身而统万邦，所以联属而绥怀之者，德也……人心离合之机，系于德之修否如此……自古圣帝明王，未有不本修德而能得民，亦未有不由学问而能成德者。”[8]112同时，这种修身之“德”还必须是“实德”，即不仅存诸心，还要践行于行事之间：“盖为人君者，固贵乎有德，然所谓德者，非徒存诸心而已，惟当见之于行事之间，使政无不善，才是实德。”[8]31此种“实德”于政教有益，而见之于行事主政中，故其又说：

人君不患臣言之不尽，惟患己德之未修。为君者诚能躬行实践以修其德，真真实实的要做圣君，无一毫虚假间断，则其臣知君必乐于闻善，而所以为之谋者，有知必言，有言必尽，启心相告，无有隐匿而不明者矣！又知君必乐于闻过，而所以弼其失者，一俞一吁，一可一否，同心共济，无有畏忌而不谐者矣！若人君不能修德，或修德而未实，则臣下不免望风顺旨，欲进一言，恐君未必能听，不可不自勉以为纳忠之地也。[8]42

张居正既言实德之重要性，又申述贵在持之以恒：“人君之修德……能着实用功，无有一毫虚假、间断。使实德而无不爱戴归往于下者，这才叫做明君，乃可以嗣守先业，而永保天命也。王欲图终，可不以此自励哉！”[8]129如若做到“实德”，又能一以贯之，则“内无失德，外无失政，心志精明，治道光显，真如日月照临一般，岂不为明明之后哉”[8]101， 即如《中庸》所云：“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14]36

帝王只有修明己德而后方可表率臣民，所谓君行在上，臣下化之、民众效之，君德于国家风化之重要性不言自明。《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11]96，意即“人君修德于上，则万姓归心，四夷向化，而天下为一家，不然，则众叛亲离，不免于孤立而已。可不慎哉”[11]96。修德实乃人君图治之本，张居正将“修己治人”观念熔铸于《书经直解》中，是其经世致用解经倾向的体现。

张居正关于“修己治人”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此可与其后内阁首辅的对比中得以显现。申时行继张居正后主政内阁长达八年，但他甚至不能说服皇帝正常御驾经筵，更别提借经筵以“正君心”了。所以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认为，正是因为“世间已无张居正”，故而万历一朝每况愈下的衰弊之象不可避免，且无人可以挽救。

三、君道主刚，权柄不移

張居正万历元年（1573年）奏《请开经筵疏》云：“臣等恭照经筵、日讲，皆所以仰成圣德，讲明治道。”[6]121所谓治道，即为政治国的基本原则。《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的第三个层面体现在张居正的执政理念上，即“君道主刚，权柄不移”，认为君子应当以“刚”治国，不致权柄旁落。明代宦官、朝臣专权现象甚为严重，上自王振、汪直，下至刘瑾、严嵩，皆为患于朝，危害国政，此为前车之鉴。张居正任首辅之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故其在《陈六事疏》中说：“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为不乱者，纪纲而已……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6]3“纪纲”乃为政要道，系之于己身，则权柄不移。张居正于《五子之歌》篇以“善医者”比诸“善治者”，认为“纪纲”乃国脉之关键，并云：

五子伤太康之失德而归咎于乱其纪纲，可见纪纲所系之重，有不容一日而少弛者。人主诚能留意于此，凡刑赏予夺，一主之以大公至正之心，使威福之柄常在朝廷，而无倒持下移之患，则人心悦服，而国势常尊矣。[8]99

威福权柄必须握于皇帝手中，因为权柄下移的后果甚为严重：“致威柄下移，奸雄僭窃颠覆我有夏之宗，断绝我配天之祀，岂不可恨也哉！”[8]99权柄下移，君权旁落，有夏一代正是因此以丧亡其邦，实为镜鉴！又如其解《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云：“政尚严明，教化振作，谓之刚克。君德以刚克为主，乃圣人所以宰制群动而齐一海内者也……”[8]222张居正将“正直、刚克、柔克”三德理解为“治世”三德，并认为三者虽然同样重要，但于君主理政而言，当主“刚克”，并又言：

人君欲行抚世之大德，当操御世之大权。若非总揽乾纲于上，以致权柄暗移于下，又何以尽三德之用哉……为君者，其可不操大权于己，以表正万邦乎！大抵治世三德，虽说刚柔并用，然君道还当主刚。[8]223

只有总揽权柄于一己之身，方能表正万邦。张居正既言“权柄不移”，必然论及君臣关系，其云：“若臣下而敢有作福、作威、玉食，则坏法乱纪，下陵上替，大乱之道，自此而生……夫以下干上，其害遂至于此。”[8]223即若君道不振，以致下臣干上政，则法纪坏而治道乱。

如果说修德立身是个人层面的“治道”准则，那么为政用刚则是张居正执政思想的直接体现。所谓“《书》以道政事”[1]322，“道政事”指向“治道”，张居正恰是以詮释《尚书》义理为基础，以期构建统治者“治体用刚”的政治伦理。

四、解经佐政，辅助改革

“明清之际的经世之学包括了两部分的内容，即实用性的知识层面和思想主张层面”[15]4，具而言之，“既包括探讨性命、天理等道德话题，也包括处理实际政治事务的各类知识”[15]81。《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确非拘囿于学术思想和执政理念层面，它还为小皇帝讲明政治制度，并借助经讲达臻佐助改革之目的。

首先，张居正在解经时，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于解经中申明国之政体，如解释《周官》：

设官治政，固有国之大体，而为官择贤，尤用人之要务。若官不得人，徒取备员，则非唯无益而为多害矣。君天下者，不可不知也……这是冢宰之职，后世之吏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徒之职，后之户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宗伯之职，后之礼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马之职，后之兵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寇之职，后之刑部尚书即此官也……这是司空之职，后之工部尚书即此官也……[8]367-370

张居正先明治官得贤于治体之重要性，进而又将周代官职与其时之六部官制结合以作论述，既便于小皇帝对经义的理解，又能帮助其更加形象地了解当前国家的官僚体制及其职能，可谓一举两得，其通经致用之意显豁可见。又如其解《禹贡》“导河积石……入于海”时，联想到黄河水患问题，故明示以君曰：“洪水之患，惟河最甚，故大禹疏凿之功，惟河独多，然当时但顺水之性，以除民之害而已。今之黄河，乃漕运所必经之道，而淤塞冲决之患，时时有之，既欲资其利，又欲去其害，故今之治河尤难，经国者所当加意也。”[8]86《尚书》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6]264，黄河每年汛期时，不仅影响正常的水利工作运转，更给两岸居民造成严重生命财产威胁，张居正通过解经，向万历皇帝言明水患之害，以在黄河治理问题上多加留意。由此可见，《直解》将社会实况与经义内容绾合于一体，达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其次，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期间为除积弊，力主改革，主张政治上施行“考成法”、经济上实施“一条鞭”法、文化教育上禁毁书院等。而其改革措施能否施行之关键则在于万历皇帝之态度，故其借解《书》拉拢帝心，明君改革之必要。如释《酒诰》篇云：“盖人欲为不善，最患其党与众多，则为害必大，而酒食乃聚党合众之资，故群饮者必诛，所以遏乱萌也。”[8]278此说与张居正禁毁书院之由实出一辙。又如解“禹曰……敷同日奏罔功”言：“夫既修德以致贤，而又能考成以核实，则精神所感，人皆化之……”[8]54再如《皋陶谟》篇所论“人君欲知臣下之贤否，但验之行事之间，看他偏与不偏。初时说好的，到后来看他变与不变，则下无遁情，而知人之哲得矣”[8]44之语，皆指任官用人层面综合名实、考成其绩，当为敷陈张居正政治改革中“考成”之法。

再者，时以张居正为首的政治改革，引起保守党强烈反对，他们攻讦其乃是于主少国疑之时，揽权行私。张居正则说：“汝谓人君安于所止，审于几康，而尤必赖辅弼之臣，直言规正。”[8]51又以周公辅佐成王之事明于万历，曰：

武王既丧，成王尚幼，周公乃摄位行事。是时，周公之兄管叔，方监殷武庚谋为不轨，乃与群弟蔡叔、霍叔等，造为无根之言……所以危惧成王而动摇周公也。盖主少国疑之时，奸人之所窥伺，托孤寄命之地，大臣之所难居。故虽以周公之圣，犹不免于流言如此。[8]242

张居正将自己辅国之事揆诸周公辅佐成王，而将攻讦自己的政治保守派划归武庚及蔡、霍之徒，以使皇帝信服保守派之言论皆类“危惧成王而动摇周公”。张居正受托孤之命辅弼万历皇帝，甚明此之“所难居”，故又借“以周公之圣，犹不免于流言如此”之言为自己“开脱”。张居正既阐明己之立身不易，进而又明己之忠心于帝，其曰：“保民之责，虽任于我，而保民之本，实系于王，故我将大责难之义，以启迪王心，裨益新政，此我所以仰承文武，而忠于吾王之本心也，王其念哉！”[8]304

“牵合实际，通经致用”是《直解》一书最鲜明的特点。面对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正一方面讲明国家基本政治体制和处理政务之方法，另一方面又试图为自己的政治改革拉拢帝心，在经解中言明改革之必要性。张居正借解经切入具体现实，正是其对经世为用治经理念的社会实践。

五、结论

程颐说：“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17]539-540首先，张居正担任经筵讲官，能够秉持陶冶君德、启沃君心的用世之道，充分把握并发挥《尚书》义理中切于治道之术，有益于统治者参稽先贤、敬修己身，从而助益统治。其次，张居正授讲经筵《直解》，能申明《尚书》篇章要旨而发明经文要义，对经筵《尚书》的内容与义旨阐释，于《尚书》学的深入研究有极大帮助。正所谓“儒者之学，务于经世”，张居正由“入世”为政而兼涉治道与治法两个方面，正是与文学家解经偏重字词训诂、寻章摘句的不同之处。张居正在万历二年（1574年）给皇帝的奏疏中直接指出经筵讲章之特殊性：“盖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惟在融会其意义，体贴于身心，固不在区区章句间也。”[5]43就明隆、万时期政局而言，较之纯粹的学术辨析，强调《尚书》经世大义，于裨补现实或许更为切要。从此一层面来看，说《书经直解》是张居正应对时局、匡济天下的理论武器实不为过。而透过对史料的爬梳，这一“理论武器”确乎于实践中发挥出了它的现实功效。

总而言之，通过对《书经直解》经世思想的梳理论析，可窥见张居正作为政治家“通经致用”的解经倾向，以及《尚书》作为经筵讲章的现实指导价值，其学术意义颇为重大。同时，对是书之研究有利于深度把握张居正的政治、学术、教育等思想并可窥见帝王讲师借解经立言，从而影响帝王思想的为政理路。

注释：

（1）此句所引乃是济南市图书馆藏，民国十七年（1928年）济阳道慈印刷局石印本《书经直解》序言。该书卷一次行题“济阳张尔岐稷若氏手著”，然江曦《张尔岐〈书经直解〉辨伪》一文已辨明此书与张居正《书经直解》实为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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