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第一村：在历史浮沉里信步

王蕾

时代的呼唤

时代的变革总是来不及让人应对便扬鞭启程。

1952年，抗美援朝的硝烟还未散去，和平建设的信号便已亮起。是年8月，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率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双方在谈判中讨论了有关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政治与经济问题，中苏两国政府还就苏联帮助中国今后5年的经济建设广泛交换了意见。代表团归来次年，“一五计划”正式启动。同年，战争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抗美援朝胜利结束……

在硝烟与和平交替之际，铁西区工人村开始发荣滋长。1952年9月，根据党中央“在提高生产的基础上改善工人的生活”指示精神，沈阳市人民委员会投资1200万元，开始工人村住宅建设，有东方鲁尔美誉的铁西区自然成为地址第一选择。

9月23日，7000多位建筑工人来到铁西区的一大片菜地上，豪情万丈。当天的开工典礼上，工人们一同写下誓言书——“让咱的工人兄弟早日搬进工人村”，随后齐唱“和平花朵遍地开，座座楼房盖起来，昨天还是荒草地，几天让它楼成排。”

歌声如战歌，建设似战役，3个月后，3396间宿舍、79幢大楼平地拔起，赫然矗立在11万平方米的菜地中，在以平房为主流的年代，象征城市生活的3层苏式小楼吸引了所有目光。

走进小楼，楼上电灯，楼下电话，自来水、煤气、暖气一应俱全，“厕所居然可以建在屋子里，真稀奇。”那时来楼里参观，惊奇远远大于赞美。这座面积0.60平方公里的工人住宅楼集群成为新中国民众最羡慕之地，第一期完工后搬入新居的7000户职工家庭，也顺势成为最受羡慕之家。

后来的年月里，13栋续建、51栋续建接踵而至，时至1957年，铁西工人村逐渐形成了占地7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的5个建筑群，新中国最早的工人住宅楼群，中国第一村落成，并率先于全国成立了工人村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

此时的工人村，成为全国工人住宅区的标杆，带动各地陆续掀起建设工人村的热潮。上海、成都、武汉、大连……几乎每个大城市里企业聚集的地方，必有工人村的布局。直至20世纪80年代，各大小工厂、企业陆续在工人村附近兴建职工宿舍，工厂社会化开始占据各工业城市生活的半壁江山。

工人村的迅猛发展，更为新中国工业的奔跑助力。20世纪50年代，大批机器制造、冶金、化工等大型工厂进驻铁西区，大量的产业工人随之涌入，仅在沈阳重型机器厂，3年间，工人就从654人增加到5097人。

在这片沃土，城市每一天都在扩容，人口每一天都在增加，工人村一天比一天热闹，一天比一天繁华。

沈阳的骄傲

“这么好的工人村，领导才有资格住。”这是工人村尚未建好时，坊间盛行的传闻。

料谁也想象不到，当年被誉为东北第一高档小区的工人村，第一批住户是清一水儿的工人明星。有市里的劳模、厂里的先进，还有高技能的工程师，及战场上立过军功的复员军人等。

“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才可以入住。”尹忠福骄傲地介绍，他父亲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哥哥是厂里为数不多的8级技工，由此，尹忠福一家7口方有幸成为工人村第一批居民。

在尹忠福的回忆里，锅碗瓢盆、行李包裹是用马车拉到楼下，一门两户的楼房里，尹忠福家住的是2楼西侧的套间。房间虽小，但从平房升级至高档楼房，一家人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和自豪。

工人村第一批居民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开国元勋叶剑英之子叶选平。建国初期至1962年调入北京工作之前，他因先后任沈阳第一机床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沈阳市机械局副总工程师，而居住在工人村，其家中陈设和普通居民家相差无几。

现在，工人村叶选平故居里仍保留着当年的陈设：简陋的桌椅，朴素的床铺，一盏掉漆的台灯，在今天看来笨重、在当年却是高档电器的老式收音机，最醒目的，当数挨着墙的书架，上面尽是各类技术书籍。打开书架旁的立柜，里面是那个年代家家都有的旧皮箱。工人村生活馆布展时，邻居张玉金、陆德仁夫妇将当年叶选平离开沈阳时赠给他们的羊皮箱子，以及其他叶选平当年用过的实物，一并捐赠出来，还原了旧时的模样。

社会对工人的高度认可，让他们入住工人村，而工业发展下的工人村，又推动工人的地位向更高发酵。那时工人村里每一位居民都好似明星，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的引领。

当时人们形容工人村是“高楼平地起，条条柏油路;路旁柳成荫，庭院花枝俏”：建筑物之间留有充足的绿化地带、景点及公园，75%的绿化面积让如今的不少小区都自愧不如;每个建筑群内都配有秋千、滑梯、单杠、转椅、滑车等游戏健身设施;学校、百货、商店、照相馆、卫生院、邮电支局、储蓄所应有尽有;有轨电车延伸到工人村，新增了204路公共汽车，交通非常方便。

生活，在工人村里变得快乐且富足。幼儿园里，孩子们能够喝到新鲜的牛奶和豆浆;超级市场般的大供销社内，大白兔奶糖、汽水等商品琳瑯满目;摩电将工人村同各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劳动公园里的晨练晚歌，成为方圆十里最时髦的聚集地……最高规格的城市生活圈，不用出村就触手可得。

如果谁家有工人村的亲戚，谈资都会立刻上档次，光“厕所居然可以自己冲水”这一个话题，聊上半拉钟头不费劲。

不仅如此，工人村的现代生活样本还成为沈阳市的骄傲，沈阳市长曾在这里接待外宾，47个外国参观团相继来访，1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到过此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吉狄马加曾评论，沈阳是东北工业的重心，铁西是沈阳工业的轴心。也正是在工人村蓬勃发展的年代，被称作东方鲁尔的铁西区，为新中国工业化战略贡献了千余个“第一”：第一台五吨蒸汽锤从这里出炉、第一架新型喷气式飞机从这里起飞……这些功勋的主要缔造者，多来自工人村。

风从南方来

工人村见证了铁西区的辉煌，同样也经历了铁西区的变革。

1979年1月，铁西区正值严寒和大雪，而远在2500多公里外的广东省宝安县，却温暖如春。因为这一年春节前，宝安县被撤县设市，新城市的名字叫深圳。同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经济特区，成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的春风由此从南向北吹来，虽远隔千里，一路跋涉，却从未停歇。

1986年，沈阳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倒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家正式宣布破产的公有制企业。随后，引起了铁西区大批工厂倒闭潮，冶炼厂、铸造厂……这些曾为新中国创造辉煌的企业还未来得及向世人告别，便落进历史的帷幕里，化成尘埃。

纪录片《铁西区》的导演王兵曾感叹，老铁西人在几十年的工业生态下，形成一种邻里生活的集体记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大家都是在一个既定的、非常狭窄的体系里生活……工人村尤为如此。

一夜之间，这种体系被大量企业的破产转型、大批职工的下岗所打破。20世纪90年代，有人把工人村笑称为“工人度假村”，下岗工人除了打扑克、摸麻将，无所事事。

工人村第一次从辉煌之路上脱轨。有人离开了工人村，远赴南方，有人搬入了更好的商品房，也有人选择坚守，想尽力留住过去的时光。正如电影《钢的琴》所表达，倔强的工人不向命运低头，哪怕前路荆棘，仍用自己的方式，或昂首或沉默地信步向前。

20世纪90年代初，尹忠福在玻璃仪器厂上班的大女儿、二女儿，及在造纸厂上班的小儿子，全部下岗了。“过去靠厂，现在要靠手，因为咱工人到哪儿都是把好手。”儿女们按照尹忠福的教导，开始自谋出路。大女儿曾经是厂里的装卸工，会开车，下岗后找了一份开大车的工作;二女儿和很多下岗职工一样，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在太原街市场成了一名“倒爷”;小儿子则是报名参了军。进入21世纪，大女儿结婚了，二女儿贷款买了房，复员的小儿子被分配到铁路工作。一家人相继搬出了工人村，也从下岗的低谷中走了出来，开始了新的奋斗和新的生活。

此时的工人村，是时候踏上新征程了。2002年，沈阳市委、市政府做出重大决策，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同年，位于北二路上的沈阳低压开关厂开始拆迁，由此拉开了铁西区“东搬西建”的序幕，工人村也迎来了改造计划，即原有的苏式小楼逐渐被高耸的“工人新村”所取代，居民喜遷新居，向工人村挥手告别。

铁西区仅用10年时间完成了德国鲁尔、法国洛林等著名老工业区历时30多年才完成的转型，工人村也用不到5年的时间完成了向“工人新村”的变迁。2007年，工人村7栋老楼作为铁西的工业遗产被保留下来，命名为工人村生活馆，工人村在这一刻成为了历史。

“国家发展离不开工人，只要有工人，就永远有精神层面的工人村。”尹忠福觉得，这正是工人存在的意义，也是工人村永不过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