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研究进展与理论探索

焦 艳 王静文 孙世月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北京 100083）

1 引言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城市化的进程，人类居住地在全球范围内都表现出区域性集中的趋势，拥挤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经常面对的情境。拥挤情境下，群体行为可能因为各种心理、生理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失控，易发生堵塞甚至踩踏等恶性事故（Helbing，Farkas，＆ Vicsek，2000）。

早期拥挤相关的实验室研究以房间大小、群体人数、人均面积、单位面积内人数等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了大量探索。Stokols（1972）进行了概念梳理，明确“拥挤”（crowding）与“密度”（density）不同，拥挤研究关注个人空间需求得不到满足时的心理状态，而“密度”仅反映物理空间参数。为了体现拥挤感体验更容易受到社会性因素而非物理性因素的影响，后续研究使用“社会拥挤”概念强调这是一种令个体由于知觉到他人的存在而影响其自身个人空间需求的实验或现实情境（Maeng＆ Tanner，2013；Lepore，2012；戴琨，游旭群，晏碧华，2010）。

生活环境拥挤作为一个重要的慢性应激源，可能危害个体的心理健康，诱发诸如紧张、焦虑、无助感等情绪体验，并妨碍儿童的认知发展（Mcmullen＆ Rouse，2012； Solari ＆ Mare，2012）。 然而，慢性应激与急性应激反应在控制感、习得性无助等因素上存在重要差异。长期生活于拥挤环境，如拥挤的住房或学校教室环境、交通枢纽工作人员的工作场所，一方面会使人们的自主选择性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可能帮助个体发展出一定的适应策略（Epstein，1981；Evans＆ Stecker，2004）。而人们体验到的暂时性拥挤通常发生在有自主选择的情况下，例如，打折季前往商场购物的顾客、旅游景点排队等待的游客、去往体育场观看球赛的球迷，都并非不得不处于拥挤情境下。这种不同于生活或工作环境拥挤的暂时性社会拥挤对人的情绪与认知以及行为表现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多项研究以购物、交通、旅游等现场研究或模拟实验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结果发现即使暂时性处于社会拥挤情境，个体自我报告体验到的拥挤感（Lawrence＆ Andrews，2004）和外部可观察到的人际距离过近 （Evans＆ Wener，2007；Townsley＆Grimshaw，2013），均可显著预测敌意解释、攻击性行为以及回避行为，且存在情绪体验 （Karatepe＆Choubtarash，2014）、社会认同（Maeng ＆ Tanner，2013； Novelli，Drury，＆ Reicher，2010； Novelli，Drury，Reicher，＆ Stott，2013）等心理因素的中介或调节效应。而客观因素如单纯的人口密度则缺乏预测性 （Evans＆ Wener，2007；Townsley＆Grimshaw，2013）。为了深入理解短暂处于拥挤情境下人们心理的改变及其对行为的影响，本文首先从暂时性社会拥挤对于社会行为、情绪与动机状态以及认知表征的影响三个方面综述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当前研究进展。并基于近十年广受关注的认知心理学理论——解释水平理论，对研究发现进行分析，对拥挤情境下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多方面变化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可能解释。最后，根据当前研究进展和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的理论探索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 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研究进展

考察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研究方法有两种不同取向：一种是进行现场研究，结合观察法与问卷调查法分析暂时性拥挤与情绪和动机变量、拥挤与行为表现之间的关系 （Machleit，Eroglu，＆ Mantel，2000；Mahudin，Cox，＆ Griffiths，2012； Townsley＆ Grimshaw，2013）；另一种是实验室研究，结合真实场景、启动范式或情境想象等方法对暂时性拥挤因素进行操纵，并比较拥挤与控制条件下人的认知加工以及行为（Evans＆ Wener，2007；Garcia，Weaver，Moskowitz，＆ Darley，2002； Hellmann，Adelt，＆ Jucks，2016； Hellmann ＆Jucks，2017）。上世纪70年代，社会性拥挤效应一度广受关注，研究成果中较为一致地发现，拥挤感会引起应激反应，包括负性情绪体验和情绪唤醒的增强，以及对挫折任务耐受性的下降。而任务成绩、竞争和攻击等行为反应结果在不同研究之间存在诸多不一致，Epstein（1981）对早期研究进行综述，提出这些不一致可能主要来源于个体的控制感和群体取向等因素的调节。近十年，社会拥挤领域的研究对人类攻击性行为关注减少，研究重心转移至拥挤对情绪动机系统与认知加工的影响。

2.1 暂时性社会拥挤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暂时性社会拥挤对攻击性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可能不仅仅是直接作用，还存在认知上的应对策略、敌意解释，情绪上的情绪体验、社会认同、社会关系等因素的间接作用。一项在城市休闲娱乐区的6个户外公共场所进行的观察研究显示，在拥挤水平达到临界前，整体趋势上，拥挤程度越高，攻击行为发生频次也越高。但当拥挤水平高于特定临界值之后，拥挤对攻击性行为的预测呈现相反的趋势，揭示了个体可能发展出与拥挤情境相关的应对策略（Townsley＆ Grimshaw，2013）。一些动物研究对恒河猴、黑猩猩在暂时拥挤条件下可能综合使用的冲突规避和社会压力减轻策略进行了检验 （Judge＆de Waal，1993；Videan ＆ Fritz，2007），但目前尚未有研究直接考察人类在拥挤情境下的内在应对机制。

社会认知偏差作为影响攻击性行为的一个重要认 知 因 素 （Dula，Geller，＆ Chumney，2011；Wilkowski＆ Robinson，2012），在拥挤对攻击性行为的影响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男性服刑人员自我报告体验到的拥挤感越高，将一项监狱午餐时间发生的冲突事件知觉为攻击性事件的程度越高，即认为事件中的个体敌意程度和暴力倾向越高（Lawrence ＆ Andrews，2004）。 此外，Moore，Flajs lik，Rosin和 Marshall（2008）的研究发现，拥挤程度增加时，醉酒的被试更容易表现出高水平暴力行为，并将其解释为醉酒损害了对于人际间社会关系的认知，同样也强调了社会认知因素的间接影响。

亲社会行为的研究发现，仅仅想象身处人群拥挤的电影院之后，人们愿意为母校校庆捐款的金额就会显著低于想象身处非拥挤影院的被试的捐赠额，作者将这一结果解释为责任扩散，即想象拥挤场景使人们感知到更多的他人与自己共同分担责任（Garcia et al.，2002）。 此外，高拥挤条件下猴子的社会性理毛行为减少 （Judge＆ de Waal，1993；van Wolkenten，Davis，Gong，＆ de Waal，2006），同样表明高拥挤条件妨碍灵长类动物的亲社会行为。考虑到共情是影响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因素（de Waal，2008），拥挤对亲社会行为的妨碍也可能源自与拥挤感相关的负性情绪或社会认知所产生的中间作用。

可见，以人为被试的社会拥挤研究以及动物研究均表明，拥挤可能通过认知或情绪等因素对社会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目前缺乏对这些因素综合性的系统探索。例如，Lawrence和 Andrews（2004）的研究虽然检验了拥挤与敌意解释的认知有关，但并未进一步考察拥挤情境下的敌意解释是否对于攻击性行为有预测性。而大部分暂时性拥挤情境下的攻击性行为与亲社会行为研究从理论上将认知与情绪因素作为可能的解释 （Townsley＆ Grimshaw，2013；Moore et al.，2008； Garcia et al.，2002），但并未直接进行检验。那么，暂时性社会拥挤情境下个体的情绪动机状态以及认知表征可能发生什么改变呢？

2.2 暂时性社会拥挤情境下的情绪动机状态

暂时性社会拥挤与消极情绪体验和回避动机有关。已有研究发现，拥挤感与积极情绪体验之间存在负相关（Bruins＆ Barber，2000； Evans＆ Wener，2007），与消极情绪体验之间存在正相关。例如，在公共交通工具、公园或零售店体验到高拥挤感的消费者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情绪耗竭和更低的满意度（Mahudin et al.，2012； Kalisch，Klaphake，Hunziker，Clivaz，＆ Siegrist，2007；Machleit et al.，2000；Rathnayake，2015）。拥挤情境还与回避动机存在联系，公园游客自我报告体验到的拥挤感与其景点付费意愿之间存在负相关（Rathnayake，2015）。实验室研究模拟商场购物情境，同样发现拥挤情境下，人们对商品的估值更低、购买意愿下降（O’Guinn，Tanner，＆ Maeng，2015），且更加规避风险（Maeng，Tanner，＆ Soman，2013）。

同时，也有部分研究发现拥挤感与消极情绪、回避动机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例如，Baker和Wakefield（2011）等要求被试想象身处拥挤或非拥挤的购物中心完成采购任务，之后评估体验到的拥挤程度、愉悦感、紧张感和购物意愿。结果发现，拥挤与情绪、动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个体的购物决策类型，任务取向的人体验到更高的拥挤感、紧张感和更低的购物意愿；而社会取向的人在同样条件下虽然也报告更高的拥挤感，但同时也更兴奋，有更高的购物意愿（Baker＆ Wakefield，2011）。事实上，社会取向的影响在更早期有关合作的研究中已经有所发现。例如，暂时性拥挤情境下，男性在成就取向任务中表现得更合作，在社会取向任务中竞争水平上升，而女性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 （Epstein，1981；Epstein＆ Karlin，1975）。除了比较个体特征或实验任务的社会取向和任务取向，近期研究直接考察了人际关系以及社会认同的作用。结果发现，个体对所处群体的认同度越高，体验到的拥挤感越低（Novelli et al.，2010）；相对于外群体，处于内群体时个体体验到的拥挤感较低 （Geraets et al.，2018；Maeng＆ Tanner，2013），情绪更积极 （Novelli et al.，2010； Novelli et al.，2013）。

整体上看，拥挤情境的确是引发个体消极情绪和回避动机的重要因素，但个体在此情境下的具体情绪体验还受其社会认知加工的影响，也就是说社会认知加工及由此引起的群体归属感或社会认同可能在拥挤感与情绪体验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一方面，高社会认同可能调节积极情绪；另一方面，低社会认同甚至社会排斥则进一步放大与拥挤相关的消极情绪。例如，由于城乡在经济、生活习惯等方面差异明显，城市居民会将农民工存在的公共区域评价为更拥挤（谷玉良，2015）。可见，与早期研究更关注拥挤情境相关的消极情绪体验不同，近期研究尝试从更全面的角度理解与拥挤相关的情绪体验。

2.3 暂时性社会拥挤改变认知表征

Meang和Tanner（2013）首次在解释水平理论的框架下，考察了人们处于拥挤情境下表征周围世界时所发生的认知改变。其研究分别应用真实实验室环境的拥挤（25名被试或4名被试同时在同一间实验室完成实验）、拥挤图片启动的方法诱发被试的拥挤感。实验一通过行为认同表（Behavior identification form，BIF）测量被试的表征或解释水平（Liberman ＆ Trope，1998），BIF共包含19个项目，对于任意一个项目（如“锁门”），被试需要在两个备选认同项中选择一个，其中一个代表对信息的高抽象表征，与“为什么”有关（如“保证房间的安全”），另一个代表对信息的低抽象水平表征，与“如何做”有关（如“把钥匙放进锁里”）。实验二则通过分类排除任务对抽象水平进行测量（Liberman，Sagristano，＆Trope，2002），任务要求被试将38项户外用品按照自己的标准分类，基本假设在于人们对客体表征的抽象水平越高，认为客体间越相似，则分类出更少的类别。两项实验一致性地发现，在暂时性社会拥挤情境下，人们对环境的表征更加聚焦于具体信息而非抽象信息。对于这一发现，作者的解释是，拥挤情境下的个人空间侵犯所诱发的紧张感等压力反应，限制了人们知觉水平以及概念水平的注意广度，而后者又可能妨碍了心理表征中更抽象概念的激活（Maeng ＆ Tanner，2013）。

此外，暂时性处于拥挤状态或启动了拥挤概念之后，被试心算成绩更差（Bruins＆ Barber，2000），思维方式更保守也更缺乏批判性 （Hellmann＆Jucks，2017）。暂时性拥挤还可能导致更“狭隘”的心理，使被试表现得更加自我中心，在表达观点时使用更多的第一人称代词“我”，更少地使用与他人有关的词，仅仅想象身处校园中的拥挤场景之后就能诱发该效应（Hellmann et al.，2016）。 可见，拥挤对认知的影响可能表现在与心算相关的工作记忆、思维等认知活动上，也可能表现在与自我概念相关的社会认知加工中。

综上，暂时性社会拥挤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攻击性与亲社会行为、消极情绪与回避动机、认知表征等多种行为和心理活动中。现有研究提示，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在社会性行为上的表现可能是在社会拥挤情境下，由情境相关的情绪与认知改变共同影响而产生的综合性反应。但研究者对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解释较为分散，针对某种行为或心理活动的解释往往只适用于该种情况。如前所述，应对策略、责任分散可能分别解释了拥挤情境下的攻击性和亲社会行为，社会取向或社会认同则与拥挤情境下的情绪体验有关，而知觉或概念水平的注意广度则可能导致了拥挤情境下的低解释水平。戴琨等（2010）对拥挤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同样也发现不同理论各自对拥挤效应的某一方面进行解释，并提出应建立拥挤整合理论模型以全面考察拥挤效应的产生和影响机制。那么，暂时性社会拥挤情境通过怎样的认知加工过程影响个体的情绪与认知以及社会行为？Maeng和Tanner（2013）的研究所提示的解释水平理论可能提供了一个视角，下文将基于解释水平理论的主要观点梳理并分析有关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主要研究发现，整合暂时性社会拥挤对行为、情绪与认知的影响，针对性地探讨情境到反应之间可能存在着的共同中间变量，即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

3 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理论探索：解释水平理论的视角

3.1 解释水平理论

解释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是近十年逐渐发展并获得关注的认知心理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心理表征具有不同抽象水平（即解释水平），解释水平取决于人们所感知的与认知客体的心理距离——包含以此时此地真实体验到的“自我”为参照点的时间、空间、假设性以及社会距离四个维度，人们倾向于应用高解释水平来表征心理距离遥远的事件，解释水平反过来又影响人们对心理距离的感知，同时四种心理距离之间在认知上也存在相互联系（Liberman etal.，2002； Liberman ＆ Trope，1998）。

众多研究表明，解释水平理论可较好地应用于整合营销与消费者行为研究、社会认知研究的实证发现（黄俊，李晔，张宏伟，2015）。由社会拥挤效应研究进展的分析可见，不少研究考察了消费者心理，情绪与社会认知是重要的中间变量。因此，在解释水平理论的框架下，对当前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发现进行分析，有助于整合当前拥挤研究不同领域的实证发现。下文围绕“拥挤情境—心理距离—解释水平—个体反应”的理论框架，一方面分析拥挤情境下的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间的关系，用解释水平理论来解释暂时性社会拥挤造成的各项影响；另一方面分析拥挤情境下心理距离中空间距离、社会距离和假设性这三个子维度的相关。

3.2 拥挤情境下心理距离与解释水平之间的关系

按照解释水平理论的第一个主要观点：心理距离影响解释水平（Liberman et al.，2002；Liberman＆ Trope，1998），拥挤情境下人际空间距离减小可能导致低解释水平。Maeng和 Tanner（2013）的研究发现，拥挤情境下认知加工的抽象水平低，证实了以上假设。与此类似，由被试独自进行实验任务时所在实验室的天花板高度所决定的低物理空间距离，也能令人更注重事物的局部特征而非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更低的抽象水平（Meyers-Levy＆ Zhu，2007）。之所以低空间距离导致低解释水平，可能是由于拥挤情境下的紧张感等情绪体验与认知加工发生了交互影响，限制了认知层面上的注意广度，即认知资源的不足使人们表征外部刺激时局限在具体特征上，难以提取更高级、更核心的抽象特征（Maeng＆ Tanner，2013）。

另有研究发现，被试在接收了较远空间距离的启动信息之后，进行情绪判断和决策时较少依赖于自我参照，对消极环境刺激的负性情绪反应减弱。例如，对尴尬场景的视频愉悦度评价更高，对暴力场景视频的应激反应更弱 （Williams＆ Bargh，2010）。据此可以推测，与之相反，当处于拥挤场景下或感知到人际空间距离的接近时，人们的情绪反应可能自我卷入度更高，对环境中的负性刺激更加敏感，因而情绪反应更消极。当前暂时性社会拥挤研究中所发现的情绪耗竭（Mahudin et al.，2012）和对环境更低的满意度（Kalisch et al.，2007；Machleit et al.，2000；Rathnayake，2015）均符合这一假设。

此外，Henderson（2011）考察空间距离与谈判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当个体知觉到离谈判对象距离更远时，易启动高解释水平思维，从而跳脱出局部或短期利益的限制，表现在行为上更容易实现双方共赢的协商型合作意向。基于此，拥挤情境之所以妨碍亲社会行为甚至一定程度上诱发攻击性行为（Garcia etal.，2002； Townsley ＆ Grimshaw，2013），可能不仅仅由于拥挤情境下因知觉到他人存在而产生的责任扩散，或与拥挤相关的负性情绪体验或防御型应激反应，也有可能是因为低人际空间距离启动了低解释水平认知表征，妨碍了合作、长期互惠等相关概念的通达。

综上可见，解释水平理论为解释暂时性社会拥挤对认知、情绪与社会行为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视角，即拥挤情境下可知觉到的空间距离减小，可能导致低解释水平，影响认知加工，进而表现在情绪与社会行为反应上。

3.3 拥挤情境下心理距离子维度之间的内在相关

解释水平理论的大量研究也表明，心理距离的四个维度之间相互联系 （Liberman et al.，2002；Liberman ＆ Trope，1998； Trope ＆ Liberman，2010）。社会拥挤这一变量主要与其中的空间距离维度和社会距离维度有着重要关系，社会距离研究关注自我与他人、内群体与外群体、亲朋与陌生人之间的差异。拥挤情境下可能由于空间距离的接近影响解释水平，从而影响认知、情绪与社会行为，也可能通过社会距离不同，以及社会距离与空间距离的交互作用而发生影响。

社会拥挤情境下，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相关。一方面，社会距离的变化可引起空间距离相关心理表征的变化。例如，在与陌生人合作使用工具之后，个体的人际空间距离需求降低 （Patané，Farnè，＆Frassinetti，2017； Teneggi，Canzoneri，di Pellegrino，＆ Serino，2013），可能是由于合作拉近了人际之间的社会距离，进而调节空间距离。人们对群体的认同度越高，体验到的拥挤感越低，情绪体验越积极（Novelli et al.，2010； Novelli et al.，2013）。 高社会认同代表着人际社会距离低，处于拥挤情境时物理空间距离的接近产生累加效应可能使人们知觉到的人际社会距离进一步缩小，体验上“更亲密”而非“更拥挤”。

另一方面，启动远空间距离之后，社会距离增加，表现在被试自我报告对家庭成员或家乡的情感依恋程度降低（Williams＆ Bargh，2010），似乎暗示拥挤情境下近的空间距离可能伴随更近的社会距离，从而促进亲社会行为。然而，实验结果则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拥挤情境下助人行为减少 （Garcia et al.，2002）。此外，拥挤情境下被试的语言表达使用更多第一人称（Hellmann et al.，2016）。 上述研究发现提示，与陌生他人之间人际空间距离的接近对心理表征的影响可能不是令人际之间社会距离更亲近，而是令表征社会距离的参照点从他人移向 “自我”这一端，于是更加自我中心（Hellmann et al.，2016）。将自己与母校校友之间的距离知觉为相对更远（Garcia et al.，2002），从而减少了捐赠金额。 同样的发现，也可见于暂时性社会拥挤影响解释水平的内外群体差异，即与置身于“自己人”造成的拥挤情境相比，当置身于拥挤的外群体之中时，个体更突出的表现出低解释水平行为反应 （Maeng＆Tanner，2013）。可见，拥挤情境下，物理空间距离缩小，人们所知觉到的社会距离既可能呈现一致性变化，体验到人际之间更亲密，也可能呈现相反的趋势。上述研究提示，对所处群体的社会认同可能是决定两者之间关系的关键因素，在高社会认同情境下，社会距离可能随着空间距离的接近而接近，从而呈现一致性变化；但当所处的拥挤情境是由与自身社会距离更远的群体组成时，可能发生变化的是社会距离维度的参照点，而非社会距离的远近。

在一项有关个人空间偏好的研究中，Iachini等（2016）要求被试对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身体可接触距离和心理舒适距离做出估计，结果发现若被试身处主动地位，即由“我”接近他人时，可接触距离与舒适距离估计无显著差异，但若被试处于被动地位，即由他人接近“我”时，对舒适距离的估计显著高于对可接触距离的估计。可接触到反映了物理空间距离，舒适则主要反映人际社会距离。日常生活中，接近他人时我们更有可能趋近朋友，而被他人接近时，我们对来者是敌是友的判断确定程度相对较低，甚至可能自动化地产生被他人接近意味着更高的威胁性，默认激活“敌人”的概念。也就是说，身处被他人接近条件时，不仅社会距离维度上距离自我或亲密这一参照点更远，在假设性维度上也离真实确定状态更远，社会距离和假设性均决定了被试报告更远的空间距离需求。

由上述分析可见，解释水平理论可以从多个角度统合性解释暂时性社会拥挤对认知与社会行为的影响。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中心理距离的作用，不仅涉及空间距离维度或社会距离维度，可能还存在二者的交互作用，另外假设性维度也可能发挥了一定影响，但目前对社会拥挤效应的具体认知机制缺乏直接的检验。此外，在上述研究中，社会拥挤情境下人们的概念加工更具体或心理更“狭隘”，同样还可以应用具身认知理论来进行解释。根据具身认知理论（叶浩生，2010），身体状态与心理状态表现出一致性。例如，手握热咖啡可诱发热心肠（Williams＆Bargh，2008），那么身体活动空间的不足可能也导致心理活动空间—工作记忆资源不足，与“他人”“备择可能性”等相关的概念难以得到有效激活，从而影响外在行为表现。

4 小结与未来研究展望

当暂时处于社会拥挤情境下时，可能由于环境混乱、个人空间不足等，令人体验到拥挤感，进而影响到个体的情绪体验及趋避动机，使个体在基本认知加工中因认知资源不足而成绩更差，在社会认知加工中更自我中心，并在攻击性行为与亲社会行为方面也有所体现。然而当前研究缺乏对这一完整过程的综合性考察。本文从解释水平理论的视角对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当前研究发现进行了梳理。分析可见，解释水平理论作为认知心理学基础理论框架，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可能解释，可整合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外在行为表现，以及以往研究所提示的社会关系、情绪、认知表征等中间变量的间接影响。为了更系统地考察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理解人的心理与行为如何在情境因素下发生改变，以探索如何在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的当前社会做出更合理的实践指导，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首先，解释水平理论以“拥挤情境—心理距离—解释水平—个体反应”的理论框架为暂时性社会拥挤效应的外在和内在表现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加工过程相关的可能性解释视角，未来研究需对这一理论解释进行更多的与心理距离变量相关的针对性的实证检验。此外，按照解释水平理论，四种心理距离之间存在交互影响，社会拥挤情境既涉及物理空间距离又涉及人际社会距离。探索这两个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影响社会拥挤效应，有利于深入理解拥挤的作用机制，也有利于进一步整合现有研究所发现的社会认同在社会拥挤效应中的作用，从而提出更具概括性的理论解释。

其次，就拥挤体验的影响而言，当前研究多将“社会拥挤效应”视为个体出现了与非拥挤情境中不同的表现，进而针对这些表现进行探究，将只要能引起差异的各种因素都作为“拥挤体验的影响”，忽视了情绪识别、社会认知等变量上的个体差异、文化差异与具体情境的差异。以情绪因素为例，拥挤不仅给人带来消极情绪感受，也使人们更倾向于从负面角度解读生活（Lawrence＆ Andrews，2004）。近期多项计算机模拟研究表明，个人空间偏好敏感于愤怒、恐惧、厌恶等情绪加工（Vagnoni，Lewis，Tajadura-Jiménez，＆ Cardini，2018； Vieira，Tavares，Marsh，＆ Mitchell，2017），且受到脑内杏仁核、前脑岛等脑区激活模式的调节 （Coker-Appiah et al.，2013； Schienle，Wabnegger，Schöngassner，＆Leutgeb，2015； Vieira et al.，2017）。 考虑到暂时性社会拥挤是一种典型的个人空间侵犯场景，未来研究应进一步阐明拥挤情境下的情绪识别、敌意认知等因素如何在社会拥挤情境和行为之间发挥中间作用。

最后，未来研究还需注意研究方法的发展。一方面，以往部分研究依赖于对拥挤情境下的主观报告，且所收集的数据不够全面。例如，大多数研究基于被试在拥挤情境下主要体验负性情绪的基本假定，忽略了对拥挤情境下被试积极情绪的评价（Mahudin et al.，2012； Bruins ＆ Barber，2000），但当前社会认同领域的研究已经表明与拥挤相关的积极情绪也不容忽视（Novelli et al.，2013）。 另一方面，多项研究探索了启动范式、虚拟现实下的心理模拟并证实均能有效诱发拥挤感，今后的研究可结合启动范式、虚拟现实技术与脑成像研究，更深入地探索社会拥挤效应的内在机制。